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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392(2009)04-0032-05
本文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前提，即建立互信和实用主义的取向已日益成为印中互动的基石；而且，两国悠久的历史以及地理上的毗邻并没有对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实质性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印中对彼此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一、印度眼中的“中国印象”
虽然印中两国自古交流算不上频繁，基本是零星的货物贸易和游客往来，但中国在印度的印象中一直是文明友好的。这其中，学者之间的交往，虽然也比较有限，影响力却不能小觑。印度对中国的这一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增强，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就抱有古代那种对中国的乐观想法，认为“十亿印中人民合作基础十分稳固”。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尼赫鲁对于强大集权中国的长期威胁其实是心存戒备的[1](P17～18)。然而，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利是印度历史记忆中一道深深的伤疤，自那之后的数年，原本良好的“中国形象”在印度消失殆尽[2](P155)。之后，由于两国关系冷却的原因，印度的对华政策开始容易受到西方观点的影响。
在印度当前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中，崇尚判断标准和外交主动权本国化的实用主义倾向不断抬头。虽然这样，根植于19世纪50年代“反殖民”和“反西方”历史的印度官方观点仍以传统的理想化的取向为主，依旧强调古代印中文明的互通性以及近代两国曾有的伙伴关系，对中国的未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的依据是中国的外交行为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而且中国也正在试图融入国际体系之中[3](P16、18～19、24)。要注意，印度国内对中国的看法的确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认为中国必然是野心勃勃的、带有扩张性的；而另一种则将中国视为一个友好的邻邦，是同印度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4](P155)。第二种观点的影响近些年也在不断增强。
那么，中国的印度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印度的“中国印象”的呢？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可以大体分为三类[5](P245～246)。第一类专家试图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实事求是的解读印中边境战争及印中之间跌宕起伏的双边关系，其中的一些人提出了以建设性和前瞻性的眼光看待两国关系的发展，并认为中国并没有对抗印度的意图[6](P9～22)；[4](P240～255)。第二类专家属于“强硬派”，“中国威胁论”在这些人之中依然很有市场，他们将中国视为印度当前最为主要的威胁[7](P12)；[8](P317～355)。主流的论调介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关系有了长足进步，一些热点问题，诸如领土争端以及西藏问题，已经被有效的压制或边缘化，他们支持多边主义的主张，倡导中印为推动多级世界的发展携手合作[9](P10)；[10](P49)。
另一位中国的印度问题学者认为，印度的多数专家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与挑战并存”。然而，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性解读不同，印度对中国的军队建设基本持一种否定态度[11](P98)。这充分说明，虽然时隔45年，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依然影响着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和政策制定。
二、印度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及苏联政权的解体，使中国告别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也开启了印中实用主义友好关系的新时期。同时，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带来了其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集团的认可，这些都推动了印度对华态度的改变，开始对中国采取接触策略。
印度近几年的一些新动向，比如联合政府比较稳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发展运行良好、1998年成功进行核试验，都增强了印度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的自信心。这一点在目前的北京—新德里共识中有所体现。除1958-1963年这段时间外，虽然印中两国的关系并不能为人称道或合作愉快，但两国关系却从没有走向全面对抗。与此同时，鉴于印度社会的多元政治传统和民主体制，一些不同声音也在印度的对华政策制定中产生着影响。
对于印度国内对中国问题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如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以及定向研究等等。就时间维度来看，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可以被分为以下阶段：印度独立后、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后、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等等。类似地，印度不同地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内容和程度也是有差异的。这里，海外印度学者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也可以将其分为鹰派、鸽派、猫头鹰派，或者更具体地说分为亲华派、反华派等等；也有人将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分为实用主义流派、超现实主义流派、调和派，以及主流派、中国并非威胁派和中国威胁派等等[12](P39～49)；[13](P6～8)。
