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战略与资源集聚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群论文,效率论文,战略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源集聚效率是城市群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一个特征性变量。纵观各国的城市群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城市群发展似乎总是与资源集聚“携手并进”。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学者们已经证明资源集聚会带来城市群的发展，同时城市群发展也会促进资源集聚。但是，城市群发展对于资源集聚效率的影响是什么？其对中国实施城市群战略的意义和作用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以往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集聚与对资源集聚的某一单一维度进行考察，且大多停留在某一维度资源集聚对城市群发展的检验，忽视了多维度视角下城市群对资源集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更鲜有文献从战略视角审视城市群与资源集聚效率的相关研究。 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增长奇迹也是城市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中国已进入了以城市化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而城市化高级阶段的经济竞争是在城市群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组织形式内来展开的。城市群是指多个城市组成城市板块，在板块城市间形成资源优势互补和竞争合力，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赢得主动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从2006年开始在局部地区开辟城市群经济战略实验田来充分引发城市群经济集聚带来的报酬递增，进而又利用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性和外部性(溢出效应)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资源集聚发展红利”，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十大城市群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99%，人口所占比重为35.02%，而GDP所占比重为52.83%。换句话说，十大城市群以不到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1/2以上的GDP，因此，中国对城市群经济战略寄予厚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群经济(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涌现，这也意味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地方化经济集聚”模式渐渐转向“区域城市一体化经济集聚”模式，相应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就变为多个地方政府身处其中的区域性一体化竞争。然而，能否顺利度过这一转型，关键在于能否发挥经济集聚的应有绩效——对资源集聚效率的提升，从而克服城市群战略实施中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变数，因此迫切需要对城市群战略与资源集聚效率的机理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研究城市群战略对资源集聚效率的绩效提升，厘清资源集聚效率提升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价值，对有效推进城市群战略，合理参与国际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城市群战略 “城市群”最早可追溯到“城市经济圈”这一概念，该概念是法国著名学者Gottmann在1961年提出来的，是指形状上呈带状分布、规模上具有较大规模的城镇集聚区。这里所指的城市经济圈不仅是一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城市经济圈在现代科技、交通和通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必然导致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元素高度集聚。同样，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Capello(2010)提出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认为，很多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毗邻，依靠借来的规模优势，在获得外部经济的同时，也避免了大城市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进一步，颜芳芳(2010)在总结过去研究基础上指出，城市经济圈形成的基本条件包括：一是一定区域内城市高度聚集，并且各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区及其外围区域在社会经济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二是各大城市之间通过建立发达的交通体系进行连接，以至于各大城市间以及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间不会形成间隔；三是城市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能保持城市活力；四是城市经济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域，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或交通枢纽的作用。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已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经济圈为国际所认可。 “城市群”作为“城市经济圈”的衍生品，这一概念自20世纪末在中国开始启用，方创琳(2005)在研究中将中国的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包括至少3个以上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所构成的基本单元，并依托发达的交通与通信等基础设施所形成的城市群，这种城市群在空间上组织紧凑、各城市主体在经济上联系紧密、并能实现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功能。方创琳和张舰(2011)指出，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格局中将起着战略支撑点和经济增长极的重大作用。进一步，黄林(2012)也指出，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为重点，以特大型城市为依托，联合若干中小城市，形成有较大辐射作用的城市群，城市群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种模式可能是中国城市进程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在战略上的重大突破。 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群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开始被重视。城市群不再是指最初的“城市经济圈”概念，也不再强调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多个城市的聚集。广义上的城市群是指构成城市群的各城市主体间有发达的交通体系和通信体系相连接；在空间布局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空间结构较为紧凑；各城市主体间有较强的经济联系，资源与产业具有互补性；这些城市的聚集将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最终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2013年，四川省规划了四大城市群，除成都平原城市群是依托成都这个特大城市所形成的城市群外，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均没有特大型城市作为依托。