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金融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全球化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金融全球化是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金融所发生的一场持续至今的深刻变革的最新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更是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金融全球化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为基础，自由化是相对管制而言。在美国，对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的管制是大萧条以后逐步形成的。管制必然导致逃避管制，各种金融创新应运而生。面对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管制变得十分无效。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先后对金融实行自由化，其主要标志有两个：首先是利息率自由化（如逐步取消Q条例）， 其次是业务自由化（打破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从业界限、逐步取消银行业务的地域限制等）。同金融自由化形势发展密切相关的是金融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最主要标志是欧洲货币市场（位于欧洲的离岸银行）的兴起和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这种离岸市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念。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只是发达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延伸，是市场所在国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信贷中介场所，其金融业务一般要受到该国法律、政策和市场规则的约束。而离岸市场是非居民之间的借贷中介场所，其业务一般不受东道国的法律限制。欧洲货币（美元）市场的发展在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而逃避管制的结果，尔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则从正面推动了金融的国际化。金融自由化意味着允许资金流向能够提供最高回报率的地方，而不论这个地方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做为金融自由化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相继解除了对资本国际流动的限制，在发达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资本已基本实现了跨国自由流动。金融国际化是金融一体化的条件，国际金融一体化则是金融国际化的高度发展。一般认为，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标志是：世界储蓄对风险进行过调整之后将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不同金融资产在对风险进行调整之后将提供相同的收益率。一体化意味着同一金融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市场上由于套利而只有一个价格。实现了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的最好范例是外汇市场。外汇市场是世界范围的市场，外汇交易场所分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上的国际商业银行的外汇部门通过一个复杂的通讯系统保持着24小时的联系，伦敦、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米兰、巴黎、纽约、多伦多、巴林、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是主要的外汇交易中心。这些作为通讯枢纽点的中心的存在使24小时的连续交易成为可能。外汇市场的一体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两种货币间的汇率在同一时刻都是一样的。一体化不仅意味着一种金融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或某个地区内的连通，而且意味着不同金融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或某个地区内的贯通。不同金融商品回报率的趋同可通过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流动或通过第三个市场间接实现。欧洲货币体系是金融区域一体化的最好例证，由于欧元的启动，在欧洲货币体系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民族国家特征和由此而导致的分隔正在被高度一体化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所代替。
金融全球化不同于金融国际化，后者只涉及国家之间的金融交往；金融全球化也不等于金融一体化，前者是指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最基本含义是：在从事金融交易时，国家的概念已退居次要地位。在一些经济文献中，全球化被形容为地域的消失。金融全球化可以看作是金融一体化的最高阶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信息革命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金融全球化的内在必然性则来自由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所提供的牟利机会。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按规模收益递减的规律在许多产业中已经失效。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金融产业的集中程度和规模越来越大，通过合并与兼并，超巨型银行和超巨型投资银行不断涌现。各种巨型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民族国家的边界对于这些金融巨头来说已不再是重要的了。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并将继续表现在各国利息率、市盈率、债务—股权比及资本充足率的趋同，外国所有权比重的提高等方面。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其他领域向前发展的催化剂。金融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推行的金融创新而促成的。金融创新亦称金融自由化，包括的内容很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是：1、金融体制的创新。30 年代大危机后各国政府金融体制的特点是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产业管理、加强限制，建立一批政府金融机构强化央行干预经济能力。80年代后的金融创新其主要特点则是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和放松限制金融机构业务的现行法律、法规、条例，淡化专业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界限，发展全能银行，各金融机构业务日趋多元化、综合化。2、利率自由化。政府不再规定存放款利率的最高限制， 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由货币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而定。3、汇率自由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固定汇率制已不复存在，多数国家相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有的国家实行本国货币与某国货币联系汇率或盯住汇率制度，但后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了。