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历史研究有下列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 ，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大概是一般的人们、甚至是许许多多历史学家谈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 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 单化类比的、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确实的形成 原因，更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 现 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兰克当作根本的历史哲理来强调的个性与共 性的有机统一，[1]；[2](pp.4—10)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 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 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现实。在前一种经世致用史学 当 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学”、“御用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可谓最低劣的形态，还 有着比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许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 的权威形态，那就是多少随意地调度或拨弄史料和史例，以便发现、论证和例解“科学的铁 律”。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影响（甚而声誉）显著超过克劳塞维茨的19世纪军事史家约米尼，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其笔下，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居然失去了同旧制度下七年 战争的巨大实质性区别，而对所有这些战争进行研究的动机和结果，是搞出寥寥几条他所称 的“不变的战略科学原则”，以便用于无论何种战争。[3]在马汉的海权史当中，对史料和 史例的拨弄导致了例如极严重地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的意义，甚至达到了被他 本人当作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向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公开倡导的地步。[4]所以如此，是因为这 位相信“科学铁律”的经世致用者要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同这些人相反，修昔底德那样的伟大史家从对于历史严肃认真的探究 、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通过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博 大精深的论述，他体会和提炼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政治对于对外政策 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的性质和行为特征、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及其 成败原因等等。[5]；[6]；[7]而且，他展示出来的国际政治机理是那么丰富，那么“非规 律化”，以至当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仍盛赞其“复杂的现实主义”(the C omplex Realism)，认为它优于此后近二千五百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思想脉流。[8]还有兰克。这位现代历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 强》之中，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划时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趋势，那就是先前两 百多年里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的模式，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扩散的趋 势。但是，也正是在这总结历史、启示未来的雄文的结尾部分，他极有力地强调了那个与简 单化比拟和机械性类推正相反对的哲理——绝对的个性与相对的共性的有机统一。[9]；[2] (pp.7—10)
“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interest或intellectual pleasure)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之一。尽管这并非物质利益至上论者或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管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团 或本阶层，还是指本民族、本国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认，却是一项不说自明的常识。 正如利益考虑虽然极为常见并且通常至关重要，却不能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样， 经世致用决不能概括历史研究的所有基本动力。大致而言，这里所说的智识兴趣分为两类。 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阴谋史学”、“英雄 史学”或“偶然性史学”等等，便是其中较低劣的例子。另一类智识兴趣，是以认知事态本 身内在的机理、特别是那些同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理为主要目的，再加上对丰富生 动 的历史悲剧、喜剧或讽刺剧的“鉴赏”。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需要有价值取向和置身处 地式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实上也大都有归属或倾向于本集团、本阶层、本民族、本国或本文 明 的好恶和利益关切。但尽管如此，有如站在“上帝”或“外星人”立场的那种超脱（或许也 可以说，站在宏观历史和人类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种超局部、超时代意识），至少有时是需要 的和可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离不开这种超脱，司马迁的《史记》应当说也是 如此。取小者而言之，当代美国的头号德国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戈登·克 雷格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阅读外交文书的乐趣》，略为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史学家才能写 出的佳作。[10]这样的智识兴趣并未妨碍（或许还促进了）他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的 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抨击。要达到很高层次的超脱，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多噶 精神”：具有极明确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勇敢、坚 决地揭示了将导致本阶级衰落的一个法则——利润率倾向下降，从而被马克思誉为“这是斯 多噶精神，这是容观的，这是科学的”。[11]历史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最高主题，也许可以用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一语来表述。这里的“天”可理解为必然性，“人”大概可以理解 为偶然性和主观选择。