但这些城市群各城市主体之间的高速交通和通信体系发达，经济联系紧密，资源和产业的互补性较强，经济和生态都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特征。另外，广义的城市群战略将城市群经济定位在经济增长极层面。从四川省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体现，报告也明确了四个城市群要在全川形成四个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理论在中国城市群经济战略中的应用，也意味着以城市群为单位的经济竞争格局在中国拉开帷幕，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群内部经济主体间的城市群联盟成为提升城市群竞争力的关键。 (二)城市群与资源集聚效率 资源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稀缺性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极探求资源利用的最佳配置方式，所以资源效率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资源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并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的，以及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或资产的各种要素的总称。著名经济学家Porter(1998)在《簇群与新竞争型经济》中将经济“簇群”中的资源要素划分为初级的生产要素(包括一般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技术资源、创新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进一步，白永平(2012)研究指出，在宏观层面上，城市群核心资源要素集聚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创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集聚，这些资源要素集聚是城市群资源体系的主要构成，同时在城市群经济集聚中的资源集聚效率主要也是通过这些要素集聚的配置和使用来实现的。 资源集聚效率是指给定资源集聚条件下实现最大经济产出的能力，或是实现投入资源最小化的能力，通常包括资源集聚配置效率和资源集聚使用效率。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相关学者对城市群与资源集聚效率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某一两种资源入手来考量城市群对资源集聚效率的影响。如：师博和沈坤荣(2013)在研究城市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后指出，在城市群经济集聚快速启动中，借助于市场力量和政府的适度干预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出显著改进的态势。陈菲琼和任森(2011)研究指出，城市经济集聚能提高用于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能资源等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城市经济集聚创新资源使用效率优势又可以转化为城市群创新能力的优势。白永平(2012)研究指出，物质资源要素通过集聚效应在城市群特定区域中大量集中，使得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一方面随着高速公路等路径增加和通道扩容而使得物质资源的流通空间显著扩大，使得城市群内部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化特征，并重塑和改变了物质资源配置的空间结构，增加了城市经济集聚之间的“时空邻近度”，促使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物质资源交流的频率和量级大幅提升，形成了规模流量经济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无线通讯网络和互联网等虚拟要素集聚的提升，因其“无形”、流动成本低和制约因素少等特征产生的“时空收敛”作用，促成了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立体的物质资源集聚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了从个别物质要素集聚到整体经济集聚的发展方式，进而从根本上提升了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任英华、徐玲和游万海(2010)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后指出，金融资源集聚与区域经济集聚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群发展战略对金融集聚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区域创新集聚对金融资源集聚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源集聚对金融资源集聚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一个逐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以上从某一种资源集聚入手的研究，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城市经济集聚对某一种资源集聚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情况，但缺少了从资源整体的角度考虑来研究城市群战略与资源集聚效率的关系，故很难对于中国城市群战略对资源集聚总体效率的影响进行演变趋势的分析与问题的研判。因此，本文尝试从经济集聚的视角来研究和捕捉城市群对资源集聚效率改善的影响，挖掘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所设立的城市群战略提升资源效率的可行性选择依据，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在新经济形势下继续保持持续、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三、城市群战略前后资源集聚效率的比较 中国在2003-2004年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正式提出了“组团式城市群”的概念，其定义内容为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按此要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十大城市群于2006年后相继形成，其中，特别显著的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可以肯定，三大城市群在未来20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除此十大城市群外，中国还将涌现出新的城市群，现在已露端倪的潜在城市群包括豫皖城市群、冀鲁豫城市群、鄂豫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昆明城市群、浙东城市群、汕头城市群、琼海城市群等。 城市群通过城市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使得逐步推行资源禀赋型的产业集聚向技术外溢型的经济集聚转化，并最终通过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对资源集聚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产生影响。 (一)城市群战略与土地资源集聚效率 土地是人类生存不能脱离的物质基础，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在以往单个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城市土地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社会大背景下的各个地区的地方官员为了在仕途晋升的博弈中获取稀缺的政治资源，在不计政治寻租的情形下，地方官员必然会千方百计地促进当地GDP和利税的快速增长，其中地区政府获取投资资金的重要途径就是“土地经济”，这就使得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之间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现象突出、开发区规划面积过大、大规模集中占用土地、违法滥用耕地、土地闲置等现象，形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了弥补单个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集聚效率的不足，规避外延发展、粗放经营、土地市场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土地资源市场失灵”问题，组团式城市群战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介入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强有力的依据。