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第一”之争剖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均为当代中国的著名学府。若各溯其前身，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究竟由谁开其先河呢？本文对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属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否定了其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祥地的“考证”。剖析了天津大学的前身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性质及办理实况，推翻了该校系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新说”。作者考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历程及历史地位，从而维护了该校代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是名实相副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历史结论。最后，对这场“争第一”中所折射出的观念、学风问题有所针砭。
一、“第一”金匾该挂谁家
1993年11月29日，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宾朋云集，传媒助兴，热闹非凡。更为学人所关注的，是如后的结论：“武汉：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一部校史，事关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十年考证，改写的不仅是一校的历史沿革”。加之声言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缜密论证，似具确凿不移之基。
1995年10月2日，天津大学隆重庆祝百年华诞。中央领导题词者更众，而出席者级别更高。在该校为迎接百年校庆而发表的文告中，赫然标有“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字样。在天津大学校长李光泉所发表的《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纪念天津大学诞生一百周年》中，也明确写有：“今天纪念天津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意义，决不在于说明一所学校的本身；其深刻而重大的历史意义，则在于纪念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诞生。”
可以预期的是，1998年12月，北京大学将举办更为隆重热烈的百年校庆活动。届时，宣传口径也必将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
至于是否还有“黑马”斜刺里杀出以争抢此项“第一”，则难以预料。如浙江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求是书院”，其设科、教学及沿革，较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而言，更具“高教”色彩。又如上海交通大学，其前身为1897年创设的“南洋公学”，该校由四院合构，其中的“上院”即为大学性质。
在历史的纵轴上，谁是“第一”似一目了然。然而，由于关涉到“大学”或“高教”性质，事情也便不是那么简单。“第一”金匾该挂谁家，看来颇值得一辨。
二、武汉大学挂不上“第一”
武汉大学的百年史，溯端于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奏设的湖北自强学堂。该校于1902年更名为湖北方言学堂。1911年停办。1913年在原址复办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历经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等沿革，于1928年定名为武汉大学至今。
认定武汉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第一”的理由，有必要一一破之于下：
理由一：自强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分科教学，第一个设置“门”的建制学校；“门”即现在大学中的“系”，这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特有标志。
揆诸教育史实，分科教学之制并非舶来，早在北宋便已定型——胡瑗所创的“分斋教学法”即是横向分科之制。《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有言：自强学堂“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1]张之洞在奏设该校的呈文中所言：“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2]此“门”即“斋”之谓，并不具备学系性质。因为每门或斋的学额仅20名，其下并无专业方向之分。更为重要的是，该校明确规定：“惟方言一斋，住堂肄业；其余三斋，按月考课，历年循办在案。”[3]实际上，常年在校接受规范教育者，仅方言（外语）一班，实无“分科教学”可言。
另外，格致、商务二斋始终未能如愿办理，甚至有关课程也未能专门开设。《张之洞和中国教育改革》载有：“在自强学堂里，格致和商务作为学习和考试的单独课程被取消了。张打算，通过泰西方言的学习，让学生间接地慢慢地接近格致和商务，在学习泰西方言的过程中，把格致和商务材料选作课本。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学生精晓洋文之后。”[4]即便是算学斋，也于1896年移归两湖书院。显然，自强学堂虽号称四科，实仅方言一科，这也是其后更名为“方言学堂”的原因所在。