汇率自由化的结果，使各国货币的汇率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波动。4、开放国际金融市场。在1997年年底，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就开放全球金融市场达成协议，约70个国家保证使其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更多的国家考虑加入这一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入或撤离各国金融市场。各国金融市场连成一片，24小时全球交易，使大量资金可以迅速在世界各地之间转移。5、 金融工具的创新。在60和70年代，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已在美、欧陆续出现，如大额存单、证券回购协议、可流通提款证、自动转账户头、投资基金、浮动利率证券等。80年代以来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更是层出不穷，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衍生金融工具目前已达1200余种。其中，尤以金融期货、期权、互换、新型抵押债券、市场指数存款、套利基金等影响较大。
金融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的日益迅速发展，必然要求创新传统的金融管理和运行体制，金融创新，或金融自由化正是适应这一形势而涌现出来的。金融全球化有其积极作用，如加快了世界范围资金的流动，有利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融资，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甚至直接导致世界金融动荡。事实证明，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所以能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是因为它的本质要求就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充分依靠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分配，要求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实现全球化的统一市场扫清道路。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会给各国带来一些麻烦，甚至带来金融风险。因为，现实世界中还有国别的分野，各种资源、要素、货物尚不能在各国之间完全自由流通，且各国货币不同，汇率也不稳定，再加之各国发展水平不平衡、财经状况也不相同，这一切会使利率、汇率、股价、房地产价在不同地方不时地与实体经济产生较大“差异”，市场经济关系被“扭曲”了，即使在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国家，也往往会因此招致金融风险，引发金融风波，还不断给投机留下“活动空间”，近20年来曾多次发生过抛售美元、英镑及其他弱币的金融风潮就是例证。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展它们同外部世界的接触面日益扩大，面临金融风险的概率会更大。原因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多属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市场形式、机制、制度工具都很不成熟，各种运行规划、监管机制很不完善。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200 年的历程。而发展中国家仅只20～30年的历史，各种市场形式、机制及制度工具几乎在短短几年内同时出台，这就使得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性”，我把它称之为制度“夹生性”，因而必然会导致它们相互“不协调、摩擦、脱落”等情况发生。这种制度性的“弱点”，一遇到风吹草动，便易招致金融风险或其他经济风险。
金融全球化既加速了我国经济和金融参与国际竞争、按照国际规则和市场机制运行的转轨进程，但同时又加大了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风险性。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加大了对我国金融转轨体制的冲击和运行风险。我国的金融体制正经历新旧体制转轨阶段，转轨金融体制非均衡性的内在特征决定了我国金融资产规模与结构的非对称性，金融市场发展与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的非对称性，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与内部体制转变的非均衡性。金融全球化无疑使我国金融体制非对称性的内部风险外部化，从而具有更加不可控制性，而且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又使这种风险的不可控制性具有“放大效应”。2、 资本的非法流动。金融全球化为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创造了客观环境，但又无法避免资本的非法流动。在1990～1996年的7年间，我国有6年总储蓄率为负数，出现了国内资本大量外流和国外吸收国内储蓄的情况。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违反我国货币管理规定的资本非法流动，其流动的渠道和方式通常是通过银行结售汇而进行，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混入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结售汇；利用银行远期信用证进行资本非法流动；非银行渠道进行的资本非法流动等。资本非法流动影响了我国金融安全。据估计，我国非法存在国外的外汇总共200亿美元左右。 利用在我国开展业务的西方银行提供银行远期信用证而从事外汇黑市交易达70亿美元。3、 我国外债规模和结构的潜在风险。“外债支付困难”导致了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尽管我国外债各种风险指标都比较安全，但也存在着潜在风险：（1）受利益机制驱动的多方对外举债还未得到根本治理，存在着外债规模失控的隐患；（2）投资结构不合理，效益低， 外债被过多投入具有高投机性和风险性的非生产性领域；（3 ）政府监管之外的“隐性外债”现象严重。由广东省政府担保的广信被中国银行托管和粤海投资在香港市场的“外债危机”等，无疑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了较大威胁。据有关分析，我国存在大量“隐性外债”，如果加上这些“隐性外债”，我国实际外债总额大致2000亿美元（国外有关报道接近3000亿美元）。因此，我国外债运行存在严重的风险。4、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 周边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使人民币变相升值，从而降低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抑制了我国出口，并对我国境外投资或资本输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再加上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很大压力。5、香港联系汇率制受到一定冲击。 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无力控制国际游资的高度无序流动和投机活动，对冲基金对香港联系汇率制造成了一定冲击。虽然多家对冲基金因1998年损失较大而受到欧美政府高度关注，操作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排除对冲基金有可能再度袭击香港金融市场。
