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与建构 〔*〕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
刘同舫， 李 艳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该文本的写作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正面批判，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早期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还原与质疑乃至建构。通过批判黑格尔主谓颠倒的表达形式，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还原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对黑格尔国家制度观点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这一重要结论，也表明他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根基；马克思不满于黑格尔所维护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现代国家制度，进而建构了“真正的民主制”的政治蓝图。
〔关键词 〕马克思；古典自由主义；还原；质疑；建构
古典自由主义是伴随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斗争后走向了批判和超越之路。在遇到“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动摇了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信仰，也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及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真实性。用合乎理性的自由反观德国君主专制的统治现实，马克思觉察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法哲学还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都无法解决理论在现实之中遭遇的危机，必须另辟蹊径才能实现对德国现实和贫苦大众的拯救，解决令自身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1843年的夏天，马克思带着头脑中反复纠缠着的思想矛盾重返书斋，回归到浩如烟海的政治、法律、历史文献之中，广泛查阅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他希望借此深入了解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情况，这不仅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理解理论与现实的困惑，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供了线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集中展现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成果。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解读，学界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出发，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公开批判以及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开始形成的自觉的唯物主义转向等方面。这一传统的解读模式固然重要，但也相对忽略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吸收和批判。笔者认为，该著作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正面批判，揭示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还原、质疑以及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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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 ”：还原 古典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采取主谓颠倒的方法批判了黑格尔将国家视为高于市民社会的抽象逻辑，得出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这一重要结论。传统研究一般从马克思开始形成唯物主义思想这一视角进行解读，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得出这一观点意味着他已经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笔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未能从成熟的唯物主义视角解读黑格尔的思想，他更多的是揭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形式上批判黑格尔脱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抽象理念，在内容上还原了被黑格尔的逻辑思维所遮蔽的现实基础，即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民社会。为了探索现代国家的真正出路，马克思重新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复归了其理论中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部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这一观点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赖以发展的重要理据，马克思对这一前提的强调还原了作为现实基础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指证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现代性起点，揭示了伴随市民社会发展的人的异化现象。与黑格尔从理念中把握时代不同，马克思致力于回归现实，准确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
首先，还原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前提性地位。黑格尔从客观精神的发展逻辑推演出：“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虽然它的形成要晚于国家。因为作为差别(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为了能够存在，它必须要有国家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1〕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解读囊括进了其精神哲学的逻辑之中，精神哲学的第二环节即客观精神涵盖了法、道德和伦理三层理念形态，伦理在精神上体现为自由的意志，在客观的表现形式上则展现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家庭是直接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现实表征和个人利益的集合，而国家则在理性层面克服了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实现了具体自由和普遍性。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基于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的立场,得出了国家是市民社会前提的观点。马克思则重点从形式上批判了黑格尔将伦理国家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合题的做法，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未能从经济学的层面去解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也还未达到他后来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广义的物质资料生产总和的唯物主义概念，但他已经意识到黑格尔秉持普遍理念消解市民社会,从而把一切历史终结于普鲁士王国的保守主义的观念。因而必须首先还原市民社会的前提性地位，对这一前提的强调也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题中之意。市民社会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早期资产阶级竞争逐利的舞台，正是得益于从政治国家中独立的市民社会，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个人权利与国家建构的主张才能有的放矢。从霍布斯人对人私利战场的自然状态的指认到洛克通过制定契约来规范社会并保障个人权利，再到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提出，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系统，而这一理论的成熟也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特征由国家本位转移到市民社会本位，市民社会的前提性被充分肯定。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建构中，从英国到法国的思想家都无一例外的将市民社会的发展作为个人获得权利的社会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是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的表现，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基础为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和古典自由主义各项原则的践行提供场所，它俨然成为了一个不可忽略但又不证自明的重要前提。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对市民社会前提的强调还原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印证了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民社会而非国家。
