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身份的社会医治之路：流动儿童研究与应用
崔丽娟1，周天爽1，丁沁南2，朱 一1
（1.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2.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对个体而言，群体身份上附着着情感价值和自我意义，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在流动性的社会中，群体身份的转换更为频繁，成为必须应对的问题。本综述主要基于群体身份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探讨了如何通过增强群体身份应对生活变迁，即提出利用群体身份的社会医治之路，并且以流动儿童为例，论述了群体身份对其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在教育安置中的应用。
关键词 ：社会医治；群体身份；社会认同；流动儿童
不论一个人做什么或想做什么，必须要有一个立于上的基石，当其发生倾斜后人们会受到极大影响，这一基石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就是个体所归属的社会群体。没有或失去群体，就失去了有关的成员身份，这也许导致身份的永久性变化，这一变化将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而生活中，几乎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群体身份的变化，如第一次外出求学，来到完全陌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城市，和天南地北的新伙伴共处一室。此外，移民、搬迁、退休、罹患重病、入监、进养老院，以及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涌现的流动儿童和农民工等，都面临着群体身份的变化或过渡。事实上，对于身处流动性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群体身份的变化与转换都已成为时不时要应对的问题。
本文将依据群体身份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探讨基于群体身份的社会医治之路，并以流动儿童为例，剖析群体身份对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与应用。
一、群体身份与个体身心健康
群体身份对个体保持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与社会隔离的个体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症；[1]社会适应失调的人更易得肺结核。[2]对中风患者的追踪研究表明，社会交往少的患者在五年内再次发作的概率比拥有有意义的社交关系网的患者大一倍。研究者发现，缺乏与他人的联系导致再次中风的风险，远大于冠状动脉疾病或缺乏运动等传统因素。[3]在流行病学家和健康研究专家对16638名美国老年人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记忆丧失明显缓慢。[4]对于自杀行为的研究也发现，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能够降低自杀的可能性：拥有大家庭的人自杀率较低；相对于新教徒，犹太人和信仰天主教的人的自杀率较低；战争期间的自杀率也较低。[5]
在群体身份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社会支持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身体健康角度，接受社会支持会降低血压和提高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功能等，从而改善健康；[6-7]从心理健康角度，社会支持能够缓冲生活压力事件的不利影响。[8] Jetten，Haslam，Haslam 和Branscombe 进一步指出拥有多元群体身份的作用：虽然生活变迁会对健康产生负向预测，但是多元群体身份，能够通过获得新成员身份、维持原成员身份两条路径，正向预测健康。他们认为，生活变迁的过程中个体会失去一部分社交网络和群体身份，并对健康产生威胁，在新身份还没有找到前，个体可以通过尽可能维持原有群体身份，帮助自己平稳地实现新旧身份的过渡与交替。[9]
可见，群体身份在保护人们免受重大生活变化带来的健康威胁上有关键的影响作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身份网是建立新的社会身份的基石，社会身份网也是社会身份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成分。
主题出版中的显著性模式。议程设置需对少数议题进行突出强调，以引起公众焦点关注。图书出版涵盖所有公共和个人议题，主题图书关注少数重大选题，使其曝光率远远大于一般议题，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主题出版中议程设置的显著性模式不仅存在于对少数议题的强调，还表现在主题出版对象具备多种属性时不同属性的侧重与平衡上。
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不仅要构建“我是谁”的概念，还要构建“我可以成为谁”。[10] 这就涉及到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Tajfel 等人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这些群体身份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1]所以，“群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个体会与它建立情感联结，也会将自我的意义部分地依附其中。群体身份影响着个体的想法和行为，是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思想。[12]
