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业态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化与论文,业态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稿时间：2007-03-10)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如果将图书馆置于历史和现实两种坐标上考察，我们会发现，在一定时期里图书馆运行呈现不同的状态。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图书馆业态。图书馆业态是指图书馆事业的整体为满足不同的读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而形成的运行形态。
本文分析了促进图书馆业态变化的因素，探讨了图书馆业态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防止图书馆泛化、边缘化、去职业化的倾向，提出了图书馆担负新的信息使命，应回归文化与教育价值的理论建议。
1 促进图书馆业态变化的因素
1.1 由模拟进入数字环境，图书馆收藏功能受到挑战
图书馆担负着信息搜集、组织、保存、提供利用的天然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公共图书馆是传播教育、文化和信息的一支有生力量①。
作为图书馆管理的主要对象——信息资源，正在由模拟形态转变为数字形态。传统图书馆中收藏与提供利用的图书、期刊等纸质文献，以及录音、录像文献均是模拟信息。模拟信息的结构是线性的，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其优点是直观，但具有共享性差等缺点。例如一本书只能被一位读者阅读，不同读者要阅读同样一本书，图书馆必须采取多购复本，或缩短图书借阅时间、预约借书等措施。模拟信息资源不便于图书馆合作，读者一般需要亲自到图书馆才能阅读该图书。模拟信息还具有占用大量空间的缺点。而数字信息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便于共享，具有可随机存取、编辑与检索，可交互式组织再现、快速远程传递、实现信息增值等特点，为提高共享效率，减少信息资源的重复采购创造了条件。但数字信息占用传输资源较多，技术要求复杂，对设备投资比较大。
全球数字化资源正在快速增长。据加州大学专家调查，全球新产出的信息量每3年翻一番，大约90％的信息都以数码形式储存在某种计算机装置里。1998年SCI中只有30％的被引期刊是在线版，2002年则增加到75％。Frank Romano预测到2015年48％的书会是以数字储存随选打印方式存在[1]。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图书馆Norbert Lossau认为，我们有些图书馆员还不了解因特网上已经存在海量科学信息内容[2]。Michael K.Bergman认为早在2001年网上表层可见(visible)的个体文献就达到10亿，深层文献达到550亿[3]。2006年Google可搜索80多亿网页、超过10亿张图片。
没有任何一所图书馆可以收藏这些资源。数字化信息环境挑战着图书馆的收藏功能。
1.2 文献结构由线性到多维，图书馆信息组织方式受到挑战
传统文献结构以线性为主，因此图书馆通过书目控制手段(如分类、目录、索引、文摘等)揭示与组织文献。网络文献则是立体、多维的网状结构，由节点、链、网络组成。节点具有交互性和开放性，任意节点之间可以有若干不同路径，形成信息网络。网络文献的多维结构可实现各信息单元的自由切换，方便了用户从多角度检索、链接信息。但是，网络信息的权威度、客观性、时效性、完整性、可信度难以保证，同时因为信息数量的海量化，很容易造成信息的无序和混乱，导致“信息迷航”。
随着数字资源的增长，数字对象成为信息组织、存储、访问、管理的基本单元。数字对象是数字仓储中表示信息的基本逻辑单位，可以是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通常分为4大类：静态文档对象，如一本善本书的影像文件包；流媒体对象，如一首歌、一部电影；复合数字对象，如一个介绍某一旅游资源的主页；交互式对象，如一个交互式外语学习知识库[4]。数字环境下信息获取，强调的重点是资源探索(resource discovery)[5]。从书目控制理论看，网络资源无法明确标示文献内容，各文献间关系模糊不清，缺乏参照关系，许多文献质量方面未达到应有要求，因此传统的书目控制理论用于现代文献组织与揭示还有很大困难。
文献结构的变化挑战着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组织方式。如果不采用新的信息组织方式，图书馆就与一般的信息机构没有区别，图书馆面临被淡化的危险。
1.3 读者更依赖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图书馆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在信息丰富的时代，图书馆的替代物非常多。电视、电话、网络等均是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中国科普研究所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涉及8570名18～69岁受访者的“2005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发现，电视是我国公众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来源(91.0％)[6]。OCLC通过对6个国家3300人的调查发现，有84％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开始信息搜索，只有1％的人从图书馆网页上开始信息的搜索。读者认为，使用搜索引擎所搜集的资料与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料在可信度上是一样的[7]。