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理论论文,稳定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0)01-0001-(06)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四大以来党为什么能够妥善处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根本原因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存在于整个初级阶段，关系能否总揽全局。可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即本质问题。它们的时间概括力贯穿于整个初级阶段，其空间囊括力关系总揽全局。因此，作者以为，我们绝不能仅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理解为一个政治方针，应该把它们的关系作为一个重大理论来研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及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 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所以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它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的重要内容和完善化的标志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也要呈现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对这一问题至今仍重视不够。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普遍变革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解决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将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领域中驱逐出去；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过程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历史辩证范畴，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纵向运动过程及其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和纵向运动规律被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了经典阐述。[1]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一系列书信中阐发了历史辩证法思想。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基本矛盾推动下产生和灭亡的规律。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阐发与运用，有这样的特点：从理论上讲，他们比较注重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从实践上，他们比较注重研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灭亡规律。因此，他们得出的政治结论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事业，至少是几个文明国家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重视成立共产国际来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或一个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研究的重心、政治结论的得出和革命实践特色的形成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阶级在镇压工人阶级上是一致的，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国际资本联合镇压的结果。
第二阶段：结合时代、国情、形势研究生产关系个别变革和规律。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矛盾改变了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势和客观环境，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成为可能。列宁创立了时代变迁、国情分析、对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分析的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甚至是落后国家率先变革的规律。列宁在实践中不失时机地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的生产关系个别变革规律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列宁关于生产关系个别变革规律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贡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视角重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历史纵向研究转向了横向研究，从《资本论》的对资本主义研究从世界一般转向了各国特殊，同时，开辟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从理论以时代、国情、形势为中介走向实践的新阶段。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反复论述了经济建设对于巩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从而从理论上提升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在实践中开创了以革命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概括起来，列宁一生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了生产关系个别变革规律理论，二是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聚集点从变革社会制度转移到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列宁是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建立的“过渡时期”逝世的，列宁逝世前，面对“过渡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列宁也讲过不少关于阶级斗争的话，但是，落后国家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的主流思想。
第三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率领苏联人民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纵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功过，应该说他在发展生产力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尽管他在经济建设中有过分夸大计划体制作用和经济结构方面有重大失误。斯大林的历史观的错误在于理论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他就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斯大林的理论错误从社会基本矛盾视角看，使生产力在发展中日益积累着矛盾，使社会主义失去了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功能，为数十年后发生巨变埋下了理论上、实践上、物质上的祸根。
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吸取了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矛盾的教训，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又不断发生动摇。总的看来，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在怎样认识和处理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上面毛泽东同志又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不是那么简单，其关键环节在于从理论上重视列宁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聚焦点转移的思想，在实践中则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真正把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推向第三阶段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标志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理解为是社会基本矛盾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概括。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的内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意义在于：实践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工作重心应从变革旧制度转向发展生产力、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条件的思想；克服了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动力作用的错误；克服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错误。只要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办事，就能反“左”，也能防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第三阶段的科学概括，虽然克服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社会基本矛盾上所犯的理论或实践错误，但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实践贯彻中也是难以把握的，弄不好也会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错误。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后，困扰我们多年的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如何防止片面性的问题才得以解决[2]。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其一，它反映了对事物更深层次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说，开放也是改革，所以，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概括为改革是更深刻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质是为了发展，所以，发展更能准确地表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和意义；稳定也更准确地反映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实践功能。其二，它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与层面。只有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理解，我们才能更加正确、自觉、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其三，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合乎逻辑的发展。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从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上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同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理论又深化了我们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认识，促进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实践，所以，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
