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政治运动的源头——政治学习运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述评论文,源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9年初北平解放到1950年底，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这实际上是革命胜利后党发动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建国后政治运动的源头，它上承延安整风，下达从批判《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回顾和研究这个运动，对于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解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变化，理解各次政治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有帮助的。
政治学习运动的发起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政治学习运动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革之际兴起的。当时，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共产党一方面希望原有的文化教育机关不受破坏地、完整地、有序地转到新政权手中，所有知识分子都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快展开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推动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完全融入新社会、新体制的进程。政治学习运动的发起、发展、内容、方法等等，都受到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的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以后提出的。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的具体办法。
第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的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阐明了“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和可能的改良”的政策；同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25—226页。）。
第二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假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20页。）
文件表明，在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时刻，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是确保原有的教育机关和知识分子全部平稳地过渡到新社会，然后用办“抗大式的训练班”即革命大学的办法集训知识分子，同时在不引起震动和混乱的前提下对教师进行初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立即发起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或思想改造运动的想法。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还发出过几个同一主题的文件，都贯彻着同样的精神。
1949年上半年，京津沪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新区学校完成了向新社会的过渡。各地党的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以北平、上海各大学的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展政治学习活动。这一活动兴起的初始阶段是分散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详细规定了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这表明党的文教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保持原有学校与人员的稳定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此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的教育行政业已统一，因此，会议以后，政治学习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迅速掀起高潮。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中指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注：《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308页。）由于毛泽东的倡导与推动， 政治学习运动在1950年暑期继续进行，直至下半年陆续结束。
上述历史过程说明，政治学习运动的发起，是依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地把教育工作的重点从维持和改良原有学校转变为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结果。这个运动萌生于建国前夕，发展于建国之后。保持原有学校和知识分子队伍稳定的客观需要，使这次运动不致太“过火”；用党内整风的方式对党外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坚定决心，又潜藏着发生“左”的偏差的危险。
政治学习运动的组织、内容与方式
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教育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讲习会；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1948年8月到1950年底，全国的57 所革命大学和同类性质的训练班共集训人员47万人，其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通过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进行政治学习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活动，最初由北平各大学的党员教授、进步教授根据党的意图发起，教师自愿参加，没有任何强迫。学习组织多是自发产生、自由组合的学习小组。1949年2月 3日，解放军开进北平，到3月间，北京大学沙滩教学区的190余名教师中就有150多人参加了14个学习小组。北平艺专的教员二三月间就经常参加东南区举办的教职员座谈会和学校每周举行的政治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也建立了许多学习小组。上海5月底解放，6月，复旦大学的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即分别成立学习小组。初期的学习小组，有的是教授副教授结合、讲师助教结合，有的是不分职称混合组成，有的是师生混编，有的是学生会发起后邀请教师参加，没有统一的形式。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合理编组，在初期的激情消退之后，许多学习小组趋于涣散。这个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北平各大学在5月份以后，上海各大学在7月份以后，陆续成立教职工学习委员会，由学委会制定统一的学习计划，督促和指导学习小组的活动，政治学习遂进入初步的有组织阶段。
1949年暑假期间，以北平、上海高校为主的政治学习活动全面开展。各地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暑期讲习班。上海高教联主席团主办的大专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听讲人数达到了1000人，学习组织亦极为严密。学委会规定：大专学校教职员所有已参加或拟参加学习小组者，均得报名为暑期讲习会会员；会员10人为一组，推选组长1人， 每周举行讨论会两次；学习小组长组成组长会议，每5组产生学习委员1人，组成学校的学习委员会，负责筹划学习事宜；各校学习委员会每周召开小组会议，市学习工作委员会每周召开各校学委会联席会，对本周学习情况作出总结与检讨。教师参加学习非常踊跃。上海交大参加学习的教授、副教授为81%，讲师、助教为61%，职员为80%。全校参加学习的总比例为75%。
1949年12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确定为新区学校的主要工作，使政治学习活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高潮。这时的学习活动仍由学委会组织，实际上完全由党的组织领导，并通过行政系统要求全体教职员参加。此前的暑期学习有些地方虽规定教职员均须参加，但仍有人置之不理，如前引上海交大的数字，教授、讲助、职员分别有19%、39%、20%的人没有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学习组织更加严密，全体教职员依其行政归属编成小组。这样，政治学习也就从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活动变成了执政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
