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四个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结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中的两次飞跃，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关历史 实践中的发展特点，意在从较大时空跨度上把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 。
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两次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四个50年
本文的考察有以下三个基本着眼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者地位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蕴含于时代实践的主旋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时代精神的精华，始终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换言之，如果离开科学社会主 义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是哲学百花园中的一个普通流派 而已，谈不上其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指导思想的王者地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世界 最具活力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 应当重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吸取实践营养，确定实践价值参照系，与时 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次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总的看，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次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第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 ”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建设”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两次飞跃的 主题分别是革命和建设。第一次飞跃的实现首先是在革命理论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理论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然后是在革命实践上：俄国和中国等国革命 的成功，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第二次飞跃的实现首先是在中国几十年曲折探索 后改革开放的开创性成功上：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找到了正 确的道路；然后是在“全面建设”上：21世纪的中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 等方面，从制度创新到理论发展取得全面的历史性的进步。第一次飞跃用了大约100年 的时间，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飞跃至少也要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即 从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
对第二次飞跃时间段的确定，有两个着眼点：一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二是从 历史发展的某种不可逆转之势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建成，应是一个有说服 力的、合格的、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体系的基本确立，它不仅应在经济 发展上有其优越性，而且应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社会建制和理论 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为历史发展的某种不可逆转之势。
3.与“科社”两次飞跃相联系的“马哲”可以大体分为四个50年发展时期。
以50年为单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分期，黄楠森先生曾作过充分论证。此处是 在黄先生分期基础上再延续一个50年。
第一个50年，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是“马哲”世界观和“科社”革命理论的创 立及其在欧洲传播的时期；第二个50年，大体是20世纪前半期，是“马哲”和“科社” 从理论到现实(在俄国、中国等)的成功实践时期；第三个50年，大体是20世纪后半期， 是中国等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哲指导下，从曲折探索中走出困境进入科学发展的时期； 第四个50年，大体是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和马哲本身的进 一步全面创新时期。四个50年的分期使我们感到了文明进步的节奏和不易：新生事物的 成长都要经过一定的曲折考验才能确立，真正的肯定必须是某种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 革命从理论创立，到实践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从找到正确路子，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其 每一步进展似乎都要经历半个世纪之久。看来，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考察，以50年为 单位是有一定客观性的。
二、第三个50年的曲折与飞跃
“科社”和“马哲”在前两个50年的发展争议不大，我们的考察主要放在第三和第四 个50年。
第三个50年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共同特点是：各社会主义 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都是在经典本本设想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模式中兜 圈子，虽有种种探索改革，但均无根本性突破。一些国家在改革中中途易帜，其缘由之 一与该国人民对原模式的活力基本失望有很大关系。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走出了社会主 义建设由空想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最初时期，这个 进程当然是以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设计来运作的。这个模式设计中的主要 之点就是消灭资本、消灭货币、消灭商品，以产品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以最大 限度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个模式设计曾使多少志士仁人和劳动群众为之倾倒，人们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虽然它不久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和弊端，然而，原有理论本身在 逻辑上的严谨，以及昔日革命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人们对它的真理性深信不疑 。人们总是认为：理论没有错，错在实践者的自身素质和实践操作上。
但是，凡是愿意对实际情况作深入思考的人，都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模式在 发展生产力上所具有优越性的忧虑。人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商品短缺， 以及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不高等现象。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高增长，是在 国家高积累、人力高投入、资源高消耗、国民高节俭等情况下取得的。当人们对社会主 义建设的革命热情在一次次的大跃进中未结出期待之果时，人们开始审视这种体制的弊 端了。人们开始从自己很现实的利益关系出发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和选择了。这使原有体 制的弊端更充分地暴露出来：农村生产队的庄稼怎么也不如个人自留地的庄稼好；工厂 里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利用一直是老大难；党政机关的低效率和官僚主义日益严重。毛 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解决上述问题。其立论原理 是：不从思想意识形态上确立大公无私的观念，不根除人们的私心，人们就不可能全身 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从而不仅社会主义制度难以巩固，而且在生产力发展上的 优越性也不能真正发挥出来。为此，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路子就是要“继续革命”，要搞 “文革”，使每个人在思想深入“斗私批修”，实现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 专政。