城市群战略实施以来，各种资源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与政府干预结合，稀缺的土地资源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重新集聚和组合，如：苏州在2010年正式组团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后，适时转变过去单个城市发展中“快而全”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与组团发展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进行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规划联动，将新苏州定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通过将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变为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主动融入城市群经济带，这些举措当年便有效地提高了辖区内各地节约集约用地水平。2011年苏州全市土地利用结构已经明显优化，其中工业用地供应量为45669亩，占供地总量的51.9%，较2010年下降10.1%；住宅、商业等三产服务业供地量为28897亩，占供地总量的32.9%，较2010年上升11.7%，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2010年增长12%；2013年，苏州建设用地供应8.27万亩，比2012年下降了1%，其中存量土地供地达4.47万亩，占供地总量的54.1%，连续3年实现存量土地供地率超过50%，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同期地区生产总值更是达到13015.7亿元，并位列中国十大“万亿俱乐部”城市的第六位，这使苏州呈现出良好的土地资源使用效率。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苏州下辖的张家港市，由于与邻近的常熟、太仓和南通的启东、如皋、海门等城市组团发展，停建了与其他城市相同的港口建设及配套项目，立足于错位发展、深度挖潜，全年实现新增补充耕地面积6217亩，2013年新增补充耕地面积就占苏州全市的38%，在保证土地利用格局符合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和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创建的同时，显现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由上所述，城市群战略实施对土地资源集聚效率的提升作用清晰可见。 (二)城市群战略与人力资源集聚效率 21世纪城市竞争的焦点是综合实力竞争，而人力资源则是城市竞争的基础，无论哪个城市一旦拥有超强的人力资源集聚，那么就会在竞争中拔得头筹，取得优势地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物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属于载体，劳动者才是价值的创造者，此外，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被动性，只有人力资源才能凸显人类价值创造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因此，在过往单个城市地方化经济集聚发展模式下，各个城市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对人力资源展开近似疯狂的抢夺，如全国各地纷纷抛出各种极具诱惑的人才引进条件、农民工返乡务工优惠政策等，致使整个人力资源市场呈现出一种无序竞争、资源浪费、使用效率低下的失衡状态。那么，在城市群战略实施后，城市群经济集聚会改善人力资源集聚的效率吗？如果城市群战略确能提升人力资源集聚的配置和使用效率，那么又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呢？ 根据廖泉文(2003)的定义，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具有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包括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能力)两个方面。对于人力资源效率进行评价，通常是从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两方面进行考虑。一般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与人力资源有关的投入与产出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特征。薛伟玲(2014)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人力资本开发形势严峻。根据郭姝宇、李宁和张丽(2006)的研究结论，在考查城市群战略实施对人力资源集聚效率的影响时，可以发现不同城市由于政治、文化、经济规模等存在显著差异，若单独考核几个城市之间人力资源的某一项指标，或者用绝对数比较，都不能够准确反映被评价城市的人力资源效率的真实水平，也就是说相同的人力资源投入，由于使用人力资源模式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人力资源产出。因此，本文截取同一城市在融入城市群战略前后的数据，从反映城市人力资源投入规模、投入质量两个方面的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这两个指标作为人力资源投入指标，从城市经济效益方面选取城市人均GDP作为产出指标，对人力资源集聚在城市群战略实施下的效果进行相对效率的评价。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武汉城市圈于2002年奠基，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2005年武汉城市圈被列为中国中部四大城市圈之首，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并得以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至此武汉利用“城市群”这一历史发展契机，明确提出城市发展模式由过去传统老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中部崛起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及产业化基地，以金融、物流、现代商贸、信息、科教、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基地，转变过去重工业粗放式劳动力引入，有针对性地吸纳高技术人才，避免与组团内城市的同质化竞争，以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源集聚效应，提高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比较武汉在推行城市群战略前后的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业指标(表1)，人力资源集聚效率差别很明显，武汉在2000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229人上升为2519人；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占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2.13%提升到6.18%，而人均GDP更是由2000年的0.7858万元达到7.9万元(两个新技术开发区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1.34万元和29.25万元)，由此可见，城市群战略实施对人力资源集聚效率提升的绩效作用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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