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中的“实践理性”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理性论文,立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1-0102-04
马克思社会形态层面的“东方社会”范畴是在西方世界已经大规模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仍然盛行着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制度、宗法血缘关系的中、印、俄这些超大规模落后国家的统称。东方社会自卷入世界历史就被边缘化搁置，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事关它们能否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大事。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关于俄国究竟应当“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一“赫尔岑式的历史命题”成为包括中、印在内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争论的先声，东方社会也有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实验。当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后，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貌似“相反”的理论筹划
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高度关注中、印、俄发展道路。俄国“民粹派”以资本主义尖锐对抗这一弊端为由提出了“村社社会主义”提案，我们姑且不论“村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就当时的东方社会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直接跨入共产主义这一做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明确表示，对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从来不抱乐观态度”[1]421。马克思认为，与东方社会封建主义比较，走“西方式”或“欧洲化”[2]272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进步。
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针对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读以及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希望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3]636(注164)，直接把东方社会是不是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问题提了出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等书信、文章和札记中，都有着东方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4]765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一与马克思早年提案的“相反”论断引起一些学者的迷惑和争论，学界认为马克思晚年年老昏愦者有之，认为马克思晚年否定早年思想者有之，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进入到更高阶段的有之，等等，不一而足。究竟是年迈昏愦还是清醒睿智成为断定马克思晚年思想是否科学，乃至其晚年思想是否仍有当代价值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前后贯穿性研究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
二、马克思早期对东方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筹划中贯穿着“实践理性”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自创立唯物史观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马克思在人类发展道路问题上确立的“实践理性”原则不是康德抽象自由的伦理学之意，也不仅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反作用于客观的活动，而是强调人类如何排除各种纯粹的伦理道德非理性情愫干扰，也排除对人类社会自发发展的“冷静”直观，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逐步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科学原则，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筹划贯彻着“实践理性”的根本立场。
(一)东方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其现实生产力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前提产生的”[2]87。建设共产主义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按照既定的理想化图式随心所欲剪裁现实，也不能仅凭主观好恶和伦理道德建构“天堂”，人类的“‘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74—75。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前提是既定的，发展速度、进程也不一致，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展开的过程。现实生产力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选择空间，对于那些物质条件不充分的国家和民族，“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768。
东方社会就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2]692，“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2]763。有两个条件限制了西方现代化成果向东方社会的传递：其一，西方工业革命尚未完全展开。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西方世界才开始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变，科技革命也才开始从英国向整个欧洲大陆辐射，19世纪时传到北美。俄国在17世纪末、印度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与西方社会直面时，西方世界现代化尚未完全展开。更何况，为打开中、印等东方社会的大门，西方使用的并不是其发达的科技，而是鸦片和枪炮。其二，科学对工业的影响依然有限。工业革命刚开始时主要推动者是为数极少的技工，科学没有对工业产生重要影响，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业领域，瓦特改良蒸汽机后才逐渐发展到采矿业、冶金业、交通运输业，扩展又经历了一定历程。工业革命早期的西方世界，在有限部门、有限领域生产力发达情况下还不足以支持东方社会进入共产主义。西强东弱的对抗性国际格局使东方社会只能像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经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尖锐对抗和可怕波折，而现代化成为东方社会发展代价的最高补偿，“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2]766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处于工业革命早期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的东方社会顺应“实践理性”的科学选择。
(二)东方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历史极限”决定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当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历史极限”也就到来了，新社会形态解决了旧的“历史极限”，又为新的“历史极限”的形成积累条件，人类就在“历史极限”的不断形成、化解、再次形成中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极限”需要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来实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主要矛盾不同，“历史极限”解决方式有别。
如果单纯地看19世纪中叶的东方社会，其基本矛盾还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但西方社会的殖民侵略让东、西方社会生产生活直接照面，东方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而资本在东方的扩张发挥着自发的反封建、反专制、反宗法制度的积极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2]470—471。在西方世界出现资本“历史极限”的时刻，东方社会所面临的不是资本“历史极限”，而是落后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现代化需要的矛盾，东方社会特有的封建制度的“历史极限”决定了它只能走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道路。
