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工人阶级论文,战后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2)06-0048-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结构性变化，又包括非结构性变化。
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结构性变化
在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第三产业工人增多；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和其他非体力劳动者增多；出现了经理、监工和专家的“新中间阶级”；女工、青年工人和移民工人承受着最严重的剥削，等等。
(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第三产业工人增多
在整个20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20世纪后半叶澳大利亚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从战前约占23％降至1960-61年约占13％，到1970-71年降至约占7％，1977-1978年降至约占5％。现代化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澳大利亚大资本对农业的渗透，推动着澳大利亚大规模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澳大利亚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从而使澳大利亚农业工人的数量及其在雇佣劳动力中的比重持续减少。1940-1941年农业部门雇佣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为19％，20世纪50年代降到年平均13％，1960-1961年降到11％，1970-1971年降至8％，1980-1981年降到6.4％。[2]今天澳大利亚农业部门雇佣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为1.5％。
澳大利亚第二产业的工人数量也大大减少。“1940-41年，制造业部门就业比重为25％，五十年代升为28％，六十年代变动不大，七十年代递降到20％”，[3]今天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9％。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就业变化较为特殊。虽然从1950年到1980年澳大利亚的矿业空前繁荣，矿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增加到5.1％，但是矿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却反而下降了，从2％下降到1.3％。[4]这是由于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资本高度集约与技术集约的结果。
作为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人们需求多样化的结果，在零售业、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各种个人服务和企业服务等第三产业领域工作的工人数量不断地增长。在1940-41年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为5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升到65％，七十年代末升到72％。[5]1993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就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76.5％。服务业中最发达的是零售和批发行业。澳大利亚的旅游业是澳大利亚经济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从事旅游业人数为44.6万人”。[6]2004-2005年度澳大利亚服务业产值5954.46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65.3％，就业人数699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4％。
(二)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和其他非体力劳动者增多
西方的“左派”通常把中下层职员、专业人员和公务员称为白领工人。战后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导致澳大利亚直接从事计划、生产筹备、监督管理、产品的推销和广告、信息的保存与传送、财政金融和人事管理的职员越来越多，并使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逐渐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大肆推行技术移民政策，从国外引入了大量的白领工人。这些因素导致澳大利亚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数量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和半脑力半体力劳动的工人增多。
“澳大利亚的技工、体力劳动者和矿工占劳动力的比重从1966年的37％下降到今天的25％-28％。依靠个人知识技术独立从事某种职业的自由职业者(如自行开业的医生、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已增长了一倍，其比重从1966年的10％增长到今天的22％。”[7]但这些数据并不表明澳大利亚的蓝领工人已经灭绝。例如，澳大利亚建筑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0％，正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而在整个服务部门都有蓝领工人，包括卡车司机、铲车司机、邮政工人、垃圾工人及保安员。
(三)出现了经理、监工和专家的“新中间阶级”
1971年，澳大利亚的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占劳动人口总数的10.1％，经理占劳动人口总数的6.5％，职员等占劳动人口总数的15.6％，销售人员占劳动人口总数的7.9％，农场主等占7.6％，其他劳动人口占总数的52.3％。[8]
据盖伊·劳思的统计，1984年澳大利亚的从业总人数为6462000人，其中自由职业者占15.7％，经理占6.8％，职员占18.1％，农业经营者等占6.9％，生产者占33.4％。[9]
在1991年，贾尼恩·巴克斯特(Janeen Baxter)、M.艾米逊(M.Emmison)和J.韦斯特恩(J.Western)根据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的阶级结构模式，对澳大利亚、美国和瑞典的劳动人口数量及其比例进行了计算，得到了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雇佣劳动者出现了多层次化的现象，出现了经理、监工和专家等新阶层。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将这些阶层称作新中间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新中间阶层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专家(11％)，包括专家经理(6％)、专家监工(2％)和不参加管理的专家(3％)。第二部分包括有技术的经理(10％)、有技术的监工(6％)、无技术的经理(7％)和无技术的监工(8％)。因此，澳大利亚的新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44％。
(四)女工、青年工人和移民工人承受着最严重的剥削
在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内部存在着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地区的自然差异。资产阶级为了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种种自然差异来实行种种歧视政策，尤其是严重地歧视女工、青年工人和移民工人。
随着澳大利亚妇女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女权运动的开展以及服务业的扩大，女工数量逐渐增多。在1901年澳大利亚的女性劳动力为35.2万人，1945年为83.7万人，到1990年已达到345.1万人。[10]在过去50年中，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从1954年的29％增加到2010年的59％。大量澳大利亚妇女获得了工作，导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总人数大幅增加，并使妇女走出家庭的密闭世界，走进工作的公共世界，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但是，澳大利亚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截至今日女工获得提拔的前景仍然很黯淡，她们仍然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承受着主要的家务负担。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男工工资是女工工资的2倍多。如1901年女工工资为94美元，而男工工资为223美元。在整个20世纪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在战后差别迅速缩小。1945年，女工工资为382美元，男工工资为626美元。1973年女工工资为3380美元，男工工资为4035美元。到1990年，女工工资为17269美元，而男工工资为18321美元。[11]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突显了澳大利亚妇女在社会中的脆弱地位，因为她们主要就职于加工工业、小生产、零售业、酒店和金融机构，而这些行业在过去几年里大量使用临时工和兼职工人。在危机期间，这些行业丧失了最多的工作岗位。移民妇女和土著妇女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澳大利亚当前的工作场所法律和培训法使澳大利亚青年工人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使非传统行业的学徒工获得极低的工资。青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毕业的时间为基础，远远低于贫困线。中学毕业生为每小时5.05美元，成人学员第一年为每小时11.96美元到13.68美元之间，成人学员第二年为每小时12.41美元到14.20美元之间。这种低工资的支付达到5年、甚至5年以上。在一些行业，青年工人获得的工资甚至比这还要低。这种剥削再加上高等教育收费计划的负担使整整一代青年人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劳务市场的扩大，澳大利亚的移民工人的数量明显增多。许多新来澳大利亚的移民在低薪的岗位上工作，如酒店的清洁工，工厂的工人，制衣业和酒店等行业的外包工等。1996年，霍华德政府提出实施一般技术移民(General Skilled Migration)。2005年，霍华德政府扩大了临时商务签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其包括临时工作签证，霍华德政府说这是为了应对技术工人短缺现象。霍华德政府和大企业主明确表示，实行临时签证制度的目的是压低澳大利亚工人工资。随后上台的陆克文政府也说存在着技术工人的大量缺口，并计划在两年内引进30万技术移民。他们希望得到这种技术移民，而不必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投资。移民工人在经济危机期间容易被解雇，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劳动后备军。
