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和主导的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主导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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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无限丰富的范畴体系，正是黑格尔首先把范畴比作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纽结，他说：“在这面网上到处都结着较强固的纽结，这些纽结是精神的生活和意识的依据和趋向之点”。[1,P15]黑格尔深刻揭示了范畴的认识论意义，认为“范畴可作进一步规定并发现对象关系之用”[1,P11]。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斯特林(J.H.Stirling)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首要观念就是，“范畴是客观的，在客体之中并构成客体”[2,P181]。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范畴是“理性的普遍原则，它们构成一个菱形的网，而物质世界则把自己结成为这个网上看不见的网眼”。众所周知，列宁也十分欣赏这个说法，他认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并且指出：“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3,P90]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一致的，把辩证法当作认识论，关键在于把握和运用辩证范畴。黑格尔认为，思想和辩证范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自在地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它自知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的关系”。前者的推动作用是本能的，因而是零碎的、变动不定和混乱不清的；而要进达于后者，即走向自知，就要“纯化这些范畴，从而在它们中间把精神提高到自由和真理”，黑格尔指出，这“乃是更高的逻辑事业”。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我们是怎样从事这个“更高的逻辑事业”的呢？作为范畴体系的辩证法是无限丰富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唯物辩证法被叙述为“三件套”的体系：一是“原则”，即联系的原则和发展的原则；二是“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三是“范畴”，包括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和现实。这一体系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始作俑者是米丁、尤金等一批“斯大林学者”。为什么把辩证法的范畴归结为上述五对呢？其根据可能是黑格尔《逻辑学》中“本质论”的范畴体系，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规定”[4,P43]，但是，即使黑格尔的“本质论”，也没有把辩证法的范畴局限于这五对。例如，他还着重论述了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至于思格斯关于辩证范畴的论述，则是散见于《自然辩证法》的第一束手稿中127个札记和片段中，他并没有把它们建构成一个范畴系统。恩格斯曾严正声明，他反对“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4,P43]。应当指出，对唯物辩证法范畴这种片面的理解，是和那个年代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导向一致的。斯大林在1938年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四个特征，就是这种教条化的典范。美国研究苏联哲学的学者斯坎兰(James P.Scanlan)指出，“在这本书中，为了一种简单化的辩证法观，而把对（辩证法）‘范畴’和‘规律’的完整论述都抛弃了”[5,P107]。苏联的这种辩证法范畴观，长期左右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翻译出版了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他的《新哲学大纲》，而在延安时代，这两本书就是干部学哲学的主要教材。解放后，甚至直到现在，国内许多哲学教科书仍然沿用这个范畴体系。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6,P411]。难道客观世界无限广大的现象之网上只有这样寥寥几个纽结吗？难道只用这几个有数的范畴就能完成“规定并发现对象关系”的任务吗？列宁认为，辩证法是“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3,P239]。在世界飞速进步的今天，客观现实的辩证关系正日新月异地凸现出来，走出传统思想的牢笼，探索新的辩证法范畴，是新哲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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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主导是有待阐释和塑述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基础和主导的范畴植根于生活实践。在对社会产业结构关系的分析中，人们首先自觉地应用了这一辩证范畴。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7,P22]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则更明确地说：“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P885]由于农业提供的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食物［同上，P715］，因此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基和起点，人类社会分工是在农业的襁褓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业问题始终给予特别的关注。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勾画的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就已深刻论述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认为农民是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是供应粮食和原料以及吸收工业品的主要基地。