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析哲学的芬兰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芬兰论文,学派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至1998年，我应邀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作访问研究，对芬兰这个国家及其哲学有所了解。芬兰地处北欧，历史上曾分别附属于瑞典和俄国，1917年获得独立；现有陆地面积33.8 万平方公里， 仅有人口500多万，堪称小国。但是在逻辑和分析哲学方面，却足称大国。 这是因为，芬兰哲学在20世纪突兀崛起，在归纳逻辑、哲学逻辑、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行动理论、文化哲学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出现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和享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在从世界各国遴选100位哲学家组成的国际哲学学院中， 目前芬兰有六位哲学家，而中国只有一位。芬兰人还先后担任过或正担任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院主席或副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分会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国际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等要职。一句话，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特别是在逻辑和分析哲学圈内，芬兰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量很重。
1 源流和代表性人物
1640年，芬兰第一所大学在土尔库（Turku）成立， 有理论哲学（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包括道德和政治）两个教授席位。直至20世纪前， 出现过两个比较重要的哲学家：一是斯内尔曼（JohamVilhelm Snellman 1806～1881），享有芬兰“民族哲学家”的美誉，属于当时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另一是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k1862～1939），属于英语国家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不过，埃诺·凯拉（Eino Kaila 1890～1958 ）才是把芬兰哲学推上世界哲学舞台的头号功臣。
凯拉曾任赫尔辛基大学理论哲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芬兰科学院12名院士之一，是一位美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与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有过交往，和卡尔纳普、石里克等人一度过从甚密。他把当时新兴的符号逻辑、逻辑经验主义（据说是他最先使用这个词）、现代科学哲学、归纳逻辑以及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介绍到芬兰，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雄辩的讲演才能和深刻的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芬兰人文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他试图建立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为此开始了范围广泛的学习与研究，但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完成。凯拉培养出三位有影响的学生，他们是司滕纽斯（Erik Stenius1911～1990）、凯托伦（Oiva Ketone 1913～）和冯·赖特，后者无疑是凯拉最杰出的学生。
冯·赖特师从凯拉获得博士学位，一度与维特根斯坦、摩尔过从甚密，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其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后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无任所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院长等职。其研究领域涉及归纳逻辑、哲学逻辑、伦理学与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行动理论、人文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维特根斯坦研究等。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并给他带来很高的国际性声誉：先后被授予14个博士或名誉博士学位，是15个国家、地区或跨国科学院的院士，并曾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主席。1989年，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出版了《冯·赖特哲学》卷。冯·赖特是第一位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真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芬兰哲学家。
冯·赖特又培养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雅各·亨迪卡。亨迪卡先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于1978年移居美国，任弗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教授。曾任或正任国际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团体联合会逻辑、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其研究领域异常广泛，几乎涉及逻辑和哲学的所有领域，在数理逻辑（分配范式、模型集、无穷深度语言）、数学基础（IF逻辑及其革命性意义）、哲学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认知逻辑、命题态度、游戏论语义学）、方法论（归纳逻辑、语义信息）和哲学史（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皮尔士、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众多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先后出版个人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300 多篇，编辑著作20多种。亨迪卡是当今国际哲学舞台上极为活跃且极富影响力的哲学家。