1930年，位于建国西路和岳阳路交界处的建业里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石库门建筑群，占地约1.8万平方米。如今，清水红砖、马头风火墙、半圆拱券门洞，经由当代设计思路的改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群体身份社会医治作用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社会身份认同是理解幸福和健康的关键，群体身份是一种心理资源，个体拥有的这一资源越多，在变迁过程中的适应就越好，在面临挑战时恢复的就越快，并有较强的心理弹性。基于此，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社会医治”的方法，即增加个体所归属的群体身份，以此提升个体应对变故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个体身心健康水平。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个体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单元的体现。群体既能够满足人们归属感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人们通过群体身份与其他群体区分开、维持自我独特性的需要，在帮助人们从自己所在群体和其他群体比较所获得优势中，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13-14]可见，群体身份认同对于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1.5.1 DNA引物 设计mecA基因引物[7]，序列长度533bp。 上游引物（5’3’）：AAAATCGATGGTAAAG GTTGGC；下游引物（5’3’）：AGTTCTGCAGTACCGGATTTGC。
在与新群体接触时，群体身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认同理论用群体可渗透性（Group Permeability）来对群体成员身份的可变动性进行描述。这一概念表述了群体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流动到另一个群体当中，找到新的群体身份。作为一种群体关系结构特征，可渗透性在决定个体思想和行为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如Stott和Drury 的研究发现在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有更加积极的印象，而在群体不可渗透性条件下，群体成员会对内群体有更积极的印象，对外群体有更多的负面印象。[15]可渗透性将会关系到个体是否会对新群体形成归属感，以及实现群体身份的融合。[16][17][18] 我们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验证，我们向391 名流动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群体可渗透性与流动儿童群体认同、城市儿童群体认同，以及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学校适应等城市适应指标的关系，结果如表1。
表1 群体可渗透与群体认同、城市适应的相关矩阵 （N =391）
根据已有研究和理论分析，三种群体身份均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老家群体认同和流动群体认同的作用较为有限。如在学校适应方面，城市群体认同对总体学校适应及其各个维度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老家群体认同仅在学习适应维度发挥了积极作用；[23]在社会文化适应各方面，城市群体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老家群体认同则呈现负向预测作用。[24-25]
然而，在与新群体接触时，个体并不总能顺利获得群体身份。新群体可能会表现出从排斥到身体攻击等各种行为，即歧视行为。排斥-认同模型（Rejection-identity Model）从理论上回应了在面对歧视时，个体如何利用群体身份维持身心健康：对于歧视的感知会增加个体对原有群体的认同，而原有群体认同的增加，反而使个体的幸福感得到增强。该模型认为，新群体歧视之所以会给个体带来消极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在与新群体接触时，希望能够被他人接纳，但是歧视带来的被排斥的感受，是对这一愿望的威胁。而原有群体认同之所以能够起到减轻消极影响的作用，在于个体通过加强与原有群体之间的联结，在心理上缓冲了由于歧视带来的新群体的排斥感。[19]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家庭化流动趋势和在流入地生育比例快速增强，有长期居住意愿的人口已经超过半数，与之相伴的是流动儿童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且可能长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因此，如何接纳流动儿童、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可见，在流动过程中，群体成员身份能够起到维护健康的作用。当个体进入新环境时，如果获得新群体身份较为困难，个体也可能通过加强原有身份的连接加以应对。
三、群体身份与流动儿童的社会医治
对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而言，来自新群体的排斥和歧视，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作为歧视的受害者，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往往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20] 因此，他们往往会自发地，对具有相同流动经历的个体所组成的流动群体，产生认同感。比如Min Zhou对于美国唐人街的研究指出，美国的唐人街是华人移民对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在纽约的华人，并没有被当地社会所同化，而是形成了一个内部牢固的结合体。这一内部连结紧密的群体，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群体的归属，成为其应对不良处境的重要支持。[21]对于国际留学生的研究也发现，由于彼此相似的经历而产生的群体认同感，能够很好地帮助个体应对来自外群体的歧视。[22]
对于流动儿童而言，特殊的经历让他们拥有多重群体身份，可能形成老家群体认同（农村儿童群体认同）、流动群体认同（流动儿童群体认同）和城市群体认同（城市儿童群体认同）。其中，流动群体身份就像一座桥，联结着故乡和城市，老家群体是来处，城市群体是归处，不愿意返回来处的老家群体，去处的城市群体认同还不能实现，此时，流动儿童只能待在桥上，与桥上的同是流动群体的流动儿童彼此提供支持与保护，但桥上的流动群体只是流动儿童暂时的庇护所，从归处下桥、获得城市群体身份，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可渗透性与城市儿童群体认同，即外群体认同，呈极其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群体身份是可变动的，流动儿童会表现出较高的对新群体的认同。同时，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种群体身份均有助于实现城市适应，表现为流动儿童群体认同与和城市儿童群体认同均与生活满意度极其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群体认同与自尊显著正相关，城市儿童群体认同与之极其显著正相关；此外，城市儿童群体认同也与学校适应呈极其显著正相关，这也符合群体身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的观点。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对城市群体认同与流动群体认同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并发现了一定的差异。如我们上面的研究结果，城市群体认同与学校适应极其显著正相关，但流动群体认同与之相关不显著，且城市群体认同与生活满意度和自尊的相关系数比流动群体认同更大，见表1。