建国初期，我国一度奉行过全盘苏化的指导思想，但到了50年代中叶，党的决策层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有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叶，曾围绕工业化道路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主张“超工业化”或“工业专政”的模式，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鼓吹以超经济的强制性行政手段，通过剥夺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布哈林等则主张均衡发展论，认为：“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9,P299]指出通过剥夺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是“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20年代末，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斯大林实际上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工业化路线，坚持实行“贡税制”，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从农民那里获取高额资金，支撑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工业化。按照斯大林模式实施的“一·五”计划（1928-1932年）和“二·五”计划（1933-1937年）期间，农业投资不断下降，“二·五”期间就比“一·五”下降10个百分点；仅“一·五”期间从农民手中得到的资金就占年均工业化资金的33.4%。结果是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实际产量1932年比1928年减少了30%，1932年农业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出现全国性的饥荒，牲畜大批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正是这条错误的发展道路，使农业问题始终像梦魇一样困扰着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
1956年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苏为戒，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他认为“少发展”或“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前一条道路会导致“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而后一条道路会使“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P269]1959年，毛泽东提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1960年前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11,P124]。1962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问题是何谓基础，何谓主导？二者的关系如何界定？即使就国民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而言，在当时和以后也始终没有给出过明确的科学界说，结果在实践中，实际上是把农业基础论错误地理解为农业工具论，片面地要求农业为工业化做贡献，工业主导论成了工业中心论，导致“基础太弱，主导太强”，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瓶颈。这就是说，基础和主导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且是一个亟须在形而上意义上进行界定的哲学问题。
其实，在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中，不仅农业和工业是基础和主导的关系，举凡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经济和政治、群众和领导、经验和理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硬件和软件、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等等，都是基础和主导的关系。基础和主导的范畴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是我们认识对象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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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主导的范畴，是从事物矛盾双方的功能分化对辩证关系的把握，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特殊领悟。西方的辩证法哲学，始终没有直接触及这一命题，倒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此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显示了东方哲学智慧的独特优势。
《周易》是最先揭示矛盾双方功能不对称性的哲学文典。乾，是矛盾功能分化的一方，像天道，其规定为“元亨利贞”，即原始创造、通顺畅达、无往不利、刚正坚强。乾的根本性质就是健或刚，所以《易传》解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是矛盾功能分化的另一方，像地德，其规定为“牝马之贞”，即柔顺而能行。坤的根本性质就是顺或柔，《彖传》的诠释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即宽厚涵蕴、承载万物、包孕化生、培育滋养，《象传》引申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认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本质属性，也是万物化生的根本法则。阳刚所表现的是：原创性，宇宙具有自我创生的内在能力，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性质；进取性，宇宙的本性是向上的，充盈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自决性，宇宙按照本身的法则自主运行，坚定地遵循固有的规律发展。阴柔所表现的是：包容性，宇宙具有含蕴万有、兼收并蓄的容量；孕育性，宇宙是众生之根，是万有的生长点；滋养性，宇宙哺育、抚养、呵护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使其繁荣滋长。阳刚阴柔、乾健坤顺是相反相成的。《周易》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交易之理”，一方面是“刚柔相摩”，阴阳相互依存、沟通、转化；另一方面则是“阴阳相薄”，二者相互排斥、对立、斗争。阳离开阴推向极端，造成失衡，会偏离正道，“上九爻”谓之“亢”，即一味进取，不知适可而止，知存而不知其亡，就会适得其反，因此提出“亢龙有悔”，“朝乾夕惕”；阴也不是一味退让，“上六爻”称“龙”，《文言》解释说：“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就是怕读《易》者疑惑坤卦由纯阴爻组成，其中没有阳气存在。所以特别提醒说：“坤至柔而动也刚”，在运动变化中，柔弱者刚强。
