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水金关汉简所见“从者”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所见论文,汉简论文,肩水金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5；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132-09 在秦汉史籍中会偶见“从者”一词，但其记载均极精炼，形象模糊，使人难得其详。最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壹)》与《肩水金关汉简(贰)》中①，有20余枚与“从者”有关的记载，而且有近三分之一是以“从者”为主体的专门记述，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汉代的“从者”。 本文即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中心，就“从者”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从者”的身份称谓 “从者”是汉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身份称谓。《汉书·两龚传》：“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师古注曰：“道次给酒食，并食其从者及马也。”[1]《汉书·韦玄成传》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1]3108又《后汉书·桓荣列传》载桓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2]可见，但凡达官名士均有“从者”侍奉于左右。出土的西北汉简中，也有关于“从者”的记载，如《敦煌汉简》②795简：“●元始三年七月，玉门大煎都万世候长马阳所赍操妻子、从者、奴婢出关致籍。”《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③Ⅱ0214③：73简：“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曰，穿治渠军□候丞□、万年、□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金(壹)》73EJT7：98A简：“
永始二年正月以来，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随着汉朝政府在西北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大量的“从者”跟随屯田戍守的吏士一起远至西北地区，往返于边塞的关隘要道，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从者”，司马贞《索隐》谓“主人家之左右也”[3]。作为随从人员的“从者”犹如主家之私仆，因而，“从者”有时也常被他人称为私从者或私从。这在出土的汉简资料中有较多的反映，如简文所示： (1)门下史马刚，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敦》344 (2)从掾位田裒，米亖斗，私从二人，麦二斛。《敦》345 (3)骑吏田阳，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敦》346 (4)●高望部元始元年十月，吏妻子、从者、奴、私马廪致。《敦》545 (5)五凤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士吏带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廪名籍一编，敢言之。《敦》998 (6)护从者，敦煌对苑里干宽，年十八，单襦、复襦各二领，单衣、中衣各二领，裘=绔、韦绔、布绔各二两，絮巾、布巾各三□□
《敦》1144 (7)相私从者，敦煌始昌里阴□，年十五，羊皮裘二领，羊皮绔二两，革履二两
《敦》1146 (8)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宣=君=子小女君至，吏十四人，私从者《金(壹)》73EJT1：12 (9)
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库吏、奴婢名《金(壹)》73EJT7：98B 例(1)、例(2)、例(3)皆出土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是一组对戍吏及其“从者”发放粮食的记录名册。从木简上文字书写的特征看，属于新莽时期。其中，例(2)中的“私从”当是“私从者”的简称。《敦》1959A号简文也有“私从二人”的记载。再与例(1)、例(3)互相比较，内容与格式一致。以类相从是边塞出土的屯戍账簿、驿传名籍档案分类收藏的基本原则，“有的不仅按文书类别，更进一步按文书内容特点归类立卷”[4]。由此可以看出，例(2)中的“私从”应是“从者”的另一种称谓。例(4)与例(5)均是戍边吏士的家属及“从者”的廪食发放记录。前者是汉平帝元始元年(1)十月份，高望部吏士的妻子、“从者”、奴与私马发放廪食的凭证。后者为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三月士吏带向上级呈报的本辖区内候官、烽燧吏士妻子与私从者的廪食名籍。二者在内容、人物、表述方式上相类，则“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同一种身份的不同称呼。例(6)与例(7)，在内容上亦属同类。分别是对“护”与“相”这两位官吏之随从的籍贯、年龄及其所携带衣物的详细登记。类比可以看出，“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对同一种社会群体的不同称呼。