或许有人会说，自强学堂自1896年后，在方言科之下分设英、法、德、俄“四门”，此即可视同于学系之下的专业方向。若此说成立，则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均可视为“中国高教的起源”了（因为均有语种之别），而时间亦可提早30年左右，“第一”则显然与自强学堂无缘。
理由二：就自强学堂的招生年龄而言，“学生必须年在二十四岁以内十五以外”。[5]下限的15岁，正好是中国古代小学与大学的分界年龄；上限的20余岁，又与现今大学生的年龄相仿。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仅分小学、大学两级，确乎是以15岁为进入大学的年龄条件。但是新型综合性或分科大学的创制，是以西方三级设学（小学、中学、大学）的模式为依据的。据此，15岁进入近代大学，则只能特辟“少年班”以容纳。事实上，《壬寅·癸卯学制》明确规定，大学堂的入学年龄为18岁以上。
另一事实是，清末洋务派所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均以“已通华文”，“通晓儒书”等为条件，即招收传统小学程度以上者入之。如京师同文馆，招收“年在十五岁上下者”；如广州同文馆，招收“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二十左右”者；如福建船政学堂，招收15～20余岁者，严复即在15岁进入该校。又如张之洞创设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招收“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者。既然此类学校都属中等教育性质（中专、中技），为何自强学堂可以例外？
理由三：自强学堂就学制层次言，“后来更明确规定生源从普通中等学堂毕业生中考选”；[6]《武汉大学百岁备忘》一文称，张之洞在《癸卯学制》颁行后认定，该校“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据此可确认其高等教育性质。
在清末颁行的法定学制系统中，中学为单级设置。初中、高中分段设置之制，是1922年《壬戌学制》所确立。因此，若按现行学制衡量清末的“高等学堂”，实为高中或大学预科性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对此有明确的界定：“设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张之洞亦承认：“查欧美各国学制，中学毕业者即入大学，本无所谓高等学堂。日本之有高等学堂，专重肄习西文，为入大学专科之地。”[7]显然，就学制总体而言，“普通中学堂”宜视为初中性质，“高等学堂”宜视为高中性质。因此，“接受中等学堂毕业生”和“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并不能证明该校具备“大学”性质。
另外，“理由三”所据不详。所谓“后来”，究竟是指1902年改名“湖北方言学堂”后呢？还是指1903年改制“湖北文普通中学”后呢？就文意而言，似指1902年《任寅学制》颁布后。即就方言学堂的生源及性质而言。值得正视的问题是：“光绪二十九年，鄂督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中学，派纪巨维任监督，是为湖北有普通中学之始。”[8]而湖北的“高等学堂”，系由“两湖书院”改制而来。据此可知，自强学堂的终结或蜕变过程为：1902年迁址并改名为方言学堂（原址三佛阁大朝街，新址东厂口正街），1903年在自强学堂原址创设“湖北文普通中学”。因此，自强学堂“规定生源以普通中学堂毕业生考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自强学堂停办时，学制尚未实施。而当按学制设学后，自强学堂原址所设学校又是“湖北普通中学之始”——当该校乃至全国按学制兴办的中学有首批毕业生之际，自强学堂已冥冥作古数年矣！此处实将自强学者与方言学堂巧作了移花接木之术。
理由四：“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此说早已有之”，《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均有明确记载；历任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刘秉麟等亦多次论及。[9]由于武汉大学的前身为湖北方言学堂，而方言学堂的前身为自强学堂，则武汉大学的前身自然是自强学堂。
“前身”可理解为渊源，它毕竟不能等同于起始。若依据上述的推论方法，1931年创设的四川大学（其前身为1857年创设的尊经书院）、1937年创设的湖南大学（其前身为北宋初年创设的岳麓书院），则更有资格去争夺此项“第一”。武汉大学能望其项背否？
若言北京大学的前身，为1898年创设的“京师大学堂”；若宽泛言之，更可追溯至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这是因为，京师同文馆于1901年归并于京师大学堂。那么，北京大学为什么不在1962年庆祝它的“百年华诞”呢？因为京师同文馆的性质与自强学堂类同，对于此项“第一”，它完全可以当仁不让。
再剖析一下为什么诸说仅言武汉大学的前身为方言学堂，而不言及自强学堂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关涉到校址的变迁。自强学堂的校址为武昌三佛阁大朝街（今武汉市第31中）。1902年更名方言学堂是与迁校并行的。即迁校至武昌东厂口正街（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后，方改名方言学堂。此址原为湖北农务学堂旧址（1902年迁武昌宝积庵新址，并更名湖北高等农业学堂）。而原自强学堂旧址，于1903年创设“湖北文普通中学”。武昌高师是在东厂口方言学堂的旧址上创设的，而非三佛阁自强学堂的旧址创设。因而溯其前身为方言学堂似不无道理，而更前溯至自强学堂则相当勉强。
