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想像之间——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文论论文,美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想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兴起与历史发展，认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苏联模式阶段、文化批评阶段和多元化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批评模式。
马克思主义进入美国是19世纪中叶的事，但它在美国的真正传播——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上——应当说是南北战争之后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作为一种与社会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政治环境、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其他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思潮的关系、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美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或苏俄的关系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知识分子或文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同样也是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属于美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向。一直以来，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似乎总是在两个方向进行：或者是形式主义的，或者是社会学的，前者强调文本的自主自足性，后者则强调文本在社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的运作，前者着力发展了一整套的文本修辞学，后者则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政治诗学。尽管在70年代之后，随着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新的批评理论的介入，这两种趋势在诸如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新女性主义批评这些新的批评思潮中有融合的倾向，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基本分野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仍是泾渭分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虽然属于少数派，但却是十分有影响的少数派，甚至可以说是惟一能与形式主义批评相抗衡的少数派，是美国社会历史批评潮流的主导形态。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初，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走过了三代人，逐渐形成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批评模式。如果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那么在美国，文学既被看作一种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被看作一种对抗现实的乌托邦，因而政治与想像的关系乃是这一批评模式的核心。
第一个阶段：苏俄模式
几乎所有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分水岭，从经济形态上说，它标志着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社会形态上说，它标志着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的到来，而从文化上说，它标志着传统的以波士顿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的衰落和以纽约为中心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美国传播的。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的影响主要限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批被称作“波希米亚人”的穷文艺家，而对主流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小。战争期间，尤其是美国参战后，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反战的倾向而受到打压，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美国马克思主义迎来了它的“红色的十年”，以约翰·里德（John Reed）和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美国人宣传苏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向他们介绍了苏维埃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理论，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艺术家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同情者，而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把这种热情推向了高潮。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是与四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分不开的：《群众》（The Masses，创刊于1911年）、《解放者》（The Liberator，创刊于1918年）、《现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创刊于1923年）和《新群众》（The New Masses，创刊于1926年）。其中，《群众》杂志的核心成员为马克斯·伊斯曼、约翰·里德和弗洛伊德·戴尔（Floyd Dell）；1918年，《群众》被查禁后，伊斯曼又创办了《解放者》周刊，其核心成员还有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1922年，美国共产党接管《解放者》，使其成为了一份党内刊物，1926年，在戈尔德等人倡议下，原《群众》杂志和《解放者》周刊的编辑们又创办了《新群众》，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一度是这个刊物的核心；最后，1923年创办的《现代季刊》的旗帜是卡尔弗顿（V.F.Calverton）。这些人都是这个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实际上，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很少以专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大都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刊物作为阵地，对现实的文艺问题迅速地做出反应。
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深受苏俄的影响。就连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打上了浓重的苏联模式的印记：前者大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同情者与追随者，都因革命的热情而加入过共产党，但又因党内斯大林路线的打压，被指斥为托派分子而最终脱离了共产党。具体到文学思想上，这个时期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调。那就是：艺术与革命、作家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现实，或者简而言之，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乃是这个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例如，伊斯曼的文学理想就是将诗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人、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将实验性的艺术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杜威式的实验精神结合起来；戈尔德则力倡一种无产阶级的新文艺，视革命是人民的宗教，无产阶级的作家应反映美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弗里曼则提出了所谓的“大写的人的崇拜”，强调一种文人理想，要把想像和实践、艺术和行动结合起来，使文人在体质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成为政治中的行动者和文学中的创造者，正如古代的但丁、歌德、雨果以及当代的里德、伊斯曼和戴尔等所做的那样。