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哲学中的必然与自由（命运与 自由）的关系，或曰历史的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第三类基本目的——人类自我认识，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 于自身的意识和认识，它也可以称为人类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ying)。人与动物的 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此，人作为群体与个人的基本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现代史上，有两种探 求人类自我认同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世纪兴 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派那样（当然也同自然法信仰者与经典现实主义者那样）规定人 ——说到底多半是个人——的先验的本性，历史主义兴起后则越来越广泛地以历史进化、历 史 展开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的演化（注：参见Friederich Meinecke,Histori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对于这部经典杰作的一项高水平的概述和简要评价，见 W.Stark’s Introduction to Meinecke,Machiavellism,pp.xxxvii-xli.）
。它虽然会因为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对历史的实际进 程产生重大影响，但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旨在经世致用的努力，而且也不同于旨在智识兴 趣的那种局外和超然的观察。它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一种自省，而历史学家 在这自省中充当着这样的人的主要代表。在现当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及其种种经济、政治和 精神文化效应自19世纪中期起在全球广泛扩散以来，探寻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 演化大致意味着三件事情，或者说包含着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面：(1)全球史意识和全球 史眼界，这在全球性国际和跨国交往急剧增进的晚近半个世纪和未来岁月里尤其重要；(2) 对于各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人类基本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个性的具体和深切的理 解，其中包括对于此等群体关于自身历史个性的自我认识的理解，因为这种自我认识构成其 历史个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和塑造力量；(3)对于“智识兴趣”范畴内丰富多彩的偶 然性、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连同对于这些要素与必然性、命运和历史深层大力量之间 复杂关系的追索，而这追索要不致成为过度自信和缺乏自我怀疑精神，就必须明白这复杂关 系永远无法解释得“水清见底”。例如我们要理解20世纪世界史上最大的事态之一——苏联 的瓦解，就需要有上述所有三个基本方面，而就目前的理解水平而言，尤其需要的是全球史 意识和全球史眼界（参见在这一方面一项比较杰出的思考：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I 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International Security,V.16,No.3(Winter 1991/92).）
二 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无论是经世致用，还是智识兴趣，或是人类自我认识，都决定了宏 观思考至关重要。与那些过于浅薄、低劣、狭隘和先验规定式的旨趣不同，所有要达到深层 历史经验和事态内在机理的研究，都必须或明示或隐含地多少超越微观探究层次，进至运用 较大尺度的比较、联想、抽象和总体性想像等思想方法的宏观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甚或主要的手段。微观探究当然也非常重要， 并且在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之外，同样还需要非同小可的才智。然而，微观探究本身毕 竟是历史学家一项起码、而非高级的功能，它所要还原的“真”，只是本质意义上的“真” 的局部和表层。它的局限性在于，即使假设它使人看到了所有真实的细节，也远不等于使人 把握和理解了这些细节的总体融合构造以及它们互相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一位宏观思考意识 强烈的历史学家仅略有过分地说：“历史并非只是细节的堆积，正如（法国名胜）夏尔特尔教 堂并非知识石块的堆积一样。单独一块块石头在夏尔特尔教堂里算不上重要，细节在历史中 也 算不上重要。”[12](p.6)因此说到底，尽管微观探究构成史述的基础和史论的前提，而且 每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有能力进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工作，并且从此开始其研究生 涯，但若没有作为宏观思考根本特征的广阔眼界、总体性想像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联想 ，“历史就没有涵意，就是一堆互相无关的事物组成的混乱”。（注：19世纪初期的大历史学家基佐强调，格外关注个别细节的历史考察，在价值甚至真实程 度上不如那种就“决定世世代代命运和特征的重大事态”所作的历史考察和大思考。见Fran cios Guizot,Historical Essays and Lectures,edited by Stanley Mell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p.7-8.）
；[12](p.5)从这个角 度可以说，宏大的眼界、想像和思考是第一位的，而原本意义上即狭义的研究(research)是 第二位的。总之，关于一个个具体史事的实在探究虽然是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但 不能代替关于历史过程和状态的宏观思考。后者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 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意味着揭示历史事态的深层含义，甚至也意味着史述本身的简练明晰。 [13](p.68)与此相关，那些一流历史学家（尤其在高度发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学术生涯“模 式”，揭示了历史学者一般应瞄准的学术发展道路。他们大都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些年里 ，接连 从事少数几项博士学位论文般的专题研究并予以发表。然后，他们便基本上不再写作此类原 来意义上的专著(monograph)，转而从事以宏观思考和综合为根本的“大学问”，其成果主 要包括具有较独特的视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鲜明的个人文风的概论性史书和论文、随笔、 评论以及演讲，有些还在学识造诣炉火纯青之后写作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简言之，这是一条 从微观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观探究而达到高水平宏观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