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Kate Wittenberg领导的小组对全美1233名学生和574名大学教员的调查发现，电子资源已经成为信息搜集的主要工具。90％的受访教员在研究过程中每周都要使用几次电子资源，40％更愿意在网络上查找信息而非去图书馆；99％的学生在完成作业时使用电子资源，在完成作业过程中46.5％的学生倾向于使用搜索引擎，21.9％倾向于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有20％的学生认为电子资源的利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使用物理图书馆[8]。Yahoo搜索引擎营销部和Hall & Partners在2005年8月调查了486名大学生发现：在信息获取渠道上，大学生对搜索引擎的依赖高于杂志、报纸和电视广告等其他传统媒体。81％大学生认为搜索引擎是最佳信息源，而认为传统媒体是最佳信息源的只占34％[9]。读者在获取信息时更加依赖网络而不是图书馆。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习惯于直接在本地而不是到图书馆获取所需信息。2002年Outsell对大约3万名美国因特网用户进行的调查显示，78％的被调查者认为开放网络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时，一半以上的人表示“得到的信息并没有什么缺失”。同年，UCLA因特网研究报告揭示，52.8％的被调查用户认为从网上获得的绝大部分或者说全部信息都是可靠而正确的，另有39.9％的人认为网络信息至少有一半是可靠而正确的[10]。
读者信息消费习惯的变化，挑战着图书馆的文献交流功能。仅仅将图书馆看作信息中心，图书馆就会有边缘化的危险。
1.4 书刊垄断与价格增长使图书馆服务效益难以保证
另一方面，传统图书馆依赖的资源载体——图书、期刊进一步受到出版商的垄断，书刊价格上升很快。我国图书价格近10年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商品。1972年、1996年、2003年出版的《红楼梦》定价分别为3.7元、54元、68.5元；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1983年、1996年、2002年4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价分别为5.4元、22.8元、55元和60元[11]。虽然商业出版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其根本动机是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与研究人员学术研究的目的是直接冲突的。出版物价格上涨与个体图书馆经费的矛盾日益突出。出版物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给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带来影响。图书馆不得不削减出版物特别是价格昂贵的外文期刊品种，导致馆藏学术资源质量下降。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出版的《研究图书馆统计》表明，1998～1999年与1985～1986年相比，美国研究图书馆用于期刊的采购费用比用于图书的采购费用增加了2.7倍，但购买的品种则下降了6％。假设根据目前计算的速率继续上涨，至2020年研究图书馆平均订购一种期刊的价格将达到1632美元，一本书的定价将达到107美元。图书馆采购期刊和图书的数量将分别降低16％和54％[12]。据ARL统计，2005年美国大学图书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与1986年相比，涨幅高达302％，平均每份期刊涨幅为167％[13]。据调查，在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文献中：图书80万种，我国引进10万种，只占12.5％；期刊16万种，我国引进了3万种，只占18.8％；特种文献400万件，我国引进57万件，只占14.3％[14]。经费短缺和书刊价格上涨加剧了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贫乏状态。
1.5 其他信息行业的竞争导致图书馆出现“去职业化”危险
随着全球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信息服务业的市场发展很快，如数据库提供商、网络搜索服务提供、商业化数字图书馆、商业化的文献传递、负载广告的免费内容提供等。这些市场力量正在与图书馆争夺用户资源。如Google推出的学术信息搜索、政务信息搜索、博客搜索、地图搜索等，非常吸引用户。Google Scholar设立目的主要是提供一个可检索学术文献的简单接口，实现在同一接口下汇整许多跨领域的资料来源(包括经审查的科学文献、博硕士论文、专论书籍等)。这些资料来源以学术文献出版商或学会与协会单位为主，提供了查找入口、资源发现、信息定位、阅取学术文献四个主要功能，其最终目的即是“建立网络化的科学文献数据库，以提供研究人员所需完整研究资源等”。这与传统图书馆的功能一致，显然将会争夺图书馆读者资源。
图书零售业正在改变传统的服务面貌，吸引读者。在经营过程中，图书零售业注重及时、高效、个性化服务，营造书香氛围，满足了读者对流行图书的需求，吸引了大量读者。我国2006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继续增长，比2005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0％，文学、生活、社科、少儿类图书市场增长率超过整体市场平均增长率，销售品种数将近80万种[15]。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信息检索已成为全球商业竞争的市场之一。竞争者有商业搜索引擎、信息入口网站及网络内容整合者等。Norbert Lossau警告：图书馆传统服务的方式，可能会被这种潮流边缘化[16]。