第二，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美国本土文学进行研究。从伊斯曼到戈尔德和弗里曼，关注美国本土文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但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美国本土文学做出系统研究的却是30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美国文学的解放》和《伟大的传统》。
卡尔弗顿1932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的解放》（注：V.F.Calverton,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2.）至少有两个方面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一，与2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报刊论战文体不同，《美国文学的解放》是一部严肃的、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批评著作，在书中，卡尔弗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与美国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主要的是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被运用于批评实践。第二，这本书也是对美国文学史做的第一个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在卡尔弗顿之前，约翰·梅西（John Macy）在《美国文学的精神》（1913年）中、凡·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美国的成年》（1915年）中和沃侬·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在《美国思想主流》（1927—1930年）中就已经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美国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在后两部被视作里程碑式的著作中也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但其社会学批评的理论框架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丹纳主义的，并且他们都没有像卡尔弗顿那样采取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至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尽管在卡尔弗顿之前，马克斯·伊斯曼、弗洛伊德·戴尔、迈克尔·戈尔德和约瑟夫·弗里曼等人也对美国文学和文学史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大都是片断性的、印象主义的，远不如卡尔弗顿那么系统和成熟。
卡尔弗顿在运用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时，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性概念：阶级心理学。所谓阶级心理学，简单来说，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居于主导的文化模式，由于这一模式的形成和运作总是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诸种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又可称之为“阶级心理学”。在卡尔弗顿看来，是社会存在——它最鲜明地体现为依据一定的经济关系形成的各阶级力量——决定了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进而又影响到文学的方向和特征。这样，在他那里，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从一定的文化模式或“阶级心理学”还原到社会存在的过程。依据这样一个从文化模式到社会存在的批评框架，卡尔弗顿首先找到了美国文学发展的精神或心理源头，并由这一源头来梳理美国文学的发展道路。由此他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殖民地情结（the colonial complex）和美国性（Americanness）。“殖民地情结”乃是指由“殖民地性”的状态所具有的自卑感集结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一套心理模式和一种文化情结。这一殖民地情结乃是美国文化的心理遗产的一部分，要理解美国文学的本质与形成，首先就要去认识这一殖民地情结对形成美国文学心理的重要性。所谓“美国性”就是指美国文化不同于宗主国文化的本土性和独特性。殖民地情结和美国性分别代表着美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模仿和反模仿。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则是建构美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力量，这一矛盾总要经历从“适应”到追求“差异”、到“反抗”、最后到独立“创造”这么几个阶段。卡尔弗顿也正是依据两个向度的矛盾过程来把18、19世纪到大萧条时期美国文学的发展历时地划分为几种形态：“清教的神话”、“南部模式”、“从革命到反动”、“边疆力量”、“从地方主义到民族主义”，并通过对各时期社会力量——经济的、政治的和阶级的——和心理力量的分析考察了美国文学围绕着对“美国性”的追求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希克斯1933年出版、1935年修订再版的《伟大的传统——内战以来的美国文学的一种阐释》（注：Granville Hichs,The Great Trad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Civil War,Chicage:Quadrangle Books,1935.）一书是继卡尔弗顿《美国文学的解放》之后左翼批评家推出的又一部重要论著。从内容上看，这本书是对内战之后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描述，希克斯想通过这一描述来揭示美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而这意味着首先要为梳理这一伟大的传统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一标准就是，我们在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学成就的时候，需要看作者及其作品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关系。
在希克斯的历史梳理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方面是进化论的或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文明或文学的发展总是以某种线性的逻辑关系向前推进，而内战之后美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便是工业主义，凡是与这一主流相脱节的文学都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但一种文学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表达了时代的声音才是真正进步的。希克斯基本上是依据这一逻辑来追述内战后美国文学的发展进程。
第三，与新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论战。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与其他文论思潮的论争，其中20、30年代发生的两次论战比较具有代表性。一次是1929年前后与新人文主义者——其代表人为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和保罗·艾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的论战，论战的焦点集中在美学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作家应采取的生活方式和作家对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另一次是30年代初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理论家的论战，论战的主题也没有什么变化，无非还是涉及美学与革命、文学家与阶级意识、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个阶段：走向一种文化批评
