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量论文,城乡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5）03-0046-06
收入分配状况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各个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学者从中国收入分配的总体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以开放的经济条件为出发点，研究了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等几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期能揭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首先对有关开放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的理论进行了描述，并回顾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其次简要说明了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和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再次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进行了相关讨论；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收入相关差距理论的描述
一般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理论解释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即经济增长观和对外依赖观。这两种观点在强调相关因素的影响时，也十分关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和FDI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特别是两者关于FDI对东道国收入差距作用的看法是不同的。
（一）经济增长观
经济增长观是建立在传统的边际产品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该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最终得到提高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的代表就是著名的Kuznets倒U曲线假设。在经济增长观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特别是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内生的。当今世界经济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得以发展的，对外贸易和FDI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经济增长观认为，投资的本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它的来源显得更为重要，不管投资是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最终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因此即使FDI最初促进了先导部门的经济发展并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二元经济。但从长期来看，其影响必然会波及到整个经济体，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许多坚持经济增长观的学者认为，一些因素，如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被剔除以后，FDI不会对东道国的收入分配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对外依赖观
与经济增长观相反，收入差距的对外依赖观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的联系，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获得的FDI投以极大的关注，这种观点更强调从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它强调主要是社会的分配方式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影响了收入分配，而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总量。这一观点还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对其国内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还要受到世界范围内“中心国”与“边缘国”的力量对比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国际投资与贸易结构的影响，“边缘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显著地受制于其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1，2]。由此可见，对外依赖观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的成因以及变化趋势与经济增长观的描述颇为不同。
为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受经济自身增长的影响还是对外依赖的影响，许多学者展开了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经济增长观，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内生的，如Adelman和Morris（1973）的早期研究结果支持了发展中国家Kuznets倒U曲线的存在[3]，但由于他们的样本之中即包含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如南非，又包含了发达国家，如日本，因而其研究结果备受争议。之后Ahluwalia（1976）也对同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得各种解释变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如Ahluwalia就认为，生产结构、教育水平、人口增长率等内生变量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4～6]。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支持了对外依赖观。Weede和Tiefenbach（1981）借助回归分析对此进行了数量上的研究，并以贸易结构、出口集中度、伙伴国集中度和FDI存量作为对外经济依赖度的指标[7]。但他的实证研究并未能指了这些指标同收入差距之间存有什么明显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他的样本中未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缘故。Bornschier和Chase Dune（1985）在对相关的15篇文献回顾后指出，除过Weede和Tiefenbach（1981）的研究外，其他研究都认为FDI与东道主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2]。PanLong Tsai（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他的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Kuznets假设，同时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而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的作用则不怎么明显”[8]。Andreas Savvides（1998）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度的加大，收入差距也逐渐变大[9]。
但是一般来说，一国收入差距往往是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的大小、经济规模以及经济体对外依赖的程度不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受到的影响程度也就不同。要指出的是以上的研究在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时，往往既包括了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包括了尼泊尔、泰国这样的小国[8]，因而这些有关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因此，有必要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做专门的研究。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体收入差距典型的表现形式，同样受到经济体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2年为0.375，1995年为0.415，1998为0.403，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超过了国际上认定的中等贫富差距0.3～0.4的基尼系数范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长达10年左右的扩大趋势，1995年以后则有所缩小，但随后差距又有了扩大的趋势（表1）。
表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表
年代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1.71 1.86 2.12 2.17 2.17 2.29 2.20 2.40 2.58 2.80 2.86 2.71 2.51 2.47 2.51 2.65 2.79 2.90
注：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整理。