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还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负效应。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双重效应，即不仅可以产生正效应，而且也会产生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外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一般是指由资本趋利性所驱动，通过外商投资者的各种行为活动而产生的负效应；二是内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是指受资者（即东道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政策失误、管理不善或调控不力而造成的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金融安全。在我国，由外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主要包括：部分经济自主权受损，如一部分经济发展权被外商所控制、在市场份额上付出代价、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转移利润和逃避税收、转嫁投资风险、转嫁环境污染等。
在外债方面，商业贷款保持较高的比重也是潜在的风险因素。90年代以来，我国外债余额中商业贷款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其中1991年为52.1%，1996年为49%，通常商业贷款利率都比较高，多采用浮动利率，因而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另外商业贷款的期限比较短、偿还期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债偿还的风险。此外，对于“隐性外债”必须高度重视。尽管我国已经就借用中长期外国贷款实行总量控制下的全口径管理，但对于三资企业的外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隐性外债”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隐性外债的来源主要是：一些外资采取各种手段违规进入境内，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混入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结售汇；境外中资机构将其在境外举借的外债以外资形式贷给国内，一旦发生到期无力偿债问题，最终仍然需要其主管部门承担偿债责任；一些地区或部门对外商保证固定回报，甚至许诺很高的回报率，这实际上就把长期投资变成了贷款。外债运行中的这些风险目前存在着扩大趋势，从而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了较大威胁。
杜厚文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条件下之所以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是因为金融全球化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涌现为国际游资狙击金融市场创造了方便条件。本来一国宏观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经常项目逆差，从而引起国际收支逆差，有可能导致本国货币贬值或外资撤离等问题，这时，该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本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新平衡国际收支状况，使本国经济恢复良性循环。但是在金融全球化和国际游资大量存在的今天，发生经济困难的国家很难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到底有多少？迄今无人可以确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等权威单位的不完全估计，存在并且游离于全球各地金融市场的银行资产达200,000亿美元，保险费用20,000亿美元， 这些资金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受国际投机资本集团操纵的。据IMF估计， 目前在国际上的流动资金总额为72000亿美元，平均每天的外汇交易总额为20000亿美元，流动资金相当于全球每年经济总产值的20%。国际游资的特点是投机性强、流动性大、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主要追逐有价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尤以发展中市场为目标。在操作上，投机家往往利用高杠杆率原理以小博大，放大投资效应，因而风险性更强。
从当前世界性金融动荡的具体情况出发，思考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首先要思考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我以为应强调的是，资本市场相对封闭的有限“屏蔽”作用并不足以防范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交易手段信息化给国民经济运行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有必要从金融层面之外的更深层次观察和认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全球金融动荡所带来的真正危机在于世界性的财富与资产大“缩水”。仅仅在一年半以前，人们对局部地区的乐观预期导致了对资产价值的不断高估和对其成长性的提前“炒作”。全球的资本，特别是金融系统的信贷资本也被大规模卷入了这种乐观预期而向这些国家或地区集中。不仅资本净流入国的国民财富被过度夸大，投资国的收益预期也被过度夸大。当时亚洲各国货币普遍被迫升值，资本市场一片繁荣。但实际上，在90年代初、中期亚洲经济的繁荣过程中以及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过程中，局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已经积累了大量“泡沫”成分和发展不平衡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投机资本不过是利用了全球金融一体化所提供的条件，他们所“狙击”的正是这种被严重高估了的资产价值。由国际投机资本引发的汇市、股市、债市等处动荡过程实际上不过是全球性金融资产与物质财富的“缩水”过程，对资产价值判断的强制调整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经济高涨时期的投入，在金融动荡过程中都出现了普遍性的大幅度贬值。有资料显示，至1998年底，在全球范围内，由于金融动荡导致企业倒闭的生产损失就已达6000多亿美元。显然，投入经济领域用于获取回报的资产和资源、福利、生活保障、安全性等多方面国民财富的全面“缩水”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这种损失必定要涉及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必定要有特定的经济主体来承担。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如同经济扩张是一个不平衡过程一样，世界性的资产与财富“缩水”过程同样是不平衡的。有必要特别提出的是，要高度警惕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转嫁资产“缩水”损失的风险，有三个重要的异常现象不应被忽略。其一，进入1999年以来，国际上夸大人民币不贬值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然而仅在一年多以前，我们更熟悉的声音是对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刁难。199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由上年的1550亿美元激增至2360亿美元，1999年可能达2990亿美元。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何以关心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胜过对改善自身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的关心？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担忧”的背后是否有故意恶化人民币国际信用和诱使人民币汇率动荡的用心。其二，1998年，一个极为不相称的对比是，在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贸易扩张速度大幅度放缓的背景下，日本的出口增长竟创历史高位，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1998年，当全世界都呼吁日本应当为稳定亚洲经济形势作出更大贡献时，日本曾声称“尚不具备成为亚洲经济领袖的实力”。