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意义论文,清嘉道论文,骈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清代古文，骈文在乾嘉时期达到各擅胜场、并派争流之境。沿自前代的骈散畛域，在新的文学条件下，也出现了富有时代内容的消长之势。道光初年问世的李兆洛《骈体文钞》，以推尊骈体为手段，而旨在打通骈散。这对于问途于唐宋的古文正宗势力而言，不啻代表了一种偏离，预示着传统内部所蕴含的转机。打通骈散的理论要求，汇合着思想界自由意识的潜流，在文坛上还下开晚清标举效法魏晋文的风气。本文认为尽管它不足以形成改造文坛的震动力，但其中所蕴含的突破正统框架的倾向，对于散文从古典终结期向近代的过渡，显示了文学发展自然活力的内部胎动，是理论上的一种有益的准备。
一
有鉴于明七子学古而赝与性灵派师心而妄的弊病，清初的古文家倾向于弘扬唐宋古文传统。《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所概括：“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问途于唐宋以求自立，成为清初文坛的某种共识。
敏感到一代“古文复兴之几”的[（1）]，应该以由明入清的钱谦益为最初代表。他个人的古文创作，经历了由追随明代前后七子到笃好唐宋派归有光之文的转变，归有光在文坛上倍受瞻仰的地位，就与他发端表彰有关[（2）]。不仅如此，在表彰归有光的同时，他还痛责“近代剽贼顾赁之病”[（3）]，这不啻是入室操戈，指向源于明代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而导致的假古董。钱氏特别揭出“伪古文”的病症，认为“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郑孔肩文集序》）。这里，“古文”与“伪古文”的对立，是对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变本加厉的复古之风加以反省的结果。
与钱谦益痛惩明代前后七子淆乱真伪相呼应，黄宗羲甚至讥刺李梦阳等人号召起衰复古为无稽之谈：
自空同（李梦阳）出，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汝南何大复（景明）友而应之，其说大行。夫唐承徐、唐之汩没，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宋承西昆之陷溺，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适以衰之弊之也。[（4）]
“起衰救弊”，本来是唐宋古文运动所确立的古文家的使命感。李梦阳“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适以衰之弊之”，从动机到效果都变成了“伪古文”的逆流。无论这种评价是否过于苛刻，它反映了前后七子学古而赝的问题，比之明代公安三袁等人师心而妄的流弊，对清初文坛来说，受到的刺激似更强烈。在缺乏外来文化的参照，只得向传统回顾探寻中，如何超越形式或格调的字摹句拟，深求古人的内在神理气韵，取精用宏而不落蹊径，这也就隐然构成清代古文复兴所面临的新的课题。清初归有光地位的迅速提高，恰在于他的创作符合这种学古而不泥古的要求。黄宗羲于《郑禹梅刻稿序》中指出：
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
明代的唐宋派在创作思想上优于秦汉派之处，是对古文传统的取资较为宽泛，宗法唐宋古文大家而不废学习秦汉；秦汉派虽高自标置，不屑于读唐以后书，但正如黄宗羲所说，“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引导文坛的结果，反而是“便其不学”[（5）]。
基于对时代古文的反省，尤其是对秦汉派模拟剽窃之弊的反拨，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便成为清代古文复振的基本取向。
桐城派的蔚然兴起，也是顺应问途于唐宋的要求的，如方苞就认为初学古文不必师法汉文，“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古文约选序例》）。因而颇为有效地获得了一代“正宗”的声望。无论是方苞认为“艺术莫难于古文”（《答申谦居书》），还是姚鼐所说“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复鲁洁非书》），都反映出桐城派对古文艺术性的高度追求。然而，桐城派的宗派作风与创作趣味，又形成新的古文藩蓠。作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方苞提出著名的“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有物”与“有序”所强调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过，所谓“义”，重在阐道翼教的内容，尤其是以宋儒义理为根本，这在效果上往往形成对文章生命力的束缚。桐城派的文章思想守正、内容单薄，应当归因于此。从“言有序”的角度看，不能不落实到笔墨蹊径，所以他又拈出“雅洁”二字作为文章语言审美风格的标准，制订了一些戒律，如对“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等一概摒斥于古文之外（《古文约选序例》）。