应该说从以上情况来看，Kuznets倒U曲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GDP的增长出现的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但不能全部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应该是由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针对中国的总体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分配现状、成因和发展趋势，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Kanbur和Zhang（1999）对中国的收入差距指标进行了分解，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超过内地和沿海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10]。赵人伟和李实（1998、1999）将中国的收入差距分解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认为全国已经非常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中国巨大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11，12]。他们还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1）经济增长或发展。（2）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3）经济政策及其变化，同时他们认为原有体制的城乡分割的“政策惯性”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关系密切。何炼成等（2002）的研究也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13]。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从地区、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等几个方面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尤其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从目前有关研究文献来看，有关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城乡收入差距指标本身的变动趋势分析、从地区和城乡等角度对指标进行分解和制度变迁说明并解释收入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福利问题等，而缺乏对经济开放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进行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并且在现有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有关文献中，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描述多采用李实等的1995年以前的城镇基尼数据，而缺乏1995年以后的对全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进行全面描述的基尼数据。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以探求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是由于内因还是由于外因，这也对理解中国当前总体收入分配现状将有积极的帮助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本文拟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以揭示相关变量的影响作用，从而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全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三、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择说明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以期能揭示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一些相关的数量关系。
1.被解释变量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REV）：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来描述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其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2.解释变量
经济对外依赖度（DEPEND）：以两个指标来表示，即当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TRADE）和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存量占GDP的份额（FDIS），此变量用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受经济开放的影响程度。按照对外依赖观，FDI的涌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会促进中国经济的二元化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因此可以认为FDIS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正相关。之所以选取FDI存量，主要是考虑到除过本期新流入的FDI外，前期的FDI也留在经济中发挥着作用。对外贸易主要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以及中西部的城市中。因此可以期待对外贸易也应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3.控制变量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CGDP）：这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按照边际产出理论、Kuznets假设以及表1中的数据，可判断中国正处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阶段，因此我们初步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2）政府财政支出（GOV）：政府的经济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政府关于城乡经济政策一定程度的反映。一般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城乡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当然，政府采购以及公共建设支出等也能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着眼点重城镇而轻农村，因此可以预期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我们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作为测量指标以反映政府经济政策的力度。
3）人力资本（HUMANC）：一般来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有助于收入差距的消除。但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都在城市就业，并且能得到较高的收入水平，由此可能拉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我们以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作为测量指标来检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假定人力资本大专一毕业就可投入工作，因而不考虑滞后分布。
4）人口自然增长率（POP）：传统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这似乎应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但是由于现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市中大量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长期存在[14]，这种正相关关系又应得到一定的弱化。
5）农业从业人口比例（AGR）：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受到经济结构的极大影响。衡量这一结构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选取农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作为测量指标。中国可以看作是二元经济国家，农业从业人员越多，其边际产出就越低，城镇收入差距就越大，因此这一变量应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以上各变量中，农业从业人口比例和人力资本反映了基于人力资本的城乡比较生产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经济增长或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变化。
（二）模型设定与实证检验
根据以上设定变量，我们建立以下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模型：
REV=B[，0]+B[，1]·DEPEND+B[，2]·LNPCGDP+B[，3]·GOV+B[，4]·HUMANC+B[，5]·POP+B[，6]·AGR+u
其中：DEPEND=TRADE/FDIS，LNPCGDP为PCGDP的自然对数以减小异方差，u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采集期从1996年至2001年，缺2000年（无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考虑到FDI的长期存在，各地区的FDI从1985年开始采集，之前的实际利用额较少可以略去不计。由于无西藏FDI统计资料，投向青海省的FDI数量太少，四川与重庆的FDI从1997年开始单独统计，因此这四个地区的数据未纳入统计范围，故统计资料共135组。在此本文略去了中途由于种种原因被抽走的FDI数量，并且为了去掉汇率变动的影响，本文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FDIS和TRADE折算为人民币表示。之所以没有采用1996年以前的数据，主要是为了考察近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利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表2描述了根据样本数据整理的变量的均值、标准离差、最大值以及最小值，表3是本文所研究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3可看出，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与人口增长率和农业人口比例显著负相关。