而此前日本一直在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而到处强调自己“经济大国”的身份！要知道，日本的出口增长并非仅仅受惠于日元贬值。日本经济赶超过程的根本立足点是“贸易立国”和“产业立国”；日本最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并非是其金融资产或海外不动产，而是其制造业。清晰可见的事实是，日本实际上是在日元动荡的掩护下实施重振制造业、并凭借制造业优势加速出口以转嫁其金融资产及海外不动产“缩水”损失的战略。其三，1998年底至1999年初，我国关闭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后又宣布其破产。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许多海外金融机构甚至藉此降低了对我国金融系统信用以及企业信用的评级。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措施不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呆坏账问题并非秘密。事实上从1996年以来，我国一直在为纠正这一缺陷进行着多方面尝试与改革。谁都明白，对一家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处理本身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问题在趋于恶化。为什么海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国际资本希望看到中国金融系统动荡并出现金融资产的大规模“缩水”。事实上，1998年香港政府与国际投机资本在股市上的“对决”，本质上就是一场由谁来承担“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失的“对决”。 1998年末，国际投机资本中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破产， 其净资产额由当年初的48亿美元骤减至5亿美元， 而它向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借贷巨额资金购买的证券衍生品高达1000亿美元。这个巨大损失谁来承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近动员10多家西方银行拿出36亿美元抢救这家对冲基金，旨在给国际投机资本以转嫁损失的机会。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金融一体化完全不意味着全球的利益一体化。当前，我们不能对经济大国“维护世界金融秩序”的承诺有太多幻想，政策措施不能为外部的可疑诘难或善意“担忧”所动；而仍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根据条件积极推进资本自由化、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我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同时，要审慎调整我国的外汇结构与外债结构。要对防范转嫁危机的风险给予足够重视。
积极审慎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对策
周 刚 要确立正确的对策，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述几个方面是应予关注的：
1、全球经济正进入低速增长的调整期。 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和深化、俄罗斯金融及政治危机、巴西等拉美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以及欧美因受金融风暴影响而增长放缓，预示着全球经济正进入低速增长的调整期。一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现已出现中断；二是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这是引发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三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因金融危机而难以独善其身。2、 全球性的减息浪潮。欧美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于1998年9 月开始率先纷纷调低利率，并继而形成全球性的减息浪潮。这表明，目前全球经济的风险已从重点防范通货膨胀转变为重点防范通货紧缩乃至经济衰退，货币政策的焦点也相应从紧缩转向宽松。由于投资者对未来世界经济缺乏信心以及对利率继续下调的预期，预计今年世界经济还有一番全球性的减息行动。3、亚洲经济复苏路途漫漫。 亚洲经济现已露出经济走出低谷的迹象，但复苏存在较大困难。首先，巴西金融危机使世界金融仍处于动荡之中，投资风险规避无助于亚洲经济国际融资；其次，银行的呆账、坏账严重而导致的信贷紧缩使国内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增长。另外，近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反弹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有实质性的好转，相反，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商业银行的大量呆账、坏账使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至今未得到有效控制。4、 欧元启动及其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欧元的启动将使欧洲迅速形成一个统一、巨大的资本市场，资本流动空前自由；欧元将使银行与巨型产业之间原来的相互持股和控股公司治理模式逐渐解体，银行将转向更有利可图的资产管理、担保和一般管理，银行风险将由汇率风险转向信用风险；金融市场将形成兼并风潮；利率预期的下调、低通货膨胀、联盟成员国对财政约束的承诺将使欧洲大陆保持预期的经济增长，欧元将表现坚挺。但欧元监管机构也面临较大挑战：首先，虽然欧元区拥有单一的货币和统一的中央银行，但没有正式达成政治一体化，其税收和预算管理机构相互独立，缺乏调整经济失衡的稳定机制，各国只有通过调整财政政策补偿；其次，尽管成员国间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有一定差异，但新的欧洲中央银行将实行统一利率，显然为了保持欧元比值的稳定将牺牲个别成员国的利益。当然，目前的国际金融动荡对欧元的启动和实施也有较大消极影响。但总的来看，欧元汇率未来趋势将是坚挺的。5、美国经济增长减弱， 忧多于喜。美国经济持续8 年的增长主要源于信息等高科技产业“新经济结构”对整体经济的强劲推动。对美国经济结构分析表明，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出口、高科技产业、消费、投资都出现了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报告也认为，1999年美国经济发展不容乐观。6、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全球金融动荡充分显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脆弱。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王元龙 根据以上的讨论和分析，我认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采取下面的政策措施是必须的。
