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轨迹的简要回顾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我国GDP 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1978～1997年（注：本文使用的1997年数据均为初步数。），我国GDP平均每年递增9.9%，其中有一半年份的年增长速度超过10%。而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都在3%左右，亚太地区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新加坡、泰国等）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在5%～8%左右。从这一时期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独领风骚。
然而，我国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十分稳定的，经历了多次波动， 且波幅亦显过大。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我国GDP 增长的波动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周期：1978～1981年为第一个周期，1982～1986年为第二个周期，1987～1990年为第三个周期，1991～1997年为第四个周期（严格来讲本周期目前尚未结束，估计止于1998年）。从四个周期的波幅（波峰与波谷之差）比较中可以发现第三个周期的波幅最大，为7.8 个百分点；最后一个周期的波幅最小，仅6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GDP 增长的每次波动伴随着国民经济“过热—过冷—过热”的频繁调整，影响了经济运行的质量。那么，是哪些因素带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我国GDP增长的多次波动？以下部分是我们从供给、需求和地区分布等三个大的方面对此所作的剖析。
二、我国GDP增长的供给因素分析
从供给方面分析，我国的GDP增长由三次产业带动， 其中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在1978～1997年新增的GDP中，有66.3%来自第二产业，第一、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1%和25.6%，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我国GDP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较低， 表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根据三次产业在当年GDP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可将近20 年来在三次产业推动下GDP增长的轨迹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期间，第一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8%～33.9%之间（1981 年因特殊原因贡献率为负），平均为21.2%；第二产业贡献率在18.3%～52.6%之间，平均为46.1%；第三产业贡献率在18.5%～47.7%之间，平均为32.7%。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保持较高水平与我国在80 年代初实行的改革措施直接相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使1978～1984年期间农业产值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7年间，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 平均每年递增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379亿元增长到3214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6%。 尽管从年均增长速度上看，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的排列顺序为“三、二、一”（分别为11.9%、8.9%和7.3%），但从现价比重上看， 1978 ～1984年间三次产业增加值基本保持“二、一、三”的格局，其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还略有上升：197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所占比重为28.1∶48.2∶23.7，到1984年比重变为32∶43.3∶24.7。
第二阶段（1985～1991年）：第二产业带动能力逐渐增强，二、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90.8%。这期间，第一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3.3%～36.3%之间（1990年因国内市场出现疲软、 生产滑坡，一产贡献率突然加大为36.3%），平均为9.2%；第二产业贡献率在44.5%～69.6%之间，平均为58.9%；第三产业贡献率在19.1 %～39.4%之间，平均为31.9%。自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至城市，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我国工业（尤其是为尽快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增长需要的轻工业）和建筑业有了较快的增长。1985～1991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5%（其中轻工业产值年均递增14.9%，重工业产值年均递增11.4%），增加值年均递增11.2%，分别比同时期GDP 平均增长速度高出5.7和2.4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建筑业增加值也以略高于GDP （年均9%）的幅度递增。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1985～1991 年间其增加值年均递增10.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此期间增速明显回落，由1979～1984年年均递增7.3%回落至3.6%。三次产业增加值不同的增长速度使我国产业结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1984年的32∶43.3∶24.7变为1991年的24.5∶42.1∶33.4，原来的“二、一、三”格局被“二、三、一”格局所取代。
第三阶段（1992～1997年）：二、三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仍占绝对优势，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更加显著。这期间， 第一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4.1%～6.2%之间，平均为5.1%； 第二产业贡献率在71.2%～76.6%之间，平均为74.4%；第三产业贡献率在19.2%～23.5%之间，平均为20.5%。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各次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贡献率的变化不大，比较平稳。贡献率变化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变化幅度仅为5.4个百分点； 而前两个阶段各次产业贡献率变化的幅度都较大，第一阶段第二产业贡献率高低幅度变化达68.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第一产业贡献率幅度变化也达33个百分点。二是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占主导地位。 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第一阶段的46.1%上升为第二阶段的58.9 %后继续攀升，达74.4%，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得以加强和巩固，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所打下的雄厚物质基础将为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比较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继续保持“二、三、一”的格局。
展望今后几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会略有上升， 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会略有下降，第一产业贡献率将大体维持在目前水平。
三、我国GDP增长的需求因素分析
