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家族文化对人口素质的影响——对河北省西村的社会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省论文,社会调查论文,村落论文,西村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村落家族文化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中至今尚普遍存在的现实。这种家族文化虽经多次的社会变迁，其成份、结构、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但其内在逻辑、所造就的社会品质却依昔尚存。笔者1993年夏在西村进行了田野调查，了解到一些村落家族文化对人口素质的负面影响。在现代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古老的村落家族文化虽然受到一定冲激，但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仍有待于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革新。这种落后的村落家族文化是人们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
1.西村概貌
西村位于河北省邯郸地区临漳县内，距临漳县城20多华里，交通不便，只有2～3华里的田间小路与公路相连。华北平原和温带性气候为这里的农作提供了条件，农业劳动多为简单的手工劳动，机械化程度不高，传统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全村人口有2102人，仅有“黄”、“郭”、“申”、“顾”四个姓氏，“黄”、“郭”两姓氏的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别为51%和46%。“申”、“顾”两姓的人口仅占全村总人口的3%。故此，村民有“三黄二郭加一申，顾姓守着南大门”的说法。
2.村落家族文化与西村世像
2.1 血缘性是村落家族文化的主要特征， 即他的各个成员以男性血缘关系为基础相互联结起来，并以姓氏为特征的血缘关系出发联结其它亲属关系，所有成员都凭血缘而相互认同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以血缘和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的合力往往易取得生存优势。这使得大家族的观念融化在民众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层，逢时便化作一种社会行为与风俗而表现到社会层面上来。
对西村的调查问卷中，问项“人多不怕欺负”、“人多势众”的认同率达72%。
“黄”姓家族是西村的第一大家族，至今在西村已传承九代。以前由大队投资兴建了一座“黄庙”，它是黄氏家族成员逝者灵魂出入的场所。村民认为黄氏家族成员死后，灵魂便归于黄庙，安葬时由黄氏家族中辈份最高的人主持接出灵魂仪式。“黄庙”是西村唯一的一座按姓氏设置的庙宇。它显示了黄氏家族的尊严和凝聚力，是大家族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折射。
大家族观念是重要的多育动因。对西村已婚妇女生育孩次的调查统计，其孩子多在3个及以上， 而且是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前提下完成的（见表1）。
表1 西村分年龄组已婚妇女生育孩次构成 %
年龄组
0 1 2 34 5 67 8
15～19
0 0 0 00 0 00 0
20～24 23.9
55.7 18.3
25～29
4.9
20.7 40.2 29.3
4.9
30～34
5.85.8 25.0 59.6
1.9
1.9
35～39
3.10.0 14.1 51.6 26.6
3.1
1.6
40～44
2.12.1
9.3 48.5 26.8
7.2
2.1
2.1
45～49
2.62.6 34.2 42.1
7.9
5.3
5.3
50～54
5.60.0
5.6 11.1 11.1 22.2 22.2
0.0 5.6
55～59
3.80.0
3.8 11.5 15.4 19.2 19.2 15.4 3.8
从表1可以看出，30～34岁年龄组中，有3个子女的妇女人数占其年龄组总人数的59.6%；35～44岁年龄组中，更多的妇女其子女数为3～4个；而且随年龄组别的增高，孩次数呈增多的态势。这说明，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前，家庭的子女大多数在3～6个之间；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其家庭子女数也在3个左右。
代际距离的缩短使大家族的形成成为可能，早婚便由然而生。据调查，西村的男孩在16～19岁成婚的已成普遍现象，其成婚的比例已达到该年龄组总人数的90%。
以血缘和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共同体，是以“父之党为宗族”的。男子在宗姓的继替、家族的传承、财产的继承、赡养老人和农作劳动等方面，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村民们在传统儒教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非常实际地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从而选择了自己的社会行为和人口行为——对男子的尊重和多男生育。
西村在分宅基地时，每一个成年男子均可分到一份，而女子则无缘享受这一权利，用村民的解释是女子要出嫁。西村有把男孩称为“孩子”的习惯，只要问“有几个孩子”，指的就是有几个男孩，女孩不包括在内，村里人都认为生男孩脸上有光并且摆筵庆贺，而生女孩则不然。
多男生育，使许多家庭规模随意扩大。据统计，30～49岁的已婚妇女中，超生的占其年龄组总人数的61%。超生原因就是因无男孩或有一个男孩还想多要。