市场化运作的文献服务商和图书馆之间是商家与客户的关系，图书馆担当着文献服务商和读者的中介。现在一些文献服务商开始提供直接面向最终用户的服务，这也挑战图书馆的中介功能。如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基本完整收录了我国学术期刊6642种，占我国同类期刊的93％，总文献量达2100多万篇，文献收全率达99.9％。读者登陆“中国知网”就能迅速、全面检索到各学科的学术期刊文献[17]。“中国知网”正在积极推进个人检索卡在全国的发行，拓展机构用户以外的个人用户。
娱乐媒体也争夺着公众的闲暇时间。显然，用在其他娱乐媒体的时间越多，其利用图书馆的机会和时间就会越少。“欧洲数据”调查发现，2003年人们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3小时39分钟，比2002年增加15分钟[18]。我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年产值以50％的速度增长，大部分网游玩家年龄都在30岁以下。据中国游戏市场协会(CGPA)和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中国大陆地区网络游戏玩家人数将会从2003年的1300万上升到2007年的4180万[19]。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我国识字者图书阅读率仅为48.7％，首次低于50％。
图书馆外包市场也在快速成长。外包在图书馆中的应用首先兴起在美国法律和专业图书馆，继而又在公共(政府及大专院校)图书馆中得到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图书分编业务外包，即将分编及加工的整套业务外包给专业机构或公司；②流通的上架整理工作均由临时工或勤工俭学学生担负；③图书馆的信息技术的开发、维护工作由专业型公司担负；④部分信息服务由专门的公司承担；⑤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由学生或临时工承担[20]。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业务外包开始在我国图书馆界得到应用。外包市场的成长使图书馆许多传统业务被削减甚至被取消。通过外包，图书馆虽然降低了成本，减轻了重复劳动压力，但逐步丧失了图书馆的个性，丢掉了核心价值。
其他信息职业与图书馆的竞争正在日益弱化图书馆的职业特性，使一些图书馆被动迎合，图书馆职业出现“去职业化”危险。
1.6 新的信息使命挑战图书馆战略管理
社会信息资源公共获取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包括资源障碍、时间障碍、地理障碍等。图书馆面临促进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使命。尽管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有了电子版，但其中超过80％的仅供订阅者在线获取，而期刊高昂的价格使得只有得到良好资金支持的研究图书馆才能提供公共获取[21]。许多图书馆为了发展电子资源，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电子资源和计算机等方面，纸本资源数量减少，形成新一轮信息障碍。
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图书馆发挥作用。面对着质量参差不齐的媒介，图书馆应该承担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但是一些图书馆无力购书。2002年全国近3000个公共图书馆中，有733个图书馆因缺少购书费没有购买一本书。许多馆的正常业务已很难开展，基本上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目前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购书经费约为0.33元，图书馆购书少，读者无书可看，造成图书馆远离公众生活，远离社会。2004年一项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仅有5％的调查对象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山西运城一位图书馆员调查发现，在被调查人中，知道人民公园所在地的占98％，知道百货大楼所在地的有90％，知道图书馆所在地的仅占20％，而这些人当中，拥有图书馆借书证的仅有5％，还有不少人常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混为一谈。这一方面说明公众素质有待提高，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图书馆的信誉意识亟待加强[22]。
随着Google,Yahoo等数字化图书项目的开展，英语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面对着英语文化的扩张，包括中文在内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有可能被淡忘。我国图书馆有着优良的文献遗产保存传统，但在中文网络信息资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图书馆还应该担负起推动中文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和保存的任务。
图书馆面临着保存文化遗产、提供健康文化消费、促进学术交流、提高社会教育水平等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些使命正在挑战着图书馆的战略管理。如果图书馆不能担当这些使命，就会成为信息时代的落伍者。