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北平解放初期各校自发性学习小组的活动，讨论时事政策占了相当比重，只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组织比较重视理论，如北大法学院6 月中旬组成的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海的暑期讲习班请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首长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文教政策、知识分子问题、新人生观等6 个题目。这些内容都属于一般性的政治教育，目的是使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的社会制度，了解形势与政策。
1949年8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华北人民大学第一期的教育经验总结。华北大学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革命大学，其教育方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把学校当作“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讲三个问题：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处于次要地位的学习内容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它的一切教育，都是“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08、409页。）。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华北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钱俊瑞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区学校进行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为了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当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91、92页。）。把革命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使得政治学习的内容从增进对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社会的了解，转为为改造思想服务，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与运动的组织程度、内容、目的的转换相适应，在政治学习运动的不同阶段，学习方法有很大差别。1949年的政治学习，起初是自由讨论，暑期后转为大课听报告、小组讨论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华北大学的经验推广后，有些单位开始把“革大”的做法运用于政治学习，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即“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11页。）。 思想总结的方法是先由本人写一书面检查，交由小组评定，接受同事、群众包括学生们的激烈批评，经过反复检讨、反复修改后通过。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过则无惮改”的人生原则，但那是一种自省的功夫，对激烈地批评别人或面对别人的激烈批评很不习惯，又由于思想总结中穿插着交代历史的坦白运动，空气自然非常紧张。1949年11月间《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冯友兰等人的检讨，对思想总结起了导向和示范的作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思想总结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的做法，使政治学习具备了群众运动的特征。
建国之初，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许多党员干部对党的文教政策缺乏全面理解，存在着不信任、排斥、打击旧知识分子的倾向；又由于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等的影响，因而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运动中，不少中等学校用“思想斗争”、“打落后堡垒”、“围攻落后思想”甚至“三查”的方针解决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有些事情做得非常荒谬。高等学校主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1950年上半年，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了“左”的偏差。《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说：在194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政治教育中，“大多数学校都表现了过左偏向，笼统地提出‘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而在实际执行时，锋芒往往指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思想，反而忽略了政治教育首先应肃清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敌人的思想”。有些学校采取了“不讲步骤、不讲方式、不顾教师及学生觉悟程度的急躁措施”，“若干地区干部不加区别地在高等学校内机械地搬用干部教育、党内教育的方法，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某大学还提出‘把思想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不恰当口号”。一些教师和学生为了避免打击，只好胡乱上纲地进行自我检讨，不但没有提高觉悟，反而增加了“潜伏的反感”，使进一步的教育更加困难。
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运动中的反应与收获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以欧美学生为核心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后期主要受爱国精神所支配而投向共产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并无了解。革命胜利后，民族获得了独立，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秩序迅速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干部表现出了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清正作风，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许多敏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在解放的同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历史与思想进行反思。许多人因置身于革命之外或没有亲自拿起刀枪投入战斗而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自卑感。有些人则感到社会剧变使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问“顷刻之间都归于无用，化为乌有”。“几十年的修养和锻炼所搏得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变为污泥，化为粪土。精神上很觉着穷乏。好像是一身褴褛，两手空空的赤贫了”（注：燕树棠：《学习一周年小结》，《光明日报》1950年6月13日。）。 对共产党的敬佩和因对革命无功而产生的“自卑”“惭愧”之心与“穷乏”之感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基础。但是，有组织地学习政治、检讨思想，对知识分子是一件新鲜事，人们的认识和态度还是大有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是政治学习运动的倡导者。当时，郭沫若、李达、张友渔、史良、黄炎培、马叙伦、雷洁琼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文章，或者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学习与改造，或者对政治学习运动表示热烈的响应。1949年7月，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北大教授张志让和中央大学教授、老教育家张士一发表谈话，建议教代会筹备会与有关方面配合，发起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认为，教育工作者负有教育青年的责任，必须先学一步：这个运动的目的，首先是了解新思想，“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政策”（注：《光明日报》 1949年7月27日。）。张志让还在1949年9 月出版的《新建设》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的文章，称“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它必须包括全中国大中小学的全体教职员，及研究教育和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一切人们”。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赞成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叶圣陶先生在《北上日记》中记载：1949年3月14日， 他在济南与郑振铎听说北平解放后“教员个人俱拟令受政治训练，心为殊可不必。并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本文作者注）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亦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注：《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 月版，第42页。）。叶圣陶、郑振铎、陈叔通的态度，说明原国统区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学习是有抵触情绪的。
