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质量与动态效率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高增长论文,效率论文,模式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1）09－0005－10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强调“有水快流”，想尽各种办法增加资本投入和利用资源来为经济增长作贡献。在这样的赶超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1978～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强劲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水平快6.8个百分点。由于初期不存在资源紧缺和环境承载边界问题，这种主要依靠大量资本和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确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从理论上分析，如果缺乏动态效率的改进机制，资本迅速深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频频出现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能源和资源消耗过度等问题，这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是否还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过去30年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林毅夫认为，只要能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包括资本）的增长方式完全可以是一种理想增长方式[1]。本文从资本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对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认识和判断找到新的切入点。
二、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初步判断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文献很多，但大部分文献多是基于经验判断直接设定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形式，然而，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历程中经历了经济体制的转变、政策的调整、结构的变化，如果沿用单一而笼统的生产函数模型恐怕难以真正描绘增长动力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何许多文献测算出来的要素贡献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别较大的原因。鉴于此，首先需要对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进行有效检验，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相洽性问题。
1.计量方法与数据描述。针对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结合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分别建立新古典模型、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通过0LS回归结果报告，选择适合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特点的计量模型。三大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2.分类检验与计量结果。为合理选择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相洽的模型，本文在对上述三大模型回归基础上，还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性改革等问题对增长的影响，根据一阶自回归模型和Chow's断点检验结果引入时间虚拟变量D（D1＝1，当时间为1992～2008年时，其他时间段取值0），分别建立回归模型（1）～（7）。另外，模型（7）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中添加了人力资本变量的三年滞后期，模型为：
因为通过分布滞后期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三年滞后期系数估计值最大且显著性水平最高。这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通过正式教育时间来衡量的，并没有将工作和实践过程的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考虑在内，而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知识积累需要劳动者工作几年之后才能有所体现。模型（7）可以看成是对人力资本用教育年限法度量所带来缺陷的一种补充形式，通过以三年滞后项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来弥补“干中学”经验积累的遗漏问题。
几个模型均存在残差序列自相关的问题，为校正自相关带来的偏差，使用了Prais－Winsten AR（1）回归方法。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1）～（7）整体上都通过了统计检验，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
均在0.99以上，说明三大模型及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扩展模型都有很好的拟合效果。另外，根据模型筛选准则看，赤池信息统计量（AIC）统计量越小，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越好，自由度的损失较小。计量结果发现，模型（7）不仅拟合优度是最高的（为0.9955），从模型筛选准则看AIC统计值也是所以模型中最小的，并且其各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同时，根据计量回归系数可以看到，1978～2008年间我国技术进步体现出了明显的非中性技术进步，由于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溢效应一起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因此，依据统计检验以及技术进步特征的双重准则，最终选择扩展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7）为拟合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优模型。对应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679，而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0.3321，这个时期同时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也逐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根据上述生产函数可以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图1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同向变动趋势，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加速，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减速。进一步观察发现，1994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交替出现的波动情形，波动的幅度剧烈且频率频繁；而1994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全面下滑趋势，并且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扩大。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初步判断
学界常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与总要素投入（TF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之比，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假定生产函数为新古典增长模式，那么，经济增长方程式为：
依据上述划分标准，计算中国1978～2008年期间SP和SI的比值（见表2）。不管是采用全周期中有效劳动力模型还是用分段函数中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计算结果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波动性，1979～1981年间转变系数为负数，而后逐步增大，至1984年达到1.101，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在1989和1990年期间，增长方式集约化系数陡然变为负，1992～1993年间经济增长方式再次上升为集约化生产。但同样是1994年开始增长方式发生逆向转变，不再是向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而是朝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
自此，似乎已经分析完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也似乎回答了中国经济从1998年以来出现了经济效率和增长质量下降现象，经济增长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性。但是，仅凭一个被称为“黑匣子”的全要素生产率就能判断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难道只有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话，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上与期望越来越背道而驰？想必答案应该远没有如此简单！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含两个方面的技术进步（中性的技术进步再加上隐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林毅夫等学者通过长期研究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于在自主研发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应该遵照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经济体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通过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或者靠对发达国家模仿技术的方式，甚至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来分享国际技术溢出的好处[6]。可见，最优增长方式不是绝对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只要是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就可以快速发展经济，这样的话即便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和引进技术为主的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必就是无效率或者低效率。
既然当前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增长为主，那么，重点应考察资本的密集使用是否符合成本最小化的标准。这就要求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积累成本，即资本获取过程中没有发生价格的扭曲和过高的代价；二是资本的使用效率与质量。实际上，投资在技术引进的过程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选择何种技术与投资总量水平并没有关系，投资既不可能决定引进技术的生产力水平，也不能决定到底哪一种技术是适宜的。因此，决定经济增长持续性与否的关键因素是看投资的效率水平，对投资效率和质量问题的考察变得尤为重要。
三、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分析
长期来看，若将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动态过程考察的话，那么，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估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构成；（2）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3）支出分配中消费份额的变化趋势。这些方面都是切切实实关系居民生活水平和全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考察投资生产效率与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关系，将为我们展现更为深刻的经济质量变迁路径和机理。