综上所述，多育、多男生育、早婚是受大家族观念强烈制约的，它埋藏在村民的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层，象一种严格的清规戒律决定了村民对其人口态度及人口行为的选择。多育或由多男生育而导致的多育，它意味着在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生活水平尚不富裕的现状下，家庭每增加一人，其人均生活费用会有所降低，随之作为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消费和作为人的娱乐、消遣、学习等发展的消费水准也会降低。生存消费水准的降低将影响人的身体素质，而发展消费水平的降低将影响人的文化素质。
早婚缩短了代际距离，加速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过快增长，必将降低人口素质。同时，早婚也不利于年轻父母和其后代的身心健康，它已被中国的婚姻法所禁止。
2.2 农耕性、自给性是村落家族文化的又一特征。 随季节变化而耕作取食的农耕经济决定了它的自给性。其生产目的不是用于生产交换劳动产品，而仅仅是为了提供生存资源。《颜氏家训》言：“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因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尔”。西村村民似乎并未脱却其训导。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靠的不是商品经济的科学技术，而是祖先世代相传的经验成规，这种状况也大大限制了村民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从对西村的调查情况看：全村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男性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全村总人口的1.5%，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全村总人口的5.9%，文盲率达10.8%； 女性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占全村总人口的1.1%，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2%，文盲率达31.8%，无大专文化程度者。而且，村民们对其子女受教育的期望值不高。据调查，有30%的父母希望子女读到中专，11%的父母仅希望孩子会算算术、识字就行。退学现象比较严重，一般情况下，初中一年级就开始陆续退学，到初中二年级下半年是退学高峰。据调查统计，在初二下半学年退学的达同年级在校学生的27%，足见其严重程度，而且退学现象频频发生。退下来的学生多从事村内的家庭农事劳动和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在砖窑搬砖、搞建筑等。据统计，调查当年（1993年）的退学生中，在村里干农活的占退学者总人数的27%；在村里做工挣钱的占16%；在村外做工挣钱的占16%；在村外做工住本村的占11.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耕自给的生计方式是人们可以凭简单的体力和简单的知识以及长辈传下来的农事经验便能安然度日的土壤，也是造成中国2.2亿文盲， 绝大多数在农村的原因之一。农民在其生境之下所作出的选择——对知识的忽视与无视，所造成的人的文化素质低下的后果，将掣肘现代社会的发展，较低文化素质的人，也难于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甚至无法适应现代化生活方式。
2.3 聚居性、封闭性、稳定性是村落家族文化的另一特征
聚居性是在家安土重迁的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世代不变的地缘关系。地缘为群体提供了有形的联带。
封闭性是在血缘的、聚居的、农耕自给的基础上产生的。首先，相同的血缘使家族各成员彼此认同而排斥了不同血缘成员的介入；其次，聚居使家族成员居住在一地而终老是乡；再次，农耕自给使家族成为一个“自产自销”系统而不需要同外界进行交换，封闭性也顺理成章地生成了。
长期的封闭，使村落共同体与外部少有联系和交往，人们在村里安然度日，稳定性便也随之而生。
封闭的乡土环境，封闭了村民们的视野和思想意识。造成了村民无知愚昧和思维方式单一化。由于村民的愚昧无知，西村也成为人贩子的理想场所。1990～1992年间，有四户男子与贩卖来的妇女结婚，他们不懂法律，竟然不懂得这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社会的封闭和不流动，造成了本属北方方言区的西村的老人大多数听不懂普通话。外部信息也极少传到村里来。我们调查小组的到来便成了村里的头等新闻。村民讲，用不了两个小时，村里人就都会知道这件事。
稳定的乡土环境，乡民们凡事徐谋应付，不求效率， 知足常乐。 1969年曾来西村插队的天津女知识青年已全然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她的儿子17岁时成婚。问她为什么不让儿子读书而让他结婚呢？她说：“农村都这样，十七八岁都得结婚”。她又讲：“农村比城市好，不用买米、菜，不用上下班，悠闲自在，房子宽敞。”她只知道农村的生产承包而不知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来自都市的插队知青，在她身上已经看不到知青的风范，全然是一个地道的当地乡民。村里一位23岁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说：“农村吃粮不花钱，想吃多少有多少，生活不困难，零用钱也有”。问：“你的零用钱用在哪？”答：“卖化肥、农药，节余的话，可以给孩子一二角零花钱”。她说：“现在攒些钱，将来供儿子上学，盖房娶媳妇”。她的想法不是西村的特例，而是代表了更多村民的想法。
聚居的、封闭的、稳定的乡土文化的氛围，造就了一批愚昧无知，不求进取，不讲效率，没有竞争意识的无法律观念的、知足常乐的乡民。他们难以面对效率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尽快提高乡民们的素质。
