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波[1]2017年在《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更多关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人力资本不仅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也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应该深入把握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个体受教育程度、技能掌握情况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人力资本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在不同区域间流动,会导致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改变。基于此,本文多角度、系统地研究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1)本文首先基于总量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探讨了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从作用强度来看,单位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要高于单位资本深化。此外,当期产业结构水平与上一期产业结构水平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还发现,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存量小于等于6.926时,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04;当人力资本存量跨过门限之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的贡献度大幅提高,资本深化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产业结构水平提升0.007个百分点。(2)鉴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演绎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灰色系统理论,运用耦合度模型测算了我国异质型人力资本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和耦合度。结果发现,初级人力资本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强于第二、三产业,中、高级人力资本对第二、三产业发展影响较大。此外,我们还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动态演变。从全国层面看,初级人力资本未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出现抑制作用;伴随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中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呈现出阶段性差异;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其边际贡献逐渐增加。从分地区层面看,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高级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水平表现为正相关,并且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效应强于中级人力资本,而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高水平人力资本流失严重,中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促进作用。(3)本文将空间因素引入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揭示出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可以带动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集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考虑空间效应后,人力资本集聚的贡献程度有所下降。此外,伴随时间发展,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逐渐趋强。当前我国人力资本集聚呈现出东、中、西梯度分布格局,人力资本集聚显著地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无明显影响,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程度最低,且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到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并非简单地表现出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检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不仅支持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U”型关系的存在,还表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门限值后,人力资本集聚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消除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影响,我们建立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人力资本集聚并不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当地区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阶段后,人力资本集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地推动作用。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结果一致,保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4)我国人力资本集聚趋势不断加强,同时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居高不下。针对此问题,本文从产业异质性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教育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刻画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从测算结果来看,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并表现出东、中、西递增的区域特征。而后,借助泰尔指数可分解的优良特性,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分解,以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区域内部差异化结构变动。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此外,本文引入城乡收入差距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不均衡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会抑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薛宝贵[2]2016年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7以上,也就是说蛋糕做得已经很大,但是分蛋糕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解决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与现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五个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系统论述。首先,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与现状方面。本文采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测度了城乡名义收入比,还通过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测度了城乡实际收入比。由于政府实行城市偏向型政策,大量公共资源被配置到城市地区,本文还测度了政府对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隐性补贴,这些隐性补贴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表现。另外,从动态视角来看,我国当前还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问题。其次,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方面。本文主要从生产要素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1)在总体生产要素方面,政府政策倾向与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导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而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资产增值、就业机会以及生产要素占有机会等作用机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在土地要素方面,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导致农村土地的流动性受限,还导致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这些都会影响农民增收,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3)在资本要素方面,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与市场竞争使得农村资金净流出,农村地区的存款不能就地转化为三农贷款,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排斥现象,而资本要素是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稀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在劳动要素方面,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这种户籍歧视政策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出现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两大群体,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无法享有同城镇职工一样的待遇,这种户籍歧视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5)在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悬殊,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使得城乡居民在个体特征、教育回报率与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另外,针对当前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现象,本文指出收入代际传递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三种传递机制实现的,而城乡居民拥有的这三种资本的差异通过代际传递机制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再次,在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本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负双重效应,城乡收入差距既造成我国资本回报率高企与出口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促进了投资与出口,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又导致我国农村消费市场低迷,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阻滞了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存在正负效应,使得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较低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而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则阻碍经济增长。复次,在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方面,本文指出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占有较多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小于占有较少收入的农村居民,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倾向较小,进而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较低,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最后,给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实现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确保农村土地产权完整性,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改革户籍制度,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避免城乡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王玮[3]2016年在《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突出,但是,随着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带来了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和用工成本的迅速上升,伴随而来的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依靠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越来越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由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提升资源的产出效率,因此,提升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技术结构、促进科技创新是实现集约式增长方式的重要基础。