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家论文,时期论文,模式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背景
在古典生产阶段，由于物质资本的相对稀缺和人力资本的相对过剩，物质资本不但雇佣劳动，而且支配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是人格化的物质资本，或者说，企业家是一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因此，是否拥有物质资本，成为个人能否成为企业家的重要条件，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企业家的首要成长目标。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资本”中分离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内容和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使企业家与企业管理人力资本的分立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有利可图。古典“资本家”逐渐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经过这个过程，人力资本转化为资本的概念得到人们的承认，并不断地与物质资本进行抗衡，推动“经理革命”的发生，使人力资本成为企业家资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引入，企业家资本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从外部社会而不是企业家个人特性或背景来研究企业家的成长，注重社会文化背景和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背景对企业家活动动机和能力的影响。可见，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弥补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研究的不足。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将企业家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地位，从只有人才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对企业家审视的层次要比企业家人力资本更高，更接近于企业家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从单纯的个体研究扩展到群体的、社会关系层面的领域。
(二)分析框架
从企业家资本研究的演进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企业家资本的认识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社会资本，人们对企业家资本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完善，相应地，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也不断加以深化与完善。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企业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经营企业为自己的职业，通过利用自身的企业家资本，对企业各项活动进行综合协调，做出判断性决策，从事创新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结合。企业家资本包括企业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相应地，我们可以把企业家成长界定为：企业家适应一定制度环境，积累自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过程。这个概念中的“积累”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包含了三类资本数量的增加、范围的扩大以及质量的提高等多重含义，既是企业家三类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企业家不断运用三类资本的过程，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有机统一关系。因此，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可以从企业家物质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入手，沿着三个维度的独立与交叉展开研究，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从该理论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出，企业家成长是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结果。企业家成长的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企业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积累的主导资本类型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企业家成长模式。从理论上讲，根据企业家三维资本的组合关系，我们可以将企业家成长模式分为物质资本主导模式、人力资本主导模式、社会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主导模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主导模式、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主导模式、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双重主导模式以及三重资本模式等。
从企业家资本的三个维度，综合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选出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具体分析指标。
1.企业家物质资本。有关企业家成长与其物质资本拥有量关系的研究很少，李新春(2000)提出，个人积累的资金约占创业资金的一半。可以说，企业家成长与其拥有的物质资本呈正相关关系。本文主要采用企业家自有物质资本量和企业融资难易程度两个指标，对企业家物质资本进行分析。
2.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属于人力资本范畴，是诸多人力资本中的一种。企业家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素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萨伊，1804；马歇尔，1919；knight,1921；熊彼特，1932；Penrose,1959；德鲁克，1985；Stevenson,1985；池本正纯，1985；乔治·吉尔德，1992；科特，1997；袁宝华，1997)，我们认为，企业家素质是指企业家应具备的各种个人条件在质量上的综合，它由智力素质、品行素质、心理素质、知识与经验素质以及身体素质等组成。企业家能力是指企业家解决与其职能相关的各种问题的本领、技能及其自身学习发展的能力，包括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技术能力等。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体现其职业特点的独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包括事业心、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等。
3.企业家社会资本。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布迪厄(Bourdieu,1980)、科尔曼(Coleman,1988)、普特南(Putnam,1992)、边燕杰(1999)、石秀印(1998)、丁栋虹(1998)、黄泰岩和牛飞亮(1999)、戴维森和赫尼格(Davidsson & Honig,2002)、安德森和米勒(Anderson & Miller,2003)等，我们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企业家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包括社会关系网络、道德信任和声誉等。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又包括市场网络、环境网络、内组织网络和个人网络。
表1是企业家成长模式分析指标体系，详细列出了各分析指标。
表1 企业家成长模式分析指标体系
决定要素
决定要素构成 分析性指标
企业家物 自有物质资本量
质资本 企业融资难易程度
决策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
企业家能力
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
风险控制能力
技术能力
企业家人 进取心
力资本 企业家精神事业心
创新精神
智力素质
品行素质
企业家素质
心理素质
身体素质
知识与经验
市场网络
企业家社内组织网络
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环境网络(包含政治资本)
个人网络
信任与声誉
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可知，对于企业家成长的研究仍缺乏成熟的研究模型或分析指标体系可供直接引用。本文按照研究需要，借鉴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构建本研究所需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仍属于探索性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一)样本设计及问卷发放