1、金融对外开放和开放资本项目必须量力而行。 金融对外开放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如果这种开放与国内经济实力、金融监管手段和金融监管水平不相适应，即金融对外开放超前，显然不利于对人民币的全面有效调控，而且很容易受到国际游资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当然金融对外开放滞后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实践证明，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开放资本项目必须坚持审慎的原则。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其实，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过早地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所实行的汇兑管制，可能导致资本的外逃或外债的增加，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实现资本项目的外汇可兑换性应该是经济自由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即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能力提高的实际进程。这种慎重的态度及其措施并不是要延缓我国的金融对外开放，而是出于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防范，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控制资本非法流出入的对策。 资本非法流出入冲击了我国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且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如增加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金融泡沫，增加金融风险、引发金融风险等。资本非法流出入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威胁金融安全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为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须加强对资本非法流出入的控制：（1 ）适时调整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资本非法流出入的最根本动因是追求投机利润，因此必须努力避免为资本非法流出入提供投机机会，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以便从源头上控制资本非法流出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逐步缩小国内外利差水平。同时，保持合理汇率水平也十分重要，因为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汇率水平高低将导致外汇需求和资本流动的变动，合理的汇率水平将是保持宏观经济和外汇市场稳定的基础。 （2）协调合作、加强结售汇管理。为有效控制资本非法流出入，外汇局、海关、银行、税务等部门须加强协调合作。（3 ）加强对远期信用证的管理。（4）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涉外机构的外汇管理。（5）加强对国内资本外逃的防范与控制。
3、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 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保持适度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是否合理或适度， 对整个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确，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柄两刃剑。（2）优化投资结构。 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不合理，直接影响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预期总体社会经济效益的取得，影响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甚至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3 ）扼制负效应。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必然产生负效应。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消极和不良影响不可低估，从而理所当然应将扼制负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的目标。但这可以消除由内生因素产生的负效应，而对由外生因素产生的负效应，宏观调控只能对其加以限制或起到缩小的调控效应，为此，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尽可能将负效应减少到最低程度。（4 ）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国家计划、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5）建立健全对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的体系。 在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首要问题是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组织体系，包括决策系统、实施系统和监测系统。
4、采取审慎的外债政策。必须注意：（1）外债政策应将安全性放在首位。一要注意把握时机，在市场条件不利情况下，决不可贸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对外债发行的市场、金融条件等要权衡利弊；二要跟踪监测外债风险指标，密切注意外债依从度、偿债率及长短期外债结构的变化。（2）提高外债使用经济效益。（3）严格确认境外发债主体资格，加强对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外国贷款的管理，实行全口径计划管理，根据不同筹资方式和偿还责任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管理；（4）实现发债主体、债券结构多元化， 减少市场变化带来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降低筹资成本，增强外债偿还能力。（5 ）加强对隐性外债的监控。（6）建立国家偿债基金。
5、解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非均衡性的对策。要维护金融安全， 必须解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为此，必须加快和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的新型金融体制。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将从以对外引进资金和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到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积极而稳妥的原则，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侧重点是，适度扩大金融开放地域，增加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当前必须重点推进以下改革措施：第一，完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二，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第三，进一步完善政策性银行机制；第四，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推进利率体制改革，适度发展直接融资；第五，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金融风险控制，防范金融风险。
