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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句成语：一句是“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另一句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同样是三个人组成的整体，由于结合的情况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整体效应。三个皮匠结合得好，整体效应增强了；三个和尚结合得不好，整体效应削弱了。决策系统为了更好地实现决策目标，总是力图使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最佳整体效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使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斐然成就，让中国人民振奋，令世界各国瞩目。其强大政策威力，来源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最佳整体效应。
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整体功能优化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果把党的基本路线视为一个大系统，那么“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则是三个子系统。
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所具有的作用、能力和功效等。系统方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最优化原则，即希求系统的整体联系在运动中达到最适当的有序状态，并使系统的功能趋于最大值。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强大政策威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整体功能优化。
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整体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各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而是依据各部分之间不同的结构及相互作用的强弱，分别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整体功能等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这种情况容易理解。其二，整体功能小于各部分之和，如“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这种情况。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运动问世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这种情况，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以速度为核心、为灵魂，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结果所形成的整体功能是：欲速则不达，使国民经济遭受很大损失。其三，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即各部分组成整体后，出现了其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新功能，如“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就是这种情况。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组合所形成的整体功能，也是这种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整体功能优化的最好证明。80年代，我国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增长了136%，年平均增长速度列世界第20位。“八五”计划期间（1991 199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达到179612亿元，比“七五”时期累计增加107079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达11.7%，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高的时期。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三年价格调整汇率平均计算，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八位，1993年居世界第七位。在1995年，我国提前完成了原定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目标。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00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7%；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超过48000万吨；工业生产全年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了13%左右；物价涨幅实际回落到6.1%，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整个经济开始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轨道。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整体功能优化。
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构优化
结构决定功能。党的基本路线整体功能优化，取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构优化。
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系与组织的方式，是系统各要素间关系的总和。系统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必然表现出相应的功能，结构的优化必然使系统的功能优化，立交桥的功能优于普通桥梁，关键在于其结构优于普通桥梁。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大系统中，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三个子系统的结构优化，才实现了基本路线的整体功能优化。这三个子系统的结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位一体，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主体。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因此，经济建设一定要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除非爆发了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仗还搞建设。总之，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都是围绕和服务于“一个中心”的，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有赖于“两个基本点”的支撑。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可靠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是：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甚至坚持不住。
党的基本路线的三个子系统之间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如同一座凌空架起的立交桥，使基本路线形成了有机的立体结构。结构的优化是系统功能优化的基础，这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有强大政策威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既反“左”又防右——“两个基本点”的负反馈机制
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学的领导决策，实质上就是反馈控制。如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的工作路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就是决策过程的反馈控制。
反馈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强化系统正在进行的偏离目标的行为，如在调对钟表时，发现表快了，又往快了拨，表会更快。“负反馈”有利于反抗系统偏离目标的行为，使系统沿着减小偏差的方向动作，有利于实现预定的决策目标，如在调对钟表时，发现表快了，就往慢了拨，这就是负反馈。决策系统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会发生偏离决策目标的问题，这时，负反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克服偏差。在党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便具有反“左”防右的负反馈控制机制。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的历史上克服“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反“左”防右的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又要注意另一种容易被掩盖的倾向，不搞片面性、主观性。上述论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但是，应该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关于戒“左”戒右的决策目标，是用两个操纵杆来进行控制的。其中，一个操纵杆用来反“左”，另一个操纵杆用来反右。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放弃了他一贯坚持的既反“左”倾、也反右倾的两条战线作战的原则，紧握反右的操纵杆，一再进行正反馈决策，忽视了危害党和国家肌体的“左”倾错误，结果导致了他晚年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左”倾扩大化的严重失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过程中，首先，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既要反对“左”倾，也要反对右倾的思想，提出“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其次，在总结建国以来“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左”是最大的危险。“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的根子很深。“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第375页）。邓小平的反“左”防右思想，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来的，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紧密结合的理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确立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两个基本点”。并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紧密联系，使其具有反“左”防右的负反馈机制。
在拨乱反正的最初四个月，“两个基本点”相继问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拨乱反正时期的主流。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左”、右两股逆流。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方面坚定地清除“左”的流毒，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同攻讦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思潮作坚决的斗争，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同一斗争过程中问世的，所以“两个基本点”之间便具有相辅相承的既反“左”又反右的功能。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反“左”防右功能逐步深化为负反馈机制。80年代的中国颇不平静，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作祟，80年代初的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学潮、80年代末的动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来自右的方向的干扰，中国共产党人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坚决地击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全盘西化”的鼓噪。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有些人从“左”的方向不断提出姓“资”姓“社”的疑问。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为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吹起了强劲的东风。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左”防右的斗争中，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建立起了负反馈机制。这种负反馈机制的形成，将戒“左”戒右思想从两个操纵杆合并为一个方向盘，使决策系统反“左”防右的灵敏度、准确度更高。
“两个基本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左”防右的锐利武器。无论是清除“左”的影响，还是抵制右的干扰，都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中国所以能在苏东剧变面前巍然不动，坚持“两个基本点”，并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负反馈机制，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党的基本路线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机制
系统论认为，任何开放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外界物质环境之中，并且每时每刻都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否则，系统就会萎缩、退化乃至消亡。对于决策系统来说，与外界的交流、交换尤为重要，要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做出补充决策、进行随动控制。任何决策，如果一成不变，都会酿成苦果。如我们经常提到的“苏联模式”，在其形成之初，有其合理性，但是，一经形成就几十年不变，给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带来的祸患是无穷的。
在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大系统中，“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这三个子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时时处处都与外界处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交流之中，都具有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机制。改革开放是生长点，它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树枝繁叶茂。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政治体制等等，不断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机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然面对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相互交换和相互联系，这一切决定了“一个中心”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的子系统。“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仔细观察该子系统中诸要素的发展变化，就会发现，同样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50至60年代，我们按照经典理论营造社会主义大厦时，提出了“一大二公”的目标模式；70年代，“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谬地提出了根本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模式。无须赘述，上述三种目标模式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同样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今天我们正在从昔日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误区中走出来，在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从60年代造神运动巅峰时期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到今天“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更接近于科学，中国共产党人从唯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误区，走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康庄大道。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三个开放的子系统，它们具有吸纳外界信息和能量的机能，通过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使自身变成了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正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有这种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机制，所以党的基本路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机盎然。因而“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成为可能和必然。
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抛弃那种只注重部分、忽视整体的方法，代之以整体性为原则的决策方法。党的基本路线正是具有最佳整体效应的总政策。其威力来源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结构优化、整体功能优化、具有反“左”防右的负反馈机制，以及自我完善、自我调整机能。因此，我们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不能仅仅是坚持其中的某一个子系统或两个子系统，而必须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淁本点”不动摇。并且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相当于100年左右的时间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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