正如尼尼罗托指出的，“亨迪卡总是精力充沛，充满新思想，在促进哲学研究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国际性杂志《综合》和大型丛书《综合文库》的主编，后者已出版学术著作270多种。他教育、 培养了整整一代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例如下面这些人大都是他的学生：托梅拉（Raimo Toumela 1940～）、希尔匹伦（Risto Hilpinen 1943 ～）、皮塔瑞伦（Juhani Pietarinen 1938～）、尼尼罗托（llkka Niiniluoto 1946～）、兰塔拉（Veikko Rantala 1933～）、萨瑞伦（Esa Saarinen 1953～）、卡尔松（Lauri Carlson 1952～）、 桑朵（Gabriel Sandu 1954～）等，亨迪卡的影响贯穿在所有这些人的工作中，目前这些人正活跃在世界和芬兰的学术舞台上。如希尔匹伦现为芬兰土尔库大学和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归纳逻辑、科学哲学、哲学逻辑和皮尔士研究等。尼尼罗托现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1975年以来任芬兰哲学会会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归纳逻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等。
2 主要研究领域
（1）哲学逻辑
冯·赖特是哲学逻辑领域内举足轻重的权威和大师，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主要有：早在1950年他就明确提出广义模态逻辑的系统构想，并构造了三个后来证明与刘易斯系统T、 S4、S5等价的模态系统M、M'、M”；他是道义逻辑的创立者， 几乎毕生都在从事道义逻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建立了一元道义逻辑和二元道义逻辑，并把它们与规范逻辑、行动逻辑、变化逻辑、优先逻辑、时间逻辑相结合；他还研究了语义悖论、衍推、逻辑真理、分配范式和实践三段论等课题，提出了不少原创性见解。
亨迪卡同样是哲学逻辑领域的超级大师。他建立了一阶逻辑的分配范式及其基本性质，并在推广分配范式的语义基础上发展了模型集（现被称为“亨迪卡集”）技术。他把模型集用于研究模态逻辑特别是认知逻辑和道义逻辑的语义学，以及它对于一系列内涵性概念如命题态度词和感知动词的应用，因此成为认知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出发，对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学进行新探索，发展出“游戏论语义学”，在此基础上与他的学生桑朵一道创立了所谓的“友好独立的一阶逻辑”（简称IF逻辑）。在其新著《数学原理的重新考察》（1996）一书中，他自称IF逻辑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2）归纳逻辑 凯拉受维也纳学派影响，比较重视归纳逻辑， 后者于是成为他的学生冯·赖特最早的研究课题。冯·赖特在归纳逻辑方面出版了两本书，一是博士论文《归纳的逻辑问题》（1941），另一是《论归纳和概率》（1951），总起来说，冯·赖特在归纳逻辑方面主要研究下述四个问题：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和其他人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辩护方案，归纳概率演算及其解释，确证理论和确证悖论，排除归纳法的条件化重建。他对后一问题的处理已进入现行的各种逻辑教科书。
60—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分配范式理论用于研究归纳逻辑的概率测度问题，提出了归纳方法的二维连续统、K维连续统、 归纳接受理论和归纳语义信息理论。他的一些学生如希尔匹伦、托梅拉、皮塔瑞伦、尼尼罗托、冯·柏拉图（Jan von Plato 1951～）等人，参与、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所谓的“归纳逻辑的芬兰学派”。芬兰学派属于逻辑贝耶斯派，主要是在修正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具体进行了下述两个方面的修正：一是使归纳概率主观化，二是使归纳逻辑局部化，由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概率逻辑系统，提出了归纳确证理论，还研究了全称假说的语义信息问题。
尼尼罗托和托梅拉在《理论概念和假设—归纳推理》（1973）一书中认为，卡尔纳普和亨迪卡所发展的概念工具可以用于精确阐释波普的逼真性概念。希尔匹伦则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其中把世界之间的距离作为初始概念）定义逼真性。尼尼罗托意识到，假若用亨迪卡的构件代替可能世界，则可以明确定义世界之间的距离。这种“类似性探索”导致了关于逼真度的定义。逼真度适用范围很广，从单称语句、概括命题、量化规律到一阶理论。尼尼罗托在《似真性》（1987）一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把逼真度看作相对于认知概率的期望值的理论，它是波普的逼真性理论、卡尔纳普和亨迪卡的归纳逻辑以及莱维的认知决策理论的综合。
（3）科学技术哲学 自从凯拉以来， 科学哲学在芬兰的学术共同体中就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这表现在活跃于这个领域内的学者占据了芬兰哲学的主要教授席位；许多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课程，尼尼罗托等人所撰写的有关教科书被广泛使用；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受到国家和各种基金会的赞助。他们在此领域内做出的具体工作撮要如下：