例(8)，是对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子、女儿、属吏以及私从者经过金关时的记录。显然，这只是众多往返于肩水金关戍吏的家属及私从者中的一枚实物遗存。这从例(9)所载内容也可以看出。例(9)，从形制而言是一枚楬，楬多作归卷入档案卷的标签牌。此处表明，它是专门记载过往的居延都尉夫人、属吏、吏从者及奴婢名字的一枚标签。例(9)与例(8)在文书性质上有紧密的联系，即类同于例(8)的文书归档捆扎好之后，再以例(9)楬的形式书写档案标题，系于简册之外用于标识案卷内容，以便于寻检。从内涵及用语来看，这里的“从者”和“私从者”没有本质区别。 私从者，《汉书·李广利传》云：“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师古曰：“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再六万人数中也。”[1]2700《汉书·赵充国传》：“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1]2986私从者一词在《汉书》中仅此两见，而且都与吏士征伐屯守事宜有关系。《李广利传》中汉政府在征讨大宛筹集兵力时，仅“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且“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因兵多势强，“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1]2701。汉军征伐进程一路高歌猛进，自然离不开私从者的协助。同样，在《赵充国传》中，赵充国向皇帝奏疏愿罢骑兵，仅留少量步兵及吏士私从者万余人屯田备虏，节省军费，缮治邮亭，“兵决可期月而望”[1]2987。可见，私从者也被赵充国视为兴屯戍、御反羌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据汉简反映，即使边塞戍守系统中一些低级吏员也常有私从者。如《敦》526简：“大煎都候长王习私从者，持牛车一两，十月乙巳出东门。”候长，秩百石[5]，有私从者。《敦》280简：“书吏胡丰私从者，零县宜都里胡骏，年三十，长七尺二寸。”有学者指出，“凡两汉简文书签署人书佐的位置上，新莽简皆称作书吏，证书吏为新莽所改书佐称谓”[6]。可见，专门以抄录拟誊公文为职事秩百石以下的书吏亦有私从者[7]。而《敦》295简有“外塞吏子、私从者、奴大男十五人”、《敦》298简“出外塞吏子、私从者大男廿四人”的记录。显而易见，随着屯戍吏士一起远至西北边塞生活的私从者当不在少数。 缘何如此数量颇丰且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角色的人群，却在史籍中未见更多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与私从者常被称呼为“从者”或“私从”有莫大的关系。《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将私从者解释为“吏士出征时私募之随从”[8]。《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一书中认为“私从者是私人的随从”[5]74。二者都强调“从者”的私人属性。亦有学者指出“从者多数是官吏们雇佣”的[9]。这说明，无论是战争时还是和平时期，一旦当“从者”受雇于人后，对雇主而言，他们都是私人雇佣的随从。在“从者”前冠以“私”字，意在表明“从者”与雇主之间是私人而非官方的雇佣依附关系。 二 “从者”的籍贯、年龄与爵位等状况 在传世文献中，“从者”只是偶尔附带出现在传记人物的事件中。如《后汉书·方术列传》：“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
破从者头。”[2]2719该“从者”无籍无姓，难以考究。能出现名字则实属不易，《汉书·外戚传》：“贾长皃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皃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1]3962关于“从者”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在西北汉简，尤其是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对“从者”的专门登记，其籍贯、姓名、年龄、身高、肤色等个人状况较为详备，兹举二例： (10)从者，居延肩水里大夫蓋常，年十三，长六尺三寸，黑色，皆以四月壬戌出。《金(壹)》73EJT10：130 (11)从者，京兆尹长安大原里贾相，年十六岁，长五尺，黑色
《金(壹)》73EJT9：93 毫无疑问，这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从者”群体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根据已经公布的汉简资料，对“从者”身份信息记录较完整的简文做了归纳统计并列表。下面就表中所及的诸项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1.“从者”的籍贯构成 73EJT1：37简中的“望垣”是县名，《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望垣县；觻得、居延，均为张掖郡属县[1]1612—1613；73EJT2：53只记“阳里”，与之相同的是73EJT9：104简：“五凤四年八月己亥朔己亥，守令史安世敢言之，遣行左尉事亭长安世逐命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郡中，与从者阳里郑常富俱乘占用马轺车一乘，谒移过所县道毋苛留，敢言之。”所记内容表明，这个“从者郑常富”跟随其主人“亭长安世”奉命即将到河西边郡地区逐捕逃犯，他们显然非河西本地人氏。《敦》722简有“河东骐□阳里梁□孙