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想而知。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接受改造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然而，在政治学习的起始阶段，“几乎有一半人存在着怀疑和对抗思想”（注：《光明日报》1950年8月17日。）。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不反动，不错误，不落后的，还要改造它干什么？还有人以为研究学术是应该自由的，必有研究的自由，才能从多方面求得真理，不应该以一家之言，限制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所以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认识则可，用它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大可不必。也有些人认为‘改造思想’是专对政治人员说的，有学问的人，不会造反，思想改造与否，有什么关系！”（注：更生：《“思想改造”与批判利用旧学》，《新建设》第1卷第4期。）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注：剪伯赞：《教师学习的问题很多，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8月11日。）。有些人不但听不得“改造”二字， “甚至还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的所谓党义课等量齐观”（注：《光明日报》社论：《开展全国教师的学习运动》，1950年8 月11日。）。一些一贯以社会名流自居的大学教授，在众人乃至学生面前否定自己的历史，检讨思想，更觉得丢人之至。所以，他们起初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是“时局如此”，不得不“奉命学习”、虚应故事，谈不上有什么自觉与热情。然而，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压力、组织的力量，使所有的人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自救，或者出于无奈，都不能不参加这个运动，因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教育和触动。
政治学习运动的前期是真正的学习活动，后期则是地地道道的检讨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作用是增进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推动了他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认同；增进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加速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共产党、新社会融合的进程，并促使他们对学术与业务思想进行审视与反思；通过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批判，使他们认识到了思想上的缺点，提高了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执政党的意图是通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但实际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思想的层面，而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检讨，内容涉及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许多方面，但重点是检查历史上的政治性错误，批判在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的“超阶级”、“超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检讨作为这些思想之基础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些人的检讨相当诚恳、深刻与尖锐。就促进知识分子认同新的制度和否定自我来说，这个运动是达到了目的的。
发起政治学习运动，当时有其必要性，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1949年、1950年间，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程度迅速提高，主要不是政治学习的成果，而是来自他们对共产党的治国政绩和新社会的感受、观察与分析。费孝通先生在1950年初发表的《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两篇短文，当时传播极广，影响很大。他说解放后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闹改造”、“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他从切身经验中明白了一点，即“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注：《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在运动的高潮时期，许多人检讨深刻，好像收获极大；高潮一过，又有不同的说法。开国一周年之际，很多著名知识分子发表的畅谈解放后思想变化的文章，很少提到政治学习。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甚至公开说“过去的一年里，政治教育的方式上我们犯了些错误。我们太注意形式上的思想总结。”（注：《头一次国庆纪念》，《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这些情况表明， 政治学习运动的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肯定。
政治学习运动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的“左”的偏差，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是有损害的。运动的目标本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却没有明确界定；人们批判和检讨的，充其量是无所不包、似是而非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不能不造成简单地否定他人、否定自我、否定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革命胜利后，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自卑感、愧疚感，自认为觉悟、地位乃至人格、道德都比工农低了一截。政治学习运动又从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简单的否定。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压力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失落、人格分解与精神变异。
政治学习运动初步地涉及了科学与学术领域。许多人通过批判“为学术而学术”和“单纯业务观点”，确立了学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有人开始以李森科、米丘林的理论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五四”以后从西方传来的社会科学必须完全否定，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重起炉灶，旧中国过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成为主导性的思想。1950年1月，冯友兰先生发表谈话和文章， 公开否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新理学》，对于推动学术领域否定既往、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了带头的作用。
结语
（一）建国前后的政治学习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
（二）革命胜利后，用适当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与思想引导，使之认同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为新社会服务的立场，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事业尚未从长期战乱的破坏中得到恢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匆匆发起这样的运动至少是操之过急的。它推动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但过分否定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用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把科学和学术问题政治化，作用则是消极的。
（三）思想总结中发生的“左”的偏差，是把党内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延安整风审干的做法机械地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结果。这些偏差当时受到批评和制止，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后来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左”的偏差重复出现并逐步扩大，终于发展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