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速度与隐性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货币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货膨胀压力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额，它又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压力＝物价上涨＋短缺。可见，通货膨胀压力将主要以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我国的经济转轨中，特别是1990年，出现了显性通货膨胀向隐性通货膨胀的回归。我们研究通货膨胀压力，不仅要研究价格上涨的一块，更重要的是研究短缺或者强迫储蓄这一块。
从严格意义上讲，若通货膨胀压力完全等于价格缺口，那么经济系统仍处于均衡状态。事前总需求与事后的总供给缺口通过价格调整而弥合了。只有当通货膨胀缺口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表现为短缺缺口时，经济系统才处于非均衡状态。因此，本文将主要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中隐性通货膨胀部分的形成机理，并进而分析货币流通速度变动对隐性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受宏观短缺，非自由价格制度和行政性配给的影响，相当数量的处在膨胀状态的通货，会由于短缺而造成强迫储蓄，或由于持币待购而造成部分货币暂时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沉淀下来，这种沉淀下来的通货，在短期内不会影响物价，但会引起一系列非价格的变动，如马歇尔系数K的提高或货币流通速度V的减慢。而在另一些时候，也可能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而引发提款抢购，这时货币流通速度V又会上升，通过马歇尔系数K的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V来观察隐性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动，是西方经济理论界通用的方法。
当然，也不能把K的上升或V的下降都完全看成是隐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还要扣除一些其它因素，不过，大体能反映这一趋势。
我们知道，研究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应该有特殊的尺度。以前，我们用物价指数的大小来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严重程度，在隐性的通货膨胀中，物价水平可能是稳定不变的，或者是上涨有限的，这时，物价指数只能测度出通货膨胀压力的“公开化”部分，无法如实反映总量过度需求的真实水平。必须寻找概括性更强的通货膨胀压力的衡量尺度，因为短缺是无法实现的需求，况且，短缺是个运行和均衡概念，不是核算和平衡概念，在核算中根本无短缺可言。可见，对于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隐性通货膨胀，必须从货币流通速度入手进行分析。
1978-1992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63.1%，表示隐性通货膨胀压力在增大。如表①所示。
表1
年份
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
货币流通速度
14.912.912.011.811.0 8.8 8.7
比上年减慢(%) -11.7
-13.5-6.7-1.8-7.3-19.8
-1.3
年份
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1992
货币流通速度
8.0 7.8 6.6 6.7 6.7 6.2 5.5
比上年减慢(%) -8.0 -2.2
-16.8+1.8 0 -7.0 -11.0
从货币数量论公式MV=PY中我们可以知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表明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资金需求，即
，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反映出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表2、表3所示。
表2
表3 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单位：（%）
从货币角度，我们分层次地探讨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以及企业亏损对隐性通货膨胀压力形成的影响。
在我国，财政赤字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经济发展要求扩大财政支出，同时，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又使财政收入下降，这样，财政赤字必然出现。
弗里德曼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赤字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是要看赤字是怎样弥补的。如果增发货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向市场借款（发行公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所造成的主要损害是助长了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赤字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内在联系，要比广泛持有的传统看法所认为的松懈得多。赤字的绝对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看，美国大大低于日本，与联邦德国差不多。从历史资料看，美国物价上涨最高的年份1974年和1979年（分别为12.2%和13.3%）的赤字只占国民收入的1%，而1969年虽是财政盈余年，但物价上涨率却高达6.1%。弗里德曼认为，财政盈余或赤字可能是物价上涨或下跌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量紧密相关。货币供给量大的年份，通货膨胀必然严重。
那么，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呢？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对1961-1974年这一时期的考查验证了这样一种理论，即预算赤字确实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有关，在分析年度的后半期，有9年为预算赤字，而前半期有5年预算盈余。后半年期的货币供给量每年年均增长4.9%，比前半期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财政赤字确实对货币供给量有冲击，在货币超量供给的情况下，如果财政赤字，肯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那么，我国的情况如何呢？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财政借款、增发货币量和物价指数的动态比较可以看出，我国1979-1980年那次较高额的赤字，与当年或下一年度的增发货币量和物价上涨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联系；但其后，某一年的赤字与当年或下一年度的货币增长和物价上涨就不存在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贾康，1993）。由于体制变动、金融深化等原因，银行信贷自身对总体平衡与经济稳定的调节余地和影响作用大大增加，而财政的影响作用则显著下降。1980年出现的物价上涨高峰+6.0%，财政赤字还起着主要的作用，到1985年的物价上涨高峰+8.8%时，最主要的原因已不在于财政。当年财政收支为黑字，向银行借款不到15亿，前几年的赤字额也不大，而信用膨胀所造成的货币供应量超常猛增。1988-1990年严重的两位数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原因也不能归于财政赤字，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信用膨胀因素，1987-1988年赤字规模未变，向银行借款的年均增加数额与1986年持平，而货币增发量由236.12亿元猛增为679.55亿元。