2 图书馆业态趋势
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全球图书馆正在转型变革。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大约有70万图书馆员，各国政府对本国图书馆的投入占本国GDP的比例多在0.01％～0.20％之间。其中美国占0.11％，中国占0.02％②。全球有图书馆登记用户1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8％左右。全球图书馆拥有160亿册藏书，平均每人有2.5册，藏书价值达7200亿美元[23]。
20世纪90年代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图书馆业态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呈现越来越多的新特征。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为“图书馆已经不是从前的面貌，它们正在变得更好”[24]。认识图书馆业态趋势，对于科学认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推动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乃至引导国家和社会对图书馆的投资方向，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图书馆格局也有意义。在新的信息环境中，图书馆业态出现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图书馆嵌入社会
图书馆总是随着特定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图书馆才有生存的价值，才会得到纳税人的支持。在美国一个仅有1800人口小城的公共图书馆吸引了180人来担任义工。图书馆为什么这样吸引他们？他们认为图书馆是“我们的文化、音乐、艺术与社区生活的中心”，“图书馆员可以做到这些”[25]。英国2002～2003年总人口59225700，登记借阅人34350906。平均每人去图书馆5.45次，借阅6.09册书[26]。ALA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拥有图书馆的借书证[27]。
为了使图书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作用，成为公众生活一部分，要特别强调社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社区公共图书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建设的有自身特色、向社区居民提供文献信息和文化休闲服务的社区主要文化设施[28]。社区公共图书馆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通过提供大众化服务和特色服务，吸引公众参与，成为社区的生活中心。
我国近年来采取中心图书馆、图书馆之城、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方式让图书馆走近大众。在社区图书馆建设、城市图书馆建设方面，结合我国实际，发展了中心图书馆理论。中心图书馆的思想在我国产生很早。1958年在“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影响下，众多省市都成立了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新的信息环境下，这种合作由行政协作型业态向新的业态发展。中心馆在馆藏资源、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可以对分馆进行帮助和指导。各个馆之间相互协作，有利于资源共建共享，提高图书馆行业整体的服务能力，促进整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共同发展。
“中心馆—分馆”模式在众多地区发挥着有效作用。上海中心图书馆在不改变参与馆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情况下，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参与馆为成员馆。现已有33家区县、高校、科学专业图书馆分馆加盟，读者凭借通借通还的“一卡通”服务可以就近借阅任何一家成员馆的图书，实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据统计，分馆开馆后图书流通量都增加50％以上，静安、黄浦分馆增加了100％[29]。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采取了“中心馆—分馆—服务站”模式，广州、杭州、苏州等地“中心馆—分馆”模式得到了很好应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改为“总馆—分馆”模式。首都图书馆与24个街道、乡镇图书馆签订协议，建立联办社区分馆或社区图书流通站。深圳市提出“图书馆之城”的理念——“让每一个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让每一个人坐在家里都能借到图书馆的书，让每一个人都能借到全市每一个图书馆的书”。深圳市目前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近500个，图书资源接近800万册，全文电子文献100多万件。“一卡通”服务实现了在全市七大图书馆之间“通借通还”，计划到2010年在市、区、街道一级图书馆之间实现“通借通还”[30]。