笔者还关注了流动儿童如何利用以上两种群体身份应对歧视。为此，我们对上海市四所学校的355 名流动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Amos 考察了流动群体认同、城市群体认同、歧视感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关系。根据“排斥-认同”模型，我们提出假设模型：歧视感知通过流动群体认同和城市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可能存在的另一比较模型进行了检验：群体认同的程度通过歧视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
站在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康的历史窗口，作为革命老区，江西省把脱贫攻坚作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积极推广实行“有能力的扶起来、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了的保起来、住不了的建起来、建好了的靓起来”，在产业、就业、电商扶贫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以此为基础，我们在108 名流动儿童中展开了实验研究，探索积极的群际接触体验是否能够削弱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并促进心理适应。通过想象接触的实验操纵范式，我们发现，群际接触的属性显著影响了拒绝敏感性，并且以此为中介改善了生活满意度，而生活满意度也是衡量心理适应的常用指标。研究分析的结果如表4、表5。
同时，笔者也检验了流动群体认同和城市群 体认同对歧视感知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歧视感知进行操纵，将集体自尊作为结果变量，结果发现，歧视组被试的集体自尊（M =4.55）显著低于积极评价组（M =4.99,p ＜0.05），说明歧视会削弱集体自尊。同时，城市群体认同能够调节歧视感知的消极影响，但是流动群体认同不具有这一作用，结果如表3。
表2 结构方程模型比较结果（N =332）
图1 假设模型
注：*p ＜.05,**p ＜.01,***p ＜.001。
图2 比较模型
注：*p ＜.05，**p ＜.01，***p ＜.001。
可见，通过增强流动群体认同的方式虽然能够应对歧视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流动群体认同却无法消弭其对集体自尊的损害；而增强城市群体认同则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在感知到歧视后，保持较高的对所属群体的评价。这意味着，只要流动儿童这一群体身份存在，流动儿童就仍然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群体是在社会中的劣势群体，从而受到伤害，而保持较高水平的城市群体认同，则有助于缓冲歧视带来的消极后果。
随着人口迁移趋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城市成长，甚至一出生就在城市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对于老家的印象是模糊的，对于城市的印象是清晰的，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未来发展，是和城市生活牢牢绑定在一起的，自己的生活和成长，也应该是完全融入于城市的过程。所以，强化流动群体身份，减少城市群体认同的歧视应对方式对于流动儿童而言，更接近于融入受挫后的权宜之计，从即时效果而言，无法避免歧视带来的心理伤害，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也无法真正实现其融入城市生活、实现未来在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
可见，流动群体所提供的支持具有局限性和暂时性。Zhang，Cui，Iyer，Jetten 和Hao 的研究就发现，歧视感知就是通过削弱个体关于实现未来目标的希望感，进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26]
我们进一步证明了描述身份转换可能性的群体可渗透性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我们以114名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将群体可渗透性作为操纵变量，数学测验和注意力测验作为因变量指标，开展了实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数学任务中，在正确答题数目上，高可渗透性、控制组和低可渗透性三种条件下存在显著差异（F (2,111)=3.99，p ＜0.05）。事后检验显示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被试答对的题目数（M =39.53）显著高于低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被试答对的题目数（M =30.00,p ＜0.05）。但是，控制条件下的被试答对的题目数（M =35.52），无论与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被试比（p =0 .363），还是与低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被试比（p =0.193）均无明显差异。注意力任务中，在正确答题数目上，三个条件下正确答案数目上的差异显著（F (2,111)=3.83,p ＜0.05）。事后检验显示出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的被试正确答案数（M =26.37），显著高于低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的被试（M =20.68，p ＜0.05）以及控制条件下的被试（M =21.35，p ＜0.05）。
表3 流动群体认同、城市群体认同调节效应检验 （N =101）
