环境经济学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环境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帕累托最适度”理论、外部性理论、可耗竭资源折耗理论，环境经济学逐渐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运用经济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RFF）成立，Allen Kneese开始运用经济手段分析环境问题，研究集中在费用效益分析和发展价值评估等领域。60年代开始真正进入环境经济时代，Barnett & Morse的《稀缺和增长》（Scarcity and Growth,1963）受到广泛关注和引用；Christy & Potter（1962）将统计分析法引入资源估价中。70年代环境与经济从对立走向互补协调，环境经济学家试图找寻可资利用的价格机制、技术革新及环境政策等手段；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为环境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基础。80年代研究更多地关注可更新资源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可耗竭资源折耗速率使资源利用的定量估计成为可能，T.Tietenberg的《资源环境经济学》（1984）较系统、全面地汇集了该领域里较为成熟的诸多内容。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愈来愈受到关注。学者们较之前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范围也更具交叉融合性。笔者就近十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对环境政策与企业行为、溢出效应与环境制度变革、环境价值评估与消费者支付意愿三个核心内容，即环境经济领域研究最具争议的热点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和评价。
一、环境政策与企业行为
寻求在不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条件下实现环境与资源保护目标的政策手段，始终都是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未来》开拓了国际环境政策的新时代。政府直接型政策（CAC）和环境经济政策、直接政策手段和间接政策手段、自愿型政策和社会制衡型政策的多种政策选择方案下的综合决策是环境政策使用的新趋势。
（一）单一政策工具的实证考量
如果大量消费者愿意额外支付消费低排放技术，那么环境税和许可证就显得不必要也不那么迫切了，然而实现目标却很难，于是环境政策工具就成为一种调节手段被广泛使用。T.Sterner（2003）指出环境政策工具较技术创新更易获得，但选择政策工具需要考虑政策效率、不确定性、均衡结果以及成本分配等诸多因素。他运用“政策选择矩阵”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设计模式以及水、废弃物、渔业、林业、农业、生态系统管理中的政策工具进行了详尽的解释。M.Hoel（1996）认为在合作框架下二氧化碳（
）税不应在进出口商品中被特别分离出来，更不应同其他商品存在税率差异，但非关税状态下的合作国家间可使用不同的二氧化碳税。R.Hart（2008）假设技术变迁为内生变量，检验了排放税的时间效应，他认为排放税提高到存量的影子价格之上并不会影响企业减排技术的外溢，因此不必进一步转变投入价格。
“绿色偏好”政策很是新颖但尚存质疑。T.Brennan（2006）指出尽管存在“绿色偏好”，但生产和消费污染品依然在增加并已超过市场负荷的社会成本；“绿色偏好”条件下的“零政策”基线将面对“无绿色偏好”的实际困境。“绿色偏好”只是符合生态学家的环境政策观，污染水平最佳点也是符合公众福利政策选择观的概念，而不是自利偏好的结果。
“和谐”环境政策的福利效果也存在争议。C.Mc Ausland（2005）认为在污染跨境、合作国特征近似条件下，和谐排放政策仍有可能会对全球福利带来负面作用。它实质上是内化了污染跨境的方位，改变了各国政策意见，借助和谐，生产者不必再回避严格的地方惯例就可以将产品出口到低标准的国外市场。和谐带来了成本的重新分配、污染转移、内化效应（污染跨境构成变化）和削弱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建议政府制定融合更多企业利益的规则和标准以积极改变这种和谐效应。
（二）跨境污染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跨境污染经济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联合消减理论中。P.Chander（1995）提出基于合作博弈理论通过国际财政转移来分享国内消减成本的方案。B.Copeland（1995）认为贸易中的收益分配差异决定着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分配差异越大，自由贸易对全球环境愈加有害；低收入国家优势是在国际贸易中设置较低水平的污染排放标准，直到获得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认可。H.Kox（1996）运用四个案例揭示了收益分配不均条件下的国际合作，非合作的国家政策不会带来分配均等的国际政策，而且国家间正式协定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它并不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途径。V.Bosetti（2008）通过包括技术内生变量的WITCH模型，揭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设计时需要考率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原因在于它往往会增加搭便车动机并减少能源研发投资，在高收入国家中表现尤为显著。