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认知逻辑和游戏论语义学相结合，用于研究关于问题、回答和问答对话的理论，并逐渐发展出“探究的询问模型”（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简单说来，这一模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设问法，它把探究看作是研究者不断向自然发问，自然给出回答，研究者再根据自然的回答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以获得成功的过程。亨迪卡具体把探究处理为数学博弈论意义上的二人零和游戏，最好的寻求信息的策略取决于所允许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询问游戏可以用贝思语义表列的变体形式化。亨迪卡本人认为，这一模型揭示了科学推理的真正逻辑，可在许多领域内获得重要应用。他本人已把它用于逻辑教学，与人合著了一本逻辑教科书《假如……会怎麽样？——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这一模型已在国际科学哲学界受到很大重视。
芬兰哲学家还讨论了理论的结构和动态发展机制问题，并捍卫了科学实在论的两种不同形式。如尼尼罗托在《科学是进步的吗？》（1984）一书中，把“似真性”（truthlikeness）概念建立在塔斯基的符合论真理观上，并把科学进步定义为似真性的增长。托梅拉在《科学、行动和实在》（1985）一书中，拒绝了本体论、语言学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所与神话”，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因果内在实在论”的见解，其中根据“最好的说明”（best explanation）来刻画“真”。欣托伦则使用结构主义或语义学的理论概念作为背景框架，去讨论有关说明、理论选择、简单性和应用科学的问题。他把科学实在论精神与对探究的问题——理论方面的敏感性结合在一起。
除一般科学哲学外，芬兰哲学家和有哲学偏好的科学家还讨论了各专门科学中的基础问题，所涉及的专门领域有：希腊几何学、中世纪科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生物学、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人文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行为科学、教育学、经济学、媒体和大众传播、法哲学、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等等。此外，他们还探讨了有关技术的哲学问题，如技术的变化，技术和人类价值，技术和环境，合理性和现代性等。他们还就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论战，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热点。
（4）行动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
道义逻辑引发冯·赖特对行动理论的兴趣，由此展开了他对行动的哲学或逻辑的研究。他一直尝试建立行动逻辑、变化逻辑等，以作为道义逻辑的基础。他认为，行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意向性，由此可区分关于行动的因果论模式和意向论模式，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说明人的行动时，是否需要如下形式的法则性陈述：
（a）无论何时，如果某个人打算实现p，并且相信q对于实现p是因果必然的，他就会实现q。
他本人主张意向论模式，并把后者称为“实践推理”或“实践三段论”，讨论了它的各种形式。后期他越来越重视社会制度性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
行动理论又导致冯·赖特进一步去研究与理解：历史解释、决定论、因果性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导致他去研究人文主义、人文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方法论差异。前者根据原因和结果去解释现象，它寻求一般规律，是“因果论的”。人文科学则根据现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现象，它们是“诠释学的”或“解释性的”。冯·赖特实际上信奉一种关于人的行动和人文科学的反实证主义观点，他的论述在芬兰以至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引起了广泛关注。托梅拉、赫兹伯格（LarsHertzberg 1943～）和坡恩（Ingmar Porn 1935～）等人不同意冯·赖特的观点，为因果论模式辩护，认为人的行为还是可以用需求和意向从因果关系上加以说明的，由此引发了一场相当热烈的论战。
（5）维特根斯坦和哲学史研究
冯·赖特因某种特殊的机缘与维特根斯坦相识，后来成为他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和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在维特根斯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著有《维特根斯坦传略》和研究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多篇论文，并结集为《维特根斯坦》（1982）出版；搜寻、整理和保管维氏遗著；单独或参与编辑、出版维氏遗著十多种，所负责的《维特根斯坦全集》（文字版和手稿光盘版）正在出版中，等等。亨迪卡和他的前妻迈瑞尔（Merill B Hintikka 1939～1987）合著了《探究维特根斯坦》（1886）一书，此书已用三种语言出版，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亨迪卡还著有多篇维特根斯坦研究论著，也是一位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另外，司滕纽斯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60）也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