但是，低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和控制条件下的被试无差别（p =0.958）。可见，相比于低群体可渗透条件，高可渗透性组的流动儿童在数学任务和注意力任务中均具有更好的表现，所以我们认为，高群体可渗透性知觉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而低群体可渗透性知觉则对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起到了负面影响。我们还通过操纵群体可渗透性，检验其对于生活满意感、自尊和学校适应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生活满意度上，三种条件下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 (2,388)=26.70，p ＜0.01），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流动儿童的得分（M =47.40），极其显著地高于低可渗透性条件（M =40.90，p ＜ 0.01）和控制条件（M =43.24，p ＜0.01），控制条件显著高于低可渗透性条件（p ＜0.05）；在自尊上，三种条件下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 (2,388)=12.24，p ＜0.01），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流动儿童的得分（M =47.14），极其显著地高于低可渗透性条件（M =42.87，p ＜0.01）和控制条件（M =44.50，p ＜0.01），控制条件与低可渗透性条件差异不显著（p =0.112）；在学校适应上，三种条件下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 (2，388)=21.57，p ＜0.01]，高群体可渗透性条件下流动儿童的得分（M =30.56），极其显著地高于低可渗透性条件（M =26.61，p ＜ 0.01）和控制条件（M =26.73，p ＜0.01），控制条件与低可渗透性条件差异不显著（p =0.883）。
生态处理技术是由水、植物、土壤、微生物和阳光等组成的污水自然净化系统。与传统的废水处理相比较具有低成本、低耗能、几乎无再生污染等优点。如今，人工湿地以低投资、低运行费用和美观以及其高污染物去除效率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污水的二级和三级处理[39]
（5）学校尚需改善方面的意见。调研发现，学生认为学校尚需改进的方面有师资力量薄弱、教材缺乏实用性、教学模式落后、学校重视程度不足、学习氛围不足和自主学习能力差。结果见表5。
可见，在城市适应的各个指标上，表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高渗透性组的适应情况最好，其次是对照组和低渗透性组，所以我们认为，感知到较高的成为城市儿童的可能性，有助于提高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学校适应，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不仅感知到的较高的实现身份转换的可渗透性对流动儿童身心健康具有促进作用，在与城市儿童接触过程中感知到的积极态度同样意义重大。
由于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流动”标签给流动儿童带来了更多的被拒绝的经验，流动儿童可能具有更高的拒绝敏感性（ Rejection Sensitivity），即表现出更多的对可能会出现的拒绝的害怕和担心，和对社会关系的消极预期，并进一步影响到心理适应。我们通过问卷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并考察了群际接触的作用。
本文认为与Grice的话语意义包含所言和含意的二分假说相比，Bach的三分说似乎更加合理，即话语意义由所言、隐意和含意三个独立层面构成。所言指话语明示表达的语言确定意义，涉及指派、解歧及句法省略的加工等一些语用元素;含意指话语间接表达的、完全分离语言形式进行全局语用加工的说话人的意图意义;隐意则指对话语所传递的隐含内容进行局部语用加工的充实意义。与所言不同的是，隐意传递的充实概念不对应于话语的任何语言成分;与含意不同的是，隐意产生的命题是基于所言的扩展命题，并非脱离所言的额外命题。换言之，隐意是所言的发展和含意的输入。
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M =3.33）显著高于城市儿童（M =3.21，p ＜ 0.05），且对以总体幸福感为指标的心理适应具有极其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50，t =6.21，p ＜ 0.01）。
通过统计分析，笔者发现，相比于比较模型，假设模型具有更高的解释力，结构方程模型比较结果如表2，假设模型路径系数如图1，比较模型路径系数如图2。即并不是群体认同影响了歧视感知，而是当感知到歧视，流动儿童会主动采取减少对城市群体的认同和增加对流动群体的认同，应对歧视带来的消极影响。
分步回归的结果显示，将拒绝敏感性进入回归方程后，群际接触属性的预测系数有所减小。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拒绝敏感性在群际接触与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大小为0.13，p ＜ 0.05，置信区间为[-0.35，-0.01]，不包含0，由此可见，拒绝敏感性在群际接触与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路径的系数如图3，这一结果说明，和群体可渗透性相似，与城市儿童群体的积极接触经历，同样具有社会医治作用。
通过比较老家群体认同、流动群体认同和城市群体认同的影响，以及群体可渗透性的作用，可以发现：从农村到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着新的社会身份的转换与认同，城市群体新身份获得的期望越高、流动儿童的城市群体认同感和城市居民与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认同越高，对流动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越为积极。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效结合。在政府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和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形成县、镇、村三级全方位、立体化的土地流转服务网络，实现信息实时更新、共享的功能，实现从“散户之间的分散性自发流转”向“散户-中介组织-专业户”模式的转变[15-17]。建立健全市场价格调节机制与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完善稻谷实物折价、粮食成本收益、物价指数调节等土地流转价格调节机制，定期公布土地流转的指导价格，以免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膨胀或过低，扰乱农村土地流转的秩序[18-19]。
表4 拒绝敏感性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表5 Bootstrap 估计的中介效应和置信区间
图3 群际接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拒绝敏感性的中介效应模型路径图