国际贸易中很少考虑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政策磋商也很难达成一致。Yu-Bong Lai（2007）运用跨境污染双边市场模型解释了两国间非合作环境政策由不合作到次优贸易一致行动的实现过程，如果跨境污染很严重，达成次优贸易一致行动的条件是两国都补助进口排放污染的消费物品，污染愈严重补助程度愈高，原因在于不合作的环境税低于合作的环境税。他还认为双边关税减低会有利于全球环境改善。
（三）面对环境政策的企业行为选择
环境政策的一个执行者就是企业，它们对各种政策的实践就是企业给政策制定者的一种反馈信号。J.Markusen（1995）假设企业生产引起地区性污染，提出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两地区模型，如果污染负效应足够大，两地区将提高环境税以致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如果污染负效应不够严重，两地区将通过削减税率来实现企业竞争。政策制定者往往并不完全了解企业减排成本的信息，企业面对各种环境政策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A.Moledina（2003）的两期模型（忽略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差异）数据显示：面对排污税，企业的战略行为是多排放，以获得下一期的低税率；面对许可证，企业的战略行为是制定高价许可证，以获得下一期更多的许可证。
环境政策对污染减排技术的市场渗透效果产生影响。D.P.van Soest（2005）认为环境政策需要考虑企业新技术滞后期因素。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投资不可逆转性以及企业新技术滞后期等因素使得各种环境政策工具并无明显等级区别，政府如果希望加速新技术扩散，许可证交易会更有效；如果已经存在严格的环境政策，环境税会更有效。调查还发现，政府增加环境紧迫感（一种市场渗透的方法）并不一定导致企业更早地使用新技术，反而适得其反，即越紧迫滞后期越长。同样，高税率也未必会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P.Peretto（2008）认为排污税税率的设置对经济增长、企业规模、企业数量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晰，若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它并不取决于国家技术进步的水平，而将其设置为一个内生变量，又不会增加每单位产出的税收负担。
二、溢出效应与环境制度变革
环境制度变革和完善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技术革新的溢出效应，因而，环境政策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环境经济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技术革新对社会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带来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环境政策又是影响技术革新的制约因素和激励机制。以下分别从二者交互作用关系及其对污染防治和技术扩散的影响等方面展开阐释。
（一）环境政策与技术革新交互作用
A.Jaffe（2002）认为政策对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需要考虑技术变化因素，包括价格引致的技术变化、学习成本、公共研究与开发（R&D）投资、外生技术过程等，技术变化诱因对准确判断政策效果有重要影响。A.Grimaud（2008）认为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均衡模型受到直接技术变化、环境政策、企业行为、消费者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减少对短期“灰色（不可更新资源）”研发投入的支持，正是可以长期激励“绿色（可更新资源）”经济的发展。D.Popp（2004）认为基于市场基础的环境政策，如排污税、许可证交易，较CAC对环境友好技术革新更有效。他认为DICE模型省略技术革新会高估碳排放政策的执行成本，提出了包括技术革新在内的ENTICE模型（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Model），分析显示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完全依赖技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原因在于：缺乏政策信号引导，革新者们不会投入技术革新，即使有少许的技术革新也不会对整体社会福利带来较大改善。新能源开发增加成本并使其他R&D投入减少，这会限制新能源的社会福利；R&D市场失灵提示政府可以运用R&D补贴、财政手段以提升新技术收益，政府更应关注社会收益率，而不是私人收益率。而该模型的局限在于未考虑多个区域、政策影响、能源危机等不确定性因素。
（二）环境政策手段影响污染治理技术的推广
