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学说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初管、蔡联合武庚所发动的叛周，以周公旦的东征而告终。面对现实与展望未来，怎样巩固周政权并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是摆在以周公为首的周王朝统治者面前十分尖锐而迫切问题。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周公从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中，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找到了希望跟办法：夏、殷王朝的兴亡之鉴，成了周公治国方略的基本借鉴与立法建制的预期目的。
强盛一时的商王朝，由于内政腐败，在同周人的军事斗争中一朝倾覆。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周的事实，更使周公忧心忡忡。是从总结夏殷灭亡之鉴以及文王治国的历史经验中，周公找到了治国安邦的精神武器：《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之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书·君奭》：“监于殷丧大否”，作为《书·周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周书·无逸》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万民”。《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意思是说，文王勤于政事，从早晨起亲理朝政，直到太阳偏西，仍没有时间用饭，用来和乐万民。《周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马融注释说：“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也。”周公认为：“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之所以能作到敬天保民、不敢荒宁、不腆于酒、勤于政事、勤于明德，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即位之前曾“旧劳于外”，从而“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所以，上述三王分别享国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年，是殷王朝的兴盛时期。《周书·大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意思是说：“勉于邦事者，由明智之人，亦惟兹十人（指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进用，则知天命所在也。”周公以为，治理国家不仅要求国王作到敬天保民、君子无逸、勤用明德，而且要有贤臣辅佐，即所谓“爽邦由哲”。《周书·君奭》也列举殷代诸王如成汤、太甲时的伊尹，大戊时的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并列举文王时虢叔、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适等人，以为殷朝的兴盛和周人的兴邦，是上述诸贤人辅佐的结果。《周书·无逸》：“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思是说：“惟我周先王，能自慎畏。文王就卑贱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即“勤于稼穑之事。”周公以为，殷王朝统治时期，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己的形势下，太王、王季能自行慎畏；文王能以卑下的身份服事殷王，勤于稼穑，从而积蓄了力量，为后来克殷准备了条件。孔子在《论语·泰伯》所说的周先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讲的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以及武王如何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克自抑畏”，为日后克殷积蓄力量。《周书·酒浩》：“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无有不以水为监的，应当以民为监’，今惟殷陨丧其大命，我们怎可不据此引为大的鉴戒？所谓“当于民鉴”，便是把人民安定与否作为衡量国家治乱的主要标志，以民为鉴，就是《史记·殷本纪》引《汤征》所说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周公的“当于民监”，同他的“敬天保民”理论实质是相同的。跟夏、商、周兴邦的历史经验相对应的，是黎、夏、商衰亡的历史教训。周人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后来周王朝的兴旺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但早期人类并没有历史意识。如云南省的独龙族，数字观念很薄弱，没有年岁和季节观念，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们只能追溯至自己亲眼见到过的祖辈人物，更早的先辈则渺茫迷离无可述说。这大约是人类早期的普遍状况。像佤族那样利用“传代木刻”记事，在节日由长老口耳相传讲述本村寨历史，口耳相传需要便于记诵朗读，所以早期的历史叙述多采用韵语，有了文字以后记录下来便称为史诗。在我国《诗经》里如《大雅》中的《生民》、《緜》、《皇矣》诸篇；《商颂》里的《玄鸟》、《长发》诸篇，都是周人、宋人记述其先祖业绩的史诗。
