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在过去的26年（1979年- 2004年）中，中国的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4%，比世界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出近3倍。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最近一次的商业周期开始于1990年，当时经济处于谷底，年增长率为3.8%，是最近26年中最低的一年。经济从1991年开始复苏，接着是处于波峰的连续三年的超高速增长，增长率都在12%以上。这种非常规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从1993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超过13%的高通货膨胀。随后，经济开始进入漫长的通货紧缩 （见图1中的Panel a和Panel b）。在最近这一次的商业周期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即使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8%。
这种伴随通货紧缩的高增长使得很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缩长”之谜。围绕着解释“缩长”之谜，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展开了许多争论。有些国外的经济学家甚至怀疑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Rawski,2002)。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意味着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对“缩长”作出合理的解释。
就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而言，“缩长”有可能来自于一个正向的供给冲击，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国外的经济学家大都持有这一观点(Bernanke,2002; Bordo and Lane,2004; Cargill and Parker,2004)。与负向的供给冲击相反，正向的供给冲击将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从而在给定的总需求曲线下，价格下跌，产量上升。这种观点为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所持有（龚刚，2002）。对于“缩长”的另一种解释来自于林毅夫(Lin,2000,2004)。按照这一观点，“缩长”是由于前些年的过度投资所引起的。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建成生产能力前创造了过度需求，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同时在建成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所以，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
本文将构建一个宏观动态模型来表述这一思想。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一投资过度的思想是与经济周期理论中经常提到的过度反应(overshooting)的概念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当一个动态系统的特征根为复数时，一个很小的冲击有可能会产生很大（甚至永无静止）的波动。因此，当存在投资过度的冲击时，通货紧缩是有可能发生的。
关于中国商业周期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中国经济的波动通常与投资的波动有关（刘金全，2003；刘金全和范剑青，2001；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而本文试图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解释过度投资如何引起中国最近一次商业周期中所产生的“缩长”现象。然而，正如我们所将要揭示的，过度投资（或过度冲击）的观点也许可以为我们解释最近一次商业周期中所发生的通货紧缩，但单单这个观点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如果在动态模型中，稳定状态下的增长率较高，“缩长”的现象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推断与中国在通货紧缩期间经济的增长率约8%，不仅显著低于前几年，而且低于过去26年平均9.4%的年均增长率是一致的。为此，我们在解释“缩长”的同时，需要说明为什么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图1 中国近期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①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讨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环境。这一讨论不但为我们的动态模型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背景，而且也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将讨论所要构建的宏观动态模型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将构建一个中国目前信贷体系下的投资模型。该投资模型将为第五部分中的投资函数提供一个微观基础，而投资函数是本文宏观动态模型的关键方程。此外，第五部分还将对动态模型中的一些行为方程进行估计。第六部分将对模型进行数学和数值分析。这一分析将使我们看到投资的过度冲击是如何在加速通货膨胀之后带来通货紧缩。最后第七部分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二、制度环境
二战以后，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现象是人均GDP在某些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范围内开始趋同。趋同假说表明人均GDP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从而逐渐赶上人均GDP高的国家。许多研究对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并试图对“趋同”进行解释(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趋同，趋同必须满足一定的制度环境。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明了这种制度环境包括哪些因素，然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大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似乎是必要的。中国过去20多年似乎满足了这样的要求。“稳定”使得国家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这与过去经常发生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一个稳定的体制环境本身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必然有较高的增长率而发生趋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国的某些体制环境特点，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讨论将集中在中国不仅是一个转型经济，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经济这一主要特征。
（一）二元结构
