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论语派”后期的新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西风论文,变动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南移以后，上海就成为文坛各派角逐的战场，期刊杂志成为他们的主要阵地和武器，一时之间，文学期刊风起云涌，甚至出现了1934年和1935年这样的杂志年。其中，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刊物颇具影响。《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种文学期刊，正是“论语派”的主阵地。“论语派”同仁据此发布自己的理念，实践自己的文学思想。关于其重要性，有论者说：“京海两派在《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上的合流，在发展了彼此艺术上的优长的同时，在革命的三十年代，确实又发展了彼此思想上的薄弱面。”[1] 这里指出了“论语派”刊物提供的交流平台作用。这种作用，在京海不容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早已大过三种刊物刊登的美妙文字的意义。
但在林语堂看来，“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2]。他认为，一份杂志的目标，就是让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2] 他曾言：“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每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3] 由此可见，《西风》并不仅仅是“论语派”后期一个普通的杂志，同时代表了“论语派”办刊理念的一种新变动。
一、《西风》杂志
1936年9月1日，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与林语堂三人各出资200元， 创办《西风》月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宗旨，至1949年5 月上海解放而终刊，历时13年，凡118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风云变幻莫测， 政治环境极为险恶，《西风》依靠中性的杂志路线和编辑同仁的努力，办刊十余年，出刊百余期，当之无愧成为当时杂志界的翘楚。到了第118期，编者宣布重要消息：从下期《西风》第119期起，本刊将暂时改出半月刊。无奈此话出仅二十余天， 上海便已天翻地覆，《西风》这个主力介绍美雨欧风的杂志只能无疾而终。
《西风》杂志设顾问编辑和编辑。林语堂自第1期至113期担任顾问编辑，并致发刊词。林语堂1936年8月10日动身赴美，《西风》出版的时候，林语堂已经到了美国，自然只能充当顾问，但他的办刊思想却一以贯之。1938—1940年“孤岛”期间，为了应付日本人的检查，《西风》增加了英人马彬和教授为顾问编辑。《西风》的编辑为黄嘉德、黄嘉音兄弟。黄嘉德（1908—1992），福建晋江人，笔名蓝萍心、默然等，193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林语堂的《人间世》翻译美国《读者文摘》上的文章，1936年9月创办《西风》，为总负责人，1947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代院长等职，1949年解放后曾任山东大学外语系代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史哲》编委等职。黄嘉音（1913—1961），走的是与黄嘉德一样的求学道路，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过读的是历史系，因为兼修过心理学和新闻学，并且中英文功底同样深厚，于是在黄嘉德创办《西风》月刊时，他担任了编辑兼发行人。
《西风》是类似于美国《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常设的栏目有：冷眼旁观、雨丝风片、专篇、长篇连载、妇女家庭、传记、军备战争、社会暴露、科学·自然、心理·教育、名人隽语、西书精华、笔花、卡通等。“冷眼旁观”多为编者对世事的小杂感，“雨丝风片”则三言两语介绍各种消息。“专篇”是编辑部为文坛名家专设的创作栏目，老舍的“英伦回忆”系列、沈有乾的《西游记》等在此栏发表。“西书精华”是一个书评栏目，介绍欧美的新近著作。其他众多栏目则选译欧美杂志文章，分门别类。正如老舍所言，“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猫狗的寿数，都来介绍”[4]，可以说，《西风》是杂的。正惟其杂，刊物才体现出雅俗共赏的特色，读者群体也就日益扩大，从而使得《西风》很快成了名刊。
《西风》的读者众多，但它的作者群体却有些圈子化。主要撰稿人有林语堂、老舍、黄嘉德、黄嘉音、沈有乾、徐訏、罗道爱等编辑部的友人，以及林语堂的子侄林疑今、林如斯、林无双、林太乙等，这些人中英文水平都极为优秀，或作或译，是《西风》的中流砥柱。当时文坛的一些名家如周作人、冯至、谢冰莹、李金发、毕树棠、苏青、萧乾、冯亦代等也各有篇什，维持了《西风》较高的水准。