讲述本族先代历史事迹包含着教育族人团结奋斗的用意，应当就是历史意识的开端。但主动宣讲历史上的人和事，作为自己当前政治活动的典范和依据，才算得真正运用历史知识的真正起步，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标志。从我国来看，那是周初的周公、召公开始创行的，西周之被推崇为“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也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周书·召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子保，面稷天若，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是深刻观察了夏殷二代不敬德而丧失天命的教训，总结出敬德保民以求天命永长的经验，应属运用历史知识指导现实政治活动的理性思维产物。周公在《周书·酒诰》中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监抚于时。”尤其在《周书·无逸》篇中，周公更历数殷代贤王中宗、高宗、祖甲，以至周室先祖太王、王季、文王，都能勤劳国事、体察民心、接受批评、改正过失，既使国家繁荣昌盛，诸王也得康宁长寿，于国于王身均大为有益。反之则殷末诸王好逸恶劳、无视民间疾苦，不仅国事日非终致丧亡，诸王本身也是“罔或克寿”短命夭折。最后“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训诫周成王及其后嗣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周颂·小琵》：“予其惩而瑟后患”。后来《国语·楚语上》中强调对太子进行历史教育时说：“教之春秋，而为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墨子·非命上》也提出：“言必有三表，……上本之者圣王之事。”司马迁称：“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毛泽东同志指明：要领导当代伟大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深刻了解实际运动，三者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5-496页）极为重视史学功能的这一优良传统，真可说是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中国史学史，可从远古流传下来传说说起。从先秦、汉初古籍中保存的远古的传说，尽管零碎、又难免为后人所加工的，但也保存了后人无法虚构的某些内容，因而多少能看出远古人们传述历史的一些踪迹。
远古传说主要是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一类是对自然斗争、生产取得胜利的故事；另一类是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故事。
商周时期，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文字和历法，是历史记载的重要条件。有了文字，才有记载历史的工具；有了历法，才能具体表达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这两个重要条件，在商代已经有了。商代的文字是刻在龟甲跟兽骨上，称甲骨文，也叫卜辞。历法，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在商代已是一种阴阳合历，即把太阳年和月亮盈亏的周期结合起来的历法。
商代青铜器铸有铭辞，往往一器有一字或数字，商末铭辞，有四十五字的。一般称青铜器上铭辞为金文。
近年在周原又发现了周代甲骨文，字体细小到须用放大镜来看。周代的金文有显著的发展，不仅有金文的青铜器件数多。金文单字，比甲骨文要多。
《墨子·贵义》指出：“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除了“书之竹帛”传下来的文字，如《诗》、《书》等典籍外，西周还有不少铸刻铭文的铜器，早在宋代已被著录研考。尤其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许多重器，记载了多种多样丰富内容，更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传世的铜器如《令彝》，记载周王任命周公后嗣为王室执政，记述了周初中央官府机构与组织分工，同《书·洛诰、康诰、酒诰》诸篇在文辞及内容等方面均能印征互释。《虢季子白盘》，记述周宣王二十二年，虢季子白奉王命抗击
狁立功受奖等情况，同《诗·采薇·出车》诸篇也可互相照应，并同古代典籍所载凯旋、献俘、饮至、大赏等礼数相符。《散氏盘》记载西周中期散国和侯国的土地纠纷与赔偿情况，详述交割田地之位置四界封树标志，参与其事的双方官员订约盟誓，王朝主管部门王臣莅临作证等情况，是典籍中罕见的史料。《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是周宣王对其大臣毛公
的一篇完整册命，从回顾文武受命开国，讲到任命毛公为执政，出纳王命，总管内外军民诸事，勖勉毛公匡正王阙，辅相王室，公忠体国，并赐以命服车马等物，毛公铸鼎勒铭传遗子孙。铭文遣词造句均可与《诗》、《书》典籍互为参证。
从以上所述来看，商周的历史记载有它本身的一个发展过程。无论甲骨文、金文或《诗》、《书》，它们的记载都是互相孤立的，没有表明各种记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缺少时间上的完整记录。到了西周末年，情况有了变化。从元前八四一年起，周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在这一年的前后，一些诸侯国也有了确切的纪年。从此，中国有了逐年可查的历史。在按年纪事这一方面，公元前八四一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历史记载向自觉的系统化的开始；虽然，周末的编年记载原文已经看不到了。
周代学统于王宫，各诸侯史，完全由史官撰写，且有一定成法。这些诸侯国史，其体裁一般多为编年体，多称“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意思说，晋国的《乘》和楚国的《梼杌》跟鲁国《春秋》一样，都是诸侯国国史名称，且体裁皆为编年体，虽然它们名称各异。《墨子·明鬼》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又说：“吾见百国《春秋》”①，而孔子修《春秋》时，曾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②。这百二十国宝书，大概是墨子所见到的百国《春秋》。
注释：
①②均见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并参见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