其次，还原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现代性起点。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完成并开启现代性的时代，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并取得了重要的基础地位，个人也脱离了政治的共同体而走上追逐私利的竞争舞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被视为现代性的起点，黑格尔强调这一分离并将其视为一种矛盾，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思想的深刻性，但反对黑格尔诉诸中介调和的方式以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抽象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满足于解决表面问题而不去追究其实质，市民社会与封建等级的分离理应是现代社会的结果，而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却遮蔽了分离的表象。在马克思看来，产生分离的原因是由于近代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市民社会生活。与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恐怖和暴力的行为不同，马克思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这一革命的积极作用，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为现代文明的开启和现代性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作为西方近代政治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理论支持者，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样认为革命的完成在现代性的开启中具有重大意义，即人们摆脱了中世纪教权和封建社会王权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个人主义的价值哲学也得到了充分发挥。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2〕在现代性无法逆转的趋势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逐步走向兴盛，资产阶级国家的建构也日趋完善。马克思同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肯定了现代性的发展起点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通过深化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视为矛盾的观点，马克思进一步还原了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现代性的起点问题，但马克思的还原并非简单揭示近代社会的产生前提，而是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视为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对分离问题的反思和进一步回答昭示了马克思日后走向与近代政治哲学家不同道路的思想端倪。
最后，揭示市民社会必然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现代性起点问题还原的背后是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揭示，因为现代人的角色分裂危机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对立，作为国家政治成员的个体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性，走向与真实自我相分裂的异化道路。马克思将中世纪视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因为人的内容和人的本质笼罩在神学的阴影之下，与动物没有区别；在现代社会，人的本质的抽象表现遮蔽了人的真实内容，“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3〕。马克思在承认现代性起点的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进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人的异化现象。黑格尔所察觉的异化现象被淹没在其包罗万象的逻辑体系之中，最终得出由伦理国家的普遍性来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的结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侧重于强调人的权利法则和自由实现，而忽略了人在精神和肉体层面的分离，直到卢梭(一个被视为不像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出现才关注到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发展初期，卢梭就以非凡的视角预见了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洞察到人的异化现象将成为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问题并首先尝试了现代性批判。卢梭直言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也即私有制的形成和巩固是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创作灵感和思想借鉴。不可否认，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察觉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与公民的对立，从现代性发展中人的异化延伸到私有财产导致社会不公正是卢梭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通过吸收卢梭的思想还原了真实存在的人的现实境遇，即人的异化现象，有学者据此提出，马克思的分析很显然“是通过卢梭的眼睛来阅读黑格尔的”〔4〕。但是，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卢梭更多的将人的异化现象归结为精神层面的分离，并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来挽救这种分离的局面，即使他在当时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问题，也因为其固有的阶级属性让他无法果断地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未来构想。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现象的还原与黑格尔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停留于表象而企图通过各种保守的方式复归人的自由不同，他始终带着审视和批判的目光还原这些现象，并朝着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彻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标迈进。
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是一种萌芽形式的社会形态，也是其政治理想的初步建构，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传统意义上民主思想不尽相同。国内外学者对“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评价不一。英国学者伯尔基提出：“马克思在这里对民主的看法是非常令人好奇的。如果超越了国家形式，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代表制，超越了一切与宪政联结的形式，那‘民主’意味着什么？”〔16〕；国内学者据此也指出，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民主立场”，并表明马克思后期通过阐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概念彻底告别了“真正的民主制”〔17〕；也有国内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马克思已经形成了“人的社会”的思想，与旧唯物主义具有显著的区分。〔18〕笔者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揭示古典自由主义的私有财产根基，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仍然是“政治”的存在，并且是与“抽象的现实”相对应的“具体的现实”，是以后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桥梁。“马克思早期的这个民主概念比起马克思在《手稿》中共产主义的概念来，是建了一半的房子”〔19〕，尽管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还有待完善成熟，但并不意味着要被晚期的马克思所抛弃，因为他已经初步形成了对“民主”“自由”“政治”的独到见解，并阐释了“真正的民主制”的含义。