《西风》创办之后，一纸风行，第1期就印行4000份，以后基本固定在2万份左右。合订本也是一印再印，3年之内，第1集13次重印，第2集10次重印。1938年9月16日，西风社出刊《西风副刊》，也是月刊。办刊方针、编辑群体、栏目设置等均与《西风》无异。《西风》每月1日出版，《西风副刊》则每月16日出版。所以，《西风副刊》创办以后，《西风》实际上就成为了半月刊。而半月刊也正是林派杂志的特色，“半月刊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阅看两小时”。[5] 林语堂就认为“一般性的通俗文史杂志最适宜是半月刊”[6]。《西风副刊》出至1942年1月，共出44期，上海全面沦陷后，随西风社的其他杂志一起停刊，战后没有复刊。
二、办刊宗旨的模糊化
正如前言，综合性的《西风》杂志与文学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一道，构成了“论语派”的主要阵地。林语堂坦言：“《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3] 可以看出，综合性的杂志《西风》并不是独立于“论语派”刊物体系之外的，而是与之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论语》到《西风》，从文学到非文学，清晰体现了“论语派”后期办刊方针的新变动。这种变动在《西风》上面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办刊的宗旨由显明变得模糊，二是刊物内容的定位由“读者式”的精英文本转为“生产者式”的世俗文本。
作为有着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英文人，林语堂与《语丝》同仁分道扬镳后，开始独自寻求自己的文学理想，其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办刊。他一反《语丝》那种没有中心随意而谈的刊物方针，在《论语》创刊伊始，就把“幽默闲适”作为刊物的宗旨，提倡抒性灵的文风。认为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7]。
后来刊物被人掣肘，林语堂与徐訏、陶亢德三人又创办了《人间世》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写到：“《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推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8]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8]，而“现代刊物， 纯文艺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8]。所以要特创一刊，提倡发表， 为来源于中国古代性灵文学传统和英国essay风格的小品文摇旗呐喊。
其后一年创办《宇宙风》。林语堂对于当时“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的文坛风气极为反感，认为他们“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整个文坛为一种不着边际的空谈所笼罩，痛感“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于是明白地宣布：“《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9]
从以上三个刊物的宗旨可见，“论语派”刊物的方针其实一直都在走一条宏阔的路线。从提倡一种写作风格，到提倡一种文体，再到反对一种虚伪的文学现象，刊物的宗旨越来越宏阔，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但尽管有着一种模糊化的倾向，这三种文学刊物却还是保留着明确的宗旨，彰示着一种内在联系的文学理念。正由于此，林语堂及其同仁才被称为“论语派”，并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纯文学一道，被视为《语丝》同仁分化后形成的三极。可是到了《西风》，“论语派”的刊物理念就彻底淹没在了纷繁的杂志内容中，以往那种预设宗旨的办刊理念也近乎不存。
《西风》的发刊词中，林语堂对比了中西杂志的优劣，认为中国杂志无论在取材、文体以及发行范围上都不及西洋杂志；同时又对中国杂志的创作群体感到失望，“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并认为“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开一路径”。[3] 遂创办《西风》，并将“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作为杂志的标语。
按照《西风》编辑的自述，这份杂志承载的功能就是翻译介绍西洋杂志文字，给中国杂志作一个样板。但细究起来，我们很难明白林语堂们到底要描绘一个什么样的图景。西洋的杂志究竟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精华，首先选择的标准就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杂志的种类极多，《西风》到底是为哪种杂志提供样板？这些都语焉不详。按照他们所列的栏目，是想做一个万花筒式的大杂烩。不论是西洋的医学、社会、生活、教育、政治、军事、文学、娱乐等哪种杂志，只要编者看上眼，都编选进来。以此来看，《西风》确是想为“中国杂志开一路径”，几乎每一种类的杂志都能在这里找到西洋杂志的范文。可是翻开《西风》，发现“专译西洋杂志文字”的刊物，在其最重要的头条栏目“专篇”中，却几乎没有西洋杂志的文字，而是编辑部的老朋友们如老舍、徐訏、李金发、冯至、沈有乾等人的创作。长篇连载栏目大部分被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以及他翻译的中国古典小品如《浮生六记》、《幽梦影》等占据。再加上“冷眼旁观”中的短评、“征文当选”中的征文、“西风信箱”中的来往信函等，同仁自己创作的文字占去了《西风》版面的十之四五，使“专译西洋杂志文字”的初衷大打折扣。译作并用、杂而不专是否是中国杂志的新途径，编者也按下不表。一向高标旗帜的“论语派”在《西风》上把自己的办刊理念彻底掩盖在了纷杂的内容之下，只能以“贴近人生”这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来宣扬自己。