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二元结构是一个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在农村，每个家庭拥有一小块能维持基本生计的土地。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由于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极其有限，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济改革使得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由于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巨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经常处于供给过剩的状态，使城市地区的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敏感，而仅对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率有所反应，②这和刘易斯(Lewis,1954)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特征相一致。
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Lin,2000; Lin et al,2003; Brandt and Zhu,2000,2001)，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投资不仅通过乘数效应创造了需求，投资同时也意味着开工建厂，从而带来了设备和生产能力的积累。开工建厂要求吸收更多的人到城市工作，因此，没有充足的剩余劳动力，投资的增长会受到限制。
（二）信贷计划
没有充足的金融资源，投资的高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相对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中国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贷款。而贷款在许多情况下受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在中国，政府每年都会设定货币供应量M1和M2的增长率目标，并配之以一系列的信贷计划作为实现该目标的工具。在每年的信贷计划中，国有商业银行被赋予一定的贷款额度。有时贷款额度会细化到省份、行业等。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贷计划只是指导性的，从而使国有银行在信贷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然而，政府有时也会运用行政手段来实施信贷计划。③中国的贷款供给可以被看作是廉价和容易获得的。这可以从表1的一些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
表1 中国与部分OECD国家金融资源的比较④
正如表1所示，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贷款供给的平均实际利率约为2%，远低于其他OECD国家。同时，中国货币供给的平均增长率约为20%，不仅远高于OECD国家6%-7%的水平，也显著高于16%的名义GDP增长率。在货币供给增长率如此之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国有商业银行同时承受着巨额的不良贷款。
三、模型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主要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大学派的区别主要来源于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这种完全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制度安排和规模上，同时也体现在经济社会信息传递上的完整性和完全性。这种完全的信息传递使得企业和个人都能合理地预期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经济抉择。于是，市场能得以出清，社会资源能得到最合理的安排。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大恐慌。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企业制度和行业特征；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全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未来对它们来说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市场的价格调整也通常具有粘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
从方法论上，新古典学派注重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人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凯恩斯学派则更注重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短期的商业周期问题。正是由于研究着重点的不同，传统上凯恩斯理论通常被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即凯恩斯体系中的许多行为方程，如投资方程等，并没有像微观经济学那样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导出。此种形式的分析通常被看成是违背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然而，凯恩斯理论这种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凯恩斯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
首先，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远非完善。不完全竞争、垄断及信息传递的非完全性显然存在。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所推动的。而投资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投资（其中不乏大量的重复投资、盲目投资和过分投资），已经使得产品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⑤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更有凯恩斯理论体系下供给过剩的非均衡市场经济的特征。
第二，尽管凯恩斯理论体系在其结构组成上并非完整，即缺乏明确和完整的微观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微观基础不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对于凯恩斯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形成了目前两大主流学派中的新凯恩斯主义。
第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已经为凯恩斯理论中的个别行为方程提供了一定的微观基础。例如，凯恩斯理论体系下的价格理论可以由新凯恩斯的粘性价格(staggered pricing)模型来解释；⑥其产量决定理论则可以用一个“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模型来表述（龚刚，2005）。而传统上具有微观基础的消费模型，如费雪的跨时期消费模型等并没有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形成实质性的挑战。尽管如此，仍然必须认识到凯恩斯的其他理论（如投资理论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
第四，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凯恩斯理论更具有经数据检验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现代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如RBC理论等）在计量检验方面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龚刚，2004）。另一方面，实践中，政府机构和有关单位所采用的用于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宏观计量模型大多具有凯恩斯特点。本文中，我们也将对所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计量检验。