使桐城派的声势壮大起来的，当推姚鼐。他所编《古文辞类纂》一书，隐然归纳出他直承刘大櫆、方苞，近法明归有光，远绍唐宋八家的文统。他还以其主讲的书院为基地，传授古文法，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文士。“自惜抱文出，桐城学者大抵奉以为宗师”[（6）]。适应于乾嘉汉学兴盛的学术文化背景，虽然他在《述庵文钞序》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为用的主张，希望“以考证助文章之境”（《与陈硕士书》），但他仍然坚持以宋儒义理为根本，对于崇尚鸿博的汉学深怀抵触之意。因而宋学与汉学的对抗，便成为姚门作风的一个重要内涵。方宗城《刘孟涂先生墓表》指出：
姚先生之门，攻诗古文者数十人，君与吾从兄植之先生、上元管异之、梅伯言名尤重，时人并称方刘梅官云。乾嘉间，治经学者以博综为宗，抵毁先儒，姚先生力障狂澜，戒学徒不得濡其习。
受考据派繁碎芜杂文风的刺激，姚鼐在实践上更注重文体的洁净精微。桐城派讲求法度、崇尚雅洁的宗风，创自方苞，而到姚鼐才告完成，成为桐城派的标准风范。
二
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结果，由六朝到中唐居于为文坛主流的骈文，退居于古文之次，历元明二代，几乎一蹶不振。在人们的意识中，“或以篆刻太工，为扬雄之小技；喻言虽妙，类《庄子》之外篇”[（7）]。这些就构成了清代骈文中兴所面临的历史包袱。
改变骈文的陪属地位，实有赖于创作实绩的出现。清初毛奇龄、陈维崧等学人才士的创作成就，标志着骈文在清代的复苏。而其高峰期的到来，则在乾、嘉时期。人才济济，名家如林，吴鼐《八家四六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所选作家主体，均属此一时期高手。骈文讲求声偶藻饰，难免雕虫小技之讥。这一因袭已久的陈见，受清代骈文中兴之潮的冲击，也趋于淡化。这在学术条件与理论层面上，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力量的作用：其一，骈文以富于书卷气擅长，尤为投合崇尚博学多识的汉学品味，这一机缘使骈体的地位也随之大为改观。这时期的骈文高手中，多为成就卓著的朴学家；如吴鼐《八家四六文钞序》介绍入选作者的才学时，就提到其中有人“修述朴学，传薪贾、郑”。不少阐扬朴学的文章，也采用骈体而名高一世，最典型的如孔广森为戴震学术著作所作《戴氏遗书序》，谭献就铨评为清代十五篇骈文佳作之一[（8）]。其它为考据专著或学术丛书撰序而出之以骈体形式的，不胜枚举。正如袁枚所概括：“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胡稚威骈体文序》）。骈文“征典”的特征，就意味着它与学问的结合，这在崇尚宏博的学术氛围下，能得到相当的肯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骈文创作的繁盛与骈文尊体意识的加强，在乾嘉时期已开始形成某种良好的循环之势，其标志就是嘉庆十一年（1806）《国朝骈体正宗》一书的结集。“正宗”的名目运用于文集，以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为最早最著。因倡古文者以道统或文统之正自待，所以“正宗”之名似乎属于古文。曾燠选编当代骈文，而以“正宗”为其书名，透露出对骈体活力的信心。他在《国朝骈体文正宗》序言中指出：
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近者宗工叠出，风气大开……康衢既辟，不回墨子之车；正鹄斯悬，以待由基之矢。
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重视“质”与“文”的统一、“道”与“技”的兼摄。勿庸置疑，骈文是技巧性极高的一种文体，容易弄巧伤质；相对而言，古文则显得是一种善于藏巧若拙的文体，加上有“载道”的意识，因而较易摆脱技巧层面的拖累。“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这一论断借重于古文，意在表明骈体也能通往艺术的“康衢”，也有坦途可言。