”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骐，是河东郡所辖侯国之一[1]1550。参照汉简记录人物籍贯时郡、县、里的顺序习惯，则此“阳里”当属河东郡。73EJT9：88简“魏郡”，依《汉书·地理志》记，属冀州，辖县十八[1]1573；73EJT9：93简有“京兆尹”，汉代三辅之一，辖有长安县；73EJT10：265简之“广郡里”，为里名，所属郡县不详；73EJT24：267A简“河内郡温庠里”，《汉书·地理志》云：“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莽曰后队，属司隶。”辖县十八个，“温”为县名之一，[1]1554“庠里”即属“温县”之里名。《敦》280简的“零县”，不见于史书。疑书写简文时有脱字。《汉书·地理志》记零陵郡有零陵县，属于荆州[1]1596；《敦》788简“广陵”，当为县名。《汉书·地理志》载其属广陵国，“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1]1638；《敦》1144、1146简之“敦煌”，县名，与郡同名。 尽管参照样本有限，但表中反映出，活动在西北边塞地区的“从者”，除了边郡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于中原和南方地区者。这种籍贯地域布局，基本和西北边塞屯戍吏员的来源地相类。非河西本地籍贯的“从者”，可能都是随着他们的雇主，即中原内地屯戍吏士一同来到了西北边郡。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这样的记录： 士，南阳郡涅阳里宋钧亲，妻玑，年卅，私从者同县籍同里交上□□□《疏》34⑤ 可见，戍边吏士是可以雇佣同籍“从者”的。而大量河西本地籍贯“从者”的存在，说明吏士除了在征战出发前夕私下招募雇佣“从者”外，更多的可能是在屯守地征募“从者”以为随侍人员。 2.“从者”的年龄状况 表中对“从者”年龄有明确记载的有11例，最小的仅11岁，最大的30岁。其中10～19岁者7人，20～29岁者3人，30岁者1人。这些数据说明，充当“从者”的以青少年为主。此外，表中还有4例只言“大男”，未说具体年龄。“大男”是汉代年龄分层界定的称呼之一。据出土简牍文书记载，“大男和大女，年龄在15岁以上；使男和使女，年龄在7岁至14岁；未使男和未使女，年龄在2岁至6岁”[10]。由此可知，此处4例中“大男从者”的年龄皆在15岁以上。 汉代社会下层中许多青少年很早就参与了艰苦的劳作，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如《汉书·王尊传》记载王尊：“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1]3226《后汉书·承宫列传》说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2]944。又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2]2475，所谓佣耕，即第五访被人雇佣从事耕作。由此或可知，王尊、承宫等人在年少时与第五访经历类似，为人“佣”而放羊牧豕。因此，有11岁、13岁等年龄较小的“从者”，则不足怪矣。 汉代男子的服役年龄，《汉官旧仪》如是记载：“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有罪，各尽其刑。”[11]据此，汉代男子有爵位者服役法定年龄是23岁至56岁，无爵位者的是23岁至60岁。参考表1中所举“从者”的年龄，大多数都未及法定年龄。之所以年少的“从者”就已经跟随着主人在四处奔波，并不是在履行自己的劳役职责，而是恰恰反映出其与主人之间是一种明确的雇佣关系。 3.“从者”的爵位状况 “从者”有爵位，这在肩水金关汉简之外的其他简文中未曾见到。表中记录“从者”爵位的有四枚简，除了例(10)外，另外三简是： (12)从者，居延安乐里大夫曹成，年
《金(壹)》73EJT5：27 (13)
充国从者，居延□□里簪褭
《金(壹)》73EJT4：88 (14)从者，居延广地里上造张青齿，年十五，黑色
《金(贰)》73EJT11：4 对国家的编户民赐予爵位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例(10)、(12)中所见“从者”的爵位都是“大夫”，例(13)中“从者”的爵位是“簪褭”，例(14)中“从者”的爵位是“上造”。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可知：“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虽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驷马者。要褭，古之名马也。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车左者也。”[2]3632汉制，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八级。《后汉书·明帝纪》云：“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李贤注云：“汉置，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故过得移授。”[2]96-9据此可知，金关汉简中所记“从者”的爵位，都属于民爵范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例(10)中，“从者蓋常”年仅“十三”岁，却拥有“大夫”第五等级的爵位，颇显特别。