若刻意冷峻，则“前身为方言学堂”之说根本不能成立。1908年，学部便具折拟议裁撤各省方言学堂。理由为：“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业学堂。”办法是：再不招收新生，“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此议“奉旨允准在案”。[10]1910年，湖广总督瑞澄咨请停办湖北方言学堂，缘于生源无多，“可以节省巨款”。经学部核准，又“经咨议局议决在案”，并于1911年3月14日仰获“依议”钦旨。该校迅即裁撤，“所有预科、毕业各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11]这种停废，显然不同于庚子之役、武昌首义后的学校停办。就统绪而言，实已断绝，岂能不明辨而鉴之！
其实，明辨而实事求是者尚多，武汉大学1955年编写《学校概况》时，便认定1913年创设的武昌高师为本校前身。1983年，武汉大学举办70周年校庆活动，亦直接依据于此。笔者认为，若依自强学堂而泛言“百年校庆”，似可报以理解的一笑；然搬出“校史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又声言经过某某的“十年考证”，因此再缄默下去，则有负于“学术良心”了。
三、天津大学也不必争这金匾
天津大学百年华诞的庆典刚过，庄严而热烈的场景尚历历在目。在人们的印象中，越是晚近的历史考证，似乎信度愈高。然而，“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依旧不能溯端于此。
天津大学的百年史，溯端于1895年10月2日奏设的天津中西学堂（亦名北洋西学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27年后，先后更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北洋工学院。抗日战争中，先与北平师大合并组成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后与英士大学工学院合并设立北洋工学院。1946年以北洋大学旧称复校于天津。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名天津大学至今。
如前所述，若天津大学宽泛意义地溯端于中西学堂而举行“百年校庆”，本无可厚非。但是，若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则难以成立。
首先，须剖析中西学堂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学制史上的地位。
该校由盛宣怀创设，本“中体西用”之旨，仿照国外纵向升迁的设学体制，分设“二等学堂”和“头等学堂”。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称：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也”，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也”。据此以争“第一”，较之自强学堂当然是理充气足。
然细察该禀所陈的设学序列，可发现盛宣怀对“小学”和“大学”的理解，既与当时日本或西方学制有别，亦与其后中国颁行的《壬寅·癸卯学制》有异。他的具体设计是：“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选入专门之学。不能躐等。”[12]若如此分级设学，则只有“专门之学”方副大学之名，“头等学堂”宜视为高中或大学预科，并非真正意义的大学。
其实，“二等学堂”的性质也与盛宣怀所言“所谓小学堂”相去甚远。由于二等学堂与头等学堂的性质密切相关，故亦有必要专门论及。《二等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凡欲入二等学堂之学生，自十三岁起至十五岁止。按其年岁，考其读过《四书》，并通一二经，文理稍顺者，酌量收录。十三岁以下、十五岁以上者，俱不收录。”[13]再细考其课程，顺序为：第一年，英文初学浅言、英文功课书、英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第二年，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第三年，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第四年，各国史鉴、皮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从年龄、知识的要求和课程内容看，二等学堂实与现今的初中相类。据此推断，头等学堂实与现今的高中相类。正是因缘于此，中西学堂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意义，是以“中国中学教育的发端”而见载的，鲜有“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端”之论。
其次，就设想与现实的问题进行剖析。
设想、规划、言论等等，即使见诸了文字，亦属思想范畴；而确定某一事物的“诞生”，须以思想的具体物化成果为标志。
就中西学堂的早期办理而言，实际也不副“近代大学”之名。据北洋大学校史编写组所撰《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所载：“开创时，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学制为蓝本的。头等学堂修业年限定为四年，分为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四科。因为头等学堂开办时，合格新生太少，翌年就自办了预备科，名为二等学堂。复以外文学习困难，将二等学堂的修业年限也定为四年。”[14]显然，设计为大学，然办理却不得不依次降格。若将大学理解为由预科（头等学堂）和本科（专门之学）两部分组成，则中西学堂事实上仅有预科之设。
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后，是否即刻便升格办理了“专门之学”呢？答案还是否定的。现详列此后历届班别及学生人数如后：1905年，预备第一班，严江等10人。1906年，预备第二班，吴敏向等32人；法文班，郝铁珊等13人；俄文班，马仁声等14人。1907年，师范第一班，安尚敬等29人。1908年，师范第二班，赵象云等40人。1910年，工科土木工程门甲班，严治等7人；乙班，于震等9人；工科采矿冶金门甲班，王正黼等7人；乙班，朱焜等11人。1911年，法科法律学门甲班，李成章等9人。[15]据此可知，建校10余年后，该校规模依旧不宏，而分科设门的大学之制，迟至1910年方见端倪。