从需求角度分析，拉动我国GDP 增长的因素有三大块：最终消费（总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总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从改革开放20年来的长时期考察，三个组成部分中对GDP 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是最终消费，占50%；其次为资本形成总额，占35.6%；净出口因素最小，占14.4%。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是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由于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仍然较低，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以内需拉动为主。20年来最终需求增长对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化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1.内需为主，消费主导型。1978～1988 年基本属于这一类型。 在1979～1988年对外开放度尚不够大的10年间国内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9.3%，净出口因素对这一时期GDP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在国内需求中， 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占62.6%，高出资本形成总额215.9个百分点，占据主导地位。在1978～1988年的这段时间内，伴随着改革开放由农村到城市的逐步深入、展开，居民收入水平开始提高，国家注重轻工业发展并鼓励消费，再加上当时投资渠道偏窄以及国外消费的“示范效应”，人们普遍把大幅度增加的收入用于即期消费上面。这期间，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以年均8.2%的速度递增， 非农业居民则以年均6.5%的速度递增。由于消费需求的连锁带动，1984～1988 年投资需求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平均增速达到14.1%，超过同期GDP 和最终消费平均增幅2.1和3.9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段时间消费和投资的“双膨胀”，才导致了1988年出现“抢购风潮”和高达18.5%的通货膨胀。
2.外需为主，出口主导型。1989～1991年属于这一类型。三年的“治理整顿”，使我国的内需急剧减少，最终消费仅以每年6.3 %的速度增长，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更低，平均每年仅递增3%（1990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工作量比上年还有所下降）。为弥补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在西方国家对当时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不利环境下，外贸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扩大国际市场，使三年间我国净出口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三年平均，我国净出口每年扩大3倍以上。 外需和内需增长速度之间出现的较大反差，导致在这三年的特殊时期内有两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据测算，1989年和1990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50%，而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一时期的60%左右下降为40%左右，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由35%左右下降为10%左右。 三年平均，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9.5%，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5%和13%。
3.内需外需并重，投资主导型。1992～1997年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三年“治理整顿”期间，随着宏观调控对最终需求实施的“急刹车”，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一度跌入低谷。经过三年时间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能量集聚，全国各地要求加快发展的呼声日高，再加上世界经济复苏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以及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鼓舞，自1992年起以投资迅速扩张为先导，我国国民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苏—快速增长”过程。尽管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软着陆”过程对投资需求进行了抑制，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起到了主导作用。六年平均，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3%、 39.9%和15.8%。其中1993～1995年的三年间，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最终消费。与投资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期间我国消费需求增长平稳，“消费热点”缺乏，初级形式的买方市场已露端倪。1992～1997年平均，最终消费每年递增9.5%， 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14%的增长速度，也低于GDP每年增长11.5%的速度。与80年代中后期居民消费的“数量扩张”随通货膨胀程度变化而波动的行为不同，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行为已越来越呈现出理性特征。伴随着体制改革在企业机制、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等各个领域的拓展深化，居民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消费，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应付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长期问题上。正是由于居民这种理性预期行为，才导致1994年在出现高度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居民储蓄仍保持较高增长的特殊现象。也正是由于居民储蓄持续的高增长，才保持了高投资率，形成投资需求对GDP 增长拉动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展望今后5～1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扩大， 居民收入理性预期仍会有所增强，现有的“收入—储蓄”格局不会改变，城乡居民之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仍将明显存在甚至会有所扩大，因而不能期望最终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有多大的提高。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以及国际区域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中国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因而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主导作用将继续保持。
四、地区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很大，总的来讲形成了“东快西慢”、“南强北弱”的格局。1979～1985年平均（注：由于缺乏1978～1985年海南和西藏的数据，改革以来20年的对比只能分段进行。1978～1985年全国经济总量只包括28个省、区、市，1986～1997年则包括全国30个省、区、市。），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全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7%、30.5%和15.8%。在东部地区中，南方5 省（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GDP 增长对全国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0.3%，超过了北方5省（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的21.9%。1986～1997年平均，东、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1%、28.3%和11.6%。东部地区中，南方5省GDP增长对全国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5.2%，继续超过北方5省（22.3%）。
细分时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始终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呈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则小幅波动、基本保持稳定。