英国前文化大臣Chris Smith认为图书馆必须改变自身生存方式，学习银行、超市、书店的经营模式——看这些机构是如何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学习它们如何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31]。只有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融合，图书馆才能得到更多利用，不被社会所遗忘。新加坡建立了许多位于购物中心的社区图书馆，方便用户利用，受到用户欢迎，每个图书馆年流通量约在100万件[32]。我国图书馆通过拓展服务，延伸功能，使图书馆贴近公众生活，如举办公益性讲座已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首都图书馆“北京历史文化科普讲座”，山东图书馆“大众讲坛”、浙江图书馆“假日讲座”，上海图书馆“名家解读名著”、“信息化知识”、“世界与上海”等讲座，已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2.2 读者中心
对读者需要的满足程度是评价图书馆的最重要指标。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彻底改变了读者获取信息的习惯。DaVinci研究所执行主任Thomas Frey认为，图书馆的发展趋势之一即“时间压缩改变图书馆读者的生活方式”。当今是时间压缩的时代，人们平均睡眠时间比80年前少了2小时，34％的人在路上吃早餐，66％的年轻人同时上网与看电视，43％的人因为信息泛滥无法决策，图书馆面临着这样的信息需求[33]。
全球图书馆正在千方百计吸引读者来利用。读者希望图书馆成为城市的文化中心，成为“几乎无尽的来源”，提供阅读推荐、视听娱乐、学习教育研究以及技术支持[34]。在转型期，很多人对读者的需求存在误解。Barbro Thomas认为用户不再关心哪个图书馆是适合他们利用的类型(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他们希望利用的是最方便或最近的图书馆[35]。在新的业态环境中，图书馆需要树立“普遍读者”观念，降低读者利用的门槛。1996年统计，英国公共图书馆书籍外借数量达5亿多册，相当于每位居民借书8.5册，全年接受了6100万次咨询，接待了3.7亿人次的读者。一年中60％的人口利用了图书馆，30％的人每隔两周左右定期利用1次图书馆。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公共图书馆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公用机构。政府也正是因为认识到公共图书馆在帮助人们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才会采取提供资金帮助所有公共图书馆连接上信息高速公路，支持建立“人民网络”计划等实际行动来支持图书馆[36]。
图书馆要配合用户信息利用习惯，将服务设计在用户偏好的环境中。“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信息放在用户正在寻找答案的地方，这样用户才会遇到它。”[37] OCLC将自己WorldCat的数据陆续加入到了Google,Yahoo的工具栏中，用户可以方便地搜索全球资源。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等与百度进行合作，在百度的搜索平台上提供图书馆馆藏书目的搜索服务，便于用户对所需图书馆藏信息的获取，有助于提高馆藏图书的利用效率。
图书馆2.0(Library 2.0)是国内外应用中的一个热点，其核心就是以用户为中心，通过Web 2.0技术的应用使用户享受到无处不在、没有障碍的图书馆服务。图书馆2.0更加注重互动，实现了用户和图书馆之间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晓林教授就提出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核心能力应定位于知识服务[38]，并于近些年在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等图书馆中进行应用。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的探索代表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趋势。图书馆不仅要将自己的信息服务嵌入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规划中，而且要以人为本，以读者为中心，开展服务项目。现代社会需要终身学习。图书馆凭借其资源、人员和环境等优势，可以成为不同层次读者的终身学习中心。图书馆应成为社会信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应仅仅将自己看成知识的宝库。美国国会图书馆基于这种认识，于2006年底成立了“书目控制未来工作组”，以考察21世纪图书馆书目描述工作的未来。工作组共有14名成员，包括ALA、法律图书馆协会、研究图书馆协会、专业图书馆协会、微软、Google,OCLC等的代表，北卡罗莱纳大学Chapel Hill分校情报与图书馆学研究生院José-Marie Griffiths教授任主席。工作组的责任是在发展的信息与技术环境中，提出如何通过书目控制与描述实践有效地支持图书馆资源的管理与获取，寻找图书馆社区合作达到目标的道路[39]。
2.3 数字化获取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增长很快。2004年美国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使用量约为3.43013亿次；2005年ACRL成员馆购买的数据库登陆1.598亿次，检索3.459亿次[40]。英国国家图书馆2005～2006年度页面点击量达到4849.588万次，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4％[41]。武汉大学图书馆2005年主页点击886万次，公共查询系统访问154万次，数据库首页访问量415万次，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0.1％、40％、60.2％[42]。数字资源不仅受到自然科学家，也同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欢迎。杨沛超教授调查发现，社科院研究人员使用电子资源频率很高。人大报刊资料、人民日报在内的8个中文数据库2004年全年共检索37987次，阅读180348篇文章，平均每月阅读下载15029篇。英文过刊数据库JSTOR，2004年共下载论文119660篇，月均9971篇[43]。数字信息资源快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主流的信息资源类型，一些研究图书馆甚至开始以“e-only”作为资源建设目标[44]。