为了确保研究的有效性，我们在发放问卷之前，先在北京地区选择来自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的40位企业家进行问卷的预调查。经过对问卷预调查结果的分析及对文献的再次梳理，我们最终将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和企业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所在单位性质、所任职位及就职年限等；第二部分是问卷调查的主体部分，包括影响企业家成长的有关问题及企业家成长性的自评及他人评价等；第三部分是与企业家成长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问卷的主体部分设计运用了李氏(Likert scaling)计量方法，即采用Likert五点制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我们选择了两种调查渠道：一是通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向大中型企业发放问卷，发放时兼顾行业、规模、企业所有制性质等可能影响企业家成长性的不同因素，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二是采取便利(Convenience)抽样的方法，在尽可能考虑地理分布的前提下，选择与笔者有关系的人士作为调查联络者，直接到各企业访谈，或者采取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对于样本规模的确定，De Vaus认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抽样所要求的样本规模不同，抽样误差在5.5～7.0之间，样本规模需要达330～204个。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发出问卷300份，收回236份，回收率达到78.7％，其中，有效问卷共有211份，有效问卷数目符合样本规模要求。
(二)因子分析
在对有效问卷进行整理并汇总后，我们首先对影响企业家成长性的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将全部变量进行分类，每一类中的变量具有相同的本质(称为因子)，而不同种类的样本相似性较低。因子分析后，我们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前提，将多个变量简化为少数几个潜在的因子，以高度概括大量数据中的信息。因子分析可以达到简化变量、降低维数的目的，而综合指标之间彼此并不相关，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首先进行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越大，表示测项间的共同因素越多，判别标准为，KMO大于0.7以上便适合因子分析。我们的取样适当性KMO值为0.838，达到了较高水平，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很好，因子分析的结果能够被人们接受。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2190.546，P值为0.000，表明相关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可以采用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 s球体检验
KMO取样适当性度量值0.838
近似卡方分布 2190.546
Bartlett' s球体检验 自由度
561
显著性 0.000
由于这是一次探索性的因素分析，主要目的在于对我国企业家成长模型的建立、理论框架的搭建和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所以需要反复进行因子分析，直到找到一个稳定、合理的维度结果。我们对企业家成长性影响因素的各个测项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因素提取，按照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进行转轴，将因子载荷值按测项顺序排列。因子数目的选择按照以下标准进行：(1)依照Kaiser准则，① 选取特征值(Eigenvalues)大于1的因子，因为特征值小于1的因子其贡献可能还不如一个单独的变量；(2)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0％；②(3)各测项在因子上的载荷值应大于0.4；③(4)每个因子至少包含2个测项，测项被删除后的量表要重新进行因子分析。④
我们依据此标准进行测项的删除，并对删除后的量表重新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删除了“我经常参加学习或培训”及“我需要动用多种关系网络为企业融资”等4个测项，得到6个因子，其可解释方差累计为74.051％，具体结果见表3。
计算这6个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找出各公共因子的高载荷指标，提取出公共因子的因子模型：
其中，F[，1]到F[，6]的值分别为各样本在公共因子上的得分，a[，ij](i=1，2，…30；j=1，2，…6)为各公共因子的信息贡献率，X[，i]为各样本的公共因子综合得分。因子载荷矩阵说明公因子与原有测项的关联程度，因子载荷值越高，说明该因子与原始指标间的关联度越高，包含该指标的信息量就越多，旋转后得到的矩阵见表4。我们根据因子载荷阵对6个因子进行辨识与命名，综合得到表5。
表4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测项 公共因子
1
2
3
4
5
6
10.820
0.105
0.146
0.052
0.153
0.014
20.637
0.216
0.318 -0.030
0.235 -0.010
40.688
0.082
0.300
0.229 -0.087
0.164
50.847
0.130
0.184
0.087
0.096
0.005
60.664
0.288
0.333
0.181
0.031
0.055
80.606
0.115
0.151
0.051 -0.055
0.164
90.307
0.174
0.711
0.088
0.077
0.027
110.230
0.195
0.553 -0.001
0.221
0.181
120.261
0.282
0.532
0.095 -0.023
0.086
130.066
0.287
0.600
0.227
0.202 -0.124
140.230
0.171
0.549
0.214 -0.059
0.120
170.255
0.000
0.689
0.053 -0.046
0.086
200.070
0.019
0.004
0.736
0.149
0.050
220.057
0.322
0.151
0.490
0.005
0.260
230.052
0.206 -0.005
0.743
0.003
0.075
240.234
0.339
0.178
0.433
0.087 -0.061
250.139
0.025
0.271
0.695
0.178 -0.080
260.153 -0.055
0.123
0.308
0.770
0.146
370.189
0.381
0.209
0.175
0.629
0.203
150.295
0.165
0.279
0.216 -0.336
0.401
280.027
0.016
0.054
0.044
0.125
0.893
360.088
0.371
0.057
0.023
0.349
0.575
290.170
0.582
0.091
0.380
0.193 -0.052
300.125
0.815
0.002 -0.056
0.147
0.012
310.157
0.788
0.255
0.022 -0.047
0.038
320.041
0.424
0.355
0.061
0.057
0.127
33
-0.129
0.603
0.246 -0.079
0.129 -0.146
350.314
0.653 -0.007
0.134
0.169
0.071
380.107
0.740
0.135
0.158
0.078
0.007
注：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旋转，检验标准为凯泽检验。
我们对现有量表的信度进行再分析，量表原有38个测项，经删除减至29个，量表整体的信度分析结果较好。
(三)多元回归分析
1.初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前述的因子分析，我们已提取出影响企业家成长性的6个因子并加以辨识和命名。这6个主成分因子分别归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物质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所代表的经济意义与我们对企业家成长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基本一致。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的因子，既保留了原测项的绝大部分信息，又消除了多重共线性，我们继续将从属于三个维度的6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将企业家成长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为了完整地显示各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并进行后续分析，我们选择强行进入法，使自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模型。有关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6和表7。
从表6中的数据来看，企业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因素比较全面地解释了企业家成长(62.4％)，回归结果比较理想。
表7是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表，常数项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27＜0.05，表明常数项与0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常数项应该出现在方程中。对6个自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各因子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表明这些因子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都应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同时，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企业家成长性=0.609+0.349×学习与创新能力因子+0.179×素质与精神因子+0.294×政治资本因子+0.197×内组织网络因子+0.117×个人网络因子+0.285×物质资本因子