技术革新同样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A.L.Bovenberg（1995）揭示了污染扩大条件下的技术革新内生增长模型中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将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可更新资源，与物质资本、知识因素一并分析可行和最优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条件。资本知识比率变小说明技术引致了更多的污染；资本与自然资源越难以替代，环境生产力作用就越小，相反，替代品易得，环境就成了资本产品的直接产物。资本供应膨胀，经济增长会更多依赖物质资本，更少依赖处置污染的知识资本。政府应该干预以确保自然环境和知识资本的最佳水平，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建议政府随着污染扩大程度不断提高污染税率，并且向社会公布全面的污染信息。
各种政策手段作用于不同的污染治理技术。K.Fujime（2003）认为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很必要，即在所有国家边际成本相等条件下制定每个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数量，然而，《京都议定书》过于理想化难以执行。双边两期拉氏交易模型显示排污权交易可以降低成本，是实现政治目标较好的一种政策机制。Ian Sue Wing（2006）构建了基于过程的技术革新与气候变化政策相融合的技术变化诱因（ITC）模型，分析显示技术可能是影响降低气候变化成本的最重要因素，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气候变化政策在模型中的技术效应各不相同，技术对近期的减排数量和减排成本影响显著，而企业又会依据这种技术变化成本更谨慎地控制减排速度。C.Kemfert（2007）认为由于增加R&D支出引致的ITC可以减少承诺成本，尽管R&D支出与其他投资支出互相竞争，增加R&D支出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减排成本。如果不包括ITC，减少生产就可实现减排目标，却会导致整体福利下降；包括ITC，减排稳定量目标通过较低执行成本就可以实现。
（三）技术溢出需要环境政策的积极推动
绿色产品技术较传统技术的扩散速度更加缓慢。一般认为技术的溢出效应受到政府内生和外生机制的影响，内生机制是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学习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及价格降低、规模经济、供应者竞争等；外生机制则是技术扩散过程中的能源价格、收益变化、组织惯例的变化等。G.Battisti（2008）构建了新技术传播的企业间、企业内部和消费者三种技术扩散模型，而企业内部技术扩散又包括Mansfield模型、Stoneman模型和Battisti模型。纯粹依靠自由市场是无助于绿色产品技术扩散的，企业较易接受便宜技术，需要政府给予诸如标准、财政手段等环境政策工具的干涉，如欧盟IPPC（the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和BAT（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政策已经有效地鼓励着技术创新。C.Montalvo（2008）认为技术扩散有助于改进学习曲线，即降低学习成本并可改良技术，这并不是简单生产积累可以实现的。
三、环境价值评估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个人对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偏好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至今都是环境经济定量研究的一个焦点内容。环境资源的总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其中非使用价值所占比重更大，表现在数量上是其实际交易价格与真实消费者剩余之和，然而，市场价格却无法真实反映这部分非使用价值，于是，非市场估价法较直接市场价值评估法更易被用来评估环境价值。
（一）权变评价法进一步拓展
权变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需要假设交易市场通过询问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忍受环境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或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AC）来评估环境物品和服务的价值。R.Carson（2001）指出CVM法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非市场评估技术，其特点在于使用的灵活性和评估整体价值的能力，特别是针对环境物品潜在使用价值的评估，而成本收益法却常常将其忽略，对政府决策造成不利影响。CVM法的使用也有诸多约束条件：WTP受到财富价值的限制，环境变化对市场不产生直接影响，环境物品偏好缺少准确的市场价格等。建议使用CVM法时需谨慎研究实验设计方案和实施条件，以保证结论的可靠和有效。B.Solomon（2009）运用多元CVM模型评估了生物酒精的WTP价值，美国三个州的实证数据显示消费者WTP受到家庭收入、政治倾向、性别、对气候变迁的关心程度以及信仰等的显著影响。
行为人按其追求个人价值或是公共利益的不同被分为同一经济体与同一政治体，前者由最大化自己福利者构成，后者由最大化社会福利者构成。K.Nyborg（2000）将多元行为表现顺序引入CVM模型，WTP实验结果显示：古典利他的同一经济体模型可以预测结构变化（市场导向／政治道德导向），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公共品的支付意愿是不重要的；唯一利他主义模型可以预测其他人的支付事项，却不可预知其结构变化；现期模型可预测结构和他人支付信息，对于道德导向框架下的物品估计尤为重要。他认为市场基础的间接价值法，如享乐、旅游成本法对私人价值估计更好，利他主义对自然价值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
