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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恐怖主义的扩展以及美国易受恐怖主义的伤害所表明的，21世纪世界的主要现实是，我们的时代是全球相互依存的，但远不是融为一体的。我们通过“9·11”事件懂得，我们所帮助创造的全球化力量本身——开放边界和贸易，便捷的旅行，即时的通讯，即时的汇兑以及对信息和技术的扩大利用——既能被用于建设，也能被用于破坏；既能被用于联合，也能被用于分裂。
与此同时，旧的冲突呈现出令人惊恐的紧迫性，尤其是有关克什米尔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以及中东的暴力僵局。这些挑战和其他全球挑战的发展要求我们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一种更有远见的战略，这种战略植根于使世界从相互依存走向一个致力于和平和繁荣、自由和安全的融洽一致的全球社会的基本信念。
处于所有这些斗争的中心的是全球思想观念的斗争，尤其在穆斯林世界，那儿的原教旨主义者对立派借用宗教的名义，把对无辜者的自杀性暗杀说成得到真主保佑的合法政治工具。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围绕3个非常古老和基本的问题展开：我们能够拥有包容的社会，还是我们的社会必定是排他的?我们能够拥有共享的未来，还是我们的未来必定是分隔的?我们能够掌握全部真理，还是我们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寻求真理?
这些困境或许代表人类有史以来最持久的难题：人们能够主要通过积极的交往获得自己的身份，还是人生的意义也需要与其他人的消极比较?从人们走出洞穴并形成宗族时起，他们的命运既植根于与自己族群的积极交往，也植根于消极地看待其族群以外的人们。这种自我界定支配了6000多年有组织文明的大部分时间。
为了过去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我们在20世纪上半期几乎毁灭了地球。直到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有关一个由彼此合作的成员组成的全球社会的观念才得到确立。自那时以来，世界充满宗教、种族、民族和部落的冲突。
显然，不同人群之间的敌意和暴力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人们或许彼此怀疑“他人”，但他们必须受到教唆和引导才会去杀人。我们的挑战在于确定，人们如何才能在享有其各自社会的利益和身份的同时，仍然成功地作为更广大的社会的一部分。欧盟是从前的敌人在保持国家身份的同时仍能成为亲密盟友的范例。
一个有关共同社会的概念需要对共享的、而不是分隔的未来的信仰。在这种未来，人人具有价值，人人能起作用，而且，如果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全都会做得更好。信奉共享的未来需要摒弃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声称掌握全部真理的说法，赞同认为人生是寻求真理的旅程、而我们都能有所贡献的信念。这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融洽一致的全球社会中所珍重的东西的核心：我们的差异是重要的，但我们共同的人性更重要。
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挑战体现了所有这些基本问题。支持乌萨马·本·拉登并且信奉他看待世界的观点的人们所需要的是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社会。他们坚决主张以其看待真理的观点为基础的分隔的未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分歧的根源正是在于所有这些因素。这种排他地主张分隔的未来的团体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地非常活跃。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必须做经济世界早已做过的事情——形成一种顾及包容、赞同共享的未来和支持齐心协力地寻求真理的全球意识。
与某些人所声称的不同，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东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是迪拜，这个穆斯林国家实际上寻求来自其他国家的居民，并且正在悄悄地融入现代世界。迪拜的领导人选择了植根于明天的可能性的共享的未来。
把这些观念变成行动需要时间，而不仅仅需要空谈。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与有可能使世界产生动荡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进行斗争，这种外交政策旨在增加合作伙伴和减少恐怖分子。
我们的安全政策应该包括5个主要因素：
首先，我们应该支持布什总统和我们的军队完成抓获本·拉登以及阿富汗之外其他基地组织领导人的任务。
其次，我们必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以结束北朝鲜的核导弹计划。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交易：北朝鲜人或许没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其人民，但他们是世界级的导弹制造者，他们也把导弹出售给我们的敌人。
在我的政府执政期间，我们成功地终止了北朝鲜的核计划及其远程导弹试验。在我的第二届任期临近结束时，我们已接近于达成完全终止其导弹计划的协定。达成最后协定的关键是一次总统对北朝鲜的访问。我愿意前往访问，但在我的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周，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于达成一个中东和平协定的明显机会。我决定不进行这次必须包括南非、中国和日本的旅行，从而不冒葬送这个机会的风险。
