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我的艺术生活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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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成名,实战中承受竞争和压力

第1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亮相最多的头号明星是郎朗,近一个月中,他和德国、以色列、中国、英国、瑞士的音乐大师合作,8场音乐会演奏了风格不同曲目多样的10部协奏曲。10月27日晚上7点,郎朗正在赶往首都机场的车上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两个小时后,他就要飞向上海,在接近凌晨时到达,准备第二天和巴黎交响乐团的全球巡演上海站演出,第三天又要马不停蹄飞回美国。一年至少150场演出,平均两天换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倒时差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郎朗永远只有一个要求:所住的宾馆里一定要有钢琴!每到一个地方,郎朗总是先练琴。他不可能熟悉所有演出的曲子,每次拿到新曲子,他都会尽快上手练习。

在我们的印象中,钢琴家就是穿着燕尾服,高贵、典雅地端坐在舞台上,自如地演奏。事实上,这是一个充满了压力和竞争的行业。郎朗越来越适合这个充满压力的行业。“钢琴家的演奏水平不是整天在家里练琴就能提高的,得在实战中磨炼出来。你看看,世界上排名前20名的钢琴家都在不停地演出,要与观众现场交流,水平才能提高。

“明星音乐会”上成名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郎朗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觉得他既然成功于明星音乐会,肯定弹得巨棒,人人都把他当“大腕”。“那时候如果我上台的时候显得不太精神,人家就会说‘你看他配吗?’我如果上台的时候太高兴,人家又会说‘你看他狂的,觉得自己是明星了’。演出那么多,每次上台前我都会那么想,当时真的很难很难。”

随着郎朗见到的音乐大师越来越多,他忽然发现这种紧张、亢奋是每个艺术大师都必须承受的,要么适应,要想轻松就干脆选择别干。“每当那种压力又回来压迫我的时候,我就看看那些音乐家,立马觉得自己这点压力不算什么了。我交往的大师们都是老头儿,像巴伦博伊姆、埃森巴赫、拉托,一大把年纪还成天处于这种紧张状态满世界晃来晃去的,我这么个小孩承受这点压力算什么呀!所谓‘艺术人生’,大概说的就是艺术家的人生要承受艺术带来的高度亢奋感吧。”

2006年世界杯开幕式,郎朗受邀演出。谈起当晚的演出情景,至今他还忍不住打冷颤。那天晚上,观看开幕式的观众都是穿着冬衣、裹着毯子来观看演出的,而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演出服,身体冷得直打哆嗦,手指也冻僵了。那种低温下,不要说弹狂想曲,就算弹一串简单的音阶也极其困难。情急之下,他走进后台休息棚里,找了一个烤炉,临时把双手放到炉子上烤了几分钟。手指终于“复活”了,此时他也该上场了。那晚郎朗的演奏把全场观众的激情点燃到沸点,观众如痴的掌声和如狂的喊声把整个会场搅动得沸腾起来。当他弹完曲子正准备回休息棚里取暖的时候,电视台主持人拦住他,向他了解中国琴童学琴的状况。郎朗只好顶着刺骨钻心的寒风和记者聊,最后感冒了。

尽管压力这么大,郎朗仍然喜欢这种状态。“一首曲子虽然要重复演奏,但演出环境是新的,合作的乐队是新的,合作的指挥是新的,即便环境、乐队、指挥不换,观众也是新的,所以我每次演出都有新鲜感。一部作品哪怕演奏一万遍,我也能奏出一万个花来。”

艺术的琴声,没有棱角地做人

郎朗经常得到大师们的指点,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白宫等地演出,多次和普京、李肇星、查尔斯王子、赖斯、布什、多明戈等世界名人面对面接触,他在世界名流中不仅有“最年轻的钢琴家”美誉,还以“好人缘”著称。

“那些西方政界的大人物,那些伟大的音乐家,那些从小崇拜的偶像,我头一次跟他们见面肯定会紧张。好在大师都没有架子,我随便跟他们拉拉家常,再弹首曲子,什么心理障碍都没了。”和郎朗的谈话也是轻松的,这个25岁的世界级音乐家没有矜持,没有严谨,甚至没有刻意让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准确,他只是自然而然说着自己的家乡沈阳话,其间夹杂着“哎唷妈呀、这可咋办”之类的80后调侃。在他眼里,“摆架子是最愚蠢的做法,一下子就把自己跟人群隔离开来。音乐需要亲和力,我不需要棱角,因为那样会让我和音乐产生距离。”