从逻辑上讲，毛泽东的思路还是想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革命的成功；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 制度即生产关系层面上革命的成功；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继 续革命，非此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非此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 挥。所以，在农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搞“社教”；在工厂，要批判按劳付酬 和按酬付劳的等价交换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我们记得，在 毛泽东时期，凡是工作搞得好的单位，其经验总结都要从该单位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如 何大公无私上去说明，而不是从人们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上去说明。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直接实践。它的直接目 标，一是要在文化思想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兴无灭资；二是要在组织上整那些对工人农 民的“自发私心”表示同情或认可的“走资派”；三是在经济上想通过人们思想觉悟的 大提高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 思想逻辑：抓人们思想觉悟上“斗私批修”的革命，达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果。 然而，十年文化革命带给中国的是动乱，是经济凋敝。当“四人帮”以“莺歌燕舞”来 粉饰现实时，只有极少数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充分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 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上，相信邓小平在“文革”中就已经在深思了。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走过的弯路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但问题不在于是否走了弯路， 而在于能否在弯路中走出直路。中国真正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跳出了先前的书本条 条窠臼，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路子。到20世纪末， 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十几亿中国人取得了共识：在邓小平理论伟 大旗帜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曲折探索才摸清了的路子。这是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社会 主义国家改革成败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邓小平简明通俗的语言使这一套科 学的理性认识深入人心。我们党以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字命名了这套理论。 把邓小平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可以说，正是它，把 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实现这个变革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其重要体现至少可以列出如下几点：一是实践标准，即重视实效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二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唯物史观(猫论)；三是从中国人 民最大现实利益出发的价值观(“三个有利于”)；四是善于在对立两极把握其统一性的 唯物辩证法(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
三、关于“空想”缘由的反思
当我们认真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时，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并不 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造的，而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财产公有、计 划经济、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这一公正平等的社会模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早 先就已经描绘了的。马恩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于论证了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 途径——在根本点上不是靠理性说教，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靠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革命。马恩的论证是科学的，但这个科学性在当时的聚 焦点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可以说，关于社会 主义革命成功后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上，马恩并未超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多少。其实， 在当时情况下，对未来模式设想得越细，其空想性也难免越多。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些设 想是谬误或不该。须知，没有它们，就无从鼓舞人们为美好理想而奋斗。
列宁最早发现了传统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中的空想成分，从而有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尝 试。可惜后来被斯大林抛弃了。这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初级水平直接相关 。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也曾有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子的实事求是的考虑，如吸收 民族资本家参与加盟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新中国国旗上四颗小星分别代表着“工、 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意为它们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共产 党领导下的同盟军，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盟军。1956年中共“八大”制订了正 确的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主，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则是我党在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总结。但这一切又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在阶级斗争一 旦较为激烈时，它们就动摇了、变易了。1957年一些人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提出疑义，“ 八大”的思想路线就被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被“左”的教条主 义思想方法冲掉了。反右扩大化、“四清”、“文革”，人为的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阶级斗争被突出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只有在弯路中走出直路，才具有否定之否定的飞跃性意义。中国在经历了诸多困惑痛 苦之后，才艰难而又坚定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把经济发展确立为和平建设时期不可 移易的中心工作。20年的改革实践积累了一套经验，创立了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社会主义“建设”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这一发展既做出了重大贡献，又发展了自身。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四个50年发展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多姿多彩的 变革和充实。若就其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而言，可以对四个50年的发展特点作如 下观。
第一个50年，大体是19世纪后半期，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马克思恩格 斯变革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社会生活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 把社会主义思潮从空想变为科学。为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恩格斯进而 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创立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锻造了以解放全 人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第二个50年，大体是20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对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研究。列宁 批判吸取了历史上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科学论证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 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作了辩护，克服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僵化理解， 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先胜成为现实。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对列宁有 关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发挥发展，其辩证法、认识论更多地渗透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 政策策略中。总之，革命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第三个50年，大体是20世纪后半期，主要是对以人(人的实践)为本的真理观、主体性 、价值论等的研究和发展。这个时期在“科社”上的实践主体主要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力背景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政治上的 中心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上集中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从对人 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价值性、有用性上去看它，还是从盲目信奉、崇拜的态度上去对 待它?是尊重现实人的主体性，还是囿于前人某些理论观念的先在性?前者要求视理论为 工具，后者则自觉不自觉地奉理论为教条。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走了若干弯路后，开 始了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真理观、价值观、主体性、人学、辩证法等 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对社会主义建设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起到了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 作用。