其二，古文家尤其是桐城派古文的笔墨蹊径重又遭到诘难，这种批评多来自汉学家、骈文家以及脱略唐宋门迳的文士。由于桐城派依附程朱理学的背景，汉学家往往厌薄桐城古文，其中钱大昕对方苞的指责尤为严厉，讥讽“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认为方苞的只是达到了“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模”，甚至引述王若霖之言，判方氏是“以时文为古文”（《与友人书》）。时文有一套程式窠臼，如果古文家甘于步趋唐宋诸家的为文蹊径，也就难免变相的程式化之讥。阮元也不满于“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与友人论古文书》）古文而沾上时文习气，这不仅在技巧上落入下乘，而且也谈不上义理的高超，即钱大昕所谓“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友人书》袁枚是一位不立宗派的文人，其《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对于骈散两体的比较，甚为通达：
夫古文者，途之至狭者也。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鉥肾，为奥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炼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误于不善学者，而一泻无余。盖其词骈，则徵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支持句读。
本来，古文从立名之始，即获得自尊自重的面目，但在袁枚看来，古文也是一技，一旦形成流弊，其危害的隐蔽性与严重性甚至超过骈文。曾燠所谓“古文丧真，反逊骈体”，也是此意。这种认识，在骈散两体经历清代的发展演变以前，似乎不能如此清晰。而章学诚的《古文十弊》，更是具体剖析了古文丧真的种种病症。诸如此类多方面的作用，促使骈文渐渐走出自卑的逆境，并敢于与古文争胜。这其实是清代骈文中兴的更为内在的义蕴所在。
三
时至嘉道之际，古文与骈文相互抗衡的力量都更进一步地壮大起来。这主要是指桐城派的古文壁垒更为完善坚固；与此相对，褒赏骈体的呼声有所提高，也更为切实。最具标志意义的事，莫过于姚鼐《古文辞类纂》与李兆洛《骈体文钞》的相继刊刻行世。
《古文辞类纂》在嘉庆末年付梓，次年即道光元年（1821），《骈体文钞》也刊刻问世。《骈体文钞》31卷，收录晚周至隋代的文章共774篇，李兆洛的同乡好友庄绶甲（字卿珊）曾劝他更改书名，李兆洛专门写了《答庄卿珊》一信，重申自己的意图，说明书名不更改的理由即在于为骈体正名，以期真正融通骈散。他说：“今日之所谓骈体者，以为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汉子书无不骈体也。”由于是与好友的私人通信，其意见表述得直率而鲜明。李兆洛自己也预料到，《骈体文钞》一出，“恐古文家见之不平”[（9）]。显然，他主观上对此书的现实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这正如包世臣《李凤台传》所述：“此论盛推归、方，宗散行而薄骈偶，君则谓唐、宋传作皆导源秦、汉；秦、汉之骈偶，实唐、宋散行之祖。”
具体说来，《骈体文钞》的针对性是指向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桐城派尊古文为文章正宗，桐城古文的统绪是从归、方直接唐宋古文而上溯秦汉，六朝骈俪之文被排除在这个文统之外。这一宗派意向应归功于姚鼐在理论上的总结，其《古文辞类纂序目》明确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黎庶昌将姚鼐文论的要义归纳为：“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休愈尊。”（《续古文辞类纂序》）可见，摒弃六朝是桐城家法的重要内容。那么，重视六朝、提高骈文的地位，也就成为突破桐城壁垒的关键所在。为了论证六朝骈文的存在价值，李兆洛使用的方法是“从流溯源”。秦汉文是桐城古文统绪的源头部份，李兆洛恰好把秦汉文作为骈体的源头[（10）]。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这样的潜台词：既然古文骈文同出一源，又有什么必要斤斤分别彼尊此卑呢？古文正统派“屏弃”六朝骈文的习见，使秦汉与六朝之间的文章源流关系发生阻隔。而重新打通这道阻隔，往往也不易完全为人理解，如其友人庄绶甲就提出不当选入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等文。对此，李兆洛解释道：
若以为《报任安》等书不当入，则岂惟此二篇，自晋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则《四六法海》等选本足矣，何事洛之为此哓哓乎？
一般的四六选本常常只是提供若干范文，以供揣模作法。而李兆洛通过选文，在文学源流的意义上确定骈体的价值，并探求贯通骈散的创作出路，这是他比《四六法海》等选家用意深曲之处。他还说：