在芬兰，哲学史受到广泛的重视。亨迪卡就曾指出：“芬兰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生动的历史感和对哲学史以及一般的思想史的极其尊重。”此话确实不假。芬兰尽管是人口小国，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都已译为芬兰语出版，亨迪卡的《时间和模态》（1973）一书对亚里士多德的模态理论的解释新意迭出。对中世纪哲学和逻辑的研究甚至也是芬兰的一个强项，这方面有克努提拉（Simo Knnuttila 1946 ～）的《中世纪的模态理论》（1993）等著作出版。此外，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家以及芬兰自己的哲学史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不少研究成果还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6）文化哲学 芬兰哲学界有一个传统， 即哲学家们不仅从事自己的专门研究，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司滕纽斯论自由思考，凯拉论生活的意义，冯·赖特论人权，凯托伦论大学政策，近期的例子是冯·赖特对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的批判。
冯·赖特从青年时代就对历史和历史哲学感兴趣，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影响较深，并从60年代开始对当代文化的批判，重点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历史的大单元是文化或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几大文明之一，并且正在衰落，在其科学技术成就“全球化”的过程中正走向它自己的终点。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对物理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毁灭性后果，并逐渐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紧随这些发展而来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恶，例如由工作的自动化和机械化造成物质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工劳动，并由此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正经历着分裂的危险：一面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另一面则是贫困化和被边缘化的多数。这最终会对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这些现象是冯·赖特的文化批判一直关注着的我们时代的某些恶。
冯·赖特对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的批判态度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芬兰哲学家如皮塔瑞伦、尼尼罗托、艾拉克塞伦（Timo Airaksilum 1947～）等人都参与到相应的论战中去，讨论有关人、机器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由于苏联—东欧体系崩溃而引起芬兰前几年经济衰退，由此产生一些社会问题，芬兰哲学家们又讨论有关价值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有的哲学家还在社会上扮演着多产的文化评论家的角色，讨论从性、崩克摇滚、诗、美国生活方式、大众传媒、经营管理到“有意义生活的哲学”等范围广泛的问题。从80年代以来，芬兰哲学会曾组织一系列主题为一个英文词的国内或国际性哲学讨论会，这些主题包括：真理、价值、爱、事物、自由、自我、美、变化、意向、艺术、意义、自然、情绪、理性、意志、知识和共同体。《爱的哲学》（1984）一书就是其中一次讨论会上由21位芬兰哲学家所提供的论文的合集。
3 成功的原因
芬兰作为小国，其哲学在本世纪取得如此成功，在我看来，至少归功于下面四个原因：
（1）广泛的国际交往 这里首先要说到语言问题。 芬兰的官方语言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也许是意识到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口太少，若不会使用英语这样的国际性语言，就等于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圈子里，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因此几乎每一个芬兰人都会英语，更别说学术圈内的人士了。这就为芬兰人参与到国际学术圈中去准备了条件，如进行跨国人际交往，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对于芬兰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或俄国人来说恐怕就是一个大障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也是很封闭的，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在40年代前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芬兰优秀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此少的人口以及由此而来的异常少的学者数目，对于从事哲学之类的学术研究来说是存在危险的，如狭隘、嫉妒、宗派主义、恶性竞争等。解决之道就是融入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大舞台上去表演；具体办法有两条：“走出去”和“请进来”。在“走出去”方面，凯拉、冯·赖特、享迪卡、坡恩、托梅拉、希尔匹伦等多人长期在欧美大学里任职或兼职，并在国际哲学团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如国际哲学学院、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的主席或副主席。尽管如此，他们仍保留芬兰国籍，与芬兰国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好几代在国外任职的各个领域的芬兰学者几乎都是如此）。在“请进来”方面，经常在芬兰举办国际性会议，大学讲台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教授的身影。以我在那里一年的经历为例。这一年间，举办了芬兰—俄罗斯逻辑圆桌会议（每年一次）和主题为“现代逻辑的发展”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为欧美逻辑学家；先后有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的近十位逻辑学家或哲学家在赫尔辛基大学讲学，短者讲一次，长者讲十几天或一学期。