二 、“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 ”：质疑 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根基
5.1 轮作：重病地应实行与粮食、油料、经济作物或十字花科等非茄科作物3年以上轮作，实行与水稻、莲藕等水旱轮作更为理想。
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找到了“物质利益问题”的根源，通过对“私有财产决定国家制度”这一本质的揭示，他觉察到从前信仰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权利的虚假性，也开始对以往资产阶级国家所提倡的政治方案的深刻反思。马克思意识到人类真实自由权利的获得必须与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相联系，而这一新社会形态也必须建立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未能进入到经济学领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他只能将批判和建构的视域聚焦于政治层面，尝试建立一种与以往君主专制和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随着马克思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学视角的转换，进一步深刻地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本质和虚假权利则成为其今后研究的聚焦点。
第二，揭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如果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只能用私人利益打败国家法律的客观现实遗憾收场，这一时期他则通过大量的历史考证成功地揭示了私有财产支撑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王权、行政权的批判逐步意识到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虚假性，而深入到对黑格尔立法权的批判则引导其挖掘出抽象权利背后所隐藏着的本质，即私有财产。〔10〕马克思明确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设置是私有财产作用的结果，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权利。
第三，消灭私有财产与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马克思通过揭示私有财产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支柱作用，指明了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的虚假性。在探索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根源于私有财产之后，为了追求人的真实的自由权利的实现，马克思暗含了消灭私有财产的主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消灭私有财产，但根据他在文中对私有财产的控诉和同一时期的书信写作，可以推断马克思此时已经产生了消灭私有财产的想法)，并将其作为建构新社会形态和探寻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重要线索。
在立法权这一部分，马克思引入私有财产和长子继承制的核心概念，集中篇幅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虚假权利的根源——私有财产，并得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对长子继承制的论述时重点解读了私有财产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或‘真正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11〕，认为私有财产构成政治国家的支柱和内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始终是国家制度的根基，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封建制度中，君王的权力就是私有财产的直接体现；在现代国家中，法律则取代了君王，成为正义和民主的化身，但这一时期的私有财产仍然体现了“占有”的事实和本质，只不过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了包装和规定，“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无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12〕。马克思意识到《莱茵报》时期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实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体现为自由、平等的法律在受到私有财产支配之后成为自由主义的“空谈”，私有财产对国家制度的多重层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度因而变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使得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赋予人民大众以真实的权利。马克思从前笃信的自由、平等权利因为私有财产支配作用的确证而遭到了幻灭，他开始识破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假象，并将真实自由权利的获得与私有财产问题联系起来。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具有最抽象形式的私人任意，极端狭隘的、非伦理的、粗陋的意志”〔13〕，这种意志只规定私有财产的内容，除此再无其他。马克思在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书信中提到，“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14〕。可见，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私有财产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他也将消灭私有财产与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给予了某种关联。只不过马克思此时将私有财产视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工具，是沦为统治者特权的一种私有制度，与他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归纳的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私有制还有差距。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侧重于从政治哲学而非经济学的角度去解读，即剥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虚假权利之后，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应该建立在这种私有财产被铲除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私有财产束缚的人的自由解放的社会正是马克思此时想要构建并在以后逐步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消灭对于重获人的自由权利的重大意义，只是他还未能彻底揭示消灭私有财产与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必然联系。
第一，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虚假性和抽象性。马克思既批判黑格尔在王权、行政权、立法权上的概念颠倒和抽象逻辑，也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制度。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王权环节，针对君主主权提出了相应的人民主权的思想，他不仅强调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和黑格尔维护君主专制的保守性，同时也揭示了现有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局限性。“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是抽象的二元论”〔9〕，虽然在中世纪，政治生活就是市民生活的内容和一切现实的物质生活，但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现代发展阶段，一切国家制度和权利表现则由现实走向了抽象，真正的国家制度的回归就是脱离彼岸的私人领域的异化状态从而实现此岸的现实性和自由。马克思同样批判了黑格尔在行政权中引入官僚政治的粗陋的唯灵论行为，即将官僚政治作为政治国家借以管理市民社会以及调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它的存在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得以固定。马克思的立场是彻底铲除官僚制以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结合。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利益从古至今只是君主专权的实际结果和个人权利的抽象获得，官僚体制的在场只不过维护了统治者的个人权力而使得人民大众的真实权利成为泡影，从王权和行政权的设置来看，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暴露出权利的抽象性和虚假性。