（一）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投资效率是对投资效果的评判，是对现有资本存量使用效率的衡量。通常情况下，投资的宏观效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投资的生产效率；二是资本的配置效率。因此，相应的衡量方法围绕着上述两个方面内容来考察：一种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用Abeletal（1989）提出的A－MSZ准则进行测算；另一种是从总量角度分析宏观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或者资本生产率的变动。这里资本生产率就是指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资本生产率越大，表明资本的产出效率或投资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此式表明，经济增长率可以近似地分解为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之和。如果当资本生产率增长为正，要想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率时，就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投入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反之，如果资本生产率增长为负，则资本增长率将大于经济增长率，即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实现。表3列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资本生产率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详细数据。
由表3可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在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曾出现过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峰值和谷底值：（1）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这一时期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达到59％，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不过这时的资本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投资效率的增长率大幅提升，1984年甚至出现历史最高点6.27％的增长速度。同时，与上述公式相吻合的是，资本的增长率趋缓于经济增长速度，即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是有效率和高质量的；（2）1992～1994年前后，由于全方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各地通过外资的引进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外资的大量进入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于是，这段时期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再创新高，达到5.79％，同期资本的投入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中依靠投资效率的提高比重较大；（3）从1994年开始，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滑趋势，特别是进入1997年以后，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由正变负，由1997年的－0.23％下降为2008年的－8.19％。纵观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几次起伏变化，1997年以后的下滑速度尤为惊人，此前资本生产率出现负值也就是偶然波动几年，而这次下滑为负值竟然持续十年之久，导致经济增长连年依靠投资增长驱动，且可能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个百分比要求投资率增长的幅度更大。那么，当前如此之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否还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技术进步？早年通过物化于生产资料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还能重新提高，并扭转目前负值的局面吗？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将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进一步揭示中国资本积累的相关问题。
根据索洛（1957）对增长核算方法的基本假设，可以将资本生产效率的增长率和资本积累表示为：
因此，根据索洛关于增长核算理论，可以将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分解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资本深化增长率两部分组成。从理论上看，在经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使这时全要素生产率本身不能显著增长，资本深化同样会引致技术进步，通过物化于生产资料之中的技术进步体现出来，或者仅仅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改进就能实现一定的增长。但是，随着经济从较低效率的配置点向较高效率的配置点逼近，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增量改革所能推动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如果在没有动态技术改进机制条件下，依赖资本深化来推动的人均产出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会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而出现递减状态。
进一步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效率的变动关系，将（1）式另外进行合并整理，得：
图2 TFP增长率与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关系
图3 资本生产率与资本深化的变动关系
由（3）式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取决于资本生产效率和资本深化贡献两部分的变化情况[8]。当人均资本密度持续一定水平时（即人均资本K/L比例固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近似于资本生产效率的增长率。
依据上述推导的公式，对中国资本生产效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深化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第一，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依靠资本积累的大幅增加，的确通过物化于生产资料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本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出现显著增长，主要表现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1992～1994年前后两个黄金发展阶段。但是，仅仅依靠资本积累相伴生的技术进步是很难弥补经济增长后期对先进技术持续改进的要求，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会扩大资本生产率下降趋势，也就是体现在1997年之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持续降为负值（图2）。这样的变化趋势会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高投资驱动，而在缺乏配置效率改善和技术持续改进条件下，经济增长源泉终将枯竭。
其次，观察中国资本产出效率变动与资本深化变动的关系（见图3），可以看到1994年以前，资本生产效率增长率与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向变动趋势，但趋势并不太明显，但1994年之后，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明显分离趋势。
（二）投资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现在从资本投资效率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由此可知，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实际上就是劳动份额，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就等于资本份额。已知资本与普通劳动力之间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即α＋β＝1，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未按收入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但收入法分省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有统计，因此，本文用各地区的劳动报酬汇总数占国内生产总值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汇总数的比重近似地代替劳动份额，然后，根据α＝1－β确定资本份额（见图4）。
图4 劳动份额、资本份额与资本生产效率的变动趋势图
由图4清晰地看到，在我国，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之间，的确存在同向变动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同样在1994～1996年之后表现更为突出：（1）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约束机制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迅速提高，这时中国的劳动份额也从1978年的49.6％迅速上升到1984年的历史最高点53.6％。另外一个劳动份额提高阶段出现在1992年前后，这时同样也是资本生产效率提高阶段；（2）而此后，当资本生产率从1997年开始降低为负数后，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就越来越向着资本倾斜，劳动份额此时一再被挤压降到了52％之下，特别是进入2005年之后陡然降低近10个百分点，而后继续跌入谷底，2007年降到历史最低点37.3％（见图4虚线圆圈部分）。由此说明，当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与投资增长拉动时，在缺乏技术效率持续改进的条件下，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连续负增长状态将会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份额倾斜，以求缓解资本收益下降带来的种种风险，这必将以不断牺牲劳动份额为代价。可以认为，收入分配过去已经太多地向资本份额偏移，应转向偏重劳动份额部分，但真正增大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改进空间，扭转资本生产率下滑趋势，不断将经济增长的蛋糕做大，才是有效遏制劳动份额继续下降的关键举措。
（三）投资效率与支出分配的变化趋势
再从资本生产效率和支出分配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四、结论
基于经济增长核算的结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然是依靠高投资驱动为主的模式。当然，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必就不是最优增长方式，关键是看资本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如何？文章从四个维度考察了高增长模式的质量和效率，得出了上述一些较为令人吃惊的结论。
实际上，现在依靠政府资源错配支撑的高增长繁荣景象，背后隐含着诸多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最终的不可持续。可以预见，照此增长模式继续前行，未来中国经济很难再维持长期的高速增长。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思路几乎左右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走向，到了今天，即便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无法掩盖因发展方式问题而长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顽症，并且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非常可喜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弱化了国内生产总值速度目标。未来要想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依靠生产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才是考虑了增长质量的长期稳定增长模式。
收稿日期：2011－06－01
注释：
① 卢卡斯（1988）引入了Schultz和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两时期模型”中，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区分为两种，即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部效应（Internal Effect）是通过学校教育等方式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本身的劳动生产效率；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可以通过“干中学”等方式产生知识外溢效益，从而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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