二、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非结构性变化
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非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长，成为人口的绝大多数；大部分澳大利亚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一)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曾描述过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从各个阶级、尤其是中间阶级得到补充的情况，指出：“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12]战后这种情况也出现澳大利亚，导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人数不断地增加，他们在劳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成为澳大利亚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
前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在研究澳大利亚官方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计算得出，1951年澳大利亚雇佣劳动者人数为220万，占经济活动人口的64.6％；工人阶级人数为180万，占经济活动人口的54.8％。到1978年，澳大利亚雇佣劳动者人数已达250万，占经济活动人口的80.1％；工人阶级人数为200万，占经济活动人口的64.8％。[13]
“在今天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大约占劳动人口(1100多万)的70％。除了这700万多名工人之外，还应该加上他们的家属、失业者和退休工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是极少数人，200多个富裕的澳大利亚家庭所持有的财富都超过了2亿美元。”[14]2005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十大通过的新党纲指出：“工人阶级是唯一拥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阶级，在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甚至是人口的绝大多数。”[15]
(二)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从整体上来看，战后澳大利亚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一方面，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与资产阶级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贫困化”的状态，部分工人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状态。另一方面，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在整个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不懈斗争赢得了许多社会保障权利，提高了工资，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
战后，迫于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建立了福利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残疾人津贴、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金等。例如，1990-1991年度澳大利亚联邦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为246.6亿澳元，占总支出的25％。[16]“根据1995年的统计，澳大利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近27675澳元。职工每年享有带薪假期(通常为四周)、病假和长期服务假。雇主为所有全日制职工定期代交退休金。职工一年中还享有10天左右的带薪公休节假日。”“教师每年享有近3个月的寒暑假。”“根据1988年的工资标准，澳大利亚全日制职工人均周工资为458.80澳元，其中男职工为485.70澳元，女职工为402.20澳元。”[17]旅游是澳大利亚人最普遍的度假方式。“据澳大利亚旅游事业常务委员会的麦克奈尔·安德森进行的一次调查，在1985-86年度，以度假游乐为主要目的的国内旅行者，占旅行总人数的50％，其中81％的度假者使用自己的私人汽车。”[18]
三、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发生新变化的原因
(一)新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新发展
战后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人们的业余时间，推动着人们消费需求的日益增多和多样化(如文化、教育、旅游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服务性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这些因素推动着澳大利亚产业结构在战后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澳大利亚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地萎缩，第二产业的比重也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迅速膨胀；并导致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工人比重减少，在第三产业中的工人比重急剧增加。
战后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物质生产中，使复杂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熟练技术水平的要求大大提高。那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的相对剩余价值，因而其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多，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熟练的技术劳动。
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也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社会化不断增强，并使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日益复杂化，使资本主义大企业需要大量拥有丰富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来从事管理工作，并需要大量监工来监督劳动过程，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对工人的剥削。于是，资产阶级通过创建股份制公司，专门聘请专业的经理和监工来代替自己管理企业，自己则退居二线、成为股东，并通过董事会来控制这些经理和监工，以达到坐享其成的目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得以增强，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为基础设施服务的机构得以扩大，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成为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部门的就业人员。这些因此推动着澳大利亚“新中间阶层”的产生和不断扩大。
(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泛滥有力地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使科技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高科技人才成为供不应求的重要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的资产阶级既需要这种高科技人才，又不想花钱培训本国的劳动力及其后代。于是，他们借助全球化的浪潮，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吸收了许多急需的高科技人才。同时，他们又鼓动民族主义，对这些移民工人进行歧视，借以压低移民工人的工资，并分裂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这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新变化。
四、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
(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
