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贺信论文,之谜论文,红军论文,茅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版《鲁迅全集》收入了一封“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
长期以来，关于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胜利的贺电(或称贺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可以说，这桩谜案一直未能被彻底揭开。
去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入了一封“贺信”——“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由此，“贺信”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这封“贺信”内容如下：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54页)
信后还有这样一个注释：“此信原载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95期(1936年4月17日)。系为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而写，起草人未详。”那么，这封信真是要寻找的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的“贺信”吗？这封信该不该收入《鲁迅全集》？鲁迅、茅盾究竟有没有联名写过“贺信”？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最初流传的关于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长征胜利“贺电”之说，扑朔迷离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记述鲁迅发电报庆贺红军胜利的是冯雪峰。他在1951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不久，他又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说：“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间从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上海”，“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在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他后来还对人说：“这是史沫特莱搞的。”据1956年《文艺报》第19期上一篇短文介绍，在1947年7月太行版《新华日报》上刊载的《大事记》中说：“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之所以只提鲁迅不提茅盾，人们可以理解，因当时茅盾还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生活。虽然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所载并不一致，但在扑朔迷离中，“祝贺长征胜利”和“在你们身上”那一句话，却像经典似地流传开来了。
■长期流传的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实际上是一封庆贺红军在山西胜利的“贺信”
多年来，为查清“贺电”问题的“庐山真面目”，不少研究者在当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刊中寻找着，也不断地发现新的线索。
1995年末，西北大学阎愈新教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4月出版的油印《斗争》报上，发现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以下简称《来信》)，认为这就是要找的“贺信”，并将它重新发表于1996年7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我过去也认为这确是半个世纪来希望找到的信，因为当时鲁迅、茅盾生活在上海，为防反动派的迫害，用“××××”代替两人的姓名是十分必要的。新版《鲁迅全集》所收的“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就是据此而来的。
不过，细读《来信》，可以发现冯雪峰的回忆和《大事记》所说的情况与事实出入很大：(1)它是信不是冯雪峰所说的电报；(2)此信不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3)不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是祝贺“红军在山西的胜利”；(4)这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不是《大事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恰恰是《来信》中所没有的。可见，冯雪峰和《大事记》作者所写的恐怕都是耳食之言。冯雪峰在“文革”中就承认：“我没有看到原件。”因此，“贺电”一说实际上是误传。
■“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
仔细分析这封“贺信”的内容，我觉得它不可能出于鲁迅手笔，理由是：(1)此信文风和鲁迅一贯的文字风格大相径庭；(2)将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会多次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3)在鲁迅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重建组织的情况下，鲁迅怎么可能看到信中涉及的那么多党中央的文件？(4)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
那么，是不是别人AI写作鲁迅过目的呢？我认为这也不可能。
首先，根本不会发生“别人AI写作鲁迅过目”的事。试想，在反动派的虎视眈眈的统治下，写这么一封信，是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这是十分机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鲁迅、茅盾不写，却要扩大范围去另找一个人来AI写作呢？1936年3月，鲁迅没有卧床生病，茅盾没有离沪去外地，更无“别人AI写作”的道理。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别人AI写作了，请鲁迅过目，但以鲁迅一贯为人的态度和他与茅盾的关系，也必然要请茅盾过目，岂有既要茅盾署名又不让他过目的道理！再退一步说，或许史沫特莱要此信要得很急，鲁迅过目后必须拿走，那事后鲁迅或史沫特莱总要向茅盾打个招呼，总要向他说一说写了什么内容，而且他们三人是经常见面的，何况史沫特莱和茅盾还可以在电话里用英语交谈，但茅盾从未遇史、鲁与他谈过此事。
再次，有人提出说是由萧军AI写作的。我觉得这实在不值一提：难道萧军写信的本领比鲁、茅强？难道萧军平时称“中国苏维埃政府”为“中苏”？难道萧军能看到不少党内文件？难道萧军对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十分熟悉？萧军“AI写作”后为什么不告诉茅盾？萧军是1988年去世的，他生前已知道此信是“重大节目”，为什么不说出他“AI写作”的真相？总之，“别人AI写作鲁迅过目”，可以肯定地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作为“当事人”之一，茅盾始终坚持两条底线
关于庆贺红军胜利的事，茅盾有一些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中回忆道：“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会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茅盾的回忆内容，显然是根据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编写的，而且与《来信》反映的情况不符：(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以为是电报，现在却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来信》却明明写着是祝贺“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而这句话却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这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像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而事实上史沫特莱没有插手这件事；(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把这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收到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来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考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
但是，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坚持这两条底线。
■揭开鲁迅、茅盾联名“贺信”之谜：“贺信”是由别人AI写作，并且是在鲁迅、茅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
既然“贺信”不是鲁、茅所写，那当然有“AI写作”者。从《来信》整体格局看，不难发现这位“AI写作”者的一些特点：(1)他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2)他熟悉党的各种文件，由于接触文件多了，就对种种文件有种种不规范的叫法，如“快邮代电”之类；(3)熟悉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4)习惯于在文件末尾写上几句“中国红军万岁”等一类口号；(5)所用词汇，细细品味，也和当年上海革命者的用语不同，具有苏区、红军中用语的特点。
根据这些特点可以推断，《来信》AI写作者不在上海，而很可能就在瓦窑堡。这样也就不存在“鲁迅过目”的问题，很显然信也是在鲁迅、茅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
必须说明的是：(1)鲁、茅联名庆贺红军是大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事件，我们是在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使我们的认识合乎历史原貌，此外并无别的目的。(2)《来信》在总体上说，是合乎鲁迅、茅盾的精神的，是合乎他俩的思想感情的。红军东渡黄河出兵东征民族敌人，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我党的成功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鲁迅、茅盾当然是持赞颂、庆贺的态度的。更必须说明的是，在战争动乱的年代，为鲁、茅“代笔”的行动是革命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这封信曾在苏区的党、政、军界和广大的民众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3)此信是在革命中起了积极意义的历史文献，但不应该收入新版《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