《汉书·文帝纪》有“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的记载，师古注谓“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1]110。“一家之长”才是赐爵的对象，这与拥有爵位的“从者”的实际年龄似不太相符。类似的情况在居延汉简中亦有反映，如《合校》15·5：“葆，鸾鸟息众里上造颜收，年十二。”针对此情况，日本学者西嶋定生通过对史料全面而细腻的梳理后得出“民爵赐与是对小男亦即14岁以下男子即已实行”的卓见[12]。又有学者依据大量出土文献归纳出小男爵位的获取途径：“实际上除普遍赐爵之外，小男起码还有另外两种途径可以获得爵位，一是因父死而靠世袭继承获爵，二是因爵位的移授而获爵。”[13]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拥有爵位的小男“从者”，在汉代社会中定当不是特例。 三 “从者”的地位与数量 “从者”，身为汉代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其社会地位究竟如何呢?从汉简所载内容来看，“从者”常随同雇主一起差旅外，还多与士吏、士吏的妻子及其士吏的私家奴婢等一同出现在简文记录中，如《金(壹)》73EJT7：98A“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敦》295简“吏子私从者奴”、《敦》298简“吏子私从者”、《敦》795简“妻子从者奴婢”、例(4)“吏妻子从者奴”、例(5)“吏妻子私从者”、例(8)“妻宣=君=子小女君至吏十四人私从者”、例(9)“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库吏奴婢”，等等。通过对这些与“从者”相关的人或社会阶层分析，有利于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其社会地位。 “从者”作为吏士的私人助手，他们和主家之间是雇佣关系，这与私家奴婢等贱民阶层显然有别。在上举“从者”的简文中，明确记述有郡、县、里、爵位、名姓、年龄、身高、肤色等，这说明“从者”在法律地位上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与其时常一同出现在简文中的奴婢，却是主人的私人财产。尽管汉代奴婢也入籍，但基本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上[14]，虽然有户籍，但不属于编户民。奴婢若要获得像“从者”一样的庶人身份，除了政府统一放良的渠道外，其他方式均有较严苛的条件限制。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为算，事之如奴婢。主死若有罪，以私属为庶人，刑者以为隐官。所免不善，身免者得复入奴婢之”[15]。又如《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下》所记“奴婢欲自赎，钱千万，免为庶人”[11]79。如此相比较，“从者”与私家奴婢地位之高下立显。 “从者”可以拥有爵位，这在汉代社会中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实惠，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律中多有体现。《二年律令·赐律》言：“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15]49有无爵位，赏赐的标准截然不同。而爵位的高低也对某些特殊权益有直接的影响，《二年律令·具律》：“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公士、公士妻及囗囗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15]20有爵位者也可享有徭役免老的优待，《二年律令·傅律》载：“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六十二，皆为睆老。”[11]57《汉书·刑法志》云：“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1]1091与奴婢相比，有爵位的“从者”显然有机会享有更多的权益。 秦汉律令中，对“从者”经过驿站时的传食标准也有规定。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使者之从者，食糲米半斗；仆，少半斗。”[16]这里讲的是“御史卒人使者”及其“从者”，相比于雇主粺米、酱、菜羹、韭葱的饭食，“从者”仅可食“糲米半斗”，而使者的仆人比“从者”又“少半斗”。秦制汉承，《二年律令·传食律》：“丞相、御史及诸二千石官使人……车大夫藷粺米半斗，参食，从者糲米，皆给草具。车大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车大夫”，张家山汉简竹简整理小组注释云：“指上述使人等”[15]40。秦汉之《传食律》对“从者”传食标准的规定极为相近，而其与主人和仆人伙食待遇方面的差别，也为我们了解“从者”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者”们所依附的雇主既有佐史、斗食之吏，也有丞相、御史等二千石的高官大员，这些雇主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均身居国家统治机构，身份高贵，权势威重，因此，部分“从者”在其雇主的庇护下，有时狐假虎威，出现肆意横行的不法现象。《史记·滑稽列传》记武帝乳母，“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3]3204。《风俗通义》载记太傅陈蕃“到临颍巨陵亭，从者击亭卒数下，亭长闭门收其诸生人客，皆厌毒痛，欲复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当先请，今约敕儿客无素，幸皆坐之，何谓乃欲相及?’”