印度政府的不同机构，如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总理办公室等，以往在看待中国问题上立场也有不同。但最近这些机构在政策制定上有合拢的倾向，其中，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近来对待中国问题更为重视和开放。政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业团体对中国问题也是看法不一。不同主体看待中国问题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强调合作与协议、重视贸易和国防经费增长的数据分析、要求通过谈判和利益驱动构建制度和规则等等。还有一点是，数目庞大的在华留学生以及持续增长的观光客也构成了印度国内一支为中国“游说”的重要队伍。虽然所有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印度社会多元传统的折射，但也有人将之视为印度缺乏持续连贯对华政策的表现[14](P760)；[2](P155)。
简言之，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将会进一步吸引、改变甚至挑战印度学者的想象力，影响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流派划分；而在民众眼中，中国将依旧是谜一样难以捉摸、难以理解，他们将继续怀着热切且疑惑的心情看待这一东方国家[3](P13)。
三、印中关系“冰雪初融”
印度谋求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努力可以追溯到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68年8月和1969年1月的讲话，向外界表明了印方愿意与中国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十分重要的是，1962年11月印度议会曾通过决议声称印中谈判需要预设条件，这一点在甘地的这两次讲话中没有提及，这也就说明印度已经做好了与中国进行无预设条件谈判的准备[15](P160)。在随后的1971年，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成了印中关系改善的一个契机，印度接受了中国发出的比赛邀请，派出了一支队伍参加比赛，这是自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16](P149)。其实，在此之前的1970年8月26日，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萨达·斯瓦兰·辛格在印度联邦院（上议院）演讲时曾这样总结当时的印中关系：“我们的确注意到，中国在对待包括印度的邻国上政策有所变化，在宣传上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无法改变印中漫长边境线接壤的事实，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在其他方面将印中两国关系正常化，这对双方来讲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国有意在这一问题上迈出前进的步伐，印度也会责无旁贷地跟进”[17](P743-744)。
这一声明带来了积极回应，两国很快做出决定，允许对方在其大使馆内安装发报机等通讯设备。而且，印度对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予以了支持，并邀请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德里召开的一次地区级的会议。不仅如此，作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还以个人身份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哀悼其父亲的生前好友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吊唁薄上签名[18](P519-534)。所有这些表态最终的结果是印中在1974年重新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在1979年，阿·比·瓦杰帕伊成了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印度外交部长。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印中进入了新时代，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谈，数项重要的双边协议和论坛在这一时期得以签署和举办。每年定期举行的印中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议成了双方履行“建立互信机制”过程中最为常用和有效的渠道。
印中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议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成果。其中，1991年8月至1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印中边界问题联合小组会议催生了印中在1993年9月和1996年11月签订的两份重要协议。也正是在这次小组会议上，“维持和平与安宁”这一提法得到了一致认同[19](P505～518)。1995年8月，同样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八轮联合工作小组会谈也具有深远意义，在这次会议上，印中双方撤除了彼此军队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这一举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因为它开创了冷战后亚洲国家通过协议实现裁军的先例[20](P1517)。除了上述宽泛的政策表态和政治承诺之外，联合工作小组已逐渐演变为操作层面的一种规范化机制。不容忽视的是，驻扎边境的印中军队间也存在常规化的会谈机制，这些军队有的驻扎在东段边境的布姆拉地区和迪祖地区，有的则驻扎在西段边境靠近丘舒尔的斯班葛尔地区。军队将领之间除了例行的会谈之外，他们在喜马拉雅的亚东地区更有“热线电话”用来相互联系，以保证在出现意外的侵入事件发生时能够充分沟通。这些“建立互信机制”有效地防止了类似巡查时不慎越界这样的问题演变为严重危机。
四、印中建立互信的关键：贸易
推动中印友好关系恢复的另一个因素，也是双边关系改善的最大成果，就是双边贸易的增长。印中双边贸易成果惊人，这与中印其他领域的发展趋势往往相左，因此也使得贸易在中印信任建立措施中独一无二。中印贸易的实际数据已经超过了两国领导人原先设定的目标。经济交往会为解决更为困难的政治问题铺平了道路，这一点与全球地缘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里（1978～199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上涨了14倍，而中印贸易额更是增长了16倍。虽然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核试验，之后两国的贸易总量仍旧空前增长，从1998年的19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300亿美元①，这足以说明中印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考虑到对解决长远问题的无形作用，中印边境贸易便具有了十分独特的意义。虽然边境贸易额目前可能仍只占双边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但其带来的自由和互动会大大提高双方对彼此的信任。目前，两国可以在29种本地产品中开展自由贸易，其中包括动物皮毛，盐，硼砂，黏土以及丝绸等。很显然，从盈利角度看，单单这些产品的交易并不会获利太多，但我们应该看到，199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边境贸易已经开始带动各种相关行业的复兴。例如，在印度彼斯罗格镇，中印边境贸易带来了针织地毯工业的复兴，而它曾经因为完全依赖中国境内的藏羊毛而完全倒闭。此外，边境贸易对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改善附近地区民众的生活。可以说，不断发展的边境贸易推动了边境地区的社会发展，给这些地区带来的不是争端纷扰，而是和平安宁。不仅如此，边境贸易也为两国边境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带来了便利，这些工作人员是为了实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被派往这些地区的。