这种高频率或高效率的“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使芬兰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2）第一流的学术带头人 对于芬兰哲学的发展来说， 有三个人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即凯拉、冯·赖特、亨迪卡，是这三个人把芬兰从“人口小国”变成了“哲学大国”。凯拉通过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把当时的许多新学科或新信息介绍到芬兰，并以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芬兰学人，还培养出三个杰出的学生即司滕纽斯、凯托伦和冯·赖特。冯·赖特以其在哲学逻辑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特殊关系，当上了国际哲学学院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至此芬兰人第一次走上了世界哲学的前台。在他之后，他的学生亨迪卡成为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和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他的秘书希尔匹伦后来成为该分会的秘书长。亨迪卡更是一个思想极富冲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并且活动组织能力极强。他为芬兰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并先后把他们推上国际舞台。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是：开阔的知识视野，极强的创新精神，国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强的活动组织能力，以及优秀的教师，等等。
（3）宽松、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 宽松、宽容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政府方面，由于芬兰是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控制，学术研究相对自由。二是学术界内部，大多数学者的视野都相当开阔，研究领域非常广，经常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之间窜来窜去，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派别和门户之见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耗。正如尼尼罗托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小国，芬兰未能在哲学领域内从事狭窄的专门研究，因此，芬兰最优秀的学术代表人物也很容易从哲学的一个分支转到另一个分支。同时，芬兰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也有助于建立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联结。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不同哲学思潮令人感兴趣的相互融合，以及在以往相互孤立的哲学流派之间彼此沟通。”根据我在芬兰一年的感受，对于芬兰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研究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研究；一切诚实的研究工作都会受到尊重，他们有时甚至也会参与其中。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就是思想不板滞、不僵化，常常能从不同的领域获得灵感。亨迪卡曾深有体会地说道：“我发现，我的历史研究与我在某个专门课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新的理论或技术常常有助于揭示、显露某些历史理论隐含的预设，发现人们从未意识到的新方面或新特征，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精确性和质量。……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见又反过来启发或促进我在某个专门问题上的建设性工作……”
（4）相互切磋、合作的团队精神 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领域， 如果能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反而能造成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形成一个高效率的学术团队集体攻关，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具有某种继承性和累积性。亨迪卡曾指出：“由较年轻一代芬兰哲学家的几个成员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体现了他们赖以弥补在一个人口数量很少的国家工作所造成缺陷的另一种方式。与芬兰上一代学者相比，甚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可资比较的当代团体相比，在所提到的这些哲学家——亨迪卡、希尔匹伦、托梅拉、皮塔瑞伦、尼尼罗托、兰塔拉、萨瑞伦、卡尔松——中间已出现了更多的协同合作。……芬兰较年轻哲学家之间的合作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主题和兴趣的连续性或一般的相互启发，他们的合作以及受共同权威指导的程度是罕见的。”这一群人的领袖实际上就是亨迪卡，后者在自传中谈到：他的长处和短处之一是他有太多的主意和想法，远不是他自己的时间、精力、耐心，甚至常常是背景知识允许他自己去完成的。于是他就把这些主意或想法教给他的芬兰学生或年轻同事，与他们合作研究，一道取得成功，由此带出了一批国际知名的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形成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芬兰学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芬兰哲学界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借鉴，以便使中国当代哲学早日走向世界，让国际哲学舞台上也能听到中国哲学家的声音，看到中国哲学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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