[17]当然，也有“从者”经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跨入士阶层的实例，如《汉书·儒林传》所记丁宽：“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时至景帝，“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1]3597-3598。丁宽由“从者”而至国之所依的文才武略之士，这也是汉代“从者”身份地位转变的一个鲜活案例。 “从者”虽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但实质上常充当豪族与吏士的私人随从，某种程度上“从者”数量的多寡往往体现着雇主地位的高低。文献记载中，每一名雇主拥有的“从者”数量似乎没有明确的定数。在汉简中常见跟随雇主办理公务的“从者”多为一至二人，如《悬泉》V1311③：226“以食骊靬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悬泉》Ⅱ0215③：267“以食伊循侯傀君从者二人”；《金(壹)》73EJT1：25“司马从者二人”；《金(贰)》73EJT21：117“骍北亭长成欧与金关为家室出入符，从者觻得□□里孙偃，从者觻得□□里宣□”；《合校》303·9“以食吏私从者二人”，等等。在这些记载中，雇主拥有“从者”数量的多少，似乎与其官职地位无涉，而是依实际情况所需。《九章算术》卷8：“今有令一人、吏五人、从者一十人，食鸡一十；令一十人、吏一人、从者五人，食鸡八；令五人、吏一十人、从者一人，食鸡六。问令、吏、从者食鸡各几何?”[18]该算题中的“令”、“吏”与“从者”之间并无固定的比例关系，差旅“从者”的数量或由官吏差使任务繁简程度的实际需求来决定。 同时，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知，“从者”在随同雇主因公差旅时，所过驿置传舍必须为其提供一定标准的口粮。因而，汉朝政府为了减免食物过度开支，对雇主在公差途中携带的“从者”数额有原则性的要求：“食从者，二千石毋过十人，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五百石以下到二百石毋过二人，二百石以下一人。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实从者食之。”[15]40上引各例多是针对吏士差旅中携带“从者”数量的记录和要求。而在日常生活中，吏士雇佣“从者”的多少似乎是其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群书治要》引《崔寔政论》云：“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19]由此可推测，某些地位显赫者定当拥有为数不少的“从者”侍奉于其左右。 四 “从者”的职能及廪食标准 “从者”主要以协助雇主处理完成其公私事务为职事。“从者”以侍奉雇主为己命，当雇主除迁转任一方时，一般都会携带“从者”于左右，类若家属成员。如《悬泉》Ⅰ0112②：18简：“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即是说，玉门都尉忠即将赴任，一并拉载着他的“从者”远去敦煌。而每当身为吏士的雇主们在奉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也经常会携“从者”一起差旅，共同完成使命。此类记述如《金(壹)》73EJT2：53简：“□张大守□与从者阳里王得之自
毋苛留止，如律敢言之”；《金(贰)》73EJT24：250简“□安乐里白延寿与从者长乐里苏奉亲，俱随取衣用张掖”；《合校》37·56简“
元康
令史昌敢言之，遣亭长宋建□□□□□大守府与从者□里王”。有时候，或许根据差事任务繁简程度的不同，官吏携带的从者数额也各异。如《悬泉》I0116：S.14记：“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少傅左将军臣丰、右将军臣建，承制诏御史曰，候旦受送乌孙归义侯侍子，为驾一乘轺传，得别驾载从者二人。”《悬泉》Ⅱ0216③：57云：“五月丙午以食金城允吾尉骆建，从者一人。人再食，西。”此类事例在悬泉汉简中多见，兹不繁举。也有单独派遣“从者”完成公事的情况，如《敦》713A简“唯君月十日莫府用白米一斗、鸡一、从者三人以出报诣文书”。吏士们因公出差途中，有了“从者”的倾心协助，更容易完成使命。《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帐下有一名叫周丘的宾客，拿着吴王赐予的汉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3]2833。周丘能一夜占据下邳，离不开其“从者”的竭力辅助。 除了跟随雇主处置公务外，为其办理私事也是“从者”日常生活的重要事务。官吏或因坚守岗位不能抽身处理家常事务时，便由“从者”替代完成。如《金(壹)》73EJT6：43简“使从者为自输谷卖肉”；《敦》204简“曹马掾遣从者来伐苇”等记录，就很好地反映了“从者”的个人生活轨迹。另外，在汉简中还有“从者”协助雇主处理私事而发生命案的记录。《敦》221～222记：“大君使从者茂等往綷秉来，秉不肯□□□□□□□□使绳扼秉。秉以刃伤茂三所，大君从欲前助茂，秉刃伤大君头一所。男庶人吉助茂缚秉，元夫与吉共摎杀秉，并使从兄梁杀秉子小男，毋臿斫杀秉妻。”这里名叫茂的“从者”，不仅在搏斗中受伤，还牵扯到命案之中。该简文也为我们更深地了解“从者”的职能提供了生动事例。此外，像《合校》67·3“子从者持牛车往来”；《敦》798“玉门千人行君客毕君伯从者范大孙，二月辛亥入东入”等，也应是“从者”单独为雇主办理私事而经关隘时留下的文字记录。 跟随吏士一同来到边塞屯守的“从者”，由政府统一配给廪粮。敦煌汉简中有对“从者”廪食发放的记录明细： (15)贺，从者，大男宋望，六月食麦二石六斗一升。《敦》321 (16)从者大男经——元年八月食麦三斛多三升。《敦》323 (17)从者大男经——元年五月食麦二石七斗。