三 、“真正的民主制 ”：马克思 政治理想的初步建构
Prediction of Vessel Traffic Flow Based on Grey Markov Model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一直秉承着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致思理路，他洞察了整个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过渡状况，还原了古典自由主义对市民社会基础性地位的重视，也揭示了作为现代性起点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特征以及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一方面还原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了理论批判的任务，“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揭露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的矛盾，而且解释这些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然性”〔5〕。马克思没有规避现代社会的矛盾，而是还原矛盾、剖析矛盾并解决矛盾，从彻底和全面的意义上还原古典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思想。还原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一种倒退，也不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单纯复制，而是为其深入理解社会现实和展开政治批判的关键一步。
马克思通过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还原，但他的思想并非只是简单的还原，而是已经兼有了质疑的成分。在批判黑格尔对立法权的论述时，马克思集中分析了私有财产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并得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的结论，逐步揭示出国家制度背后的私有财产问题，并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根基。对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关系的解读，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美国学者乔治·麦卡锡认为：“在其思想最初发展阶段，即1843年春夏际在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时期，马克思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传统继承人。”〔6〕法国学者保罗·利科则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正如人们看到的，通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进行了批判”〔7〕。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此时所做的努力并未止步于还原古典自由主义，他已经表现出了对其保守思想的批判。〔8〕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确通过还原市民社会基础地位的思想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部分理论，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均报以批判的态度，并通过揭示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受制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开始质疑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根基——私有财产。
“真正的民主制”的基础是“人民的自我规定”。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理性只是抽象的概念逻辑，国家制度只存在于黑格尔的头脑中，现实的国家制度却要求：“它本身具有与意识同步发展、与现实的人同步发展的规定和原则。而这只有在‘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时才有可能。”〔20〕“现实的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在创设国家制度时发挥的决定权，“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21〕。与其他一切非民主制不同，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始终将人、现实的人视为基础，强调国家制度的“人民的自我规定”。“人民的自我规定”体现了政治国家的本质，体现了国家、法律等存在的意义。
从年龄方面来看，年轻人更愿意乘坐飞机，年纪较大的人则更倾向于选择高铁，年纪较大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问题，不适合乘坐飞机，乘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年纪大些的人时间可能比较充足，可以花费一些时间，而不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在时间的选择方面，乘坐高铁出行的，大约选择上午这个时间段，而选择民航出行的，大多集中在下午的时间段。
“真正的民主制”的内容是具体自由的实现。为阐释真正的民主制所体现的民主内容，马克思对比了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构成。古代国家制度的内容就是政治生活，个人没有自由可言，完全陷入政治国家的事物之中。“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是国家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因此，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异化。”〔22〕进入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私人领域与政治国家分离，国家制度的内容表现为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对立的抽象的民主制，现实生活中的市民与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呈现为一种异化状态，其本质是个人同自身、同人的内容的分裂。唯有“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克服中世纪的不自由与现代国家的抽象，从而成为自由的、具体的民主制。
“真正的民主制”的形式是“政治国家的消失”。既然马克思否定了中世纪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也意味着马克思对政治、对现有一切权利的否定呢？马克思在文中已经给出了解答，“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了”〔23〕。这意味着“真正的民主制”克服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建立在新的“统一”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真实的统一，“‘政治国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而只是‘抽象政治’的终结。‘真正民主制’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政治’的存在”〔24〕。马克思在此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克服以往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大胆设想，是一种接近真理的伟大设想。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未能具体阐释这一思想，对于它的真实性和民主性还未能进行充分的说明，但已经表明了他此刻的创作动机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即力图建立一种消除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形式的社会形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意义，不仅是学界在传统视角上阐发的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向，也体现了他此时分析问题的视角转变和对新的社会道路的探索。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将问题的视角由现实质疑再次回归理论探讨，而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建构也表明其已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问题聚焦到探寻新的社会解放道路上。尽管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建构还显得不够深刻，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构建的支配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对发挥国家制度合理性的影响，这为他继续深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权利和国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交代的那样，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促使他深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探究。在探索到了市民社会背后的经济要素后，进一步揭开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神秘面纱，找寻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克思终身奋斗的目标。