改革初期（1979～1980年），由于改革发端于中部农村，因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在第一产业的推动下迅速增长，成为这一时期全国经济总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这一时期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全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9%、33.3%和18.8%。“六五”和“七五”时期，伴随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东部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等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提高，其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也由改革初期的47.9 %上升为“七五”时期的54.7%，上升幅度达6.8个百分点。 尽管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不低，但由于基数较低，发展极不平衡，其在全国经济总量增长中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东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分别由改革初期的33.3%、18.8%下降为“七五”时期的30.7%、14.7%。
“八五”时期，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总量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其对全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62.9%，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其贡献率分别下降为26.5%和10.7%。1996～1997年，随着宏观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国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减缓，东部地区下降的幅度相对大些（如北京由1995年的12.4%下降为1997年的9.5%，上海由14.1%下降为13%，江苏由16.7%下降为12%， 浙江由16.7%下降为11%），因而这两年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率有所变化，东部地区贡献率由“八五”时期的62.9%降为59.2%，中西部地区贡献率则分别由26.5%、10.7%上升为29.2%、11.6%。
不按东中西部划分，单纯从各省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率排序，“六五”时期贡献率处于前10名的省份为：江苏、山东、广东、上海、四川、浙江、河南、辽宁、湖北、云南；“七五”时期排序变成：河南、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河北、浙江、上海、湖北；“八五”时期排序进一步变为：广东、江苏、山东、河南、浙江、四川、河北、上海、辽宁、福建。贡献率排序及其变化反映这样三大特点：一是东部地区居多且逐期增多，“六五”时期前10名中有6个省份属东部地区， “七五”时期有7个东部省份，“八五”时期有8个；二是前10名省份的联合贡献率逐期上升，由“六五”时期的60.3%上升为“八五”时期的68.9%，说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加剧；三是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始终较大。突出表现在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尽管他们分别属于中西部地区，但由于其人口众多、GDP总量基数较大， 他们的经济增量对全国经济增长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若干思考
1.关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问题。经济总量的增长变化是与结构变化紧密相联的。GDP每次快速增长都可以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 地区结构变化方面得到解释，GDP增长幅度的减缓，则是国家通过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进行调整和引导的结果。1979～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渐展开，国家是通过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使第一产业的推动力增强，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政策使消费需求拉动力增强等结构方面的调整来促进GDP总量快速增长的。而在1989～1991 年间，针对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家则通过大力压缩投资需求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速度实现对GDP总量增长幅度的控制。因而， 我们必须像重视经济总量增长那样重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变动及影响，通过主动、微调结构的方式来保证宏观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关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关系问题。从对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GDP增长波动变化的考察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需求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超过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发展，原有的涉及农副产品、轻工业品、耐用消费品、重工业品等较大范围的“短缺经济”已逐步被初步的“买方市场”所取代，由于受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和约束，企业的生产已基本摆脱“计划—生产—销售”的传统模式，而转向“市场—生产—销售”的现代模式。企业生产模式的这种深刻变化，促使我们要更多地注意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以更好地满足最终需求不断增长和质量提高的需要。
3.关于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勿容置疑，对外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也为我国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特殊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而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性产品偏少，初级产品、一般加工产品居多而高附加值产品偏少），与周边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出口结构极具竞争力而非互补性。这就提醒我们在调整我国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摆正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关系，正确对待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世界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国外需求旺盛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努力扩大出口；而在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国外需求下降的时候，就应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启动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4.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总体的组成部分，各省区市的经济增长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形成了目前的“东快西慢”、“南强北弱”的格局。这种不平衡格局的出现和加剧对消除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居民“小康”目标是极为不利的。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的现状，我们认为应适当调整地区政策，通过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建设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通过大力开发农村市场、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市场发育带动全国消费需求增长，进而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发挥河南、四川、湖北等经济大省的连带辐射效应，通过加快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促进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变经济大省为经济强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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