《周易》所阐发的矛盾双方功能不对称的思想，通过阴阳的不同动力学性质及其辩证关系，揭示了宇宙变化发展的机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理念的精髓。张岱年先生说：“我认为，‘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 [12,P8]张先生是从人文精神角度作出的这一断语，是十分精辟的，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命题也是中国古典形而上学的精髓。
遵循中国哲学的传统，熊十力曾对矛盾双方功能分化的辩证法做过真正原创性的研究。熊十力主张“体用不二论”，认为“无体即无用，离用元无体”[13,P302]，“体是用底的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而“用者，作用或功用之谓”［同上，P362］。就此而论，对熊十力来说，形而上的本体论本质上不是实体论，而是功用论，他正是从这一意旨出发建构了功能论的特种辩证法。辩证法根本性质是发展，这就是所谓“生生不已，化化不停”，而这一本性的显示和体现乃在于体之用：“即此生生化化，说为流行，亦名作用或功用”。［同上，P465］熊十力的辩证法恰恰着眼于矛盾体的“大用流行”。他在《周易》阴阳刚柔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翕辟生变”的辩证法功能动力论。“翕辟”之说，出于《周易·系辞上》“其动也翕，其静也辟”一语。翕是闭合收敛的性质，辟则是突破开放的性质。在《系词》中，翕辟本指坤的两重性：静时闭藏潜伏，动时开拓扩展；熊十力则把翕辟提升为宇宙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一翕一辟之谓变”［同上，P68］。他认为，翕辟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宇宙本体最基本的功能：“离翕辟外，无所谓功能；离功能外，也无所谓翕辟。此须善会。翕辟，只是同一功能的两方面，这两方面的功能是相反相成的。不可看作是两种实有的物事。”［同上，P442］
何谓翕辟？翕是“惟恒摄聚”，“势若凝固”，是“守静”，所以是“退义”；而辟“化无留迹而恒创，德以常新而可贞”，是“健行”，所以是“进义”。翕与辟的对立统一是宇宙进化的根本机理，熊十力说：“所以一翕一辟者，大用流行之妙，不可致诘也”，其辩证运行的动力学是：“翕以显辟。辟以运翕。”[14,P81]他定义翕辟的不同功用说：“翕的势用是凝聚的，是有成为形质的趋势的”[13,P319]，没有翕，世界“莽荡空无一物”，不能显示有形质的“万殊”，各种功用也无从表现，辟无所依凭，失去了作用的基础，“而辟之势亦不起”，所以说“翕者，辟之具也”。［同上，P317］相反，“辟的势用是刚健的，是运行于翕之中，而能转翕从己”[13,P319]。他解释说，宇宙本体“不舍自性”，不会改变自己生生不息的创新本性，辟以其“健行之自性”运行于翕势之中，“破其重锢，终令翕随辟转。完成本体之发展”。[14,P81][13,P69]可见，按熊十力的“翕辟生变说”，翕是变化的根基，其性质是消极退守的；辟则是变化的活力，其性质是积极进取的，所以说辟“常有力焉，健以自胜，而不肯化于翕”。这样，在翕与辟的关系中，翕是变化的根基，而辟则是变化的主宰。熊十力为辟的作用定位说：“惟然，故知其有似主宰用，乃以运乎翕中而显其自健，有战胜之象焉。”[13,P69]也就是说，翕是“主受”，辟是“主施”，施是主动方，是翕“之主”：“辟毕竟是包含着翕，而翕究是从属于辟的。”[13,P329]。冯友兰先生认为，翕辟说是“熊十力的宇宙观的两个基本概念”，并肯定这一理论是辩证法的内因论。[15,P227-230]至于熊十力把翕辟引申为心物关系，则另当别论，冯先生认为心物并不是熊十力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而且与本文主旨无关，这里毋庸赘述。
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这一论题确实没有和中国哲学类似的直接论述。但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经典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吉光片羽，隐隐透露出相关的哲思。西方的辩证法理念属于结构本体论的范畴，没有独立的功能本体论的思考，只是在对本体做结构要素分析时，触及到了动力学意义上的功能不对称性问题。质料概念是首先由亚里斯多德引进哲学的[16,P421]，是相对于形式概念被定义的。亚里士多德把构成各种元素（它们构成种种特殊质料）的那种共同质料称作“第一质料”，它直接地接受元素的形式本原，陈康先生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种πρωτη νλη［第一质料］学说，非常接近柏拉图的νποχεδοχη［接受者］。”［同上，P425］但是，在柏拉图那里，作为相（理念）是不进入接受者的，相在接受者中产生映像，如树影之显于水。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的接受关系却与此不同，质料被赋予形式，就是被形式所作用。陈先生说：“质料的raisond
tre［存在的理由］就是被赋与子这个意义上的被作用”［同上，P428］。可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质料是被赋予的被动消极的东西，而形式是赋予的积极的东西，二者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生成。形式和质料在功能上不对称的辩证思想，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了透彻的发挥。黑格尔肯定“质料是形式的特殊基础或基质”[17,P79]，但它却是“漠不相关的东西”，因为它“与形式的被规定为能动的对比，便是被动的［同上，P81］。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进一步指出“质料是僵死的基质”，只是“承受变化”[18,P293]。形式“否定地对待质料”，它是自我建立的，而这个自我建立和“把质料造成是一个被规定的东西是一回事”[18,P83]。因此，和质料相比，“活动性属于形式”，形式是“有力、具有活动性”的作用者、否定者[18,P292-293]。显然，无论是亚里土多德还是黑格尔，都是从结构论的辩证法研究中，窥见了生成本体论中包含着矛盾双方功能分化的辩证机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典中，已经根据功能论的辩证法提出了矛盾双方功能不对称性的辩证命题。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吸引和排斥。恩格斯认为，吸引和排斥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物质的某种结构要素，而是两种对立的作用形式。他特地声明说：“应当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作所谓‘力’，而是被看作运动的简单形式。”[19,P126]饶有兴味的是，恩格斯还讨论了这种对立作用的功能不对称性，指出二者有主动被动之分。当然，从辩证法观点看，“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但是，吸引是一种接近、凝聚、收敛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占据优势的话，它就成了惰性的、被动的、消极的方面，而克服吸引的排斥，则是一种分离、扩展、发散的趋势，因而成了活性的、主动的、积极的方面。