由此可知，财政赤字在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因素中，压力不大。但应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紧紧把住货币供给这个笼头。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改革14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连年下降，财政对国债的依赖加大。1982年中央财政开始发行国债（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等）。1991年末政府净债务的拥有结构是：中央银行持债670亿元，占38.1%；国家专业银行持债270亿元，占15.3%；非金融企业持债316亿元，占18%；个人持债504亿元，占28.6%。
1991年末，中央财政直接对中央银行净欠债总量为670亿元，占当时市场现金的21.1%。我国政府净欠债的38.1%直接由中央银行融资，以透支和借款的形式，表明政府仍然利用“通货膨胀”筹集资金。
财政透支作为一个在银行帐户上重大的收支活动，自然会具有货币流动上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将对整个经济的运动都有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国家的财政透支活动在中央银行的帐户上进行时，毫无疑问地形成财政对于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拉动，货币供给量会迅速扩张。如果在专业银行的帐户上进行，通常不会造成直接拉动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作用，不会影响货币供给量。但是，并非所有的专业银行透支都不会造成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发行。当财政赤字很大时，而且专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不足以弥补财政透支需要时，专业银行就只能向中央银行进行再借款，或是动用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储备，使货币从中央银行走出来。由此可知，财政透支在专业银行进行，也有一个量的限度问题（刘海虹，1992）。
根据IS-LM模型分析，其它条件不变，由政府直接决定的总支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物价总水平与货币数量对货币流通速度起作用的方向则必定相反，货币数量的增加在其它条件下不变时就会放慢货币流通速度（左大培，1992）。
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在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形成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负全部责任。我国物价总水平虽然没有与M/Y的比值成同比例变化，但两者的数量关系却再清楚不过的说明，物价总水平是伴随着货币数量超过产量增加幅度的速度增长而上升的。
我们知道，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表明我们在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有的同志认为松的货币政策是搞活国有企业的需要，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不能自负盈亏、靠国家贷款生存，无法自由进入和退出壁垒，许多企业亏损严重，挤占国家贷款，拉动货币供给量超量增长，可见，松的货币政府并不是搞活企业的需要。
要想搞活企业，必须从企业经营机制上下功夫，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据统计，1991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帐面亏损达500多亿元，企业潜在亏损相当于帐面亏损的1.7倍，绝大部分亏损是由银行贷款垫补的。1992年底，企业亏损面仍高达30%，亏损企业占用了银行大量资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进一步加重。这已成为信贷资金不畅和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强所不可忽视的因素。总之，我国的货币政策不是中央银行能够左右的，企业状况，财政收支情况，居民行为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拉动作用。
国外银行的自由储备均为正值，与之相比，我国银行的自由储备为负值。因此，我们应着手创造出国有企业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和退出各个产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真正做到“优胜劣汰”。使经营正常的企业时刻感受到潜在的外来竞争压力，只有不断进取才能保持市场份额，而长期经营差的企业则应实行破产，退出原在产业，并将人财物重新配置。当然，这也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等必要的配套条件。
与世界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相比，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结果与预期计划的误差是最大的，从1988年到1991年，贷款规模计划的最大误差达1.35倍，最小误差达17%，且全是正误差，个别年份甚至在12月初还要调整贷款规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亏损的倒逼机制在起作用。
总之，松的货币政策，是维系速度经济的纽带，也是把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变成现实，推动通货膨胀向恶性发展的杠杆，“速度经济”是在不提高效率的前提下通过高增长速度来平衡各个方面扩大收入的要求。信贷资金不断投入，而企业利润的实现很差，这就一定会迫使银行在低效益下投放，并不住贷款的口子。此时，经济的增长注定是低效率的，低效率综合症反过来又拉大了短缺的缺口（刘海虹，1994b）。这显然促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形成。速度就是一切，这就是改革以来总需求持续膨胀的背景。（谢平，1993）
我国的货币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结果胀未能治好，滞又产生，深层次病根总未能治好。