从该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就整体样本来说，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对企业家成长性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其次是企业家政治资本。
2.邹检验及Fisher-z转换值的检验。我们继续对整体回归方程进行邹检验，发现任职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家成长性的影响存在差异，检验结果见表8。
表8 对回归方程进行邹检验的结果
断点 显著性 对数 显著性
项目
F检验值
(Breakpoint) 概率 似然比 概率
所有制81
4.724746 0.000011
42.01373 0.000003
资料来源：Eviews3.0软件的分析结果
我们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整体，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生成的图表略)，得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成长性影响因素回归方程：
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性=1.662+0.196×学习与创新能力因子+0.168×素质与精神因子+0.421×政治资本因子+0.205×内组织网络因子+0.103×个人网络因子+0.187×物质资本因子
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性=1.538+0.457×学习与创新能力因子+0.291×素质与精神因子+0.185×政治资本因子+0.191×内组织网络因子+0.190×个人网络因子+0.352×物质资本因子
从以上两个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企业家政治资本，而对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学习与创新能力。物质资本的影响也较大，民营企业企业家比国有企业企业家更注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Fisher-z转换值的检验后，我们发现，F[，2]的Fisher-z转换值为2.08，大于1.96，说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政治资本因子对企业家成长性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即政治资本对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性的影响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家；F[，1]的Fisher-z转换值为1.98，大于1.96，说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学习与创新能力因子对企业家成长性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学习与创新能力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的成长更为重要。其他系数之间并未发现显著的统计差异。
三、结论
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企业家成长模式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一)企业家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从企业家资本的角度，企业家成长可以界定为：企业家适应一定制度环境，积累自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过程。企业家成长的资本构成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企业家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积累的主导资本类型不同，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企业家成长模式，如物质资本模式、人力资本模式、社会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模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模式、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模式以及三重资本模式等。
(二)企业家学习与创新能力、企业家政治资本和企业家物质资本都对其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企业家的成长存在较大差异，对其总体成长模式进行描述较为困难，也不能清楚地表明我国两类企业家成长的差异，不利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对中国企业家成长模式的描述，是在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将中国企业家分为国有企业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企业家两类，分别对他们的成长模式进行描述。
(三)转型期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模式是以积累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为主导的模式
第一，国有企业企业家特殊的“国有企业”背景，使企业家的成长并不受限于其自身拥有的物质资本量。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的加快，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日益受到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重视。虽然在这个模式下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与限制，但培育并不断积累企业家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的主导因素之一。
第三，企业家社会资本，特别是企业家政治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成长。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政治资本对其成长性的影响明显大于民营企业企业家。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尚未完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同时建立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有效机制。在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中，积累企业家政治资本对于推动企业家成长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家政治资本的积累也是国有企业企业家成长的主导因素之一。
(四)转型期我国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模式是以积累企业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模式，同时也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
第一，由于外部资本市场不健全，尤其是风险资本融资体系尚未建立，再加上改革过程中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诸多限制，民营企业物质资本的“硬约束”依然比较明显。企业家物质资本积累仍然是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的主导因素。
第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主导因素。此外，随着一部分民营企业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经营者逐渐出现了职业化的趋势，这部分民营企业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初步摆脱了自身物质资本的“硬约束”。对他们而言，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并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主旋律，也是其成为企业家的最根本的因素。
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积累社会资本以规避风险、突破障碍，成为民营企业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关系构建个人网络；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与政府的关系，积累政治资本。虽然企业家政治资本的积累不是民营企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但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的成长会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①转引自吴明隆的《SPSS统计应用实务——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
②参见易柯惠新、丁立宏的《市场调查与分析》。
③Cuieford和Hair(1998)认为，因子载荷值绝对值大于0.3，可称为显著；若大于0.4，可称为较为重要；若大于0.5，可称为非常显著。当共同度大于0.4时，公因子就能很好地解释测评指标，共同度相对较小的，根据经验可以剔除。因此，若测项在各个因子上的载荷值均小于0.4，或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因子的载荷值大于0.4，则考虑予以剔除。
④参见范克新的《社会学定量方法》和王苏斌的《SPSS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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