《报任安书》，谢脁、江淹诸书蓝本也，《出师表》，晋宋诸奏疏之蓝本也，皆从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余所收秦汉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也。（《答庄卿珊》）
李兆洛不仅以骈体蓝本的眼光来看等秦汉文，而且认为“宗两汉非自骈俪入不可”。这是正宗古文家所提不出来的见解，可谓骇俗之论。桐城派虽然也提倡效法两汉，但由唐宋古文入手，以“义法”的眼光去选择先秦两汉之文，因此文学趣味形成差别。
从袁枚指出“古文者，途之至狭者也”，对古文文统的反省，而李兆洛乘乾嘉以来骈散抗衡对垒之势，破古文家之成法，标举骈文之美，将一向排除在古文文统之外的六朝骈文纳入渊远流长的文章史中。这正如他的弟子蒋彤于《李申耆兆洛年谱》所指出：
先生以为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称，而别对偶之文曰骈体，乃更选先秦、两汉以及于隋为《骈体文钞》，欲使学者沿流而溯，知其一原。
既然骈散同出一源，那么斤斤于优劣尊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在文学史观的层次上，有助于消弥骈散畛域；同时在文学思想的层次上，也促进回归文学的本位和打通骈散的实践。这其实是李兆洛选编《骈体文钞》的旨趣所在。其《骈体文钞序》指出：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六经之文，班班俱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与宋为三。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驳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
谭献称赏这是“因端竟委之言，披文相质之旨，非深于学、博乎文者不能及此”[（11）]。李兆洛认为，文之有骈散，犹如天地之间的有阴阳、奇偶、方圆一样，是“相并俱生”、“不能相离”、“必相为用”的。事实上，由于汉字是单音节孤立语，一音一义，便于对仗工整；又有平上去入四声，使单音文字有所区别，并能以单音联缀而成双声、叠韵等，有抑扬顿挫、音韵协畅之美。所以从中国最早的群经诸子之文来看，其中骈偶的成份已相当可观。因此，他编选此书，“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离乎骈也”（《代作骈体文钞序》）。所以，融通骈散，“相杂迭用”，其意图不是对秦汉文的复归，而是要为文章写作的发展开拓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拒骈或拒散皆为自隘其途，都有明显的缺陷。
四
李兆洛是阳湖文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一般说来，阳湖派是一个受桐城派影响而又别开生面的散文流派。这一批作家治汉学者较多，又受常州新学风的濡染，思想比较自由活泼；创作风格在奇正之间、“文体不甚宗韩欧”[（12）]，表现出折衷求变的动向。而李兆洛所表现出的对正宗古文藩蓠的突破，既代表了这个文派革新通变的特征，也透露出嘉道之际学术文学挣脱既成框架的消息。
从散文领域看，这时期出现的贬抑韩愈或八家之论，很能体现向正统规范挑战的积极意识。如李兆洛这样批评韩愈：
文之有法始自昌黎，盖以酬应投赠之义无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营而已。习之者遂借法为文，几于以文为戏矣。（《答高雨农》）
对韩愈所开古文法门的不满，主要在于其助长了后世“借法为文”的流弊：
洛之意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谫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书。（《答庄卿珊》）
所谓“以文为戏”的提法，原来是裴度对同时代的韩愈文风的一种批评，见于其《寄李翱书》。认为韩愈倡古文以与骈文对立，“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在他看来，“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平心而论，裴度担心韩文过求新异，难免堕入另一种偏重形式的文墨游戏，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韩愈能称之为“以文为戏”的方面与后世学韩者的“以文为戏”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李兆洛也了然于心，他曾指出：“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强；今之宗退之者，则又病其才之弱矣。”