三、刊物内容的世俗化转变
“论语派”的刊物之所以在杂志如林的上海滩红红火火，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的定位准确。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仅次于东京的远东第二大城市，市民团体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上海人员众多。“论语派”的刊物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市民的身上，努力把文人化的创作贴近市民的生活。
虽然编者有意识地走市民化路线，可刊物庸俗化的恐惧一直是“论语派”同仁心头的阴影。不仅追求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纯粹性的京派文人对此多有批评，就是“论语派”同仁自己，也从未放弃过大众启蒙的潜在欲望，而一直进行着对读者进行规训与提升的努力。林语堂认为，“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9]， 主张“以作者的经验，拿来与读者研究做人的道理”，还宣称“我们认定杂志除了是一种教育工具兼消遣品之外，还有领导读者的责任”[3]。启蒙者的使命感让“论语派”的文学刊物虽侧身于大众路线，却终未成为市场化的产品，并能与一些京派文人在此合流。
到了《西风》杂志，尤其是后期，刊物的内容就完全转变成了一种世俗文化。罗兰·巴特曾提出这样的概念：文本中的“读者式”倾向与“作者式”倾向。巴特认为，有这样两种读者，一种读者倾向于把文本的意义当成既成的意义来接受，这是一个消极的本质上被规训了的读者；另一种读者则不断地去重新书写文本，从中创造出新的意义。巴特主要从文学作品出发来阐释这两种读者倾向。从《论语》到《宇宙风》，“论语派”也在逐渐把读者从“作者式”转为消遣性的“读者式”的阅读群体。约翰·费斯克在巴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它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文本”像“读者式文本”一样容易理解，同时也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10] 《西风》的文本内容最大变动，在于把三大文学刊物中的“读者式文本”变成了“生产者式文本”。最能说明读者亲自参与《西风》杂志生产的，就是“征文”的举行和“西风信箱”栏目的设立。杂志刚刚办到第19期的时候，西风社就以“为实践提倡西洋杂志文体起见”为名进行征文活动，设立的题目极为宽泛，有“疯人的故事”、“私生子自述”、“我的家庭问题”、“我所见之低能儿”等四个，到后来则以“我的……”为题，内容之宏大使之近乎虚设，季镇淮的《黑儿生活断片》、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就是其中的浪花。而且刊物一而再、再而三地征文，“三周纪念”，“复刊纪念”，“九周纪念”，最后仅以“征文，再来一个”为名。对于入选之文，刊物也是腾出篇幅，杂志后期还将获奖的文章放在每期的头条位置。而在“西风信箱”中，非但可以提出自己的各种困惑，如失恋、家庭不幸之类，还可以询问健胃之道、避孕之法，也可以尽情攻击社会的阴暗面，甚至可以在此寻妻，每种问题，编者都能大篇幅回答，彻底地成为与受众互动的平台。征文活动和信箱的开设，让读者极大地参与了杂志的建设。可以说，世俗大众成了《西风》杂志另类的编辑，在这些篇幅中，是他们而不是编辑在主导着刊物的方向。不但在“论语派”的刊物中，就是在整个新文学的刊物上，读者这样规模地参与杂志，都是不多见的。
《西风》曾经说过“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决不以低级趣味的东西去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而且要“使《西风》日臻完美，成为人人可读，人人爱读，人人必读的杂志”。[3] 其实，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相悖的。读者大规模地为杂志创造“生产者式文本”，固然完成了作者群体由文人向大众的转化，但也必然使杂志转入世俗。当然，《西风》转入世俗的大众文化路线无可厚非，但“论语派”刊物观念的新变动却值得审视。
后期的“论语派”刊物，尤其是上海成为“孤岛”以后，《西风》、《宇宙风乙刊》、《西风副刊》等杂志在上海大众期刊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论语派”后期刊物理念的变动，不但是其流派自身的一个新动向，也直接或间接地规定着当时乃至沦陷以后上海文坛的大众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