(三)东方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其宏大历史定位决定的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五形态”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大手稿中，马克思建构起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模型，即任何社会都要经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和产品经济为条件下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5]104。东方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早年马克思根据“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6]23，将东方社会作为“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猴体”，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人体”，站在商品经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对于任何社会都不可逾越的角度，按照“从事后开始的”思索的理念，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之普遍性道路。马克思一直坚决反对把西方社会发展“五阶段”作为普遍规律推广到落后国家的形而上学做法：“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342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在整个人类发展“三形态”之中的宏大历史定位，给予东方什么可以跨越，什么不可以跨越的总思考，东方社会的宏大历史定位以及整个世界的资本氛围决定了东方社会的“实践理性”只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道路应当是顺应历史潮流、解决自身特有矛盾的独特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筹划是对“实践理性”的彻底贯穿
马克思“晚年提案”确实有着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之提案，但这只是提案的一部分，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东方社会面临着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两条道路，“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4]765。可见，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案既包括共产主义提案，也包括资本主义提案，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上，认为马克思晚年否定早年思想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共产主义提案也是根据已然变化了的实践缜密思考的结果。
(一)世界生产力全面提升使共产主义成为东方社会的可能性选择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依然坚持着物质条件的先决原则，并从世界科技新变化中敏锐捕捉到了东方弥补物质先天匮乏之症的可行性路径。
其一，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第二次科技革命，发出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的信息，科学开始大大影响工业成为大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工场生产逐渐为大机器工厂生产所取代。当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4]770。
其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已经实现了对东方社会的殖民、半殖民统治，这些宗主国为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在东方社会开始现代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方现代化。
其三，世界各个民族间不再是单纯的军事交往，更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全面性就给东方社会“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4]766的可能性通道，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完全可以成为东方社会的现实生产力。
第四，东方社会也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以实现强兵富国的目的，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在国内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东方社会自然经济逐步瓦解，民族工业开始形成。“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6]33东方社会选择新的现代化道路的物质条件至少正在生成。因此，世界生产力全面提升和世界性流转扩大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范围，有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二)“历史极限”的同步化使共产主义成为东方社会的可能性选择
马克思晚年之所以提出东方社会共产主义提案，是因为当时东、西方社会的“历史极限”出现了新情况。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极限”几度后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断时续地爆发：从法、德、美1856年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1866年英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1872年由美国铁路投资减速引发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1882年由美国再次引爆经济危机。19世纪70年代末，“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4]766，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大大弱化了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它表现为：一者，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多是面临着无产阶级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暴力革命明显减少；二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危机过后就沉寂下去。马克思不反对罢工、抗议等和平方式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7]700。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表现为，当基本矛盾有调节空间和余地的时候就蛰伏着，只有当危机不能转嫁时资本的“历史极限”才会到来，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历史极限”阶段。要在短时间内通过和平方式破解资本“历史极限”是很难的，暴力革命则来得更迅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资本矛盾无法周旋的关节点。
其二，东方社会的“历史极限”破茧艰难。
西方资产阶级与东方反动政权联合镇压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强化了东方社会的反动力量，而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扩张也在剥蚀、瓦解着东方反动统治的根基，东方世界的反动统治强化与弱化混杂，与此对应的是东方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坚定与迷茫共生：1857—1859年印度爆发民族起义，1851—1864年中国爆发金田起义，1852—1868年爆发捻军起义等，俄国在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约300次。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暴露出东方社会生产关系的落后，但农民起义始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狭隘视界束缚，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后登场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开明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带来了东方社会的新气象：印度迎来了资产阶级的觉醒期；中国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强国的洋务派开展救国行动；俄国在1861年自上而下地发动了农奴制改革。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并不能在这些资本主义革新中找到充分伸张的空间。
其三，东、西方“历史极限”同步化。
东方反动统治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联合使西方世界出现“本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东方社会存在着“本国人民——反动势力、西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人民群众都面对着西方资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这两个共同敌人，革命对象共同指向使东、西方社会实践相互影响使“历史极限”同步化。“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2]251，这将是促成东、西方“历史极限”到来的事件，不仅西方世界能够实现共产主义，而且，东方社会可以打开与共产主义链接的通道，也就有了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三)东方社会传统优势使共产主义成为东方社会的可能性选择
马克思晚年提出东方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有两大基本维度：其一，张扬东方传统文明的历史作用，使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公平正义传统文化精神变成东方“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441。其二，张扬西方社会积极成分的历史作用。东方社会即便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不能够像西方一样建构完全的共产主义，而是将东、西方的积极因素双向结合而产生强大的历史合力，才能避免堕入纯道德意愿，抗拒东方社会发展中的纯粹的“伦理道德”情结。这两大维度的融合虽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要贯彻到“实践理性”层面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为此，必须从历史的深处寻找人类多样化文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现代化可行性证据。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研究视界拓宽到除西欧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把不发达的国家这些“猴体”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为探讨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明显不同，并且社会生产力又相当落后的俄国、印度、中国如何在东方性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做理论探索，只不过因为生命有限性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可见，马克思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物质条件的先决性始终没有动摇，科学解决“历史极限”原则始终没有动摇，东方社会的宏大历史定位没有动摇，他所变通的是东方社会物质条件的积升途径、主要矛盾的解决策略、东西方民族元素参与历史的方式，而这些都应当也必须随实践变化而改变。马克思的“晚年提案”是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完美结合，是其对历史规律和世界历史形势清醒睿智把握的表现，马克思始终贯穿着“实践理性”的根本精神。