OCLC 2005年的报告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图书馆”是“书籍”的同义词，“书”是图书馆的品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书”在图书馆中的地位。图书作为图书馆的独特品牌，是图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在新的业态环境中，数字资源日趋重要，文献信息的流通不再依赖于文献载体的流通，而是借助于网络实现。文献信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不仅降低了文献信息的流通成本，还提高了流通的效率，扩展了流通的广度和深度[45]。图书馆的核心工作是针对用户的实际需要，及时、高效地收集、创建、管理、发布内容，使已有信息得到增值，满足用户需求。
Google、Yahoo等信息提供商正在与图书馆竞争。尽管Google图书馆计划备受争议，但在启动时就有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5家大型图书馆参加，后来又有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著名图书馆加入。Google正在加紧和多家欧洲出版商合作，分别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8个欧洲国家开通数字图书馆。我国国家图书馆是第一个加入Google Scholar的中国图书馆。Google等向图书馆的渗透引起了一些图书馆的恐慌。事实上，我们应积极利用Google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将Google纳入到图书馆环境，大力推进资源的数字化，促进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图书馆形成新的优势。
2.4 资源整合
图书馆拥有的资源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但资源多是分散、异构的，标准不统一。用户对资源不了解，对系统不熟悉，需要反复认证、频繁登录和退出，影响了资源的使用效率。Rick Anderson认为，如果读者必须经过训练才能使用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那表示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服务[46]。图书馆需要通过整合将分散的资源和服务实现统一平台检索、一次性用户认证、不同系统之间的无缝链接，从而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为用户在自助服务中得到满意结果创造条件。
数字资源整合就是对各种自主的、异构的乃至分布式的数字资源，采用各种整合技术实现透明无缝集成，用户在统一的利用环境和界面下，实现“一步到位”的浏览、检索和利用，从而节省用户的时间和精力，提高数字资源公共获取的方便性和获取效率。数字资源整合技术的研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实际应用的技术主要有异构数据库跨库访问技术、链接访问技术、元数据整合技术和基于Web服务的体系构建技术等几种类型。各种数据库的跨库访问是实现数字资源公共获取的重要手段，国外已研制并推出了很多产品，并已成功应用。但由于国内数据库信息资源和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外产品要解决国内数据库公共获取目前还有一定难度。
国际上许多图书馆正在建设信息共享空间，将图书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紧密结合，将传统的基于印刷型载体的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和现代的信息技术、网络信息资源以及图书馆人力资源整合在一起，有效融入到教学、科研活动过程中。网络上有众多免费的信息资源(如政府信息、开放存取信息资源等)，图书馆通过资源整合，发挥效益，使自己成为信息资源的逻辑中心。通过实体图书馆通道，用户可以方便地获取本地与远程的信息资源。
2.5 馆际联盟
在文献数量剧增、价格急剧上涨，读者信息需求变化，图书馆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图书馆的投入产出有更好的效益？如何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效益？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仅利用自己的收藏完全满足读者需求。图书馆联盟正是通过虚拟收藏、联合共建满足网络环境下的读者需求。图书馆联盟是国际图书馆界合作的需要，实现资源共享特别是在资金限制的情况下开发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措施。马丁(Susan K.Martin)认为图书馆联盟通过各自独立的图书馆相互结合或组织形成一个系统去达成某些特定的目标[47]。联盟便于实现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和共建共享，使原本分散独立的各种资源成为联盟中所有图书馆可以共享的行业资源，实现知识信息服务的行业整体保障。