工人阶级总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结构和资本积累总趋势的改变而改变。但是，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即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革命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澳大利亚共产党指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位于经济生活的中心，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了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这是其他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不能代替的。其他阶级或社会团体都不像工人阶级这样对生产过程产生如此关键的影响。第二，澳大利亚工人阶级不仅是人数最多的，而且也是组织性最高的。其他进步和民主的力量都没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组织起来的机会，不像工人阶级这样如此直接地遭受资本的剥削。大量的工人集中在生产过程中，这有助于产生一种维护共同利益的精神以及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思想。这促进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等工人组织的增长和统一。第三，工人阶级最希望废除私有制、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工人阶级受资本主义的迫害最重，生产资料私有者为了追逐利润而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大量工人失业。所以工人阶级的既定利益在于改变社会，领导受大资本剥削的其他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进行斗争，以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在于为社会问题提供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和革命的解决方案。只要组织和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就有力量迅速改变澳大利亚的政治方向。“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人企图破坏工会运动，阻止工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然而工人阶级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19]
(二)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对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影响
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内部出现“新中间阶级”，包括经理、监工和专家。其中，这些经理和监工具有矛盾的地位和利益，他们行使的是资本家原有的一些职能，即管理和监督资本主义企业与工人，加强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剥削，处于与传统工人阶级相矛盾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与传统工人阶级一样受资产阶级雇佣和剥削，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专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类别，包括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今天，澳大利亚的专家占据经济生活的许多不同职位。其中有一些专家是自由职业者；许多专家是雇佣工人，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从事脑力劳动)维持生活，受资产阶级剥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服从的地位；一些专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手中握有大量股票，领取着高薪，拥有大量收入，是资本家的代理人，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科技革命使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工人从事通讯、科学、医疗、教育、设计、文化活动和中层管理等工作。他们在生产进程中做出了许多贡献，为社会提供了关键的服务。专家在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文化生活和物质生产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为争取和平、民主权利、进步和民主的文化、进步的教育思想而进行的群众斗争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济垄断化的加深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变化迫使越来越多的专家成为雇佣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工人拥有相似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剥削，他们不断地受到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大部分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高于许多工业工人和白领工人，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也被异化了。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是，他们也因剥削加强、失业、不安全、找不到与其技术相匹配的工作而痛苦。他们围绕着这种日常问题的斗争将促使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观点和组织建立联系。人们的思想根源于他们在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工人阶级的思想和阶级意识来源于许多工作的集体性质及其受资本剥削的日常经验。然而，“知识分子和专家没有直接地参与生产，而且通常其工作具有孤立的性质，这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常常使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20]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内部的多层次化现象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这种生活水平的差异对工人们的斗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中间阶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往往远远高于传统工人阶级。“新中间阶级”的这种地位决定着他们既想改变自己受剥削的地位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害怕罢工等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会引起社会动荡，使其丧失现有的地位，改变其现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往往倾向于个人主义和改良主义，支持澳大利亚工党。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工人阶级都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关键在于澳大利亚共产党要在发生这种新变化的条件下调整政策，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澳大利亚共产党在过去是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如何扩大统一战线、使“新中间阶级”支持自己，这是澳大利亚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新挑战。
澳大利亚资产阶级通过加大对青年工人、女工和移民工人的歧视来加强剥削。澳大利亚共产党强调，要更加重视在这部分工人中的工作，为维护这部分工人的利益而斗争。这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扩大自己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澳大利亚资产阶级为了降低成本、加强剥削，大量雇佣临时工和兼职工。他们得到的是极低的工资，工作又极不稳定，不断地变换岗位，流动性较强，是工人阶级中受剥削最严重的阶层。其较强的流动性对于组织工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招募党员而言加大了难度，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使他们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工会并不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工会需要创新自己的工作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把这部分工人纳入到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中。这部分阶层应该是斗志最强大的，因为他们受到的剥削最为沉重。
战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广大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斗争所赢得的，也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力迅速提高的结果。战后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改变了统治的策略，更多地依靠新科技革命来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并在全球化条件下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其他手段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在此基础上少量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改善其生活，借以缓和阶级矛盾。然而，现代有许多澳大利亚工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认为其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慈悲之心和澳大利亚工党推行的改良，因而改良主义成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张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只是极少数先进的激进分子。这是澳大利亚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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