另据1908年清廷学部对北洋大学的调查意见：“专门各班学科属于普通者太多，属于专门者较少。核与奏定章程尚有不符，令即再行厘订。凡高等普通科目悉数剔出，作为预科课程；其专门科目，另行编配，逐年课程补足教授钟点，准予立案。将来学生毕业，按照分科大学定章奏请给奖。”[16]北洋大学的名副其实，无疑是经过此次整顿之后。
最后，再简单探讨一下合设、单设及附设问题。
天津中西学堂属合设性质。即由二等学堂及头等学堂合构。无论视其为初中及高中性质，还是视其为中学及大学预科性质，这两部分亦无主次之分，不宜作头等学堂附设二等学堂看待。盛宣怀所创上海南洋公学，亦属合设性质，分列师范院、外院（小学）、中院（中学）和上院（大学）。在教育史上，认定师范教育肇端于此院；然而对第一所师范学校的认定，则视稍晚创设的武昌师范开其先河。若究其因，便在合设抑或单设之别。同理，即便头等学堂具备高教性质，亦不能称为“近代第一所大学”；中国近代第一所单设性质的高教机构，只能是1898年创设的京师大学堂。
值得说明的是，京师大学堂也有“预备科”之设，还有“仕学馆”、“师范馆”之设，更有“小学”、“中学”之设，形式与中西学堂有所类同，但其主次关系明显，余均属附设性质，因而仍可视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四、北京大学早享此誉
笔者认为，京师大学堂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大学。此论实为教育史学界的共识，只缘近来横遭挑战，故有必要旧调重弹。
为陈述理由的便利，首先须对该校的沿革大要予以介绍。
京师大学堂的筹设动议，最早见诸于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时为1896年6月12日。光绪帝阅后，批转总理衙门议复。
此后，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姚文栋进《京师学堂条陈》，熊亦奇进《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该校的创设，始成为甲午战败后朝野关注的变革教育的焦点问题之一。
1898年初，王鹏运再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同年2月15日，光绪帝下旨“准其建立”。同年6月11日、26日，又两次下旨催促总理衙门“克期议复”，并声言：“倘再仍前玩kài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17]
同年7月3日，总理衙门具折详陈开办计划，朝廷委任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筹办工作正式开始，实为“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
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幽禁光绪帝，变法失败，所有兴革仍复其旧，惟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以萌芽早，得不废”。
早年12月，京师大学堂开学。分设六堂课士：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学生不及百人：“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三十人。”[18]同月30日，附设师范馆。
1899年秋，接纳学生近200人，拔优“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二堂。其余改名曰立本，曰求志，曰敦行，曰守约”，“学生分三类：曰仕学院；曰中学；曰小学。”[19]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学校停废。勿庸讳言，此期的京师大学堂也是名不副实。诚如张百熙所言：“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轻之，等于蒙养学堂。”[20]
1902年1月10日，清廷下令复办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次日，决定将京师同文馆并于京师大学堂。
同年10月14日、11月25日，该校两次举行招生考试，共录学生180名，分设仕学、师范二馆。“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21]
《壬寅学制》规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其附设名目：曰仕学馆；曰师范馆。”[22]《癸卯学制》的相关变通为：将“大学院”更名为“通儒院”；在分科大学中增设“经学科”；预备科由“二科”改为“三类”。
尽管规制完备，然分科大学事实上却迟迟未能开办，更遑论通儒院（研究生院）哉！该校所属分科大学，筹创于1909年。“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未能按时开办外，其它七科均正式开办。……学生共四百多人。除商科学制为三年外，其余各科学制均为四年。”[23]因此，严格意义的大学教育，似当以此为始。
1912年5月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依据不同的选取标准，北京大学的“诞生日”可以有所不同。现今北京大学的历史，是从1898年12月算起。只有该校，可以担当“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之名，可以享有“中国现代高教最早的发祥地”之誉。如此认定的理由，可简明罗列数端：
第一，在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实自此始。
第二，分科大学之设，亦由该校率先创制。同年，北洋大学仅设工科一科，不具综合性大学之实。