四、群体身份社会医治作用的应用：流动儿童的教育安置
以往基于问卷调查或实验室操纵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群体身份对流动儿童的影响，而教育安置研究，则是对群体身份社会医治作用的验证与应用。我们比较了不同教育安置方式的影响，发现相比于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的经济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的不同层面均具有更好的表现。[27]
我们在城市适应上发现了类似的作用。我们对391 名流动儿童进行了调查，其中139 名来自于农民工子弟学校，252 名来自于公立学校。结果发现，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学校适应等城市适应指标均显著高于农民工子弟学校。事实上，公立学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观点得到了多方的支持。[28-29]结果如表6。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具有更高的社会适应水平。对这一分歧，我们将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相结合，考察了三种教育安置条件下，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同伴交往上，公 立学校随迁子女班和公立学校混合班的流动儿童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儿童（p ＜ 0.01）和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p ＜ 0.01），且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的得分与城市儿童差异并不显著（p =0.996），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流动儿童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公立学校混合班的流动儿童（p ＜ 0.01）；在师生交往上，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p ＜ 0.01）和公立学校混合班（p ＜ 0.05）；在家庭成员交往上，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p ＜ 0.05）；在生活社区交往上，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p ＜ 0.01），与公立学校混合班的差异边缘显著（p =0.067）；在社会与社会融入上，随迁子女学校流动儿童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p ＜0.01）和公立学校混合班（p ＜ 0.05）。
这里拥有众多古老的教堂和华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也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荷里路德宫作为爱丁堡的名片之一，营造了一个独特的人文语境，记述了苏格兰民族的悲怆与辉煌，为爱丁堡增添了无尽的人文魅力。
同时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评定标准进行自我完善，健全管理体制，提高旅游质量，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资金补助。此外，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弥补政府资金来源不足。
表6 公立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差异检验（N =391）
从调查结果而言，似乎与城市儿童隔离最强的随迁子女学校中，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最好，最差的则是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中的儿童。然而，继续对三种安置条件下流动儿童和班主任进行访谈研究，结果表明，这只是流动群体认同的暂时性保护作用。我们发现，在同学交往中，随迁子女学校的流动儿童只是由于彼此身份相同而相处更为融洽，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面临着“民工班”的标签，出于自我保护而不敢“走出”自己的班级和城市生源学生交往，而只有混合班中的流动儿童则与城市儿童相处最为融洽；在师生关系中，随迁子女学校由于班容量较小，与教师关系最为融洽，而公立学校中随迁子女班受到了最多的差别对待；在家庭关系方面，随迁子女学校更加重视鼓励家长与子女的沟通；在社会与生活环境上，随迁子女学校也更加重视帮助学生参与社区活动，而公立学校随迁子女班则报告了最多的来自上海居民的歧视。这一结果验证了群体身份的作用：流动群体认同能够提供暂时性的庇护，但流动儿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与城市群体的融合，城市群体的开放态度和积极交往最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生活。
以上研究说明，不同教育安置影响着流动儿童的身份转换与认同，与城市儿童混合接受教育的公办学校混合班更容易促进流动儿童在城市的身份确认，而随迁子女班则在与城市儿童班的比较中强化了流动儿童的身份标签。通过在公办学校与城市儿童混合接受教育，帮助流动儿童形成对城市人的积极的社会印象与评价，能够促使流动儿童将其作为流动儿童理解城市的透视镜，和面对城市生活的支柱，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适应。
综上所述，群体身份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这表明群体可发挥社会医治作用。当一个群体身份面临变动时，个体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新的群体以应对困境和维护健康。具体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告别过去，建立城市群体身份认同，更有助于实现社会适应与城市融入，且公立学校的混合教育安置形式是对群体身份社会医治方式的一种积极实践。
参考文献
［1］FARIS R E L.Cultural isolation and the schizophrenic personality[J].American J ournal of Sociology,1934,40:155-169.
［2］HAWKINS N G ,DAVIES R ,HOLMES T H.Evidence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J].American Review of Tuberculosis,1957,75(5):768-780.