表2 变量描述
TRADE
FDIS
LNPCGDP
GOV
HUMANC
POP
AGR
N 125
135135
135
135
135
135
均值
0.2574
0.2088
8.8060
0.1140
0.0397
7.3619
0.6648
标准离差
0.3006
0.2373
0.5629
0.0464
0.0337
3.8437
0.1679
最小值
0.0001
0.0001
7.6464
0.0001
0.0030 —1.8000
0.2436
最大值
1.4278
1.0168
10.5289
0.3136
0.1896 14.4800
0.8746
表3 相关性分析
TRADEFDIS
LNPCGDPGOVHUMANC
POPAGR
TRADE
1
FDIS
0.714[**]
1
LNPCGDP 0.803[**]
0.569[**]
1
GOV
—0.076
—0.159
—0.321 1
HUMANC
0.1940.074
0.168 0.165 1
POP
—0.410[*] —0.209
—0.771[**] 0.461[*] —0.3061
AGR
—0.521[**] —0.339
—0.709[**] —0.111
—0.336
0.556[**]
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2-tailed）；*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2-tailed）。
表4为对样本数据的全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为REV分别对TRADE和FDIS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作为外生变量的TRADE和FDIS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但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与我们的期望不同。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与我们的期望相同，但显著性检验未通过。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到，政府财政支出、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农业从业人口比例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的结果一致，并且人口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较小（分别为0.0756和0.0806），也是所预期的。此外由R[2]的值可以看到，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可以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60％左右的解释。
表4 回归结果分析表
Model
（1）
（2）
（Constant） —1.657（—0.332） —1.332（—0.385）
TRADE —0.258（—0.442）
FDIS
—0.334（—0.753）
LNPCGDP 0.223（0.441）
0.195（0.576）
GOV 5.752[*]（2.085）
5.197[**]（1.921）
HUMANC
2.649[**]（1.795）
2.638[**]（1.879）
POP 0.0756[**]（1.692）
0.0806[**]（1.890）
AGR 1.411[**]（1.726）
1.338[**]（1.738）
R[2]
0.662
0.668
A-R[2]
0.560
0.568
F 6.523
6.708
注：*代表在5％水平显著；**代表在10％水平显著；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
四、讨论
本文根据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所提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均GDP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有正向的影响。但是，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却与我们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的经验判断和预期不同。这儿的问题是，虽然Kuznets倒U曲线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验证，但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有不同的适用性、表现形式以及不同的拐点。它如果在中国存在，其表现形式又应该是什么？我们对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问题又进行了二次回归分析，检验结果为其二次项系数相关性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Kuznets曲线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的存在。赵人伟、李实也曾利用中国省份截面数据和基尼系数对Kuznets倒U曲线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有悖于该假说，他们并非要否定倒U曲线假说，只是要否定一些缺少经验分析基础，又生搬硬套倒U假说来对中国收入差距变动趋势进行主观猜测的做法[15]。表1中体现的199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说明在一定时期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上公平与效率都有实现的可能。
赵人伟和李实（1998）认为城乡分割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了我们的实证支持[11]。从我们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政策通过提高收入差距，包括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倾向。许多文献研究表明，普及初等教育即能改善收入分配，又能促进经济增长[16]，具有双赢效果。本文的研究则说明大专以上的受教育比率在现阶段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拉大作用。这是因为城市良好的就业环境和较高的收入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所导致。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农业从业人口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还是内需，虽然FDI和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并不是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是内生因素。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将本文的分析结果综合起来可以看到：（1）在当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经济本身的内生因素所导致，农业从业人口比例、政府财政支出、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均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3）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但是相关性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不同，对人均GDP的二次回归分析结果并没有支持Kuznets曲线在中国的存在。
本文的研究结果未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城市居民由于享受到政府的福利补贴和转移支付等，会导致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更大，如何对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应当是一个专门研究的课题。其次，对农业劳动力主要是按照户籍进行统计，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近年来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户籍的劳工长期留在城市务工，因而难以明确其农业劳动力身份。第三，1996年以前的数据没有被采纳，以求得一种近似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统计结果，但是前期经济变量的惯性作用必然会对后期的经济行为和统计结果产生影响，而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然缺失了这个惯性作用的影响。最后，本文所采用的指标主要是数量指标，在回归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变迁、自然禀赋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和分析讨论对于政策选择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虽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但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时期（比如1995年以后的几年）是可以取得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效果的。我们的测算清楚地表明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急需对财政支出的投向和结构、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进行调整，并制定出更为合理灵活的劳动力就业政策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分析及相关文献研究还表明，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与完善高等教育相结合有助于“公平与效率”的同时实现，而有关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则不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甚至还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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