（《代作骈体文钞序》）也就是说，韩愈尚有矫枉过正的才力，而后世的步趋者则甘于规模，更无“奔放”之可言。这种情形，朱锡庚曾以辛竦的笔致描述为：“未成文章，先成蹊径；初无感发，辄起波澜。”[（13）]历史地看，用“以文为戏”贬抑韩愈的古文业绩，未必十分公允；但用“以文为戏”来针砭后世”比葫画瓢”的古文家[（14）]，却可谓击中要害。同样是出于对当代古文之路日趋狭窄的忧虑，常州学派的著名学者宋翔凤十分推许裴度的意见，其《过庭录》卷十六引录《寄李翱书》全文，并尖锐地指出韩愈所辟古文门迳并非康衢，后学“若李翱、孙樵，力追韩氏，规矩犹在，尺度逾窘。盖以之陈廊庙，不足以铺鸿藻、信景铄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妇孺色动、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之形，自示崖异耳，乌足重哉！”与李兆洛深有交谊、重视经世致用的包世臣，也把古文家空谈义理、无补实用的弊病归咎于韩愈：
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绥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与杨季子论文书》）
这里批评韩愈，意在棒喝当世古文家对“门面言道之语”的执迷。破除古文创作中韩愈的偶像地位，显然是为了重新焕发文章的思想活力。
清初以来的文坛清算了明代前后七子“凭陵韩欧”之谬，认同唐宋成为古文主流。而嘉道之际再度出现贬抑韩愈之论，看似重蹈明七子之覆辙，其实反映了文学上更新求变的历史需要。这一转变的信号并不是孤立的，而与当时悄然兴起的学术新风关系密切。无论是今文经学的兴起，还是经世致用之风的复苏，都深受“殆将有变”的时代刺激，试图突破原有的学术格局，展现思想的风采。正如宋翔凤讥讽正宗古文家“徒有偃蹇之形”，寻求通变的学者文人一方面关注更为名符其实的新义理，也就是思想的实际魅力，另一方面关注文辞表现的闳丽，这就容易使他们把文章理想寄托在先唐，尤其是汉晋时代。李兆洛《答汤子厚》曰：
曩与彦文论骈体，以为齐梁绮丽，都非正声，末子竞趋，由纤入俗，纵或类凫，终远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诟病。窃谓导源《国语》及先秦诸子，而归之张、蔡、二陆，辅之以子建、蔚宗，庶几风骨高严，文质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实诣，非可貌袭。学不博则不足以综蕃变之理；词不备则不足以达蕴结之情；思不极则不足以振风雨之气。
这里提到以张（衡）、蔡（邕）、二陆（机、云）等人为归趣，实现“风骨高严、文质相附”的理想风格。作为一种理想的原型，它从历史中被发掘出来，当然是基于其本身的特点，以及发掘者切身的期待。汉晋文章的特点，是属词隶事，声色渐开，但尚没有发展到绸青媲白、讲究新巧的极致。这种中间状态，容易符合词意相称、文质相附、骈散相间等文学趣味。例如，《骈体文钞》卷一选入薛道衡《老氏碑》，并有评语曰：“此初唐四杰之先声，其小异者，尚有疏朴之致。”谭献十分赞赏这条评语，加案语道：“评以‘疏朴’，颇入微。南朝文章，惟晋人有之耳。”值得一提的是，谭献雅好《骈体文钞》一书，“李氏斯篇，恒在几席”，数十年间，披阅评点，颇能发挥李选精义，如其评语中揭出“汉魏义法”之说，就是一个极有会心的推阐。谭献在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下评曰：“辞不泛滥，汉魏义法未沦。”那么，“汉魏义法”的关键在于辞意相称，联系他在李选“七类”之后所下的总评，有助于理解其具体所指：
七林闳丽，有章法，有句格，骈俪家之科律也。权其利钝，则枚叔语语用意，高不可企；陈思郁伊，意内言外，非苟作者；景阳已病蔓辞，而形容变化不无深沉之思。继此则斧藻而已。但后人运入杂文，便见遒厚，不可不习。
枚乘《七发》、曹植《七启》、张协《七命》，程度不同地符合辞意相称的标准，其所代表的恰是汉晋时的文采特点。谭献提到，尽管齐梁以下藻饰过繁，但“后人运入杂文，便见遒厚”，提示出骈散融合的另一种具体方法。
在步入近代的历程中，六朝前期文章倍受文坛有识者的青睐，这与清代骈文中兴的成功经验也有联系。关于清人的骈文取径，张之洞概括指出：“国朝讲骈文者，名家如林，虽无标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学晋宋体，此派较齐梁派、唐派、宋派为胜，为其朴雅遒逸耳。”（《輶轩语·语文》）善学晋宋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擅长骈散浑然之美。一些取法六朝的骈文家（有论者概称之为“六朝派”），其实也以此境为归趣。如其骈体创作“有六朝风格”的孔广森对六朝文的见解就非同一般，他说：“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15）]为文善于“陶冶汉魏”的汪中，近人李详曾分析其“独高一代”的原因：“汪氏之文，出范蔚宗《后汉书》，而承祚《国志》先于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诸家，规模如一，观其约疏为密，继以宏丽，文之能事，尽于此矣。容甫窥得此秘，节宣于单复奇耦间，音节遒亮，意味深长；又深会沈休文、任彦或之树义遣词，而不敢轻涉鲍明远、江文通之藩篱，此所以独高一代而推为绝学也”（《江都汪氏丛书序》）。范晔《后汉书》的文学成就，在于既富文采，又保有浑朴自然之致，许多精采论赞难于分辨单复奇偶，汪中会意于此，是其成功的主要秘诀所在。