第五，为了使本文所使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凯恩斯宏观模型更具说服力，我们也对该模型中投资方程的微观基础进行了研究，并为此而构筑了一个与中国目前信贷体系相适应的投资优化模型。该模型直接导出了第五部分宏观模型中的投资方程。
四、具有贷款约束和分配的投资模型
在这部分，我们将建立一个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贷款分配机制相适应的投资模型。这一部分的讨论为第五部分将要构建的宏观动态模型中关键方程——投资方程——提供一个行为基础。
（一）没有贷款约束的投资
首先讨论没有贷款及其他金融约束的投资。为此，建立一个关于最优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存在性定理。该定理意味着企业的投资是为了达到一个最优生产能力利用率。我们用一个跨时期动态优化模型来推导这一定理。
在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固定成本，另一类为可变成本。一般来说，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平均成本首先随产量上升而下降。而当产出接近生产能力时，平均成本开始上升。这一标准的生产成本理论是建立在生产能力是固定的假设之上。在考虑投资的决策中，由于我们所关心的是改变生产能力，因此，固定成本已不复存在。我们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是生产能力利用率U的一个非减函数。⑦
（二）贷款约束下的投资
现在，在模型中引入贷款约束。首先考查在中国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讨论的，与 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利率非常之低。与此同时，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利率不可能作为投资的有效约束，例如使投资水平明显低于(6)所表示的最优水平。对于投资的有效约束通常来自于贷款的数量约束。
假定代表性企业能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M[,i,t]的贷款。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企业不受贷款的约束，其投资将等于(6)所表达的
这意味着企业在贷款约束下其投资可以写成
五、宏观动态模型
给出投资函数后，我们接着构建一个简单的宏观动态模型，用于分析中国商业周期中所发生的“缩长”现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里的模型不是一个典型的均衡模型，而是一个具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模型。它允许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非均衡存在，与此同时，价格和工资的调整都是粘性的。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特点，这种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宏观动态模型更适合于分析中国的商业周期。
（一）产出和投资
这意味着t-1期的资本存量在t-1期期末（或t期期初）衡量，从而，它给出了t期的生产能力。(11)
（二）价格和工资
接下来，讨论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假定价格不会每期都在市场出清的水平下被决定。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一特点尤为重要。按照被广泛讨论的价格和工资双重菲利普斯曲线，(12)我们把价格和工资的动态过程写成如下形式：
其中，w[,t]是名义工资增长率；N[,t]是就业率；x[,t]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可以被看作是N[,t]和U[,t]的稳定状态，超过这一状态，工资和价格就会加速上涨。很显然，上述对价格和工资动态过程的规定是基于相当对称的价格和工资上涨原因的假设上。一方面，两者都受市场需求压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分别由
反映；另一方面，它们都同时受由公式右边的p[,t]、w[,t]和x[,t]所衡量的成本所推动。
对于就业率N[,t]，我们可以写成
其中，L[s,t]是劳动力供给，n（·）是劳动力需求，它是产出Y[,t]等的函数。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劳动力需求n（·），劳动力供给L[s,t]是极度过度。而这显然会影响工资方程 (17)中有关参数α[,n]的显著性。在随后的经验估计中，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三）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每年会设定一个货币增长率目标。这一目标反映了政府通过给经济社会注入大量的货币来实现需求管理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愿望。按照这一目标，有关部门将制定一系列的贷款计划作为其目标实现的主要工具。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贷款计划只是指导性的，然而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下，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通常不会过多地偏离贷款计划。
现在考虑中国货币供给的反应函数。我们假定政府有一个稳定（或长期）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目标g，同时又有一个短期通货膨胀率目标
。可以设想长期目标g与某一可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下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或理想的名义GDP增长率）有关。给定货币供给的长期和短期目标，每年的货币供给会按照实际的经济运行来进行调整：
公式(20)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化首先会对去年的通货膨胀率是否高于目标通货膨胀率作出反应。其次，货币供给的变化也会对去年的实际货币供给是否低于长期目标作出反应。如果低于长期目标，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就会上升。
很明显，此种形式的货币供给规则反映了政府运用货币供给（或廉价和容易的贷款）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强烈意愿。
（四）模型估计
我们所构建的模型包括4个关键的行为方程 (14)、(17)、(18)和(20)。为了检验它们和中国经济的相关性，采用中国的年度数据对这4个方程作简单回归。(13)表2列出了估计所得到的参数，图2显示了估计值和观察值的拟合情况。
我们首先讨论表中第5组的所谓其它参数。它们都是由矩估计(moment estimation)所得，其中，
和
分别是x[,t]、p[,t]和U[,t]的样本均值；θ和A的估计由(13)和(16)获得。
表2 参数的估计值（括号内为相应估计的标准差）
4个行为方程的估计公式为
注意到，计算所得的g很接近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样本均值0.2006。
图2 估计与样本的拟合：实线为样本，虚线为估计
六、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将对前文所建立的宏观模型进行分析。第一个任务是把模型的结构形式转化成离散型动态模型的标准形式。
（一）模型的集约形式
我们的转化由如下定理给出。
模型(13)-(20)可以转化为如下标准的三维空间内的离散性动态系统：
关于该定理的证明可向作者索取。
该定理的证明也可向作者索取。
这意味着