《敦》324 (18)从者大男经——元年十一月食麦二斛六斗一升。《敦》325 (19)从者大男经，元年七月食麦二斗六升一升。《敦》326 (20)况，从者，大男王欽，六月食麦二石六斗一升《敦》348 所引诸例，皆出土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五探方，该探方所掘获枚木简大多反映了新莽时期西域的军事和外交关系，是探讨新朝社会经济及与西域关系极为珍贵的资料[20]。又，简文所见“容量单位‘石’、‘斛’并用乃新莽初特有”，并据同批简文特征，记“从者大男经”领取口粮的“元年”是“始建国元年”[6]98。这里所记“从者大男经”每月的口粮有两个标准，一是二石七斗，二是二石六斗一升。出现差别当与大小月有关，小月少一天，故扣除一天的口粮。汉代成年男子约“日食食量五升或原粮一斗”[21]，简文中“麦”为原粮，该推论与上述口粮标准差异基本相当，可以信从。依此对比，例(15)和例(20)也应属于新莽时期，其简文所记“从者”领取的口粮当是小月标准。这里仅仅是王莽新朝时期“从者”的月廪粮标准记录。 据汉简记载可知，“从者”的月廪食标准与其地位无关，而是和年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该标准应是新莽朝重新划分的等级，相比于西汉中后期，月口粮数额有所减少。 “从者”的地位虽与奴婢不同，但在发放廪食时，被国家视为吏卒家属成员，系于雇主名下，与吏卒的妻子、奴婢等一起登记在册。如前举例(4)、例(5)中“从者”的“廪致”与“廪名籍”可为证。又如《敦》358：“始建国二年桼月尽三年二月，候舍私从者私属廪致。”“私属”，《汉书·王莽传》云始建国元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1]4111是“从者”与奴婢一同领取口粮的又一例证。 例(15)—(20)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从者”姓名之前都书写有“大男”二字，“大男”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性。这喻示着“从者”月廪食的发放标准是以年龄大小来划分的。《敦》322：“私属大男吉，元年八月食粟二斛少七斗。”这里“私属吉”也为“大男”，他的月口粮数额与“从者”一致。那么，汉代随军家属中大男的月廪食标准是多少呢?《合校》286·5“父大男贤年六十二，用谷三石。弟大男宜年廿二，用谷三石”；《合校》203·27“父大男相年六十，用谷三石”；《居延新简—甲渠候官》⑥EPT48·30“弟大男田年十六，具署卅日，用谷三石”。“用谷三石”是西汉中后期“大男”每月的核定标准。随军家属的口粮一般都较吏卒为低[22]。通常，边塞吏卒大月廪食三石三斗三升少，逢小月是三石二斗二升少。若以大月计算，家属中的“大男”比吏卒每月少三斗三升余。再和新莽时期的“大男”相比较，则每月多三斗廪粮。检阅汉简，在新莽朝对随军家属口粮的缩减，是王莽政府对戍边吏卒廪食标准整体下调的结果。敦煌汉简中记有新朝时吏卒的廪食数额，如《敦》313：“出穬麦一斛八斗，以给卒麦永三月食。”《敦》314：“出穬麦一斛八斗，以给卒耿咸三月食。”汉简中粮食计量时有大小石之分，此处当为大石计量。按照大石与小石5∶3的比率来计算，王莽时吏卒月廪食大石“一斛八斗”折合成小石为三石。如此可以看出，新莽朝吏卒的月廪食比西汉中后期缩减了三斗左右。依前述，吏卒家属人员较吏卒口粮少三斗左右，则这一时期“从者”及“私属”的口粮应为二石七斗左右，这正好与简文所记相合。戍边吏卒及随军人员的廪食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粮食丰歉、灾害繁稀、战局和乱等因素有关。王莽新朝普遍缩降屯戍吏士及“从者”等家属成员的廪食数额，或许正是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困顿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从者”是汉代社会中的一种群体身份称谓，因其常常充当吏士的私人随从，故而也被称作“私从者”或“私从”。“从者”的大量出现是汉代社会雇佣关系发展的需要，吏士私人可以雇佣“从者”的数量似无定数。“从者”最基本的职能是协助雇主完成公职使命与私人事务，并广泛地参与在一些具体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因而“从者”的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行政效率与质量的提高。“从者”在因公差旅途中，所过驿站需按国家规定标准为其提供传食。具有户籍、可以拥有爵位的“从者”相比于私家奴婢，社会地位较高。但在边塞屯戍系统中，他们都被视为戍吏的家属成员，依据年龄的大小，由政府统一发放相同数额的廪食。 注释： ①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本文分别简称“《金(壹)》”与“《金(贰)》”。因行文中所引简文众多，故不再一一注明页码，只详细转引释文号。以下类同。 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本文简称“《敦》”。 ③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本文简称“《悬泉》”。 ④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简称“《合校》”。 ⑤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本文简称“《疏》”。 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本文简称“《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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