正如汤鹏所深切感到的：“疏解调通之言，济时艰也。”（《浮邱子·树文》）试图突破陈规旧套对人心的桎梏，是19世纪中叶前后抱有忧患意识的文士共同的精神趋向。李兆洛、谭献等人明确倡导的不拘骈散论，既是在文章学上积极提供“疏解调通”的具体方案，同时还引导自由通达的思维方法，因而在文学思想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写道：“明以来，文士心光埋没于场屋殆尽，苟无摧廓之日，则江河日下，无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窃欲主张胡石庄、章实斋之书，辅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为回澜。”这里就把“不拘骈散”与挽救人心紧密联系起来，可见文学上的更新也是整个思想文化形态更新的一个环节。不过，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思想界尚缺乏外来文化的强烈激发，因而各种更新的方案仍然需要依托于逝去的历史，在古人身上寄寓理想，经学上的今文经学派以及不拘骈散论者回归魏晋，就是这种古典型态的反映。尽管如此，不拘骈散论蕴含着某种奔放的精神素质，它要求消弥畛域，消解禁忌，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世纪之交文界革命理论的前奏。梁启超自称其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所谓文白、韵散乃至中外等界限，都可打通，由文白合一更打开现代白话文学之路。不拘骈散论者未必能料到后世新文体的发展趋势，但他们在自身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积极探索，对于散文向近代的过渡，无疑是有一定精神“先驱”意义的。
注释：
（1）《汤义仍先生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一。
（2）其《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谓：“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牧斋有学集》卷一六。
（3）《答山阴徐伯调书》，同上卷三九。
（4）（5）《明文案序》下，《南雷文案》卷一。
（6）方宗诚《桐城文录序》，《柏堂集》次编卷一。
（7）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语。
（8）《复堂日记》卷六。其余篇目有胡天游《一统志表》、《禹陵铭》、胡浚《论桑植土官书》、陆繁弨《吴山伍员庙碑文》、吴兆骞《孙赤崖诗序》、袁枚《与蒋苕生书》、汪中《自序》《琴台之铭》、孔广森《戴氏遗书序》、阮元《叶氏庐墓诗文序》、张惠言《黄山赋》《七十家赋钞序》、孙星衍《大清防护昭陵之碑》、乐钧《广俭不至说》。谭氏评之为“皆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后所不能为者”。《复堂类集》本，光绪十一年刊本。
（9）《养一斋文集》卷一八，《四部备要》本。案：此信之后还附有《代作骈体文钞序》（今本《骈体文钞》不载），李兆洛除了自序以外，又代庄绶甲作一序，可见他对宣传此选宗旨的重视。
（10）《骈体文钞》有38篇文章与《古文辞类纂》所选相同。若不计辞赋类七篇，其余几乎都是秦汉之文。
（11）《骈体文钞》谭献评本，世界书局1936年版。
（12）语出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钱钟书《谈艺录》三九认为此语是对阳湖派文章“提要钩玄”之论。
（13）语出朱氏为其父朱筠文集所作序文，见《笥河文集》卷首，嘉庆二十年家刊本。李详评此文“叙文章源流，与章实斋《文史通义》相出入”。
（14）语出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七经楼文钞》卷四，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15）据孙星衍《仪郑堂遗文序》，《仪郑堂文》卷末，《文选楼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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