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阳春[1]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揭开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序幕。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外部条件推动和本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内部因素诱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虽然这些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内容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来降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都是将国内银行业的民营化作为其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国对制度转轨和改革的知识存量的有限性,并且基于“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应具有高度的审慎性这一命题,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作为金融核心的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滞后的。当金融自由化、银行民营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国内经济学界也展开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本文以制度变迁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质的揭示,发现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不是政策设计所能够完全左右的;没有认识到,或者是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是既有的关于该问题的诸多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的原因之所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力图揭示在我国一直以来的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环境下,民间资本逐步进入银行业现象的制度基础和制度变迁动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均衡的分析方法描绘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路径,并探讨既有变2迁的制度绩效、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努力现象、金融努力的约束及异化问题和未来变迁的路径和风险防范。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本文的研究不仅通过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案例检验了现有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假说,还从该案例中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考察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问题,揭示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现象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使得相关的政策建议更具有参考价值。Ⅱ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既有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博弈均衡和供求均衡分析),揭示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对既有制度变迁的得失进行规范分析,最后得出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及风险启示。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整个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后依次介绍了论文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制度变迁理论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因此本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的研究是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展开的。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变迁的分析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进行的,因此本章首先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既有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述评,以找到本文理论研究的起点,并指出了后面各章将使用的主要理论方法。另外,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是处于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而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变迁又是处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它们相辅相承,相依相存,不可割裂来看待,因3此必须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相关制度变迁放在中国金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样才能真实地体现出该制度变迁的根源、本质特性和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关联性。因此在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回顾之后,本章又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事实的理论解释做了一个简单回顾。第三章,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的产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考察,并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仅仅是转型期的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放在制度的“需求——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系统地考察,分析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状况,并着重研究该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是如何引起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最后得出本章的结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常态,而制度均衡就象帕累托最优一样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变化,使得制度总是以非均衡的态势存在,这种非均衡的态势正是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从…→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持续运动过程,而制度非均衡的轨迹也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轨迹。转型期
邵长毅[2]2000年在《经济转型期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80年代以来银行危机频繁出现，银行体系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银行体系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也得到广泛的关注。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由于银行体系对资源的误配置。如何确保银行体系在稳定的条件下实现优化的资源配置，即使在金融、经济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其也未曾避免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大的风险，而且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金融的压力，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大国，中国如何在既有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在分析转型时期我国银行业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动态考虑经济转型、开放的条件下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根本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并以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全文共分九章，在第一章的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分析框架和研究主线。笔者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积累了很大风险的银行业面临转型和开放的两大挑战，而且转型与开放相互作用，中国的银行业运行的环境将更加复杂。提出了短期通过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银行体系稳定、长期通过培育完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以根本提高银行业竞争力的建议，并强调动态地管理银行业风险，既考虑在经济转型背景下银行业发展的路径依赖特性，又注意市场化、开放进程的推进（突变）对银行业的影响。在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当前银行体系的状况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潜在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银行体系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化解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在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银行风险进行描述以后，分析了转型时期的银行业的体制性风险。在全面描述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类型的金融风险，并提出化解风险的综合措施后，集中研究了转型时期银行业的体制性问题，从八个方面讨论了转型时期经济运行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考虑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所占的绝对比重，认为管理国内如此庞大的储蓄以及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的需要使中国的银行体系变得非常重要。