6、采取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 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应把握：（1）我国现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合理选择；（2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这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否关系到我国的金融安全；（3 ）人民币汇率还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以免人民币汇率制度走向僵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4）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改变仅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应按照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来确定基准汇率，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供求来确定市场汇率，使汇率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逐步放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会员最高持汇规模的限制，以增强其头寸限额弹性，提高其在外汇市场业务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逐步放宽对企业持汇的限制，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大企业、企业集团允许其一定的持汇规模使其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间接参与者，以加快完善外汇市场运作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5）加强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和管理，注重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的协调配合。
7、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是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偿还对外债务的最后保障。我国已经积累起较大的外汇储备，足以承受较大的偿债压力。但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必须加强和完善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结构进行经常性的调整，以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8、建立判断金融安全的指标体系。为维护金融安全， 有必要建立判断金融安全的指标体系，且对各项指标进行监控，判断金融安全程度。无论是扩大对外开放，还是维护金融安全，都需要宏观经济的稳定给予支撑，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经济和金融指标：（1）实际GDP增长速度，若该指标不断下降，则表明该国经济基础脆弱。（2 ）相对通货膨胀率，该指标上升表明经济受到的损害在增加。（3）国内储蓄率，该指标越低则表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4）实际汇率， 实际汇率的不断下降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本币高估。（5）利率水平， 较高的利率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表明经济可能存在着潜在危险。（6 ）国内外利率差，如果国内利率过分高于国际利率，则标志着本币可能高估；如果利率差的变化趋升，则表明利率已成为高估的汇率的保护工具。（7）国际贸易平衡状况，若出现长时期的贸易赤字， 则表明汇率的高估或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非均衡地位。（8）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如果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则表明国民经济状况不佳。（9）外资结构，如果流入外资越短期化，则表明外资结构脆弱，风险增加。
林志远（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博士）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新时期，还应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改革的重点要努力克服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的要求。其次是扩大开放的重点要放在法规制度和政府监管职能的建设上，保证外国金融机构放进来之后，中外金融机构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开展业务。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阶段，重点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中国参加投资和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资金，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外资对中国又普遍缺乏了解，存有戒心和感到信心不足。但经过10多年的政策调整，外资进入的困难已经大为减少。相反，中资企业和中国银行业因为受到很多体制上的束缚，面对外资进入的攻势，已经处在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阶段，必须把法规制度建设和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放在政府决策的首要地位，取代不顾代价盲目吸引外资和放任自流的作法。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还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当前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国外是金融全球化趋势和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对我国货币金融和企业银行的冲击，国内是大量积累的银行坏账和财政支付能力的严重不足及正在扩大的失业人口和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的矛盾。经济改革初期，我们很多政策收到了一放即活的效果，这是因为当时尚无企业间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也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攻势。现在情况不同，已经有了广泛的市场竞争，又有了来自金融全球化的影响，继续简单放的政策，往往导致不择手段甚至无异于自杀的恶性竞争；简单收的政策，又往往导致经济活力减退和破坏公平竞争，所以政策的选择要比以前困难得多，政府决策失误的影响也比以前严重得多。对此，我们必须立足在市场经济的出发点，积极改革，加快和完善新制度的建设。加快发展与改革，同时保持稳定，关键还要抓住一个时机，错过了发展和改革的时机，稳定也就丧失了基本的条件。
21世纪的对策，解放生产力仍是改革的主旋律。但新时期的生产力也有新时期的新内容，这就是在解放一般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知识技能劳动的生产力。世界上，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必须有一般劳动生产力的彻底解放，而信息或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则必须有知识技能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中国要赶上知识经济的世界潮流，就必须要彻底解放知识技能生产力。为此，首先要充分尊重和肯定个人拥有的专门知识和职业技能，充分明确知识技能的标准，克服假冒伪劣的泛滥。其次要在政府、银行和国企内部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确立充分竞争和能上能下的干部聘任机制，积极吸引和大胆起用有职业专长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来克服中国当前面对的各种困难。再次是要积极支持和大力开展各类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个人积极提高和加快积累有价值生产力的知识和技能，成为经济金融发展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最后还要大力扶植各类知识产业的健康发展，包括计算机软件和网上信息，投资顾问和信息咨询，律师会计服务，等等。金融业历来是知识经济较集中和高新技术推广较快的行业，金融全球化的竞争，21世纪的国际竞争，焦点都是一场争夺知识人才的竞争。因此21世纪的中国必须大力解放知识技能生产力。