这种过度的投资冲击可能起源于1992年。那时，中国经济刚刚从上一轮宏观调控的阴影中恢复。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重新确立了中国朝着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从而为中国带来了连续几年（特别是1993年）的投资高涨。为了证实这种过度冲击的存在，我们考察一下由投资方程(21)的估计所产生的残差项（见图3）。可以发现，残差（样本值减去估计值）在1993年突然上升。这意味着投资的过度冲击确实在1993年发生了。
图3 投资估计中的残差
图4 冲击反应：实线对较大冲击，虚线对较小冲击，点线对无冲击
为了复制投资的这一过度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在模拟中考虑如下初始条件。把初始投资i[,0]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μ[,0]表示的投资冲击，另一部分则为没有冲击时常规路径下的投资。由于经济刚刚恢复，可以认为i[,0]的第二部分略低于i的均衡状态，这里我们假定为98%的
。对于μ[,0]，考虑三个数值：0.0006，0.0003和0（0意味着无冲击）。由于i[,0]的第二部分略低于i的稳定状态，设定三种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初始条件 m[,0]均高于稳定状态
，即政府仍然希望按货币供给规则(20)把经济从衰退中拉出。这里，我们假设m[,0]为的104.5%。图4给出了这三种初始条件下模型的模拟情况。特别地，给定两个不同的正向冲击μ[,0]，我们发现两条相应的冲击反应(impulse response)：实线表示较大冲击μ[,0]=0.0006所产生的反应，虚线则表示较小冲击μ[,0]=0.0003的反应，点线则表示无冲击时的常规路径。
显然，如果没有投资冲击，经济在接下来几个阶段将仍然处于缓慢的复苏之中，这由μ[,0]=0的点线所反映。由正向的μ[,0]所代表的投资冲击则给经济带来投资的强序列增加（见图4中的Panel a），从而不仅使GDP的增长率不断上升，同时也使生产能力利用率不断增加（见图4中的Panel c）。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不断增加将引发通货膨胀的加速（见图4中的Panel b），从而政府就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实施紧缩政策。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货币供给的不断减少（见图4中的Panel d）。货币供给的收缩最终会减慢投资速度：投资在达到最高点15%后开始不断下降。然而，由于在投资的繁荣期经济已经建立起巨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当投资下降从而引起需求下跌时，经济将处于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见Panel c：生产能力利用率在达到最高点100%后开始不断下降），从而价格也开始下降 （见Panel b）。可以看到，模型所产生的这种序列波动与图1和图2所观察到的样本序列的波动基本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冲击不够大，如μ[,0]=0.0003，则模型将不产生足够的波动，因而通货紧缩也就不会发生（见Panel b中的虚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3年所爆发的投资的过度冲击引发了 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
七、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宏观动态模型，研究了中国近期所发生的“缩长”这一商业周期现象。我们发现如果经济具有高增长的稳定状态，则当存在投资的过度冲击时，“缩长”是可能发生的。过度投资首先带来过度的需求，从而加速通货膨胀。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实施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时，由于前期过度投资所积累的巨大生产能力，经济将处于供给过剩，从而造成通货紧缩。此种动态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模拟而产生，它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数据一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高投资率所驱动，而高投资率不仅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快速积累，同时也增加了总需求。生产能力的快速积累要求转移更多的劳动力到城市工作。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得这种转移成为可能。而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则为高速增长的投资提供了容易且廉价的金融资源，高投资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中国经济在稳定状态下具有高增长的潜力(Lin,2004)。所以，当投资冲击过大造成经济过热，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时，过度投资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就成了“缩长”的原因。从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要防止像1998-2002年间那样，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必须防止货币和投资的过度增长，给国民经济带来过度的冲击。
注释：
①图中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4)。
②这将在我们随后所展开的工资公式的估计中得到证实。
③按照Brandt and Zhu(2000,2001)，这种信贷计划的指导性和行政性特征的轮换交替产生了中国的商业周期。
④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数据来自于OECD(2004)，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4)。
⑤注意，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同时也高于GDP增长率。
⑥有关研究请参见Rotemberg(1982)，Calvo(1983)和Mankiw(1985)等。龚刚（2005，第八章）也对此作了介绍。
⑦事实上，平均成本是否为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增函数或减函数已不再重要。正如我们随后将看到的，就最优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存在性定理而言，我们只需假定平均成本的一阶导数不为零即可。
⑧从而也是企业的销售收入。这里，我们假定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预期价格是不变的。
⑨尽管有可能存在多重解。
⑩尽管第二个线性比例也同时隐含着一个关于预期的行为假定。
(11)当然，这里仍然可以容许U[,t]按公式(2)进行定义。这不会改变模型的基本特征，然而却会增加模型的非线性，从而使模型的分析更为复杂。
(12)参见Flaschel,Gong and Semmler(2001)和Fair(2000)。
(13)除设备利用率由龚刚和杨琳(2002)计算外，回归所使用的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4)关于二维空间内离散性动态系统的Hopf-分岔的存在性定理，请参见Guckenheimer and Holmes(1986,p.162)。
(15)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估计所得的参数有可能不尽合理。这种不合理有可能来自于时段选择上的原因。也许模型所隐含的正确时段应为一个季度或一个月。于是，公式(20)或(24)表明，货币供给对上一季度（或上一个月）的经济状态进行反应。而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我们的统计估计又不得不使用年度数据。这就有可能造成估计所得参数的不尽合理。这也同时意味着对已估计参数进行调整也许是合理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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