以研究美国左翼文学思想史而著称的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在其著名的《左翼作家：美国文学共产主义实录》（1961年）一书中将20世纪初至“二战”前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划分为“老人”和“新人”两代，（注：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chap.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H.Pells）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第8章第2节：《〈党派评论〉的历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前一代以伊斯曼、戈尔德、弗里曼、卡尔弗顿、希克斯等为代表，他们或多或少都与老的格林威治村有着瓜葛，都曾受贝拉米（Bellamy）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启示， 还曾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拥护者，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是《群众》或《新群众》的编辑或撰稿人等等。而新一代则指的是30年代初进入文坛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犹太移民，他们对1929年灾难性的经济萧条有着难以抹去的记忆，他们总是无奈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加以接受，他们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以及依托在它之上的党组织没有任何热情，他们对工人阶级总是怀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情感，他们讨厌那种民粹主义的文学和大众文化，而对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情有独钟，等等。这新一代的代表人有：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欧文·豪（Irving Howe）、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以及比较年长的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等。他们大都是3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文坛，40至50年代中期，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声誉达到了鼎盛。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或专栏作家，不仅给《新共和》、《民族》、《评论》、《异议》、《纽约书评》等著名的杂志撰稿，也给一些不太出名的小杂志写稿。但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论坛，那就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创刊于1934年）。并且由于他们都活跃在纽约，所以又被称为“纽约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注：当然，并非所有在纽约活动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属于“纽约文人”群体。“纽约文人”群体有两个胎记式的标志，即他们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或至少具有亲犹太文化的倾向，且都以《党派评论》为自己的理论阵地。有关“纽约文人”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倾向，欧文·豪1969年在《纽约文人》一文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见Irving Howe,Selected Writings 1950—1990,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0,.pp.240—280.另可参见Vincent B.Leitch,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chap.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Grant Webster,The Republic of Letters:A History of Postwar American Literary Opinion,chap.7,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等书中的论述。）
除爱德蒙·威尔逊较为年长外，第一代的“纽约文人”大都出生于1910年前后，30年代初他们刚刚成年的时候适逢马克思主义盛行，所以在那时，他们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支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学抱有同情的态度。可是到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们的政治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成了斯大林主义和“人民阵线”的批评者，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批评者。
可另一方面，“纽约文人”并没有因此明确地拒绝或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批评或分析的方法，强调以文学或想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来看待文学本身。通过淡化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政治维度，“纽约文人”扭转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以来从属于苏联模式的痼疾，确立了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具体到他们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有四个核心的方面——也是他们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方面——都贯穿着这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
第一，社会文化批评。
在“纽约文人”看来，文学作品是一个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的文化现象。而文化不过是诸多社会活动的总和，因此，文学批评应当向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开放，应当关注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基本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文学批评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批评方法，不能把任何一种方法教条化，而应当吸收多样的、互不相同的方法，批评不仅需要社会学和美学，而且需要精神分析和辩证法。
“纽约文人”把文学和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起来的倾向使得这些批评家能够实践多样的批评形式：从学术传记到思想史研究，从文类研究到精神分析学，从形式主义分析到社会学分析。我们在特里林的《马修·阿诺德》（1939年）、蔡斯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957年）、豪的《政治与小说》（1957年）、威尔逊的《创伤与弓》（1941年）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多样性。这表明，“纽约文人”强调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也正是基于对文化批评的这一广义的理解，使得“纽约文人”不同于同时期的形式主义批评，如“新批评”和芝加哥学派，后两者只是单一地着眼于文本的形式分析，力图用一种方法来给批评确立一个普遍的模式，“纽约文人”为了对作品进行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历史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美学的分析，强调对各种批评方法兼容并蓄，尤其强调以精神分析来补充他们的文化批评。威尔逊、拉夫、特里林、卡津、蔡斯等都曾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深表敬意。
第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注。