从组织形式上看，有全国性的专业图书馆联盟、全国性的综合性图书馆联盟、地区性的专业图书馆联盟和行业性联盟。其活动内容包括集团采购、数字资源建设、开放借阅权、扩大馆际互借服务、联合目录、参考咨询服务、文献传递服务、技术标准和规范的研究与推广等，内容十分广泛。从性质上讲，目前图书馆联盟主要是由政府资助或学校资助，是非营利性机构。从合作方式上看，有理事会领导下的成员馆制、平等互惠的馆际共建共享式和合作形式较为松散的会员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图书馆联盟发展很快，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众多的图书馆联盟。据估计全球图书馆联盟的数量在500个以上。在美国图书馆联盟就达200多个。国际上还专门建立了国际图书馆协作体联盟(ICOLC)。加拿大图书馆联盟“书目中心”(The Bibliocentre)、瑞典“瑞典大学和研究图书馆联盟”、美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联盟(NDLF)、数字化保存合作联盟(DPC)、网络化信息联盟(CNI)、俄亥俄图书馆与信息网络(OhioLINK)等均是著名的图书馆联盟。
我国图书馆联盟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02年以来发展迅速。现在比较成功的图书馆联盟基本上是系统内联盟，如科学专业图书馆系统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高校图书馆系统内国家级的CALIS，区域性的上海高校网络图书馆、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香港高校图书馆网等。2002年5月21日，CALIS管理中心正式发表“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成立宣言”，标志着中国图书馆联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CALIS是图书馆联盟成功运作的典型。以集团采购为例，至2006年5月，CALIS共组织了69个集团，全国共有615个高校和科研机构、3512个馆次参加了集团采购。购买数据库的费用约2.96亿，捆绑纸本期刊的费用约1.69亿，合计约4.65亿元。电子期刊数据库29个集团，共浏览或下载6821万篇[48]，产生了巨大效益。
2.6 权威服务
文献传播方式逐步由从“点—面”模式到“点—点”模式。在传统图书馆业态中，图书馆作为文献传播的中介，其权威服务体现在图书馆中介作用上。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传播逐步实现“点—点”传播，图书馆的权威服务体现在个性化信息获取方面。
读者的文献查询从“目录—文本”到“浏览—存储”方式的变化，要求图书馆提供可靠的、经过选择的文献。图书馆的品牌在于权威信息提供，通过自身信息分析、评价能力，对原始信息进行过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供权威信息服务。如Stephen Abram所言：Google提供的多是When、Who、What、Where之类问题的答案，而生活中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以How、Why开头的问题，Google在解答此类问题时做的不足[49]。现在一些搜索引擎推出了互动式问答工具，但问题解答的质量和针对性还不能保证。图书馆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家咨询、学科馆员等服务，提供高效的权威信息服务。通过权威服务，“人们将收集图书馆员，而非图书，因为他们不仅会组织，而且能够通过许多方式评注、比较图书和其它信息源。”[50]
长期从事图书馆实践并担任ALA主席的Michael Gorman认为，图书馆与因特网相比，所提供的数据更权威。他在搜索引擎Alta Vista上所做研究得出结论：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经验上看，基于标准化和可控词表的电子资源MARC编目，其检索和排列比起基于全文的、非控词表及词的计算的关键词检索来更为可取。他建议图书馆对电子资源的书目控制要投资，而不是像Internet和Web那样，把钱花在错误百出的关键词检索上，让众多的用户茫然不知所措而平白无故地浪费时间。Gorman相信，作为图书馆员，独一无二的任务是确保未来几代人能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51]。ALA希望美国图书馆不仅能够适应“Google时代”，更重要的是继续成为“信息提供者、信息咨询者和社区中心”[52]。
2.7 回归教育与文化价值
从全球看，读者利用物理图书馆的人数呈下降状态。如1997～1998年访问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人数是355973677人，2002～2003年的人数则是323048108人，访问大英图书馆的人数分别是430887人和407729人，也出现下降的趋势[53]。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年全年接待读者人数较之2005年减少55万人次，较之2002年减少100多万人次。实际到馆读者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失去价值。相反，它提醒我们，在网络使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仅仅将图书馆发展为信息中心，必然使图书馆失去价值和竞争优势。图书馆只有回归其教育与文化价值，才能找到发展的前途。