“排斥是运动真正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同上，P266］正因如此，恩格斯把能定义为排斥：“排斥的进入＝能”［同上，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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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着眼点是对矛盾双方的要素关系进行分析，是结构学的，没有注意到对立面在功能上的差异和分化，而这是矛盾律正统解释的重大阙失。辩证法是发展观，用毛泽东的话说，辩证法是“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见解[20,P300]。什么是发展？“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6,P408]，因此对于作为发展基本要素的对立面的研究，就成为辩证法研究的核心内容，如列宁所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同上，P407］对矛盾双方的认识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结构学的，主要是对统一物两个方面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另一个是功能学的，研究它们在事物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对发展的动因所作的完整分析。辩证法作为发展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从“自己运动”的理念出发解决了发展的“动力、源泉、动因”问题，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解决了发展的“机制”问题。近来，在科学和哲学中，机制(mechanismus)一词常常被用来描述发展的动源（注：美国学者麦卡默(Peter Machamer)、达登(Lindley Darden)和克雷维尔(Carl F.Craver) 指出，1992-97年间，在美《自然》杂志上的论文的题目和摘要中，用“机制”作关键词的共597篇，在哲学刊物的论文索引中，使用该词的共205处。见Thinking abaut Mechanismus,《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7,No 1,2000.P.1）。按美国学者麦卡默等人在《对机制的思考》一文中的说法：“机制是由实体（及其属性）和活力组成的。活力是变化的生成者，实体则是承载活力的东西。活力总是要求实体具有特定的属性。[21,P3]这里所说的实体和属性，就是动源系统中的结构性要素；所说的活力，则是动源系统的功能性要素，完整的动因分析必须是二者的统一。
基础和主导就是矛盾机制的最基本的功能性要素。
在矛盾的动源系统中，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质料）、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身体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前提。早在15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范缜就把身心关系解释为“质”与“用”的关系，“质”是“用”的承载者，“神之于质，尤利之于刃”，离开了刀刃哪里还有锋利呢？现代脑科学已经证明，切断视神经，就会丧失视觉；切除前脑连接区就会丧失意志和欲望，这表明，虽然不能同意意识等同于脑的物理化学过程这种“心脑同一论”，但“心”是在“身”这个物质基础上确立的，是通过“身”这个物质基础形成的，则是确定无疑的。同样，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软件的升级换代是在作为载体的硬件进步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前五代电子计算机正是通过基础材料和技术不断突破，从真空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使元件的功能发生质的变化，计算机的基础器件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的性能——包括容量和运行速度——不断提高，从而为各种新型软件系统的出现提供了物质载体。基础决定了矛盾系统的存在，也是矛盾另一方——主导一方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没有经济就没有政治，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没有群众就没有领导，没有硬件就没有软件……，而逆命题却不成立。我们不能说没有精神就没有物质，也不能说没有工业就没有农业，如此等等，这是显而易见的。就一个矛盾系统的形成说，基础一方也是先在的：在心一物系统中，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思维着的人脑”[19,P72]；在产业系统中，先有农业后有工业，“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22,P23]。而在矛盾系统中，作为矛盾另一方的主导则处于驱动、活力和引领的地位。主导是建构性的，它赋予系统特定的质，规定着系统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也制约着发展的水平。对于人来说，惟其具有思维着的精神，有德、学、才、识的精神素质，人才成为与所有自然物不同的社会存在。丧失了自我意识的身体，没有社会规定，也就失去了人格，成为“植物人”。在生命体的细胞系统中，蛋白质是基础，其功能是作为细胞结构的组成基质并进行新陈代谢，而核酸则是主导，它储存和转移遗传信息，指导表达机体各种性状的蛋白质。正是核酸规定了有机体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决定了有机体的质的规定性。
基础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使系统得以在一个可靠的根基上活动和发展，但相对于主导而言，则是消极的、惰性的。基础是黑格尔所说的“被规定的东西”，是自在的，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对立面——主导，它的活动就是自发的。相对于基础而言，主导却是自我规定的，它发展出新的生长点，不断突破原有的界限，因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在社会的产业系统中，农业是稳定的因素。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经指出，农业是工业劳动力的来源，是粮食和原料的基地，是工业市场的主体。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说：“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23,P406]这就是所谓“无农不稳”。但是，农业离开工业，就不可能发生质变，实现真正的进步，农业经济专家指出，先工业现代化、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因为没有现代工业的投入，“农业内部的封闭循环系统就无法打破，从而也就难以超越传统”。[24,P145]认识论中的经验和理论的矛盾也是基础和主导关系的典型例证。经验是认识的基础，离开经验，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单纯的经验积累并不能实现科学的真正进步。纵观近代自然科学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热学、电磁学、光学，还是化学、生物学，在漫长的经验材料积累时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展，如库恩所说：“科学从未因累积始料未及的新奇现象而发展过”[25,P88]。科学知识的进步是通过科学革命实现的，而科学革命则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并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已有经验事实重新进行建构、评价和解释的过程。库思因此指出，一个新理论，“决不会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累积。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25,P6]。理论作为主导要素所具有的建构性和突破性，是知识进步的积极和能动的要素。
