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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重要人物。《尚书》中的《洪范》不是伪作，而是箕子的作品。它既是商及商以前政治经验的总结，又是周及周以后政治哲学的基础。其中对五行、王道、天人关系的论述，对后代影响深远。《周易》爻辞唯一明确提到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箕子的《麦秀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箕子对朝鲜半岛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关键词：箕子 书易诗 洪范 五行 王道 天人感应 朝鲜 青铜时代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和文化史的学者，研究中外文化关系的学者，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这个人物，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有思想和作品传世的人，堪称“中国第一子”。他便是殷末周初的箕子。试初步评价于下。
一、箕子的生平与文化地位
箕子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尚书》与《周易》之中，《论语》、《孟子》、《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也都用赞叹的笔调提到这位殷商贤人。《史记》中的《宋微子世家》、《周本纪》、《朝鲜列传》，《汉书》中的《地理志》，《后汉书》的《东夷列传》，还有高丽王朝的《三国遗事》和朝鲜李氏王朝的《朝鲜史略》等都介绍了这位人物的事迹。
箕子，名胥馀，是商纣王的同族伯叔辈。孔子称箕子、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因宋微子是纣的庶兄，故有人混淆起来，认为箕子也是纣的庶兄。
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已对此作了辨析：“《商书》：箕子呼微子为王子，则箕子非子矣；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则庶子为诸父矣。庶兄之解，殊非事实。”箕是胥馀的封国。据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考证，箕人，本为炎帝之后，最初立国于陕西勉县境内的箕山一带，后来东迁山西平陆县的箕山一带，再南迁河南济源县的箕山与登封县的箕山一带。商王武丁征服箕人之后。封其子为箕国诸侯，箕子便是箕侯的后代。武丁至纣，已传国八代，故《史记》说：“箕子者，纣之亲戚也。”
箕子是一位很富有政治预见的人物。《韩非子·喻老》记载说：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箕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商纣王刚愎自用，骄奢淫佚，箕子多次进谏，不仅意见未被采纳，而且被贬为奴。有人劝他离开殷商，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2]于是佯装疯狂离开国都，到箕山一带隐居起来。他有时弹琴来发抒自己内心的悲伤，后世的琴曲《箕子操》据说是他传下来的。[3]商纣王发现他是假装疯狂，便把他囚禁起来。不久，商纣又杀了王子比干，逼走庶兄微子启。于是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入商都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箕子出狱后，率领五千人到朝鲜立国，当时朝鲜在今辽东半岛及今朝鲜西北部一带，是东夷族居住的地区，而殷商与东夷本有密切关系，故箕子前往立国，并对微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4]两年之后，箕子前来朝见周武王，经过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箕子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作了《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诗歌以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箕子到达镐京之后，周武王隆重接待，并向他询问殷商灭亡的教训。箕子沉默不说话，武王了解到箕子不肯讲故国的坏话，觉得自己失了礼，于是转而询问天人关系。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治国的九条大法，便是著名的“洪范九畴”，保存在《尚书》这部古老的文献中。它对后代的政治哲学有深远影响。
《周易》这部古老著作，其卦爻辞唯一明确提及的历史人物，便是箕子。《周易》第36卦《明夷》六五爻辞说：“箕子之明夷，利贞。”其意为箕子因切谏被贬为奴，佯狂以晦明，后又被囚，但仍坚贞，守正道不变。爻辞以此象征杰出人物的艰难处境及应对措施。
《尚书》、《周易》、《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分别代表了史学、哲学与文学。其中，《尚书》、《周易》都给了箕子突出地位；虽然《诗经》无箕子作品，但箕子的《麦秀歌》，比《诗经》中的大多数篇什更为古老。他又开发朝鲜，为国际文化交流做了杰出贡献。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历史人物（不是传说人物），在文化领域有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箕子的“子”，过去都释为子爵，个人以为主要是尊称。“玄鸟生商”，商以鸟为图腾，以子为姓，故子为贵族的标志，后来衍变为尊称，又特指有学术造诣的德高望重的人。箕子的称呼，与春秋战国诸子有相通之处。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可称中国文化“第一子”。
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洪范》
箕子传世的作品主要是《洪范》。周书《洪范》是夏商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又奠定了周代政治哲学的基础。除伪古文各篇之外，周书各篇都是真实可靠的。但现代有些学者认为，《洪范》是战国时代五行家的著作。个人想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证《洪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并阐明它不是伪作。
1.《洪范》提出了朴素的五行观念，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洪范》原文是：“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个叙述是朴素的，五行不过是五种生活和生产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形态，但其中具有逻辑归类、辩证思维的哲学意蕴，启发了后代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到了西周末年，发展出了五行相杂构成万物的思想。《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的太史名叫史伯，他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到了春秋末叶，出现了五行相胜（克）的观念，如：“火胜金”（《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水胜火”《左传》哀公九年）。战国初期，又出现了五行相生的观念。《黑子·经下》指出：“五行无常胜，说在宜。”《墨子·贵义》将“东南西北”与“青赤白黑”相配，反映出五行相生的顺序。战国中期，邹衍提出“五德始终说”，对五行学说进行系统整理，并牵合到历史发展与王朝兴替上，使五行学说具有了神秘色彩。后来，五行学说渗透到了中国哲学、天文学、医学、方术乃至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影响异常巨大。总之，五行学说，滥觞于《洪范》，至战国中期发展为阴阳五行家。其发展轨迹由简至繁，合符事物发展逻辑。如果认为《洪范》是阴阳五行家的著作，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历史记载。
