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审思（专题讨论）——2.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赶超思想的酝酿
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P329)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P392)。不需说，这里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就是美国。
1955年10月2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1](P500)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时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有义务把国家建设起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还这样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他还分析说，中国现在钢的年产量是四百万吨，相当于美国六十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中国比美国落后了六十年。他表示：“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P89)
1955年下半年，通过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中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应当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是如此。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说：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3](P486)。
毛泽东认为，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但党内党外右倾保守思想仍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这些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不需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初起，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作了压缩，形成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但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的主力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波匈事件的处理上。为了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又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并由此引发了反右派运动，所以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一年多时间没有过多的表示。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赶超的思想。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说：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4](P399)。同年7月，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表示：“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5](P463)
二、“超英赶美”口号的正式提出
众所周知，“大跃进”的发动，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毛泽东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上半年中国之所以出现右派的进攻，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极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显示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加快各项建设事业，不能慢腾腾地搞建设，必须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否则永远赶超不了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本来是可以快一点的，但由于搞反冒进，结果使1957年出现了一个“马鞍形”，结果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因此，不能再搞什么反冒进了，必须对右倾保守思想加以克服。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表露出了不满。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5](P475)
这次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公开进行批评。社论说，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作，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6]。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赶上并超过美国。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鼓舞，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认为，中国也应该急起直追，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而按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计算，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达到4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公开表示，中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达到1000万吨到1500万吨；再过5年，可以达到2000万吨到2500万吨；再过5年，可以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他还说，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15年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刘少奇接着强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7]刘少奇的这个讲话，翌日即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等于向全国人民公开了“超英”的计划。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这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超英赶美”也成为“大跃进”中响遍全国的口号。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世界第三，被认为地大物博，加以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未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根本改变，这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美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在不像个样子，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中国领导人又认为，中国有六亿勤劳勇敢的人民，自然资源丰富，又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英赶美是可能的。按照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的原有基础，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显然是按常规无法实现的，必须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高速度从何而来？再次使用过去革命年代得心应手的老办法——群众运动，由此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三、通过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
毛泽东原本对1956年的反冒进就不赞成，认为搞建设就是要冒一点、快一点，因而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中国十五年后钢铁产量将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之后，他一方面感到形势逼人；另一方面感到，反冒进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因此，自此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对反冒进不断地进行批评。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并于1957年12月12日正式发表。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定的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8]
195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来到了广西南宁，在这里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还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致使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由农业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和4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5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1958年2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由于把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试想还有谁敢坚持反冒进？
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
伴随着对反冒进的指责，反冒进也就成了右倾保守的代名词，报刊上充斥着对于反冒进的批评，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保守、反对浪费的“双反”运动，“大跃进”也就一步步升温。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再次对反冒进进行批评，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最终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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