第三，该校既是清末的最高学府，又是新式学堂的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管学大臣”既是该校校长，又是兼筹新教育的教育行政首脑。就地位言，“第一”亦不可撼。
第四，就规制、校舍、经费、师资水平、学生质量、课程设置、国际影响等方面分析比较，尚无他校可以与之比肩。
第五，北京大学仍是中国当代学校的“排头兵”，代表中国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列；这既与历史渊源久远有关，又关乎国民情感。仅就世人“心中的历史”而言，夺其“第一”也似有不当。
五、有关争抢“第一”之感言
中华文明的早熟，滋润了“华夏中心”的观念；长期的“儒术独尊”，强化了“名分等级”之制；四大发明的流播，则印证了“中源西流”之所谓规律；金榜题名后状元的荣耀，更刺激读书人在“伪知识的马拉松”竞赛中誓夺锦标。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每每表现在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这个问题上。至于中国近代的屈辱，则无非是“儿子打老子”之类——卑贱的阿Q，因生活于中国的土地，故能创造出风靡至今的“精神胜利”。
关于考证，汉代的“古文经学”，清代的“朴学”，均以此见长；尽管它有“流于烦琐”的弊病，然其以学风踏实著称，并取得诸多难以颠覆的学术成果，如《古文尚书》之为伪书等。“今文经学”则代表了不同的治学路向，在“古为今用”的旗号下，难免不透露“功利”色彩；但它也并非不重视考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即为名篇。就治学方式言，前者为“我注六经式”，后者为“六经注我式”。
现代以降，“国故派”的地位衰微，“论由史出”的呼声，仅仅得到书斋四壁的回应。“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成为时髦的口号，“以论带史”也成为“古为今用”的治学坦途。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动摇了“托古改制”的根基，然而在其“中国化”的途程中，却又很难不被传统精神所浸染。热衷于“第一”之争，且以“陈酒新瓶”以招摇、以论证，似为表现之一。
当今之世，商潮涌动。某些地方为开发旅游资源，展开了名人故里的考证之战，更有商家“老字号”的正统之争。有关近代大学“第一”之争，便由这种狂妄的功利的“考证”所挑起。
为确立“第一”的法统地位，科技领域有“发明专利”之制。据称，国家教委指示：“校史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以专家的意见为准，国家教委不审批。”[24]为此，国家教委指定了5位教育史专家负责论证。使人疑惑的是：既然有类同于专利登记的“论证”，怎么会产生此为“第一”、彼亦为“第一”的结果？
另外，为强化世人的“第一”印象，有关各校不惜拆巨资以举办隆重的校庆活动，四方奔竞以求得名人的认同或出席，车马辚辚，举杯频频；他如发文告、登文章、上电视等等，恐怕也多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办学经费短缺，又何必去花这些冤枉钱！各大报刊刊登此类广告可要慎之又慎！
学校与企业、商家有所不同，“广告效应”的作用不仅有限，弄不好且有玷污自身形象之虞。既然某些企业、商场、运动会、电影节都明确宣布取消大型开幕式以节省开支，那么，为什么校庆时不能有清茶一杯的聚谈，实事求是的“第一”宣传呢？诸如专辟奖学金数的第一，裁汰浮员的第一，教学为本诸项指数的第一，科研经费报入的第一，教师实际收入的第一，学生数量或质量的第一……
中国人早该从历史的“第一”之梦中醒来。而在倾力争夺现实的“第一”之时，亦当以务实为第一信条。即便就某些“吉尼斯纪录”而言，也应就其投入及产出设问：值否？值否？至于围绕“第一”而进行的虚狂“考证”，似宜以整治“环境污染”的态度待之。
注释：
[1][3]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307页。
[2]《张文襄公奏稿》第21卷第21页。
[4]《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314页。
[5]《自强学堂章程》，同上，第308页。
[6]李皖：《武汉：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1993年4月19日《长江日报》。
[7]《次第兴办学堂析》，《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6页。
[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218页，开明书店1934年版。
[9][24]伍文：《武汉大学百岁备忘》，1993年12月4日《长江日报》。
[10][11]参见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280～28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2]《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90页。
[13]同上，下册，第497～498页。
[14]钟叔河编：《过去的学校》第19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5]参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82～989页。
[16]《北洋周报》第17期，1937年6月。
[17][18][19]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683页。
[20]《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30页。
[21][23]《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第2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