对国内的资源管理不善导致低效率，对外国资本管理不善导致资本回流、外汇流动性不足从而引发危机并导致深重的杜会、经济后果。对此亚洲金融危机已有了生动的教训。虽然实体经济部门存在不可预见的缺陷，但银行体系的作用在于可以从初始的存量以及新增流量上控制风险，所以完善的银行体系尽管不可能绝对防范风险，但可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并且有效地分散风险，从而可以减轻冲击的破坏作用。而存在严重缺陷的银行体系的只会加大风险。通过分析中国银行业渐进市场化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在对比不同银行体系的效率、不同银行体系抵御外部冲击以及发生银行危机后的恢复稳定的路径后选择了以市场融资为中心的改革方向，并在椎进银行体系改革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化解银行体系风险、提高银行业竟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在对银行业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卜，认为中冈银行业已出现系统时风险，但中国转型期间特殊的经济环境为化解银行业风险创造了有利条什，如措施得力不会出现银行危机。然后从中资银行风险。银行业的外部环境。银行业风险恶化的几个途径等角度对银行业风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综合分析影响银行业风险的各个因素基础上研究了中国银行业风险发展的趋势。在第三章对银行业风险分析的基础卜，第四章提出了化解银行业的风险、推进银行业重组的措施。鉴于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国有企业、银行体系的特殊关系，改革的关键在于界定、明确关系，建立市场规则、市场约束，致力于建立正常的信用关系；推进中国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银行重组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根据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应采取银行重组的特殊方式，即成立资产公司、以帐面价值接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财政最终承担损失的方式消化国有银行的历史负担，建立政府可靠的信誉。通过对国有银行加强考核、建立可信的市场约束，推进其进入改革、发展的路径。同时对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债权以债权转股权的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减轻其过多负担，推进国有企业进入发展的路径，逐步培育正常的银企关系。但是牵涉银行重组的市场技术是按商业化经营的银行所必需的，只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及出于操作和推进重组的紧迫性而省略了，以后我们要提高识别风险、测算风险的技术，加深对风险本身及发达市场国家风险管理模型技术的理解，有效地控制风险、锁定风险，尤其要注意加强对银行家、经纪人和共同基金管理人员的培训，才能在金融开放中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关于银行重组的过程，笔者强调了两个关系一暴露潜在风险以及处理风险财政和货币手段，最后提出了防范风险的总体思路。 在提出短期防范风险措施
张雪强[3]2011年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的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世界各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和大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时间,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成为金融业界和理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我国,发生风险和危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没有合理的淘汰机制,一直处于“难以退出”的境地,银行业市场上的经营效率低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上处于受制状态。在国际、国内银行业市场环境下,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除导论与结论部分外,共由六章内容构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此部分的内容由论文中的第一章构成。从市场退出这一经济学上的现象分析入手,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重点结合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视角建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的理论体系。在该部分中包括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这一命题中的几个关键的概念进行界定,着重在对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得出结论。该部分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借助理论分析的途径,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现实基础的分析,此部分由论文的第二章与第三章构成。该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这一市场经济客观现实的解析,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研究的现实基础。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原因、风险类型和市场退出方式的概括性研究。这一部分中区分了常态环境和危机背景两种情形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常态环境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反映的是金融业市场上的一般性规律,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进行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分析。金融危机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和时期,此时的金融业市场具有特定的矛盾。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着特殊的系统性风险,而且金融危机加剧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情形的严重程度,对危机时期如何应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问题上,比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金融常态时期有所不同,要突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性。这一部分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常态环境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主要内容的分析,找寻解决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和危机的基本路径。通过分析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特点,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处理的基本思路和最佳方式选择,保证在及时应对金融危机破坏性的前提下实施市场退出处置银行业金融风险。第三部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分析与阐释,该部分由论文的第四章与第五章构成。任何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律制度都有其基本的架构,即法律制度具体的内部结构。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涉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具体的部分法律制度所应有的制度框架和具体的法律制度内容。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是设计和安排具体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是所有法律制度都应该具备的形式理性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了立法的理念和诉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在立法理念、诉求和基本原则基础上具体的权利义务主体、内容和违反法律制度规定的义务所应承担法律责任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阻碍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关键是对债权债务的处置和有关权利人的利益保护。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最主要的是对以存款人为主的债权人以及各类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进行保护,避免因为市场退出而对他们的权利造成损害。分析和研究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通过建立相关的制度体系,以便对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顺利的市场退出提供各种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涉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制度、利益相关人保护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此部分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制度的基本范式研究,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建立形式理性上的基本模式,以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符合具体法律制度所应有的内容体系和完整结构。借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相关利益人保护、最后贷款人的贷款、存款保险,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提供各种有效的保障制度体系,尽可能地减少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发生以及市场退出带来的利益损失。第四部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完善,本部分内容由论文的第六章构成。任何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分析,都是为了能够对中国的有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帮助。