如上所述，宏观思考的根本特征在于广阔的眼界、总体性的想像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 联 想。因此，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可以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以概念化(conceptuali zation)和概念规定(definition of concept)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宏观、简洁和 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否则，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就不 会见于现代甚或当代以前的众多世纪，而事实上它们在那些世纪里远非罕见。但是，理论（ 特别是其概念和模式）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毕竟有优越的启示、“定焦”、梳理、总结 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研究得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所谓启示和 “定焦”，首先是指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但很容易被集中关注 具体和局部事态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方面。换一个角度说，用理论来对照 ，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和阐释是否足够周全。[13](pp.52—68)理论的启示和“定焦” 功能 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和教导历史学家去洞察、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 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快捷得多。否则，他们不容易、甚至往往 少有可能拨开纷纭繁杂的表象来确定关键所在，并且不为大千世界乍一看来的流动不息和自 相矛盾所困惑。例如可以认为，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 世纪里国际政治若干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 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14]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 有时可以提示历史学家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而国际社会学说和与之有姻 亲关 系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理论，或许有希望导致一种卓越的新型国际关系史（注：国际社会学说和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分别为：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 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国际社会学说 已在从古到今国际社会的演变、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等方面有 其初步的独特成果。）
理论的梳理功能很容易理解：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 、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来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 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学家能够或 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历史的内在秘密。由此，历 史的本质涵意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多少是朴素的历史认识便升华为 对于历史哲理的深切领悟。最后，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来看，理论性的概念和 模式还大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持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 的实践影响。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约和凝固作用 ，那么史家通过故事般的具体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 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修昔底德 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 缘由，这在17世纪经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演绎和系统论说（注：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
，几百年来不知影 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亨利·基辛格在其历史论述 和理论性思考几乎平分秋色的成名作——《重建了的世界》中，塑造了“绝对安全”、“相 对安全”、“革命国家”、“国际合法性”等直至当今仍在被广泛使用的概念，[15]从而大 有助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欧洲协调”的主要历史经验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在保罗·肯尼迪 那几乎空前流行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中，关于经济、技术发展之国际格局变动效应 的历史/理论模式，连同“不平衡成长”、“相对实力”、“过度伸展”、“中等列强”之 类概念和术语，对推广五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基本教益起了重要作用。
三 理论化的基本种类和形式
历史思索和论说的这种理论化可以有两大种类：(1)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2)理论性的创 造式宏观思考。前者要么是用某一已有的理论或理论模式作为惟一或主要的框架，在其内有 机地认识、组织和展示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其内在逻辑，要么是更高明地将某一现成的理论观 念当作更笼统、因而也更留有余地的范式和红线，在其指引下达到同样的目的。无论如何， 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有其显著的俾益，即统一、明晰、简练、便捷，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比较 片面、拘谨、甚或多少是牵强附会的弊端。当今最负盛名的美国外交史和战略史家约翰·刘 易 斯·加迪斯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漫长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便是这方 面的一个范例（注：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 national System,”in idem,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5-245.该文明确地依据国际政治理论中 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很好地体现了连贯运用现成理论的俾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其弊 端。
）。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对历史学家的理论思想造诣和经验一般有更高 的要求。它以博采众长、有机揉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为理想特征，同时不失连贯、 明晰和深邃。经典名著《不牢靠的平衡》在这方面可称登峰造极。其作者、20世纪德国最重 要的 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德约揉合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 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这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决定性发展），异常 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16]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 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加迪斯的战略史/战略理论名著《遏制战略》，[17]则提供了这 类思考的另两个杰出的范例。