美国多米尼加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生院Bill Crowley教授认为，20世纪中晚期，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的观念被加强，一些图书馆与情报研究生院调整了自己的目标，放弃了图书馆的教育理念，代之培养信息专家、知识管理者、竞争情报专家，同时忽略了图书馆员应当坚持的“信息是自由的”理念。一些图书馆采用了商业管理模式以节约成本，因为公共图书馆预算包括人力成本，为了节约成本，一些人提出采取只在经理层雇佣图书馆员、藏书发展集中进行、在参考服务工作中用助理代替图书馆员等措施，这会导致去图书馆职业化[54]。Bill Crowley在《图书馆员的自杀》一文中列举了多项损害图书馆职业形象的表现，如公共服务图书馆员不再担负藏书发展的责任，公共图书馆员只担负提供信息的责任，藏书发展被安排给兼职人员完成[55]。在国内，这种去图书馆职业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追求图书馆经济效益、采用商业模式管理图书馆、核心业务(包括采购招标)外包、贬低本专业等。
针对这种去职业化倾向，Bill Crowley教授提出“公共图书馆必须重新坚持作为教育机构(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的立场”。他认为，在信息社会因为众多信息机构的存在，信息已经被视为商品，并能方便地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公共图书馆不能与信息市场(information marketplace)竞争，不应与Google竞争，不能采用商业模式运行。图书馆要想获得新生，必须回到教育这个根本上来。Thomas Frey在论述图书馆发展趋势时认为，图书馆将从信息中心(a center of information)转型为文化中心(a center of culture)[56]。
传统图书馆是通过馆藏、分类和编目等核心业务实现图书馆价值，赢得公众的重视和支持。2003年由美国玛利斯学院(Marist College)民意研究所进行的全国调查中，当调查对象回答“去自己社区的图书馆有多大价值”时，67％的人认为“非常有价值”，还有27％的人认为“有价值”[57]。2006年美国KRC调查公司为ALA做的调查显示，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公共图书馆是友善的占93％，是方便的占93％，为每个人提供了机会的占91％，是舒适的占91％，是现代的占86％[58]。
衡量图书馆服务的价值的办法之一是用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Glen Holt和Donald Elliott通过对5所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采样分析发现：地方税收投入1美元，每个公共图书馆会向图书馆客户提供收益1.3～10美元[59]。美国每年对图书馆支出约为140亿美元。2004年美国公共图书馆访问量为13.22396亿次，流通量为20.10777亿册，人均流通量达7.1册；ACRL成员图书馆总流通量为9380.9755万次(1031所图书馆数据)。英国图书馆每年为英国经济创造的价值是其吸纳公共投资的4.4倍[60]。英国“人民网络”在建设过程中使4200个公共图书馆联入因特网，通过计算机培训图书馆提供了大约5200万小时的在线使用。这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创造了社会价值[61]。2003年共有1170万用户使用了相关设备，公共图书馆提供了10.56万项信息技术培训课程[62]。2004～2005年度英国公共图书馆访问量为3.39676亿次，高校图书馆访问量为1.22343亿次。澳大利亚2003～2004年度公共图书馆访问量为1.05亿人次，人均使用图书馆5次[63]。我国公共图书馆在2005年总支出31.2571亿元，总流通为2.3331亿人次，书刊外借2.0268亿册次。美国图书馆年支出140亿美元，平均读者访问一次图书馆支出是10.6美元，中国大约是13.4元人民币。只要我们用教育与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图书馆，我们就知道，国家对图书馆的投资，包括建一个深圳图书馆的8亿元投资都是值得的。教育与文化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用金钱去衡量。我们期待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为文化与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作为人们寻求知识的重要渠道，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公共图书馆是传播教育、文化和信息的一支有生力量，是促使人们寻找和平和精神幸福的基本资源。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应该是与信息、扫盲、教育和文化密切相关。公共图书馆是地区的信息中心，它向用户迅速提供各种知识和信息。见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
②以2001～2002年为例：2001年我国GDP109655亿元，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总支出为18.0489亿元，约占GDP的0.01646％。2002年我国GDP120333亿元，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总支出为20.8929亿元，约占GDP的0.017362％。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另见：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公共图书馆历史统计资料(2003).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