本文立足于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首先,以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提升为目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投资效率理论为基础,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一般规律,对比效率评价研究方法,选择静态效率和动态指数方法相结合的思路构建了高等教育投资效率评价体系；其次,运用DEA指数分析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地区间投资效率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检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据此,本文深入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问题,其主要内容为：一是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同时在该问题的指引下,理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构建了逻辑框架,并进一步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二是相关概念与理论阐述。本章科学界定了本文涉及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特征、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内涵等相关概念,回顾了公共财政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理论,梳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三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分析。本章首先阐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其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比例、变化趋势及特征；最后,比较分析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差距。四是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DEA分析。本章首先,明确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分别筛选指标,构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本文所需的评价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模型；最后,从整体分布特征和逐年变化趋势两方面全面描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五是中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效率原因分析。本章主要借助DEA投影分析技术,使用产出导向的DEA模型对省级区域实际投入产出水平与生产前沿面的最优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投资过量和产出不足的相关数据。以此为基础,从经济方面和制度设计两个角度,分析出非DEA有效地区投资管理过程中的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以便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六是中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本章主要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探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路径。以宏观统计数据为基础,借助VAR协整分析方法和面板回归模型验证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检验全国、区域、各省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相关政策,为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任燕妮[4]2016年在《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农村低层次的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明显制约着传统人力资本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而现代信息技术以其极强的适用性、创新性和融合力已经有效的应用在我国农业领域。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信息技术发展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我国农业已经有了可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性要素,可以实现网络间要素流动、资源互换和信息扩散,通过改变知识的传播速度、存储速度和存储量,提高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而提升生产的效率和效果。那么,可不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改造我国的传统农业;在农业领域,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又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如果可以,其作用路径是什么,又该如何增强这种促进作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农业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基础上,尝试从管理学的角度,基于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结构的视角,研究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农业经营主体角度,将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分为个人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涉农企业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和政府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三类,认为这三类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构成了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主体类别结构;而不同主体类别结构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又均是由传统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组成。其次,运用规范分析法,在理论上重点探讨不同主体类别结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再次,通过实证分析,对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大小进行研究。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通过构建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进行测度;第二,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对传统人力资本的作用,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和传统人力资本分别、以及二者相结合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后,从多个角度探索提升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水平路径与方法。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发现:(1)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直接满足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需求,还可以与其相结合,形成不同主体类别结构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2)不同主体类别结构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均是在不同主体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存储信息、利用、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通过提高各自的传统人力资本、优化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3)不同主体类别结构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共同促进的良性互动循环关系;(4)我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主要受软件设施因子、硬件设施因子和信息传播程度因子的共同影响,各因子对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分别为40.7%、36.4%和21.3%;(5)我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6)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传统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一路径,进而达到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7)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和传统人力资本,不仅分别会对农业经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二者相结合,也会对农业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第一,首次构建了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的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第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明了我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第三,探索了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大小。
刘晓丹[5]2008年在《东北三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三省能否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之后的“第四增长极”,一直是理论界和东北地区各级领导关心的问题。该篇论文主要针对东北三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论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所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做了简要的归纳总结。研究发现,有些国家或地区,虽然也累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据此推测,制度因素会通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作用。为了证明推测的正确性,文章通过对加入制度变量前后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是否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受制度因素的制约。通过和东部10个省市及全国的比较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辽宁省是东北地区经济状况最好的省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与东部各省市的差距也较小;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经济状况则比较落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2)东北三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关键是缺乏对民间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3)东北三省的制度变迁缓慢,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极为敏感,制度方面的因素制约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既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那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创新,促进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就将是促进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在论文最后,根据论文所得结论,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蒋瑞[6]2007年在《江苏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而经济增长则是发展的主要内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是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而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途径。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都比较高的省份,江苏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江苏省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国及其他省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前言,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基础,介绍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些相关理论;第三章是现状分析,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第四章是实证分析,对江苏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是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实证分析部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1991-2005年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得出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第二部分选取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江苏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教育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不是教育投资增长的原因。(2)在1991-2005年间,江苏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的高投入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明显偏低,但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方面进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我国将大量的经济增长都用到了资本投资上,用在教育投资上的比重很小,今后我们要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提高教育投资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江苏省经济增长还主要是处在粗放式阶段,江苏省要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让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后还要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努力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促进技术进步。