2.4 村落家族文化的另一特征是等级性。 以家族为本位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特征。国是家的扩大，因之国与家并称。在村落家族社会中，形成了晚辈必须服从长辈的族规，每个家族都有族长统治。家长的权力在家庭中使用的范围从子女求学、就业到婚姻、处世，无所不包。唯祖为上，唯父母之命适从，构成晚辈的心理定式。
在西村，晚辈绝对服从长辈在子女的婚姻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媒约之言、父母之命”构成西村多数乡民缔结婚姻的主要方式。据调查统计，在20～50岁年龄组的人口中，有80%以上的人其婚姻是由父母作主促成的。如郭家长子，在父母的旨意下，不得不与第一个妻子离婚，八天后，又依父母之命完成了第二次婚姻。虽然他无奈，但作为长子他又不得不服从父母之命。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需要的是平等观念，个人独立的意识，而在等级秩序下每个人根据个人的人伦次序排定自己的位置，严格按等级位次规范自己的行为，长幼分明，上尊下卑，它塑造了人的服膺的、被动的意识和无个人意志存在的场所。在这一层面上人口素质，与现代社会所需的素质品格，形成了巨大的不和谐。
2.5
村落家族文化的礼俗性是家族共同体依照儒家礼教传统继承下来的习俗和习惯。礼俗是家族共同体中最根本的传统，也是家族世代“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的结晶，是被神圣化了的礼教传统。
乡民对礼俗的服膺在西村已司空见惯。西村有“办三年”的风俗。就是父母去逝后的三周年祭日，儿女们要再为之操办一次丧事，声势很大。设灵堂，行祭礼、备餐饮，亲戚邻里送帐子，不仅要请戏班唱戏，还要放映电影。行一次丧礼少则三天，多则七天。办一次“三年”要花许多钱，少则千元，多则五六千元，有的村民甚至负债操办。这对农民家庭经济是个不小的负担。虽然有些村民认为这种作法不值得、太浪费，但谁也没有冲破这个清规的勇气。在强大的传统风俗面前，为了不至落个“不孝”的骂名，也只好忍耐和顺从。
西村人有把为儿子娶妻盖房视为“天职”的习惯。大家对这一“天职”是严格恪守的。谁做的好，谁在众人的眼里便是有能力的，否则将被人耻笑唾弃。村中黄某家的儿子已读到高中二年级，其母听说上大学也得自费而且不包分配，便坚决不让儿子继续读书了。原因是父母为儿子积攒下的是盖房和娶媳妇的钱，没有供儿子上学的钱。他们怕儿子考不上大学，而钱却花光了，到时房子和婚姻就要落空。权衡之后，终于断了儿子就学之路，并准备着为儿子盖房、娶媳妇。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儿子的未来，而是在当地的习俗中完成自己人生的任务，从而誉得一个好名声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和村内人际关系的平衡。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不是理智的选择，然而在他们所处的礼俗社会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儿子娶媳妇盖房是家中光彩的事，可以赢得社区的赞许。
在强大的礼俗文化环境中，人们按自幼便学到的“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长此以往礼俗规范成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沉淀。它塑造了村民们墨守成规的陋习，因循守旧的价值取向和保守的心态，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不合拍的。
3.展望
家族文化对中国乡土基层社会的影响是深厚的。原因之一在于文化的韧性；其二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西村的调查结果代表了为数不算很少的乡村世像。
文化的变化是渐进的，商品经济因素的注入是文化变化的动力之一。在西村最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村子也慢慢“动”了起来，主要表现在外出打工的人逐渐增多。调查结果表明，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总人口的11%（见表2）。村内也办起了几家私人小企业。 如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用废旧塑料加工塑料薄膜的塑料厂和另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烧炭窑；还有四家合股经营的宝力板制作坊、两家合作经营的砖窑。他们的产品也出现在市场上。
表2 西村外出做工人口（男性）
年龄组(岁)
人数年龄组总人口占年龄组人数%
10～145 267 2
15～19
21 201 10
20～24
73 195 37
25～29
53 153 35
30～34
39 129 30
35～39
14 115 12
40～44
18 192 9
45～49
11 111 9
这些与土地分离或部分分离的村民们，突破了家庭劳动的组织界限，摆脱或部分摆脱他们生存的文化环境，突破了村落家族的界限，加入到从社会取得资源的行列，他们获得生存资源的活动受社会组织的控制而不受家庭的控制。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离开土地的村民在思想意识上会产生变化，促使现代意识的萌发，具备一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素质。而相对素质较高的外出做工的村民和私营主回到养育他们的本土，将对本土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带动乡民们素质的提高。
文化的变化更深的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资源总量的丰富。在今天中国社会总资源尚不够丰富，村落家族格局在短期内不可能被打破之前，怎样使这种村落家族文化革故鼎新，造成更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人口素质乃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深思的问题。
标签：家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