早在30年代初，威尔逊就在《阿克塞尔的城堡》（1931年）一书中对1870—1930年的象征主义文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注：Edmund Wilson,Axel's Castle: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1.）威尔逊的研究成为后来的“纽约文人”效仿的典范。“纽约文人”关注先锋派艺术的一个基本动机就是，想用先锋派艺术来对抗资产阶级工业化和市场化了的大众文化以及美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文化，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媚俗”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所谓通俗文艺不过是文化的鄙俗化，它们都是以呆板的俗套、虚妄的梦想、假想的经历和失真的激情来冲淡、贬抑真正的高雅文化传统，只有先锋派艺术可以跳出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市场，可以拒绝特殊的和眼前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它那独立、反叛的意识和追求纯艺术的趣味来表现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来保护高雅文化的传统。不过，“纽约文人”在赞扬先锋派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反叛意识的同时，也对其作品中唯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表示了不满。例如，威尔逊在《阿克塞尔的城堡》中就批评以兰波（Rimbaud）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最终走上了一条逃避现实的“阿克塞尔之路”，而让自己沉溺于异国情调的生活方式中。欧文·豪也对象征主义文学在追求艺术自律的同时彻底摧毁艺术与“表征”系统的联系表现出不满。在他看来，表征之死——反映外部现实和照亮内心生活的表征——最终是不充足的、简约的、不长久的。纯粹的象征主义是不可能的：“不久世界就会玷污诗歌，而诗歌也会退回到世界。”（注：Irving Howe,Decline of the New,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70,p.20.）
“纽约文人”对先锋派艺术持有这样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艺术还抱有一种道德主义的理想，希望文学艺术在给人提供一种美学的东西的同时，也能给人以道德上的教益；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自身更深层的精神冲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作为一种乌托邦的设计在他们那里矛盾地并存，而先锋派文艺一方面作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抗可以满足他们的意识形态愿望，另一方面又可以让他们安顿在一个想像的领域，不至于因依附于某个革命的事业而丧失想像的自由。
第三，美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化。
第一代“纽约文人”的主要人物都对美国文学写过批评性的文本，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对40—60年代出现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做出过贡献。拉夫的论文《苍白脸与红皮肤》（1949年）、卡津的《扎根本土：现代美国文学的阐释》（1942年）、蔡斯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957年）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1962年）、卡津的《同代人》（1962年）、莱斯利·费德勒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1960年）、欧文·豪的传记研究《舍伍德·安德森》（1951年）等也都在美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享有盛誉。与30年代初卡尔弗顿和希克斯过分依赖革命的和政治的标准来评判文学的发展不同，“纽约文人”对美国文学的研究更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下来构建出一个本土化的理论范式，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更自觉的理论意识，更强调批评理论和范式的建构。
“纽约文人”的本土文学研究大都隐含着一个比较的视角，即力求在欧洲文学传统之外来挖掘美国文学的独特品质，力求依据本土的社会现实与想像的关系来重构美国文学的地图。由此，“纽约文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叙事框架来叙述美国文学的历史，如拉夫的“苍白脸与红皮肤”理论、卡津的现实主义叙事、理查德·蔡斯的“罗曼司”小说概念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论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本土化的批评模式，在“纽约文人”的研究中，常常是以美国文化精神自身的矛盾复杂性来建构他们的历史叙事，强调社会现实与想像之间的矛盾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显然也与他们的文化批评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第四，对文学和批评的制度化的批判。
在早期，“纽约文人”大多是为文化或文学类的杂志写作，自50年代开始，他们纷纷转入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很快地，他们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这个学术空间的氛围和要求。同时，战后美国大众文化的繁荣和以“新批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的日益制度化也与“纽约文人”的批评旨趣格格不入。因此，自50年代以后，“纽约文人”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 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批判文学批评的制度化倾向。1952年，拉夫发表《战后形势下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文，描述战后美国知识分子不再投身于异端和反叛，不再感觉到异化，随着他们逐渐从反对走向接受，他们不再容忍极端思想，在意识形态的义务上不再“纯粹”，而是更多地向现实妥协。1954年，欧文·豪也发表了著名的《这个步调一致的时代》一文，指出官僚制、学术的制度化、大众文化工业的兴起、大学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自由主义的倾向等都是导致“无权力”的知识分子顺从的原因。他指出，随着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大学和社会的制度化也吸纳了知识分子。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和批评的独立性的丧失。豪认为，惟有一种重新建构的、行动主义的先锋才能颠覆这一可怕的整齐划一的潮流。这一先锋艺术必须接受异化的现实，因为那毕竟是现时代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和反思性的思想的源泉。
在批评战后美国文学和批评的制度化倾向时，“纽约文人”常常把“新批评”视作这一倾向的标本而从制度化的方面加以批判。例如欧文·豪就把他所描述的“步调一致”在批评上的体现归罪于“新批评”的成功，认为大学教育的制度化和“新批评”那种文学教育体系只会导致文学世界的“意见和趣味日渐官僚化”。随着批评工业越来越关注诗歌结构甚于关注人类经验，批评已成为一种以工具、方法、秘诀来完成的机械操作。在《同代人》（1982年）的修订版中，卡津对自大萧条以来的批评作了反思：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末，批评仍是个人知识与趣味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引导学生进入文学的方法，但随着机械的“新批评”的凯旋，批评错误地等同于教育学。大学收编了批评，垄断了文学研究，削弱了独立的文学编辑的作用，这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第三个阶段：多元化的话语