但是，中印贸易在发展的同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首先，边境贸易总额持续徘徊在10万美元左右。亚东等商埠的开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快速增长。其次，尽管双边贸易在价值量上仍旧保持平衡，但印度的出口商品的结构存在问题，铁矿构成了其出口总量的一半，这不仅使印度失去了通过出口手工产品以获取附加值的机会，而且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提供了原材料；再次，不断发展的双边贸易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双边投资的增长。中印是国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其各自的安全顾虑（主要是印度）对双方的相互投资十分不利，这最终可能会降低两国共同发展的巨大潜力。
五、印中关系的未来走向
如果仅仅是预测近期的印中关系，我们发现的只能是那些早已存在的固有问题。而如果预测得太过长远，又往往会陷于虚无缥缈，从而失去了对政策制定者谋划未来的参考意义。尽管如此，对印中关系进行中长期的分析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能够为印中互动的具体实践者提供一个宏观的思考方向。
就中期预测而言，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地理上的障碍和距离将会逐渐克服和缩短。中印之间的互动比较以往会有大幅度增加，而相应的摩擦事件也会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在过去50年已有证明，科技已经大大缩小了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地理障碍对人们的阻隔。未来变化的速度会更快，这意味着印中两国在实力方面将会并驾齐驱，两个经济、政治、文化大国的竞争也将会成为双方互动的主流。但是，在未来的25年中，印中在军事方面的竞争以及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将不再是双方主要的外交关注点。未来几十年，信息革命将是世界的发展趋势，当国际竞争的内容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知识时，印中是具有优势的，因为两国均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这也将是印中未来竞争的热点之一。
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两国的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双方关系的进步，眼下不太稳定的形势将被稳定格局所代替。鉴于目前全球化及军事革命的趋势，中印两国将不太可能选择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双方对核武器的拥有将进一步保证两国的竞争态势处于双方可接受范围之内，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行动威胁到另外一方。当然，任何一方都不能保证完全杜绝无法控制的突发摩擦以及各自发展进程中的分裂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内部的不稳定性以及其他的不可知因素。当然，发现一种有效的对抗核武器的方法可能会带来不稳定状态，但这一设想超出了我们预测的中印关系的前提，故不作考虑。
一个世纪之后，中印作为亚洲主要经济大国的竞争可能会越来越稳固可控。多数专家认为，尽管可能做不到像古代那样两国产量总和构成世界产量的一半，但21世纪将会见证中印两国成长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实体。到时，两国经济领域的竞争将取决于双方在科技领域的较量，这将极大的改变科学领域的面貌，虽然现在还没法预见。未来学家预测，科技人才将会成为中印两国的主要资源。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只要印中庞大的人口进行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即生产和消费，就可以为两国成为超级大国提供不竭的原动力。现在，整个世界将逐步趋同，作为两种独特的文明体系，未来印中两国为自身生存的奋斗将会决定双方竞争的程度与方向，也会决定两者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在技术慢慢取代文化和人的社会规范时，也只能是各自独特的文化能够成为印中两国醒目的标识。
综上所述，随着印中双方实力的逐步扩张，两国的竞争关系将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会长期持续的存在下去。人类文明的进步只会让这种竞争关系更为公开和明显。过去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印中两国关系不仅给决策制定者也给国际关系学者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虽然印中之间维系了和平与安宁，但印度的对华政策仍然被认为是行动迟缓的。要了解中国独特的外交心态并不容易，在这一点上，印度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特别是在采取外交主动时更是如此。在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中国的谈判方式以及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十分热门的话题，但印度人在解读中国时与西方人并不相同。因此，要使印度在制定对最重要邻国政策上更有效率，使印中维持和平与合作的双边关系，将印中互动相关知识的本土化是十分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9-09-28
注释：
①2007年中印贸易额实为387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译者注］。
译者简介：
王永刚(1983～)，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433
张贵洪(1965～)，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