结合通货膨胀压力的宏观和微观成因，我们认为，从资金流动的角度考虑，存量流动刚性机制，即生产资料流动不畅和供应弹性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一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即使存在可供调动的资源，也无法运用货币手段，使它们活跃起来。扩张的货币规模往往造成沉淀效应。与实物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相类似，我国资金流动机制同样充斥刚性特点。因此可见，货币流通速度快慢提供了资金流动是否润滑的信息。中央银行为了成功地减慢速度迅速的膨胀，必须对货币流通速度作合理的正确的估算。在任何时期，要估算实际的货币通速度的变动，犯错误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我们知道，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下降趋势，而不论价格指数是如何波动的，现实中的V很难人为事先计划和控制。V越慢说明经济效益越成问题，购销不旺和经济呆滞将加大成本推上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并不是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而是这种压力的保存或变形。那么，在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过程中，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如何呢？笔者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正效应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逐年下降，起到了吸收货币的作用，使货币对物价的冲击减弱。负效应表现为，V的下降，表明我国的资金流动不顺畅，同时V在下降的过程中也是不稳定的，而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确定性来自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说，经济政策的制定虽以理论作为指导，但在具体数量调整上，还只能采取试错法，摸着石头过河。如1988年，物价闯关口号使人们预期物价上升，于是拼命抢购东西，套取现金，导致银行存款下降，手持现金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它不但不再起到吸收货币的作用，反而强化了货币对物价的冲击作用（刘海虹，1994a）
表4 隐性通货膨胀率（△K[,1]/K1979-1992）
1990年，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消费者因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倾向于增加储蓄，或持币待购，出现市场疲软。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慢。
从表4中可以看到，隐性通货膨胀率
与GNP的增长率（除1988年以外）正好呈反向变动，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隐性通货膨胀率正步入高涨时期，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落入低谷，1988年，GNP增长率与隐性通货膨胀率出现同时下降的趋势，并出现了“负上涨”现象。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一年空前的抢购行为引发了几十年很少出现的银行挤兑，大量存款被提走，其中活期存款比定期存款提取更为严重，居民手持现金大幅度上涨，达33.7%，价格大幅度大涨，经济处于“衰退→复苏→繁荣”这一上升过程中。在我国，货币供给基本上是内生变量，持币系数变化是决定因素，当经济出现过热后，货币政策决策者往往采取紧急措施，货币供应不足，迫使货币持有率下降，造成货币短缺，形成“三角债”等信用危机现象，从而使经济急速滑坡，以至出现“一控就死，一放就乱”。
在货币流通速度不断频繁变化的国民经济中，有必要采用使流通速度变化缓和的具有反馈机制和具有弹性的金融政策。
面对V的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主要是隐性通货膨胀向显性通货膨胀的转化，很值得研究，从我国的经验看，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确实是相关的。这几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释放的就快，否则，就小。
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高峰通常都同时伴之以总短缺程度的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上一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得越猛。政府在下一年实行的紧缩政策通常就越猛，总的短缺程度在这下一年中下降得也就越猛。问题还在于，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工工业过大，基础工业不足，存量不能流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承担起企业破产后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人员的生活安定的责任，继续紧缩只能加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而放松银根后，一方面经济增长，同时贷款会继续向一些资不抵债，停产、亏损，产成品大量积压的企业大量投入，从而使资金使用效益大幅度下降，被企业挂帐亏损，潜在亏损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拖欠等所吞食。这些资金需求的无底洞，迫使中央银行过量供给货币，在大幅度货币供给和资源不能有效配置的情况下，显性通货膨胀率显然上升。
由于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目前，我国最难解决的就是失业问题，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终非明智之举，物价上涨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
因此，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纠缠在一起，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治理通货膨胀，有可能同时实现结构优化的目标，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控制货币供给量却不能同时实现结构优化的目标，这就使我国经济陷入紧缩——膨胀的循环之中。
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治理通货膨胀也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尽快地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信贷结构，银行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序列，将贷款增量做倾斜的投放，以直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强有力的启动作用。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不能建立在价格扭曲的基础上，必须走上由合理的市场信号引导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路子，这就需要价格的改革，同时还必须进行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稳步发展股份制，进行各种联合，兼并拍卖企业等改善资产存量配置改革的企业改革，缓解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阻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消灭短缺，而短缺的下降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物价上涨在短期中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物价上涨又将造成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可见，在转轨中，为了消除短缺，同时又不使物价上涨过快，我们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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