二 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要发展，还表现在它使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实现了实践的可操作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和概括力，这一特点，一方面使它能在较大领域内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同实践的距离，使得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内的哲学在人们眼里具有“太抽象”、“难把握”的弊端。所以，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认识工具。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哲学庸俗化的“群众学哲学运动”是不可取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哲学的群众化、实践化即可操作性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在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实现可操作性方面的成功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改革使生产关系自身的运动和它与生产力的关系实现了可操作性。过去哲学教科书讲生产关系，起初讲“三要素”，后来补充了“四环节”，但在现实中如何把握生产关系仍使人感到有些茫然。在改革范畴面前，生产关系的性质、所有制实现形式、体制、运行机制四个层次泾渭分明，立体化、动态化和可视化了。如果联系革命范畴，人们对生产关系的把握就具体了：社会基本矛盾质变阶段，生产关系性质如果发生变革，就需要运用革命手段实现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变革。社会基本矛盾处于量变阶段，解决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矛盾，则应该通过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都进行过各式各样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实际，也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所以，恩格斯说过，应该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关于生产关系到底如何与生产力发生联系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哲学教科书往往只讲“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改革使我们明白了生产关系只有不断进行改革才能发挥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和实现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适合”。生产关系的革命可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革也可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以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的和具体的统一。改革使我们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永不枯竭的原动力和日益良好的社会条件的金光大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靠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不断跃上新的台阶要靠不断深化改革。回顾建国5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始终以改革总揽全局，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一成功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总结和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值得指出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我们树立了改革开放必然性的观点，领导我们取得了沿海地域局部和经济体制的内容改革局部的成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为我们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战略，并确立了改革的方向、方法、力度、方针政策策略、主客体相统一的观点。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之间存在改革理论、方向、性质、原则的继承性，又存在改革任务、策略、方法等方面的发展性。可见，改革在实践中又将日益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容的理论系统。
其次，发展使生产力范畴具有了可操作性。从哲学教科书上讲，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要社会从战争或革命的特殊状态转入正常状态，任何社会制度都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历史上各种制度的兴亡盛衰无不与生产力问题相联系。建国以来，我们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犯过两种错误：一是不知道发展生产力到底抓什么。50年代，我们曾经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依靠人的热情搞“大跃进”，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钢铁元帅升帐”。二是我们曾经认为发展生产力是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甚至是对立的，其认识表现就是所谓“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唯生产力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发展生产力？怎么发展生产力？什么是发展生产力？这些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却无比艰难的问题曾给我们的共和国平添了多少曲折，让人们吃了多少苦头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发展观，通过这一发展观我们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生产力问题和逐步弄清了怎样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发展观的主要观点有：发展就是实现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把发展标准从过去老是纵向对比转换为了以世界为标准的横向对比）；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就彻底否定了过去长期把发展生产力视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错误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实行“三步走”的战略（这就否定了过去“大跃进”和“洋跃进”的各种急于求成的错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就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自身规律，否定了过去经济建设中的“人海战术”错误）；发展应该体现为“三个有利于”（这就把生产力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群体和个体、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了）。[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同时，又有重大发展。从理论上讲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虽然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观点，但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一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和教育的思想，另一方面把科教提到了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邓小平同志生前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其思想含有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后，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 高质量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从实践上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打破了90年代初国际敌对势力的“制裁”和治理整顿形成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乏力，以及后来国际敌对势力反复打“人权牌”的政治压力与国内“左”右思潮错误的干扰，还有后来的亚洲金融风波，等等。总之，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在国际国内复杂环境中领导我们坚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开创着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真有“当时不觉得，回头惊一跳”之感！
最后，稳定使上层建筑的作用实现了可操作性。上层建筑分为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列宁曾经把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形象地比喻为“牧师职能”和“刽子手职能”，并指出，这两种职能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不容回避的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有组织地使旧制度和旧社会陷于“新社会生产前的阵痛”。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运行状态是应该保持稳定，还是应该允许不时出现动乱？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建国头几年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在1950年6月写作的《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就指出：社会秩序的安定是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4](P15～20)。但后来，毛泽东同志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状态也就由社会秩序安定变为了主张“乱”、“造反”，还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和教育了群众”。当然，毛泽东同志在临逝世前夕，又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正确思想，1975年文革后第一次复出，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用整顿的办法实现安定团结。后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后，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始终坚持高举安定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旗帜，同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自由化思潮和各种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运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既是各种制度的共同现象，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重要规律之一。没有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不能有规律地正常作周期自我运动。
三 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本身也有许多丰富。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宏观结构规律。波兰学者丁·托波尔斯基创立了社会有机体的宏观结构规律。这一规律认为，社会宏观系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要素，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单独存在，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联系的网。但是，宏观结构规律理论却没有解决社会三大要素是如何相互进行联系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国解决所有的问题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和发展都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江泽民同志的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社会宏观结构规律的内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基本联系网的关系。上层建筑作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功能，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理论的重要发展，这一观点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正确发挥指明了方向并规定了轨迹。
第二，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揭示了社会有机体各因素之间的共振关系。过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分析社会有机体诸因素时，比较注重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区别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矛盾斗争性关系，而对于社会有机体诸因素之间基于矛盾同一性的共振关系，特别是谐振关系注意不够。社会主义实践说明，如果忽视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共振关系，会造成工作中的各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等顾此失彼现象。只有把改革、发展和稳定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社会有机体诸因素的共振和谐振，才能如愿地达到各种工作目标。
第三，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本质还原结构。黑格尔提出了本质还原结构理论。本质还原理论揭示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逻辑。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还原结构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基本路线——实践战略方法。过去，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4](P363～375)，但是，他却制定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相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他的正确理论无法指导实践。邓小平同志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还制定出了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使我们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但是，在实践中怎样才能正确地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又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有“笼鸟论”的观点，也有“说来说去还是抓经济”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基本路线转化为实践中的战略方法。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这一飞跃和转化。十四大以来，我们面对的形势更复杂了，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了，但是，我们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大了。
收稿日期：199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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