陈淮 要趋利避害制定我们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对策，还须高度警惕实物经济领域中全球性过剩危机带来的风险。在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一个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现象是金融品交易量与实物经济的严重脱离。1998年，世界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约为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60倍。国际外汇市场上每天约2 万亿美元的交易额大多与实际的贸易活动无关。人们由此认为，全球性金融动荡的根源是虚拟资本的加速扩张。
对价值符号的疯狂炒作导致危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实物经济领域中全球普遍性的过剩是引发金融“泡沫”破灭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是现象，过剩危机才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真正危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国际资本充裕、资源成本趋于下降、技术进步持续加速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出现大幅放缓，将此仅仅归咎于国际货币比价动荡是难以解释的，其根本原因在于90年代初、中期在虚假繁荣刺激下形成的全球性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不是金融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实物经济的衰退，而是实物经济领域中过剩危机的明显显现导致了金融投机活动中虚幻预期的破灭。上述讨论，关键是要说明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运行风险。1999年，供求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的“瓶颈”，启动内需已成为各项调控政策的共同指向。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高度警惕外部过剩危机被转嫁到国内来的风险。这一看法基于三个基本判断。其一，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从90年代中期起，我国国民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已达40%左右。就是说， 我国的总需求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内的供给能力将能首先得到平衡。其二，不论中国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比1998年回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仍将是世界范围内最快的，中国城乡的购买力潜力和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是全球最大的。而在全球性过剩条件下，市场与需求是远比技术、资本及自然要素更为稀缺的资源（市场与需求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因此中国国内市场将可能是国际资本不惜一切手段的必争之地。其三，鉴于自然禀赋、技术装备、营销、资金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及当前国际市场上资源成本极其低廉的实际状况，外部过剩生产能力在各产业领域的边际成本都可能远低于我国。而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新增需求产生时，最先有条件加入供给行列的将是边际成本最低的生产者。如果这三个基本判断成立，那么重要结论就应当是：在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化的态势下，启动内需的政策要考虑留有余地与保存实力，同时必须同适度保护国内市场、保护国内购买力资源的政策同行。否则，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境地：要么被动员出来的宝贵的社会购买力资源、潜在需求资源被可以视为无限大的外部过剩生产能力首先占有；要么反走私成本将急剧增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黄范章 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历史趋向，我们便不能无视它，更不应为防止“风险”而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去。我们应该积极迎接它，坚持对外开放，明确认识对外开放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的要求而采取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各种风险，我们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防范风险：（1 ）要有步骤、有准备、有序地推进对外开放。一般说，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服务业、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每一步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开放，尤须做准备，不仅需要基本健康的金融体系，而且需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要有规范的运行规划和监管机制。（2 ）要在发展经济、加速改革、培育市场体系等方面下功夫，特别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理顺政企、银（行）企（业）、政（府）银（行）的关系，健全金融体系，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这次亚洲金融风暴表明，在本国银行的不良资产过多、经常项目长期赤字、外来短期资金过多、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若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容易招致风险。（3 ）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因为经济全球化，问题也全球化，金融监管也须国际化。应在信息、监测、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的盛衰对周边国家均有重大影响。中国确保了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就有助于世界经济或亚洲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就是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表现出对国际社会的负责态度。
经济全球化特别要求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世界主要货币国家对国际社会负责。为此，（1）主要货币国家应努力维护币值和汇率稳定； （2）主要资本输出国家应对各自国家的资本流进流出进行监视；（3）主要资本输出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对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既不扼杀，也不放任不管，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要求主要货币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应对国际社会持以负责的态度。因为，任何金融风波都会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干扰甚至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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