一同拍广告的时候,他这匹“中国狼”认识了绰号“老虎”的泰格·伍兹。在这位顶尖高手的诱导下,郎朗爱上了高尔夫。后来,泰格·伍兹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给郎朗寄张贺卡,落款写着:“你的朋友,老虎。”

也许你不知道,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前也是弹钢琴的。每次郎朗在华盛顿开音乐会,赖斯一定会来,低调地坐在白宫专用包厢里。一次散场后,赖斯从人群中挤到后台对郎朗说:“我是你的铁杆迷,你在华盛顿的所有演出我每场都看!什么时候咱们俩来个四手联弹吧?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坐得更近一点。”

2007年7月26日晚,郎朗应邀参加了查尔斯王子赞助的“女王母亲追思会”。活动在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堂举行,女王参加的最后一次音乐会,就是查尔斯王子陪她在这个教堂度过的。

在查尔斯王子的私人乐队的伴奏下,郎朗弹奏了一曲《Queen Mother piano concerto》,这支曲子是为已故女王量身定做的杰作。演奏结束后,查尔斯王子动情地对郎朗说:“郎朗,谢谢你,你的演奏非常感人!我一直在哭。”郎朗看到查尔斯王子的双眼还噙着泪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查尔斯一向以深沉、内敛的气质著称,而今晚却因为一首乐曲而流泪。查尔斯接着说:“郎朗,我是你的Super fan了,我60岁生日的时候一定要请你来演出! ”

晚宴上,查尔斯还对香港凤凰电视台拍摄的中国奥运宣传片《郎朗的歌献给2008》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主动提出想在影片里出镜。查尔斯喜欢和郎朗谈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还问他:“你们筹办奥林匹克进展如何?”从他的提问里能看出来他非常想了解中国,希望借鉴中国办奥运会的经验,因为下一届奥运会是伦敦举办。临别时,查尔斯执意出门送郎朗,并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一旁的司机都惊呆了,郎朗笑着说:“与其说他在为我打开车门,不如说他在向音乐致意更恰当。”

西方的交响乐,东方的新元素

一个中国孩子曾在一场音乐会后天真地问郎朗:“为什么你们总是弹死人的曲子呢?”郎朗开始思考,中国年轻人普遍不喜欢古典音乐,原因是什么?

带着疑问,郎朗专门去了美国著名的长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与那里的大学生们交流。从美国大学生那里,郎朗知道了美国、欧洲大学里有古典音乐系列,耶鲁、哈佛、宾大有自己的音乐会,很多古典音乐大师每年主动到大学演出。费城交响乐团每年都会在宾大免费演出七八场,就为了给美国大学生普及古典音乐知识。中国的大学只有清华、北大能邀请到大师,普通大学很少有这种气魄和能力,国内的音乐大腕一般也不会去普通大学演奏。于是在2006年成都独奏会上,为了让更多的年轻学生有机会听到现场演奏,在郎朗的强烈要求下,主办方专门给学生留出了100元左右的特价票。

“西方人喜欢交响乐是应该的,而中国人喜欢交响乐就是奇迹——这是错误的观点。”郎朗的音乐会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因为观众以年轻人为主。现场还有很多小孩,他们在音乐会进行中常常来回走动、说话,郎朗说他并不在乎,“我喜欢音乐会里那种年轻的氛围和气场,只要走进古典音乐厅的年轻人越多越好。”

西方世界给郎朗带来了影响力,但他并没有因此标榜自己是“西方人”。他没有沉溺在莫扎特和贝多芬里,他正在寻找一些带有新鲜中国血液的东西,寻找老祖宗的文化,这才是他的根子。

在郎朗的全球巡演中,他尝试把6首中国作品安排到独奏节目中,演奏前,他先给金发碧眼的观众讲一段中国故事,解释曲子的意思,使观众在想象中领悟中国音乐的神韵。比如演奏《彩云之月》,他就先给大家来段嫦娥奔月的典故。尝试很成功,连说带弹,让西方观众听起来格外有意境。

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郎朗第一次和自己的老师艾森巴赫合奏一曲双钢琴协奏曲。在自己熟悉的北京有这样的“第一次”,郎朗格外兴奋。对艾森巴赫来说,这是个陌生的国家和城市。当天晚上,郎朗特意带着艾森巴赫逛四合院,钻到胡同里品尝北京传统小吃,把北京城的神秘和美丽一点点刻在外国音乐大师心里。

他是一个中国人,他代表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郎朗说:“我希望为中国文化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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