“二战”之后，尤其是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之后，随着美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随着激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学制度而形成一个所谓的“校园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标识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激进派”、“新左派”这些称谓不再特别地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现实宣战的战略，而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被偶像化为一种姿态，一种特别的欲望表述标记。马克思主义也由此被制度化为一种学术话语，并通过与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样的批评方法的结合在大学体制内生殖、繁衍。尽管表面上看，它仍保留着积极的介入或批判的特质，但它所指向的不再是当初的那种政治现实，而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现实和心理现实，即便有指向社会现实的时候，那也是局部的，如性别和种族的问题，而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的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越来越理论化、科学化和多元化，可同时也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的体制本身所内化，变成了当今资本主义保持其文化张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除了学术制度化的潮流，影响70年代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欧洲“新”理论的进入。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德国的接受理论、法国的女性主义在大学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些“新”理论的进入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格局，尤其是新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个性。就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而言，影响其思维个性的欧洲思想主要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解构哲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等。这些理论有的提供的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思维，有的提供的是一套严密的分析方法，有的则以其颠覆西方传统学术的先锋风格吸引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意识。正是在这多样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向了一个话语多元化的时期。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多元化。这既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在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上。70年代以后，由于欧洲新思想、新理论的进入，我们在美国的左翼文学研究中很难看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量地融入了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批评框架；在研究角度上摆脱了40、50年代“纽约文人”的单一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视角，而是注入了更多的问题意识，更强调文本性、互文性、社会文化结构等等之间的多元决定关系；在研究范围上也不再单一着眼于文学文本与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把文学文本泛化为一种社会文本加以考察。
其次是研究的科学化。这指的是，一方面，由于学院中的学术话语屏弃了外在权威，禁止以言说者的个人地位或权威去评判他的主张，因此研究者必须以自身的理论建构来证明主张的有效性，这使得研究相对而言更具反思性，更具自我检验能力和元交往的能力；另一方面，出于学术市场的压力，马克思主义学术必须尽可能避免党派政治直接的现实指向，而应借用相对客观的理论术语或学术框架对现实进行编码，以研究的“科学”特征来排除一种批判的认识论或先验论眼光。
再者就是“微观政治”研究。尽管马克思主义话语比较强调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作一种总体性，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事实，因而强调以革命来实现对总体性的否定，可在70年代以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这种总体化的战略逐渐被一种“微观政治”所取代，也就是说，它现在更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部变革。和平、生态、性别歧视、种族压迫、大众文化、大学制度、第三世界文化等等，都是校园新左派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由此出现了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黑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生态学等这样的微观研究。
70年代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这种多元和杂色，虽不免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形象，却也激活了这一理论本身的包容性。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70年代之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弗兰克·伦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他们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极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性进行辩护，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范式为主导来修正其他的理论。格拉夫和伦特里夏着力从意识形态的方面对70年代进入美国的各种新理论进行除幻，在对它们加以“理论化”的同时又揭示这些“理论”背后的“政治学”。詹姆逊则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中，通过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大传统，即卢卡奇（Lukacs）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和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结构主义传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导叙事——生产方式——和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相结合，建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一个系统的文化政治诗学，并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加以扩展，将其运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而同时是汉学家的德里克主要在全球化的语境内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全球化、后殖民、后革命，这三者构成了他的批评的三个基本向度，其中全球化是他思考问题的语境，后殖民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后革命则是他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开出的一个取代后殖民政见的激进战略，这个概念也因此成为他的一个学术标识。
另一类是“挪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又挪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话语，将它与其他批评话语相结合，或以其他话语为主导语码对其进行改写。例如，在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中，有三个最核心的概念：再现（representation）、文化霸权（hegemony）和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它们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Representation（再现、表述、表征）一词来自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读；“文化霸权”的概念则是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ci）；“对位阅读”方法则借用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某些框架。又如斯皮瓦克，她的著名的“属下”（Subaltern）理论也是来自葛兰西，而她的融种族、性别、阶级于一体的批评实践时常会引入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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