第四个50年，大体是21世纪前半期，我们认为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理论各领域 全面渗透全面发展的时期。其主要生长点首先是在问题研究和部门哲学上，进而是在理 论体系的创新上。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大事件，其需要研究的世界 观、方法论问题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既有的哲学原理、伦理学、逻辑学、 美学要发展创新，而且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历史哲学、管理哲 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人学等部门哲学都要发展创新。这些方方面面的理论建设， 对中国下一步的制度文明建设和体系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引进资本，采用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可以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但能否长治久安 ，能否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后工业文明中能否保持活力后劲，重要一点是该国在制度 文明的建设和创新上是否能达到与本国国情相符的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一定理 论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为此，在第四个5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上的任务是特别重的。就哲学而言，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提出的“综合中西 马，创造新文化”，确乎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大特点。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四个50年发展视角的若干思考
1.从社会主义实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四个50年的发展重心在中国。因为，中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心；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公认 的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
2.从实践主体看，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要对象。过去 强调的阶级性特点将让位于民族性、国民性特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和江泽民关 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包含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昔日马克思讲无产阶 级的解放要以解放全人类为先决条件；列宁主义时代曾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 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今日则可以说，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共 同进步的先决条件。在当今世界，“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交织，南北矛盾是主要 矛盾；在中国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发展是求解各种问题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主 体，主要以民族国家和地域为单位。
3.从哲学方法论上看，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点和“对立统一律”应占突出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中国扬弃现代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提供方法论指导，它就 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各层面展开，形成广义的文化哲学。继承创新，保留发展，应 是方法论上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时期作为理论指导曾强调矛盾的斗争性， 现在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应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4.从理论研究的特点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要重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交流交锋。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工作，一方面，要注重理论与自己本国本地实际的结 合；另一方面，要坚持同前沿文明成果包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明成果的对话。马克思 主义的原创就是来自于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料的研究辨析，其发展机理也应是同理。 历史上许多唯物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对各种唯心主义理论成果的改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 哲学并不封闭自己，它应是为我们更好吸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提供科学的方法 论指导。
最后特别谈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哲”和“科社”第四个50年发展中理论研 究的意义。
从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战略切入点和价值归宿的意义 。21世纪中国改革的重心将逐渐转向制度建设，如何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做好制 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工作，对于保持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态势特别重要。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其特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但解铃不是目的，“三个代 表”才是目的。为此，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离开“三个代表”的指导，不能离开“三 个代表”的检验。这样才能与全盘西化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划清界限，也才能与“左”的 保守观念划清界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四个50年的发展必须符合“三个代表”的政治 要求，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需要。
从理论建设的有机性上看，“三个代表”在文化理论建设上居哲学意义的纲常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长治久安，需要在文化理论上有类似于儒家理论之于中 国封建社会一样的建树。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上成为同类社会形态发展的最高水平，儒 家学说是第一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成为优于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文化 理论建设上的任务重之又重。如何建设，“三个代表”给出了方向标尺。它类似于儒家 伦理学中的三纲五常。“纲”定好了，有了“常”项，各方面“目”的建设或求解才有 相对稳定性，其整体配合的有机性也才能更强。
从政治实践艺术上看，“三个代表”既着眼未来，又抓住了现在，是政策与策略的高 度统一。“三个代表”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实践参照系完全同一，其基本坐 标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它抓住了中国下一步改革中极为重要 的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入手处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党的建设问题，它 致力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掌握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更好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三个代表”驾驭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局，统一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 局，体现了政策与策略的统一。从哲学是大智慧的本意上讲，“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今日中国的光辉体现。
收稿日期：20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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