四、马克思“实践理性”立场的当代意义
中、印、俄三国作为同样的东方社会在民族前进的征途上所选择道路各不相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却又都有着高峰与低谷交替出现的共同起落。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战争危机却在后期遭到农民的反对，延续约70余年的“斯大林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却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叶利钦“休克疗法”几乎葬送俄国，“普京新政”却使俄国经济恢复增长。中国在建国后社会繁荣，但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展迟缓，1978年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印度建国后推行“尼赫鲁模式”虽说建立了混合型经济但经济长期低迷，1991年拉奥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印度经济增长迅猛。东方社会的发展充分说明，制度本身不会自然附带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伦理预期，要破解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曲折的符咒，实现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以马克思“实践理性”为指导。
(一)东方社会必须融入全球化
东、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巨大差异不仅在19世纪已经存在，而且，中、印、俄即便是作为新兴国家经济体实现飞速增长之后的当下也还存在着。东方社会中、印、俄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西方世界发达的生产力和科技。虽然东方社会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经常面临歧视，但封闭自我只能拉大与西方世界的距离，因此，东方社会必须正视自身现代化的相对落后性，坚持改革开放，探索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化的方法途径，锻炼提升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能力，借助于世界历史大环境，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先进成果以壮大自身的现代化根基，才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权上掌握更多的主动而不为国际形势所左右。
(二)东方社会要贯彻科学有为原则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33。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封闭社会自发发展的表现，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开放社会中会出现很多变数。由于西方侵略，东方社会不管是选择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面临着旧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在“发挥出来以前”就“被灭亡”、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就“被出现”的问题。生产力能却不足以充分支撑新生产关系这种“疏离”，使东方社会都必须在新生产关系中建立经济成分多样化的经济制度——不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还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使那些“被灭亡”生产关系中仍能积极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层次上存在，如果无视这些将产生非理性行为。
1.非“实践理性”表现之一：对历史规律的放纵
东方社会选择资本主义，它会像西方资本主义一样遭遇“历史极限”后再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在资本仍能够对东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就应当接受它的存在，并应该借助于主体能动性减缓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从而确保社会的常态运转。如果不顾东方社会的现实，把社会发展完全交付给历史规律的自发发展，全面放任私有制的肆意泛滥，只能人为地制造出历史灾难。
2.非“实践理性”表现之二：主体能动性的无原则放大
东方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是否会遭遇“历史极限”马克思没有提及。如果说以往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历史极限”是生产关系大大落后于生产力而产生的，东方社会选择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矛盾不是生产关系落后于而是潜在着可能超越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生产关系即便是“新”的也不能促进生产力增长，自然就丧失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出现“折返”回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形。如果单从社会形态更替这个角度来看，“折返”好像表明东方社会主义遭遇到了“历史极限”，但如果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这一历史趋势来看，“折返”并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反倒使它更遭受旧有社会形态的苦难，不符合破解“历史极限”之要义。更何况，导致“折返”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必然的无法破解的，而是主体能动性发挥不当造成的，如果给予足够重视和科学安排是可以避免和解决的，因此，这种“折返”毋宁说是遭遇“发展困境”更合适些。
东方社会追赶西方所包含的“民族焦虑”往往对主体能动性无原则的放大，不顾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而只依照最先进的生产力“一刀切”式建构新生产关系，最终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中“折返”。
中、印、俄都应该避免放任历史规律盲目作用和肆意夸大主体能动性的非理性行为，而应当全面贯彻马克思的“实践理性”精神，以遵照历史规律为根本，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为原则，以科学有为的精神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东方社会应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东方社会必须完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飞跃，而它究竟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765。这一“历史环境”不仅包括国际环境，而且包括国内环境。中、印、俄三国所走的道路不同，既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影响，也离不开各国国内环境，即民族精神的影响。
东方社会无论选择什么发展道路，其现代化的要求没有变，在人类历史中的宏大定位没有变，无论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没有获得确定不移的资格。
其一，对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社会而言，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人类的共同趋向。更何况，社会主义在东方社会中、印、俄有着共同的群众基础和民族偏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历史功绩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被磨灭的；印度共产党有着在邦执政的客观现实。如果解决不好国内的矛盾，蛰伏的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促使它向社会主义跳转。
其二，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社会而言，由于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依然没有超过西方世界，外部世界还是东方社会不容忽视的威胁。东方社会生产力多样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必然面临着利益需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如何使社会各团体利益适位成为东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一复杂而紧要的问题就容易招致社会动荡，特别是国内、外因素的互鸣共振将对东方社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它就有着向资本主义跳转的可能性。
可见，当代东方社会必须以马克思“实践理性”为指导，从自身现实出发，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立起科学的制度、体制安排，努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科学处理国内外环境因素，努力探索将世界积极因素融为一体的特色化路径，才能实现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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