与理论化的上述两大种类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化的形式。有一类形式近些年来在 历史论述中不时可见，那就是理论棱角显山露水，概念模式晦涩生硬，“科学”模仿弊病丛 生。与此相对的是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形式，即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 重历史—哲学思考为特征的经典方法，而非迷信和滥用社会科学（注：对经典方法的经典界定和对过度依靠社会科学方法的经典批评，见Hedley Bull,“Inter 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V.18,No.3(Apr i l 1966),pp.361-377.）
。对理论的本性做过长时 间艰苦思考的克劳塞维茨总结道：理论“导向密切地熟悉主题。就经验而言（在我们这里亦 即就 军事史而言），它导向彻底熟悉经验。它靠这一目标越近，就越是从科学的客观形式进 至技能(skill)的主观形态，越是在那些依照事理本身仅仅由才能(talent)而非其他来决定 的领域证明自己的有效。事实上，它将变成才能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于是，理论成了任 何想从书本里来学习战争的人的一个指南。它将照亮他的学习道路，便利他的进步，训 练他的判断能力，并且帮助他免入陷阱歧途。”[18](p.6)理论应当争取“从科学的客观形 式进至技能的主观形态”，应当成为一种艺术或内在的“才能”。这真是至理名言。
四 重视和善于从事当代史研究
在全球及其各大区域而非单个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当代史”从时间上说是个笼统和具有 相当大伸缩性的概念。其终端不说自明，那就是现在，但其始端却殊难斩钉截铁般地断定并 形成普遍的共识。例如当代国际关系史或可认为始于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然而说它始于第 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甚或始于（如巴勒克拉夫所云）20世纪初年，也大有道理。不过，对这乍一 想来就笼统含糊的概念，可以下一个也笼统含糊的定义，即当代史是关于这么一个直至现 在的时代的历史：它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同我们现今所处世界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大体相同，在 它延续期间发生的头等历史大事态仍直接地、非常有力地规定或影响我们现今的大环境和我 们社会现今的生存方式（注：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就“当代 ”一语和当代史概念所做的讨论。）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决定了 当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一定意义上说甚至首屈一指的意义。从历史研究提练出来的真实的 历史经验和教益，对于当前的实践是否适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取决于这些经验和教 益从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状态同当前条件和状态之间的差异大小。因而很明显，同关于 先前时代的研究相比，当代史研究得出的种种道理一般有更大的、往往甚至大得多的实践适 切 性和现实社会价值。尤其是人民大众，特别需要当代史，而且是既恢宏深刻、又贴切易懂的 当代史，因为他们的心灵关切、情感投向和思想兴趣非常合理地近乎完全集中于现今和较近 的未来。即使是就历史研究的另两项较为“超脱”的基本目的——智识兴趣和作为民族、文 明甚而全人类的人的自我认识而言，由于当代史的事态和内在机理更加贴近，因而对于今人 ，它们一般显得更生动、更丰富，并且往往由于其直接和间接的现实参与而能予以更深切 的领悟。
同某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当代史研究大有学问。这首先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学术难 度。它需要异常大量地研读文献，处理汗牛充栋的、庞杂的资料。在许多由于各种原因、尤 其 是现实的利害关系致使资料（特别是关键性资料）开放程度不高的论题领域，必须运用种种 办法努力发掘、搜寻之，其中有些办法是很艰辛、琐细的，需要经年累月的耐心的积累。它 还需要非常自觉地尽可能抑制研究者本人的情感和利益造成的历史考察扭曲效应，这在研究 者“身处其境”的当代史领域尤其不易做到。不仅如此，在当代史研究中还必须清楚地意识 到视距过近引起的视野过窄问题，更加注意通过树立大眼界、进行大思考来克服这一障碍。
当代史研究所以大有学问，还因为它有着一种关于先前时代的研究比不上的、特殊的学术 可靠程度，那就是身处其境带来的认识优越性。身处其境甚至亲历其事，能够使当代史学家 对当代事态具备足够细腻、真切的感觉、体会和理解，以至有可能特别准确地把握事态的“ 精神”和内在“灵魂”，而这是一般仅靠客观地研读往昔时代文献的历史学家很难做到的 。同理，当代人在解读当代史研究经常的主要依据——公开文献方面，具有明确的优势，以 此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档案文献开放不足带来的缺憾。由于这些优越性，缺乏档案文献 但仍写出当代史杰作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国际关系史领域中，例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邹谠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美国在 中国的失败(1941—1949)》、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英几代苏联学泰斗撰写的一些苏联对外政 策史力作等等（注：麦克尼尔和邹谠的这两部书已有中译本。此处所说的苏联对外政策史力作的一个典范， 可见Zbigniew K.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Mass.:Ha r 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都相当成功地克服了缺乏档案史料这一障碍，提供了至今仍不失基本准确 性的当代史图景。当然，缺少档案史料就做不出很细致、很确凿的历史研究作品，而且有时 搞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一些至关紧要的历史详情。然而，那些需要档案文献才能显示的细节 多半并非必不可少，或者借用前面已在一个注释中援引过的基佐的观点来说，格外关注细节 的历史考察，在价值甚至真实程度上不如那种就“决定世世代代命运和特征的重大事态”所 作的考察和大思考。
更广泛地看，缺少现实关切和现实参与的历史学家，无论他研究的是哪个时代，都难以做 出好的和适切的历史研究。一位对现代最卓越的思想史家、20世纪德国史学界泰斗弗里德里 希·迈内克做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写道：“迈内克视历史研究为……对别的时期里人们的 斗争、希望、恐惧、挫折和成就的一种富于理解的参与。他确信，历史学家只有经由当今之 门，才能进入往昔之地；也就是说，只有全心进入当今的现实，才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什么 真正重要，那是当他试图把握往昔的现实时所需要的。任何采取别种作法的人，任何以书蛀 虫的心态习惯埋头于历史资料的人，都将无法同已逝年代里的活生生的力量建立起真正的联 系，都无法把握古往今来极为本质的东西”。[20](p.xi)从这个角度，同样可以看到上面说 过的当代史研究的一种优势：关切和参与当前现实的历史学家之易于把握当代史，甚于其易 于把握较早的历史；或者反过来说，与较早的历史相比，当代史往往能做得更真切、更准确 、更深刻。这至少是因为，体会和理解当代的时代环境、气氛、流行心理、风尚、政治行为 方式等等，比理解较早时代的同一些重大因素要容易得多，也可 靠得多。
然而，特别对当代史研究者自身来说，必须记住前面已经说明的当代史学术难度问题，这 些问题实际上大多关系到当代史研究难以被消除的“天然”缺陷。不仅如此，当代史研究还 有法国大学问家和思想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另外一大（很可能是最大的）不利之处，即缺少 关于当代事态之未来后果的充分知识。“历史科学依靠知识的积累向前发展，但也依靠对先 前的解释不断地作出重新解释向前发展。从当代人所写的当今历史，到下个世纪所写的同一 时期的历史，其间重新解释的分量很可能甚于20世纪中叶所写的罗马史相比于蒙森的《罗马 史》。”[19](pp.178—179)因此，当代史著作在学术意义上，大概不过相当于未来的历史 学家可资利用的一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