（二）享乐价值法成为另一种生活指数
享乐价值（Hedonic Price,HP）首次被F.Waugh（1929）在其博士论文中用来调节制定各种蔬菜价格。S.Rosen（1974）最早提出了享乐定价模型，包括空气污染、水、交通噪音、危险废物四类模型，为以后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它是最广泛被认可和接受的估计私人物品环境适宜价值的一种方法。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就公布有此数据（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SL），它如同CPI指数一样已成为日常生活质量的一个指向标。
紧密相关的异质商品价格与它们的不同贡献价值相关。享乐定价模型来源于市场均衡理论，但其回归线尚未得到满意的理论解释。HARC（2004）调查报告指出环境变量的确认是该方法估价的关键。环境物品因无交易市场，往往只能与其他实物商品捆绑在一起定价（如住宅财产权），环境宜人与否的估价如不可从现存市场价格中分离出来，该方法就无法使用，反之，它可将非市场收益（艺术审美）与非市场成本（洪水危险）分开，无需特别修正和扩展。R.Palmquist（2001）指出享乐价值法的使用受限于环境影响价值的时限和不确定性。通过现期确定环境效应模型、现期不确定环境效应模型和远期环境效应模型分析，认为享乐价值法与其他非市场评估法混合使用效果更好，但它更有助于评估没有空气污染的健康价值（不同空气标准的健康风险价值），其估价结果比收益贴现法更真实，而且可将风险和健康效果直接相加，无需评估提高空气质量的原因。
更多变量引入进一步拓展了享乐价值模型。D.Phaneuf（2005）构建了包括多种娱乐因子在内的RUM模型，对美国Wake市房价的环境成本进行模拟，发现水质降低数量和空间福利效果对房价的影响不同，即当地娱乐点价值和城市流域水质对房价都有重要影响。地方娱乐福利效果的总和接近水适宜价值，水质宜人，城市房价就会上涨，而且，未估价区域价值也很可能占优势。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特定城市内的短期娱乐点选择和长期房屋选择都已融入生态系统变化中，且都需要价值评估。
（三）WTA／WTP比率另辟蹊径
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是环境经济估价的基础。WTA／WTP比率并不是对消费者新古典范式和财产权中性理论的挑战。一般认为WTA比WTP高，宜人环境价值多采用WTA估计费用的分摊，而环境质量日益恶化条件下多采用WTP估计收益价值。若不考虑WTA与WTP差异会导致交易收益和数量估计的严重流失。WTA／WTP比率是考量财产权利分配顺序的一种方法，但在能否准确估计所有者的补偿已超过财产权的市场价值等方面还尚存争议。
WTA／WTP比率受到实验条件限制，信息偏差、支付方式偏差、调查样本、引诱等都会使实验结果较真实结果更低，如学生较一般公众的实验比率低，激励相融的引诱会导致较高的比率，调查技术对实验结果影响不是很大。J.Horowitz（2002）的实验研究发现，如果普通商品在全部观测物中所占比例越少，WTA／WTP比率会越高；公共物品、非市场物品的WTA／WTP比率最高，普通私人品的WTA／WTP比率次高，而货币商品的WTA／WTP最低。同时还提供了美国待开发土地项目的案例，WTA／WTP近似等于7，这将会改变政府环保和城市开发政策，原因是WTA和WTP二者之间差异越大，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四、简评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视角更加鲜明，涉及环境科学、经济学、公共政策、社会学、社会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人口科学、医学和生物能源等诸多交叉领域。诸如对气候变迁问题的环境政策研究就涉及了基于全球视角条件下的生物能源、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移民政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考量和制度设计。同样对于美国中西部乃至全世界热点关注的新能源问题，特别是基于粮食作物合成的且作为石油替代品的生物酒精，学者们从最初的基于单纯能源安全角度的激进态度已经转向了综合考虑国际粮食食品价格、技术条件、土地规划以及女性和移民等因素在内的较为审慎的政策取向（G.Summerfield,2009）。而这种跨学科研究对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挑战，传统的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的理想模型设计受到了实践的质疑，于是，技术因素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内生变量被引入经济模型中。心理学、医学、行为科学的实验研究法也被引入到环境政策效果和环境价值评估中，制度文化因素也成为定量研究的一个目标，诸多环境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已出现了交叉考量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将极其有助于拓展和完善环境经济学理论，同时，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环境挑战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