我仍然深信，如果布什政府把终止北朝鲜核计划作为优先考虑的首要事务，通过谈判实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
第三，我们必须限制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小规模核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是持续的威胁，因为他的实验室十分忙碌。他的军队比海湾战争时期软弱了很多，但他的实验室的威胁是实际的。这种威胁不像必须重新开始中东和平进程并且阻止那儿的暴力那样迫在眉睫，或许也不需要一次入侵，但必须得到解决。
第四，我们应该增强我们的朋友对付恐怖行动的能力。我支持布什总统正在做的帮助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的事情。我也认为，布什有权扩大我们对哥伦比亚的援助的使用，以使这个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不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侵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事实上是为毒贩服务的恐怖分子，他们正在尝试把哥伦比亚变成世界上第一个毒品国家。
我们也应该支持我们的那些正在努力把他们自己组织成融洽一致的社会的非洲朋友。最好的支持方式之一是继续资助《非洲危机反应倡议》(Africa Crisis ResponseInitiative)。这个在我的政府执政期间开始实施的计划为一支非洲混合军队提供美国的支持，这支军队能够前往需要它的任何地方，非洲人因此能够充当其自己的维和人员，并对付其自己的恐怖分子和部落冲突。我希望布什政府不会削减对这个计划的资助。
第五，我们必须改进国内的防务和合作。我支持设立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只要它具有使所有相关机构保持密切合作的权威，并能立即获得所有情报。
让合作伙伴变得更多，让恐怖分子变得更少。除了这5个防御性步骤，对我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框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前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那样，具有建设一个合作伙伴更多、恐怖分子更少的更好世界的目光。
这个重新安排的世界的指导原则直接来自“第三条道路”的哲学：授权、机遇和责任。
第一步是建立更多和更有效的国际机构。我们已经看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了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智行为。我们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批准《化学武器公约》、扩大北约和支持欧盟发展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我的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错误的，而这个决定不幸地得到布什政府的赞同。我认为，布什政府放弃我们签署的京都协定和国际刑事法院协议也是错误的。拒绝京都协定将使我们与环境恶化的灾祸进行的斗争变得更困难，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和海洋的相关恶化。
这种战略的第二根支柱应该是为世界上的穷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债务减免。我们在2000年发起的债务减免已经产生某些惊人的成果，因为债务减免是以所有减免款项被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为基础的，我们在提供机遇的同时要求承担责任。这个倡议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也在美国国会内得到了两党的坚定支持。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新一轮债务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其收入高于今天的减免范围但艾滋病患病率和艾滋病毒感染率也高得令人担忧的国家。
第三，我们应该增加对外援的投入。美国的外援开支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低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今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外援高峰会议上，布什总统跨出了良好的第一步。当时他许诺，每年把我们的外援增加100至150亿美元。可是，这仍将使我们的外援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1994年草拟的最后一个预算低20%。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要求每年有100亿美元被用于与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作斗争 。我们应该支付我们的份额。穷国的1000多万儿童没有上学。2000年，我们拨付了3亿美元，以便让愿意上学的贫困儿童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入学儿童明显地增加了。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第四，我们应该增强我们的努力，把和平带到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中东和印度次大陆。
只要美国奉行强有力的安全政策，大力增加合作伙伴并减少恐怖分子，坚定不移地力求赢得思想观念的斗争，它就能在使世界从相互依存的全球社会走向融洽一致的全球社会方面大有作为，从而为我们所有人的子女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选自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