注释 ：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9页。
激励教育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心理诉求，对其进行语言或是行动上的鼓励，让学生主动学习、热爱学习的一种教学方式。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得不到该有的鼓励，学习的主动性不强，教师也不能和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无法在学生心目中成为榜样，激励教育的出现，让教师重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养成了学生积极好学的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素质水平。
〔2〕〔3〕〔5〕〔9〕〔11〕〔12〕〔13〕〔20〕〔21〕〔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02、114、43、133、137、126、27、39、43、41页。
〔4〕〔6〕〔美〕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0、247页。
〔7〕〔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8〕参见邹诗鹏：《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哲学研究》2013年第10期。
〔10〕马克思为什么在批判黑格尔的立法权时提出了触及资本主义核心的“私有财产”概念，而在此之前的批判中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对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写作“立法权”这一部分时出现了创作的中断。(参见〔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68-169页)，国内有学者通过对MEGA2的解读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参见赵玉兰：《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认识——以MEGA2为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笔者认为，马克思并未出现创作的中断，私人利益与国家法律的问题早在莱茵报时期就困惑着马克思，他在1843年重返书斋就是为探究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背后的决定因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私有财产决定国家制度的本质揭示，凸显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连贯性。
政治批判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思想主题，不论是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还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权利的质疑，都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对克服市民社会私利性和人的异化问题的新的政治国家方案的积极探寻。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所推崇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认为黑格尔夸大君王权力的做法是以保守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的“中世纪的精神”；而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现代国家”也只是一种“抽象的现实”，在市民社会中，人们虽然脱离了封建等级束缚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利，但却加剧了自身的分裂和异化，马克思同样也不满于这一抽象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一方面强烈批判黑格尔的保守性质，另一方面也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权利产生了质疑，他意识到现有的政治方案无法真正解决个体的自由和异化问题，于是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即“真正的民主制”〔15〕。“真正的民主制”以人民的自我规定为基础，以具体自由的实现为内容，以“政治国家的消失”为表现形式，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形态是对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的超越，展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理想，并为其后期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1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真正的民主制”的思想，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早年没有关于民主制的思考。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在批判普鲁士的等级制度时提出要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制度，他希望用人民的普遍利益来代替官僚的特殊利益，只是马克思此时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而未能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同样受制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将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寄希望于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意识到现有国家制度的抽象性，其头脑中尚存的民主制思想遭到了幻灭，于是构建出与以往民主制所不同的“真正的民主制”。
〔16〕 〔19〕〔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7、158页。
〔17〕参见袁立国：《青年马克思论“真正的民主制”与共产主义》，《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收集实验组新辅助放化疗后患者的治疗效果、临床分期变化情况及不良反应情况；收集并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切除率、保肛率、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生活质量及生存情况)。
〔18〕参见方博：《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袁绍觉着自己兵多粮足，准能把曹操灭了。曹操也准备跟袁绍决战，但他的人马少，打了几仗没得胜。他就下令修筑土垒（），坚守营寨。袁绍看到曹军不敢出战，就让士兵们在曹营外面堆起一个一个的小土山，土山上再搭起高台子，叫士兵们站在高台上向曹营里射箭。曹操的将士只好用挡箭牌遮住身子，在地上慢慢地爬来爬去。袁绍的士兵看了，都得意地哈哈大笑。曹操忙跟谋士们商量对付的办法。他们造了一个发石机，能把十几斤重的大石头打出去。这种发石机投射大石头的时候，还“轰隆隆”地发出响声，挺吓人的，所以大伙儿又叫它“霹雳车”。结果，袁军的高台让石头打得塌的塌，垮的垮，士兵们头破血流，逃回营里去了。
喘振控制线是防喘振控制系统的基准线,一般设定在喘振线右侧5%～15%处。它将压缩机喘振线右侧的区域划分为左右两部分,即控制区域和安全区域。当压缩机运行在安全区域时,出口流量大于防喘振控制线设定值,控制器会自动关闭旁路阀BV。如果压缩机工况波动,工作点进入控制区域,控制器的输出将使旁路阀BV开大,增大压缩机回流量,将工作点拉回控制线上。
〔24〕刘同舫等：《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1.003
作者简介 ：刘同舫，《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1966年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获评“浙江省优秀教师”等。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被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发表7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74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1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4项、省部级项目11项，优秀等级结题6项、免于鉴定2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5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李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6ZZD04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汪家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