［3］BODEN-ALBALA B,LITWAK E,ELKIND M S V,RUNDEK T,SACCO R L.Social isolation and outcomes post stroke[J].Neurology,2005,64:1888-1892.
［4］ERTEL K A,GLYMOUR M M,BERKMAN L F.Effec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preserving memory function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us elderly popul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8,98(7):1215-1220.
［5］DURKHIEM E.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1,16(4):147-157.
［6］FRITZ H L,NAGURNEY A J,HELGESON,V S.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during problem disclosure among friend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3,29(6):713-725.
［7］UCHINO B N,CACIOPPO J R,KEICOLT-GLASER J K.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A review with an emphasis on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health[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6,119:48-531.
［8］TANDON S D,DARIOTIS J K,TUCKER M G,SONENSTEIN F L.Coping,stress,and social support associations with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mong urba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Revelations from a cluster analysis[J].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2013,52(5):627- 633.
［9］JETTEN J,HASLAM C,HASLAM,S A,et al.The Social Cure.(cover story)[J].Scientific American Mind,2009,20(5):26-33.
［10］SPEARS R,JETTEN J,DOOSJE B.The (il)legitimacy of ingroupbias:From social reality to social resistance.In J.Jost & B.Major (Eds.),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ideology,justice,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332-362.
［11］TAJFEL H,TURNER J C.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conflict.In W.G.Austin & S.Worshel (Ed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intergroup relations[m].Monterey,CA:Brooks/Cole,1979:33-47.
［12］TAJFEL H,TURNER J 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In S.Worchel& W.G.Austin (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Chicago,IL:Nelson-Hall,1986:7-24.
［13］BREWER M B.The social self: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1,17:475-482.
［14］OPERARIO D,FISKE S T.Social cognition permeates social psychology:Motivated mental processes guide the study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63-78.
［15］STOTT C,DRURY J.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tereotype consensus and content:Is the whole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4,34:11-23.
［16］房晓妍.社会认同威胁对流动儿童心理融合的影响[D].宁波:宁波大学,2017:24.
［17］郝振,崔丽娟.受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中介机制及自尊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2):137-144.
［18］周静,丁琳依,崔丽娟.群体边界渗透性和群体地位合理性与归属感：歧视感知的中介[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7,5(4):204-208.
［19］BRANSCOMBE N R,SCHIMITT M T,HARVEY R D.Perceiving pervasive discrimin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s:Implications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77(1):135-149.
［20］MAJOR B,QUINTON,W J,MCCOY S K.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ttributions to discrimination: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2,34:251-330.
［21］ZHOU M.Chinatown: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74(3):111-113.
［22］SCHIMITT M T,SPEARS R,BRANSCOMBE N R.Constructing a minority group identity out of shared rejection: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3,33(1):1-12.
［23］王中会,童辉杰,程萌.流动儿童社会认同对学校适应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6(3):52-57.
［24］范兴华,方晓义,刘杨,等.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2,44(5):647-663.
［25］王中会,张盼,GENINGJIN.流动儿童社会认同与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中国特殊教育[J],2014,12:86-91+96.
［26］ZHANG A,CUI L,IYER,A,et al.When reality bites:hopeful thinking mediates the discrimination-life satisfaction relation- ship[J].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2014,14(1):379-393.
［27］郝振,崔丽娟.教育安置方式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1 (3):39-42.
［28］叶枝,柴晓运,郭海英,等.流动性、教育安置方式和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5):595-604.
［29］袁晓娇,方晓义,刘杨,等.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5 -32.
An Applied Study of Migrant Children:an Approach of Social Treatment of Group Identity
CUI Li-juan1,ZHOU Tian-shuang1,DING Qin-nan2,ZHU Yi1
(1.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2.National Institute of Macro Educational Polic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 emotional value and self-meaning are attached to their group identity,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The frequent conversion of group identity become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in a increasingly mobile society.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 approach to coping with life changes by enhancing group identit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igrant children.It highlights the vital role of group identity in maintaining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in educational setting.
Key words :group membership； social identity； therapeutic benefits； migrant children
中图分类号 ：G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9）05-0111-08
收稿日期 ：2019-04-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基于外群体歧视与拒绝敏感性”（2016BSH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人与城市：地方依恋与社会治理”（2019ECNU—JP005）
第一作者简介 ：崔丽娟（1965- ），女，山东淄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E-mail：ljcui@psy.ecnu.edu.cn
（责任编辑 周 密）
标签：社会医治论文; 群体身份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流动儿童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