本文的研究最终也是为了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作出一定的设想和法律制度完善上的建议。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目前实践发生的中案例较少,但并不表示我国不需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相反地,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和相关制度并不健全,成为我国有效地处置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其实施市场退出的制度上的瓶颈。在这章中主要考察了外国金融发达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及其立法的发展状况,并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和实践中发生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我国实践和立法中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有关建议。该部分内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发展与实践的考察,找出实践中我国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我国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的不足之处,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力图通过提出对相关法律制度内容上的建议,完善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
曹元芳[4]2008年在《经济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该文选题是基于国际金融界的教训和国内金融界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主要研究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对象是广义的金融道德风险。从对国外道德风险、金融风险前沿理论、模型的研究入手,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委托代理模型等现代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国外防范和治理金融道德风险经验做法,为我所用,从而对我国金融运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重点是研究防范我国金融道德风险的机制设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设计的防范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旨在构筑防范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的两道“防火墙”,达到维护金融稳定,保持金融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国外和国内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论文对如何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提出自己的思考。第一,设计了两道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防火墙”,一道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微观机制,另一道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宏观机制。第二,构建了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多目标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从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经营目标、行政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目标三个目标间相互独立与依存角度,对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的经营代理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提出防范金融机构经营者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比较贴近我国的现实。第三,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金融道德风险,填补了我国金融业自身道德风险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章和杰[5]2002年在《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论文的研究背景是中国正处在溶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入世后的3～5年、最长在10年左右的金融市场化的过渡期中，面临着开放市场与维持金融稳定的矛盾。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经济体制尚存在的较严重缺陷，中国政府如若对开放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矛盾处理不慎，极易导致货币危机，进而转化成金融危机，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金融服务贸易占有很重的份量。而在金融服务中，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承诺最为彻底，简言之，在2006年12月，外资银行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银行享有同等待遇。在狼来了的时候，中国金融业(本论文主要讨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汇率制度、金融监管等)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本文通过采集国内上万个有关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环境等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建模处理后，经与曾发生过金融危机的有关国家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研究后发现，中国在国内金融市场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央行监管、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的金融制度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金融风险很大，存在着发生金融危机的较大概率。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与国际经济没有充分接轨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经济制度象一个屏蔽罩，既罩住了国际游资的攻击，也保护了内部经济、金融的严重缺陷。当务之急是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改革路径。 因此，论文的目标是探讨在开放条件下，充分厘清中国金融制度产生风险的机理，找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改革路径，使得中国政府在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同时，对经济进行适当调控，在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同时，确定经济合理的开放状态，并解决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切实降低金融风险，实现内外均衡，保卫国家金融安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金融的前沿课题，而且对中国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文的结论是：亟需建立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并寻找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基本金融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健全，(基本上是)固定汇率制会促进金融恐慌，增大金融风险，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推波助澜作用，资本市场的较大风险助长了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滞后的金融监管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并提出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路径如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央行监管的改革路径，资本市场的改革路径。基于上述改革路径，构建了中国在转型经济中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的可行框架。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 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一 论文采用的方法是以实证分析为主，辅之以逻辑分析。 本论文除导论外，共分10章。 第二章 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与模型评述 通过对西方货币危机模型、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文献的综述，得出中国金融制度在溶入WTO金融服务框架的过程中，亟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预警模型，以便随时关注中国金融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深入剖析中国金融制度弊端、产生的原因和为探索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路径提供依据。 第三章 中国金融系统风险预警模型及实证分析一多因素层次模糊综合评判 首先，按系统论的观点，该模型的参数不仅应该涉及经济、金融方面的数据，还必须涉及政治、法律、文化、信用等方方面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定量的经济、金融数据，也有定性的政治、法律、文化、信用等数据。基于此，笔者采集了5千多个基本数据，经过分类、整理、归纳等，归并成几张表。经过构造数学模型、并经计算机运算后，得出中国发生金融风险概率图。 从总体上看，除 1993年外，中国金融系统从 1991年到 1999年处于“基本安全”和“有风险”的区间运行，而在1991～1993年，金融风险趋于增长，即从54％增长到66％；1997～1999趋于下降，而尤以1993到1995年下降较快，这和国家3年治理整顿的时间基本吻合。其次，从微观上进一步分析，即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企业负债率、股指波动风险、市盈率等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则可发现影响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微观金融系统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偏底、不良贷款高企、资产收益率低。而中国金融整体上没有进入“有风险”和“较大风险”区间运行的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及与国际经济没有充分接轨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经济制度。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的原因又主要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较高直接有关；其次表现为股指波动激烈、市盈率偏高。构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变化曲线”和“企业负债率、股指波动和市盈率风险变化”两条曲线的因素对中国金融风险变化的作用力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在中国金融风险因素中起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 构建了衡量中国金融风险大小及预测中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及分析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模型。 第四章 曾发生金融危机的部分亚洲国家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 在分析了亚洲模式的特征和亚洲