倪超[7]2016年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65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文中认为为破解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本文聚焦人力资本,突破就中国而中国的研究视角,选取65个国家1995-2013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且分地区、分类型测算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确未来中国人力资本优先投资次序,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结果表明,对于现阶段中国,首要投资的是健康人力资本,在满足人力资本健康需求之后,加大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保障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发挥。
曹文文[8]2015年在《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反映到收入分配领域,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虚拟经济行业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除此以外的行业都为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就是除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以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的划分为背景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能够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改善行业间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同时,地区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较大的差异。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地区排序与之相同。在实体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方面,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整体行业收入差距的排序与之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也最大,且远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是拉大全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剔除垄断行业的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显著大于虚拟经济行业与全部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表明虚拟经济行业垄断特征对加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表明,无论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其他虚拟经济行业特征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都存在,并有所扩大。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报酬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的原因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比实体经济行业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二是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租金(利润)让渡,三是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平均化存在制度障碍。这三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行业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均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劳动收入比低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资本劳动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大于实体经济行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整体表现为：进一步扩大居民间收入差距,导致经济资源配置向虚拟经济行业集中,引发投机性投资需求和社会不满情绪增长,并引起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和就业率下降。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差异,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导致投资“脱实向虚”,反而更好地促进了实体经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这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非越小越好,也非越大越好。对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地区虚拟经济行业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分析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行业特征差别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动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水平相对小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小且更趋于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大且变动幅度更大。综上所述,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共同结果,需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从人力资本政策、垄断管制政策、要素市场政策、金融引导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等多个政策层面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差距,最终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
刘莉[9]2007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本缺失及弥合》文中提出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连续三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办法。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践和理论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将成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就农村而言，农民素质的高低是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及对现有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计量推导出现有农民的素质不能支持新农村建设，并通过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缺乏热情的原因分析提出弥合农村人力资本的政策办法。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基本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导论是问题的提出，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以及国内外两次乡村建设的经验对比提出要通过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章是人力资本理论综述部分，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理论，间接梳理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产生及发展过程。第三章分别从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在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得出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医疗及迁移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智能、体能、道德素质和思想观念，来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组织成本，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结论。第四章从教育角度粗略测算了我国农村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实证分析得出现有农村人力资本不能支持农村经济进一步增长，不能保证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并且也不能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接下来第五章从农户家庭的角度探讨农民投资人力资本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使用了成本收益比较的方法。虽然理论上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增并且农民知道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的好处，但是对他们来说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收益的不确定性太高，同时很大程度上还要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农民本身不算真正的理性经济人，又具有强烈的风险厌恶偏好，使他们在面对众多复杂选择时常常牺牲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缺失。最后一章论述农村人力资本弥合的政策措施，目标就是新型农民的培养。因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缺乏和“三农”问题的日益深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长期执行的公共财政支出的城市化偏好和城乡分割的各种制度造成的，在农民自身经济能力不足、由成本收益比导致缺乏投资热情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该发挥公共支出的政策倾向作用，以引导和稳定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主要体现在向农村教育、医疗和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政策引导。
逯进, 周惠民[10]2013年在《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基于系统耦合原理,构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的耦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两者的耦合优化原理,并实证测算与解析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变动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态势,同时区域间存在耦合趋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通过借鉴适宜性理论对各区域的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东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中西部地区应注重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模仿能力。
参考文献：
[1]. 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D]. 孙海波. 吉林大学. 2017
[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D]. 薛宝贵. 西北大学. 2016
[3]. 中国政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评价研究[D]. 王玮.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 任燕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5]. 东北三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刘晓丹.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6]. 江苏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蒋瑞.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7].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65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倪超.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
[8].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研究[D]. 曹文文. 武汉大学. 2015
[9].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本缺失及弥合[D]. 刘莉. 四川大学. 2007
[10]. 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J]. 逯进, 周惠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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