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决策中的技术论与艺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公共决策过程的政治技术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执行和评估是整个决策过程的三个最重要环节，政治技术的运用也主要是体现在这三个环节中，具体而言，公共决策中的政治技术主要包括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政府流程再造、建造思想库、运用决策模型、举行政策听证会等技术手段。
(1)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高效运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决策系统的运行实际上表现为一个决策信息被不断地输入、转化、输出和修订的过程。在决策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决策主体借助网络技术可大大拓展信息输入的渠道，丰富公共决策所必需的信息量，特别是PFS（公共论坛系统）的设计应用，为决策者对信息进行正确分析与合理选择提供必要的条件。
(2)成立智囊团，建设思想库。思想库又称专家库或智囊团，是指由各种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所组成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政策研究组织。智囊团、思想库的建立及其制度化，一方面可以补充决策者知识能力的不足，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将公共决策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可以增强决策者的责任心，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共权力的任意性，以保证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
(3)运用决策模型。在公共决策中使用最多的三种模型是理性模型、渐进模型和垃圾桶模型。理性模型在本质上是一种应用于公共部门的商业决策模型，它认为社会问题应通过收集所有与问题有关的信息以及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然后选择一个最佳方法，从而科学地、理性地解决问题。渐进模型是把公共决策描述为在以自我利益为主的决策者之间谈判与妥协的政治过程。垃圾桶决策模型认为做决策是一个很不明确、难以预测的过程，结果往往是未知的。
(4)举行决策听证。公共决策听证就是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或实施之后，就所要决策的对象、公共决策方案或公共政策效果等方面听取相关人员意见的一系列活动。公共决策听证的政治技术已成为现代政府政治与行政过程中的必然环节，并逐步转化为固定的听政制度。
二 现代公共决策过程的政治艺术
公共决策的过程既是决策主体借助政治技术制定、实施和完善公共政策的过程，也是公共决策主体在公共权力机关的主导和协调下，在公共领域的监督与批判中，运用政治艺术引导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和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艺术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正确运用“妥协”政治。公共决策应是在公共权力机关的主导下，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对等条件下有序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在市场经济中，在遵循公平、公正的秩序和原则的情况下，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或某些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强权意志的表现。当然，这种妥协不是盲目的忍让或逃避责任，而是通过妥协的政治艺术，寻找利益冲突根源、寻求缓和、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使不同利益群体对决策的结果产生自觉的认同和自愿的服从。
其二，识人善用，合理搭配，充分发挥参与决策团队的最大智慧。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公共权力机关要对决策参与者有着确切的认识，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受的教育程度、所各自代表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全面的决策信息，制定出公众普遍认同度的公共政策。
其三，适时使用模糊决策。模糊决策是指决策者运用模糊学原理，分析、把握决策行为所指向的决策环境、决策客体以及决策条件后果等决策因素表现出来的模糊性，拓宽决策思路，化繁为简，有效实现决策目标的一种决策艺术。这种决策艺术主要应用于制定宏观决策，风险决策和其他容易受不确定环境影响的决策。模糊决策艺术是作为决策模型的政治技术在公共决策中日益走向决策艺术，即决策技术艺术化的过程。
其四，公共决策模型的艺术化。美国学者托马斯把公民政治参与划分为“以获取政务信息为中心的公民参与”、“以强化对政府公共政策理解为目的的政治参与”和“以促进公民与管理者建立伙伴合作型，以实现有效共治为目标的政治参与”等三种。托马斯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决策效率和决策民主的天然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引导政治参与的公民进入公共决策系统的问题，从而把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之中，又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融入了积极、有效的公民参与。
三 结论
公共决策中的政治艺术是决策技术的凝结和升华，它可以推动政治技术的有效运用，减少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摩擦，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快速发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依法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普遍推行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听政制度，增强公共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着力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政治技术和艺术是以执政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决策主体适应现代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决策主体自身公共理性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