李晓庆[6]2016年在《经济转型期小额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这就要求与之配套的金融制度的更新换代。在资本与普惠金融的双重呼唤下,小额信贷制度应运而生。本文将以法理学为依托,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剖析小额信贷制度存在的风险,解读现有小额信贷法律监管模式,并在人权、效率以及普惠金融理念下探求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小额信贷风险防范机制。为防范风险,在开发小额信贷催收系统的基础上,行政规制必须有管有放,放开利率,优惠税收。配合着分级监管,小额信贷产品的消费者要树立维权理念,而我们的社会环境也必须从外部发力,配套的数据支撑,合理的舆论引导都大可降低风险。纠纷的发生是必然,行之有效的司法解纷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作前提,专业的金融仲裁委为桥梁,民事法院规划专门的解纷流程,刑法最后兜底,那么纠纷的妥善解决也就随之成为必然。总而言之,我们从不避讳小额信贷这一新生金融活动存在风险的客观事实,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风险背后巨大的制度功能及社会效益,因噎废食不可取,裹足逡巡不可效,在充分认识风险并遵循合理防范机制的前提下,小额信贷定能发挥巨大的经济及社会功能,不但完成扶贫减困、活跃融资的目标,更为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添砖加瓦。
王委[7]2009年在《湖南邮政储蓄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改革转型进程中的湖南邮政储蓄银行来说,资产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在风险管理方面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根据国内外金融理论与实践对银行操作风险的研究结果,结合湖南邮政储蓄银行业务发展和管理现状,从操作风险的人员、流程、系统以及外部事件等因素,以及合规文化等方面对湖南邮政储蓄银行操作风险管理进行客观地分析评价,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操作风险管理建设目标,并认为湖南邮政储蓄银行应根据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内部控制、流程管理、人员管理、合规文化建设以及信息系统等方面着手进行风险防范,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和金融企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操作风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实现湖南邮政金融业务的规范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逐步将湖南邮政储蓄银行建成一个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营运安全、竞争力强的现代金融企业。
吴凡, 卢阳春[8]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金融努力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努力模型是分析金融努力行为的重要工具。本文在对既有的金融努力模型进行理论拓展的基础上,构建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金融努力模型,并运用该模型中的金融努力资本扩展线的构成与变动规律,分析了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动因、制约因素、特殊风险与治理对策。
吴晓轮[9]2012年在《中国银行业信贷道德风险及其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起源于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研究,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而不再囿于其原初领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再一次让“道德风险”风靡全球。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心态已在悄然变化,伦理冲突日渐凸现,道德风险事件屡屡发生,在银行业信贷业务活动中尤为突出。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可能做出不利于他人的不易为人发现的隐蔽行为,往往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违反法纪约束、道德规范等风险行为。在我国银行业信贷活动中,借款人、银行从业人员、信贷监管人员以及信贷机构、信贷监管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选择道德风险行为,集中表现在信贷市场信息失真、信贷个体失信、信贷机构失节、信贷监管失灵等方面,从而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不良贷款问题、社会信贷腐败问题、社会信用体系脆弱问题等,并最终危及银行业的系统性安全。资金的融通即意味着信用与风险的存在,以信托责任为灵魂的银行信贷业务,所经营的正是信用与风险。信贷道德风险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主要是源于主客观状态下道德主体的价值选择：主观上根源于信贷个体德性的缺失,客观上根源于信贷个体德性养成的社会道德文化氛围以及信贷制度伦理设计及其监管的缺陷。有效防范银行信贷道德风险,既需要设计出一套以信托责任为核心的外部伦理约束体系,又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确保其有效执行,尤其需要使外部约束内部化,即使信贷行为主体养成一种合伦理的行为习性或道德品性,进而使其能够做出合乎伦理的决策行为。由此,一方面,需要有效运用各种外控手段,发挥伦理规制的调控作用,重点把握监控环节、健全信贷监控体系、完善信贷人员的道德管理,通过伦理立法、制定伦理法规、加强伦理监管、形成道德规范等方式促成道德主体形成负责任的伦理决策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运用各种内控手段,发挥职业培训、道德感化、公众情感融入、价值观念植入、个体品性塑造等内控方式的软约束作用,通过银行道德文化建设、职业道德建设、行业文化氛围营造等形式积极引导、教育信贷主体道德内化,使之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实现的道德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尽力地保持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使其每个因素都能相互融通,形成最大合力,从而最终将信贷道德风险消解于无形。
齐美东[10]2006年在《中国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构建寡头银行和中小银行大中小共生的有效竞争的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本文以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史为脉络,回顾不同理论派别研究市场结构的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加以评价,比较分析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不同状况及其借鉴意义。从制度层面阐述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历程,实证地研究了中国银行业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指出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的动因在于产权变革。为重构和完善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加快银行产权改革,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化产权结构的转变,建立多元化、股份制的产权制度;鼓励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集中度;构建有效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扩大中国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的产品差异化;提高中国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研究[D]. 卢阳春.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2]. 经济转型期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范[D]. 邵长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3]. 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研究[D]. 张雪强. 西南政法大学. 2011
[4]. 经济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研究[D]. 曹元芳.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5]. 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D]. 章和杰. 浙江大学. 2002
[6]. 经济转型期小额信贷风险防范机制研究[D]. 李晓庆. 烟台大学. 2016
[7]. 湖南邮政储蓄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D]. 王委. 中南大学. 2009
[8]. 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金融努力分析[J]. 吴凡, 卢阳春. 财经科学. 2005
[9]. 中国银行业信贷道德风险及其防范研究[D]. 吴晓轮. 中南大学. 2012
[10]. 中国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研究[D]. 齐美东. 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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