2.《洪范》标志着重人事、重道德的王道政治的兴起。洪范九畴，几乎都强调人事，强调道德。其二“五事”，其六“三德”都是提倡加强个人修养的。其五“皇极”讲君王从政的准则，提出了：“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周公旦在此基础上提出“明德慎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康诰》，“天惟时求民主”（《多方》）。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建立儒家学说，提倡修身，讲究“中和”。孟子发扬孔子的学说，宣扬王道。他们的思想，都可以从《洪范》中找出胚芽。《洪范》之七“稽疑”方法，在思想史上也具有特殊地位。其文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商代迷信鬼神，特别重视龟卜。《洪范》也很重视龟卜，但又重视人谋。这便标志着人们由迷信鬼神转而重视自身的智力。后来，周公旦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孔子又进一步发展为“敬鬼神而远之”。发展轨迹也很明显。
3.《洪范》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滥觞之作。它说：“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其意为，君王的美好行为，就像正合时宜的晴朗，风雨、寒热，给人带来欢喜。它又说：“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其意为，君王不好的行为，就像过久的晴旱、风雨、寒热，给人带来伤害。以上仅仅是一种比喻，以天象比喻人君的行为。它又进一步说：“曰王省为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它把君王、卿士、百官的关系比喻为年、月、日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的正常或颠倒会使得五谷丰收或歉收，这便有了天人感应观念的萌芽。后世逐渐发展为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可称集其大成的著作。
总之，《洪范》从五行、王道、天人关系三个方面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它是箕子对商及商以前政治行为的哲学总结，又是周及周以后政治行为的重要哲学指导。它的表述形式是粗糙的，逻辑上不够严密，这证明它是较原始的思想；后代的发展轨迹非常清晰，形态逐渐完整系统，这证明《洪范》应为商周之际的著作；它的字句古拙，虽可能有个别字词由后代搀入或传抄致误，[5]但跟伪古文各篇完全不同，这可旁证它不是后人伪作。我们还可举一个小的旁证：《洪范》重视龟卜。它说，龟筮赞同的事便吉利，龟筮反对的事便不吉利；只要龟赞同，即使筮反对，卿士庶民反对，还是“作内吉”。大家都知道，商代重龟卜，甲骨卜辞便是证明；周代重筮，一部《周易》便是证明。殷周虽龟筮并用，但由于龟仅重鬼神，筮并注意人谋，所以越到后来筮越占优势。《左传》中用筮的例子明显多于用龟。到了战国时代，很少看到龟卜的记载。因此，《洪范》重龟卜，也可以证明它是商末之作。
三、中朝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箕子是中国最早影响国外的思想家，对朝鲜半岛的开发做了杰出贡献。《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更具体：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
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贵哉，仁贤之化也！《后汉书·东夷传》有相同记叙：
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朝鲜本族人的记叙和考古发现，都可证明中国史书的记载基本可靠。高丽王朝僧一然著《三国遗事》，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神话。它说，檀君王俭是天帝之孙，“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唐高，指中国的唐尧。唐尧五十年庚寅，《东国通鉴》推定为公元前2333年。朝鲜民族至今仍用檀君纪年，以公元前2333年为檀君元年。周虎王，指周武王。朝鲜史籍以公元前1122年为箕子进入朝鲜的时代。箕子实行8条禁令，标志着朝鲜社会进入了有成文法的年代，标志着由神话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考古证明，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是朝鲜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10世纪朝鲜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这正好跟箕子进入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国都王俭城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6]
箕氏朝鲜一直存在到汉高祖时代。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被燕人卫满灭亡。《朝鲜史略》（又名《东国史略》记叙说：
其后，子孙稍骄虐。燕乃攻其西，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至四十代孙否，属于秦。子准立，为卫满诱逼，浮海南奔……居韩地金马郡，号韩王。其民土著，知蚕桑，作绵布，性勇悍，居处作土屋，其户向上。统国五十四。后，百济王温祚并之。《后汉书·东夷传》记叙相同：“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
总之，箕子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促进朝鲜社会很快进入青铜时代，迈进文化社会的大门。箕氏王朝存在千年之久，使中原文化在朝鲜北部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并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地区，再以朝鲜为桥梁影响到日本。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箕子是具有开创之功的人物。
注释：
[1]本文为省社科课题《古代中国与朝鲜民族文化交流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2]《史记·宋微子世家》。
[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七收《箕子操》，又名《箕子吟》。其词为：“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乎，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此词大概是后人伪作。
[4]见《尚书大传》。参考蒋逸雪《殷商拓地朝鲜考》。
[5]参考钱忠武《今文尚书语言研究》
[6]朝鲜《东史纲目》记述，箕子所跟随的五千人中，有懂得典籍的文士，还有医生、巫师、技工。到朝鲜后定都平壤，筑城郭，颁布8条禁令，又推行殷商的井田制，教民耕种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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