长期以来，由于不懂得基础和主导的辩证法，对一些事物矛盾关系的理解模糊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负面的后果。人们常常把基础和主导在矛盾关系上的功能不对称性，理解为地位上的不平衡性，强分主次。按照矛盾的辩证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在同一个矛盾系统中，矛盾双方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基础的功能和主导的功能——却不会互换。例如相对于精神，物质不会改变自己的基础性；相对于工业，农业也不会有一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有时，为了强调主导在事物发展中的驱动、引领、指向作用，人们往往把主导方面称作第一。例如，我们常说政治工作是灵魂，是生命线，说“政治第一”。政治第一是列宁最先提出的口号，他有一句名言：“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26,P441]“首位”就是第一位。但是，我们又说经济决定政治，并特别强调：“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23,P450]一个是“第一”，另一个是“中心”，二者似乎无分轩轾。其实，强调政治第一，正是突出了政治的主导性。政治决定了经济工作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建立了经济活动的规范，离开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工作就要走上邪路。在“左”的路线干扰下，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就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列宁说得好：“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26,P444]而经济作为中心，则是强调经济的基础性，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无法存在，所以邓小平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3,P450]可见，政治和经济二者不是孰轻孰重的关系，而是在矛盾系统中各具不同的功能，在事物的发展中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也存在类似的困惑。马克思把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力称作直接生产力，而把尚未转化为生产手段和劳动技能的科学称作一般生产力。抛开技术不说，单就科学这种潜在的、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说，相对于直接生产力而言，何以称作“第一”呢？相反，马克思倒是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P31]如此看来，直接生产力岂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吗？其实，这里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第一”一词的。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说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主导，在生产发展中，科技进步决定了生产力的性质，规定着生产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水平，它是生产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说直接生产力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说它是整个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物质基础，人类就将灭亡，遑论其他？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不容动摇；以黎澍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应当恢复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提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人们”包括所有的人，既指人民群众，也包括杰出人物，所以是人民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这似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难推论。我认为，这里仍然是一个基础和主导的辩证关系问题。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首先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力军，他们的实践是一切知识和智慧的源头，离开了人民，就失去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这就是“民本”。但是，站在时代前面的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主导，他们集中群众的智慧，深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提出正确的理论，指出历史发展的方向，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群众不能没有领袖，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因为二者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最后想说句题外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于个人迷信的影响，一个思想误区就是认为只有领袖人物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通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仅仅是诠释领袖的思想。可是，哲学史表明，哲学的创造者主要不是领袖人物，而是在哲学王国中自由翱翔的哲人。我们普通的哲学工作者理应挑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重任。
收稿日期：200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