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庄子》文化特色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谢立凡1， 朱永华2
(1.湖南省双峰县第一中学， 湖南 双峰 417700； 2.湖南日报社，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 要： 《庄子》思想深邃独特，哲理博大精深。本文将《庄子》所反映的文化特色，概括为道文化、圆文化、和文化、柔文化、愚文化和济世文化六个方面。《庄子》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庄子》文化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强化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等，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 新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8本文将《庄子》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六大特色，借以说明《庄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庄子》对于我们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道”文化。
依庄子的说法，“道”，是为了回答“万物之所生恶起”(《则阳》)，回答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
大体说来有三派，“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庚桑楚》)。“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这是第一派的观点，以为宇宙开始之时没有“物”，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只有“无”，“物”由“无”而生，这一派是老子的观点，《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其次以为有物矣”，这是第二派的观点，以为宇宙开始之时就有了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之物，从而诞生了生命，生是“物”之丧失，死是“物”之返归。儒家是这一派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齐国稷下曾经发生过一场辩论，焦点在于“无”，这是《则阳》所说的“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季真以“无”为“虚”，“虚无”不能生“实有”，故“有生有”，接子以“无”为实，故“无生有”。庄子则以为上述两种说法都“偏于一曲”，于是提出第三种观点：“其次曰始无有”，物始于“无有”，“无不能生有，无生无有，无有生有”(《庚桑楚》)。
“道”是什么？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然后她提着袋子递给我，为了避免碰触她握住袋子提手的手指，我紧抓住袋子的右上角，让绿色袋子离开深蓝色的海，回到我的左手。
我国先秦时代的哲学家，围绕“无”和“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教、学生学，但老师教的如何、学生掌握的如何，以及学生对各项运动项目的掌握已经达到什么等级，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标准》的出台，有效解决了如何评价体育运动技能掌握情况，一是让政策落地实施，找到了可靠的抓手，进而使政策发挥出效力；二是打破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界限，以政策为指导，使实践焕发无限活力！
(一)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2]14。但中国的哲学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的最高问题是“道”，中国哲学走的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的哲学家用唯物唯心的观点来套用中国古代的哲学，就好比进入了迷阵，怎么也走不出来。
老庄的“愚”，不是“愚昧”“愚蠢”。上引《老子》第二十章，“愚”，指“沌沌”“昏昏”“闷闷”，也就是糊涂，对于是是非非，尊卑贵贱，名利得失，不如众人那样“昭昭”“察察”，分辩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六十章，“愚”与“明”相对，“明”也就是“智”，即“昭昭”“察察”的意思。在《老子》一书中，“愚”的同义词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庄子的“愚”和老子同，也指“朴”。“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山木》)，无私无欲，愚钝素朴，是庄子理想的人格。
(三)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哲学大辩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理论争辩，恩格斯说：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2]5。我国先秦时期这场哲学大辩论，史称百家争鸣，实际上也是一场政治变革的前奏。坚持“万物生于有”的观点，皆以天地永恒，“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系辞》)。因此，尊卑贵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是天道使然，黄族对炎族的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道。坚特“无生无有，无有生有”的观点，则以天地也是有生有灭的，尊卑贵贱是不停地变化的，黄族对炎族的统治是可以改变的。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是老庄，几千年的炎黄对立终于消失，汉民族、汉文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得以出现。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社会变革。
然而汉以后，中国的哲学不是在庄子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理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成了铁定的律条。从此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再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和社会变革，历代的农民起义也只不过是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3]625。但是，人类的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你不变，人家变。中世纪之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冲破了地球中心说，人们终于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此，欧洲人迎来了思想大解放，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随之而来出现了社会大变革，才两三百年的时间，就大大地把我们甩到了后头。直至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中国才又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和社会变革，这场哲学革命和社会变革现在正在继续，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现的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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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为什么提出“和同”？
叶晓晓呆住了。这是陈小北的突发奇想，他完全没有跟她商量，这一次恐怕玩大了吧？不会把自己烧着吧？叶晓晓几次张了张嘴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现场的气氛热到了极点，记者们吵吵嚷嚷地在陈小北面前报名，他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陈小北那张嘴上，努力地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好在第一时间将那场划时代的壮举勾勒出来。
这个世界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呢？庄子告诉我们，它不是单向的“线”，而是循环往复的“环”。“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至乐》)，天地万物由“道”化生，最终又回归“道”，即“无”生“无有”，“无有”生“有(天地万物)”；反过来，“有”又化而为“无有”，“无有”化而为“无”，这是“无”与“有”的循环。“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寓言》)，这是万物化生化死之循环。“若枉若直，相而天极，观而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盗跖》)，这是是非曲直尊卑贵贱的循环。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大大小小的“环”构成的。
古代哲学家们对这个“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一)“连环”可解，还是不可解？《则阳》曰：“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依照庄子的观点，万物之变化，生死福祸、是非得失、尊卑贵贱之变化，好比一个环接着一个环，环环相连，反来复去，无穷无尽，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所以，连环不可解。但惠施说：“连环可解也。”(《天下》)“连环”可以分解成为一个一个的环，此物之生与死，彼物之生与死，是一个一个互不关联的环，皆由始而归于终。庄子以“道”观生死，立足于无穷生命的整个链条；惠子以“物”观生死，立足于链条之中个体生命之环。对“环”可解不可解的分歧，引出对人之生死的不同态度。“公以其死，阴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寓言》)，公，儒家、名家之类的俗人，以为“生”与“死”有“阳”与“阴”之分，有“无自”与“有自”之别。死，阴也，由生转化而来，故曰“有自”；生，阳也，却不知从何转化而来，故曰“无自”，这便是说，生可以转化为死，但死不能转化为生，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众人皆“悦生厌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庄子则以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我们生命的本原是气，来到人世，“神奇复化为朽腐”，气化为生命；离开人世，“朽腐复化为神奇”，又复归于气(《知北游》)。所以，生，好比一次外出的旅游；死，好比流浪在外的孩童返归家园。“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齐物论》)所以庄子“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生，时也，死，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而不能入也”(《养生主》)。庄子“安时处顺”的生死观与儒家“乐生痛死”的生死观针锋相对。
(二)孰化，孰不化？“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彼是，互相对立的事物，好比门户转动的环，向相反的方面循环变化；道好比户枢，居于环之中，以不变因应由“彼”而“是”，由“是”而“彼”之无穷的变化。“道无终始，物有死生”(《秋水》)，变者，物也；不变者，道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大宗师》)，“杀生者”，道；生生者，亦道。道不生不死。
环转，而道居中不转，也就是说，物化而道不化，这是庄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由此引出两种不同的生活理念：“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知北游》)。“古之人”，古代至德之世的人，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纯朴的天然本性不会变化，“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守其宗”，就是守住“道”，守住人的天然本真。“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田子方》)连死生都不在乎，何况名利得失呢？但是，当今世俗之人，生存的外部环境与“古之人”相比，没有变化，春夏秋冬，四时更迭，照例周而复始，人们却“内化”了，天然本性蜕变了。今世之人，“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徐无鬼》)劳形伤性，潜心于功名利禄之中，至死不渝，真是非常可悲呀！
课堂监视主要是对学生上课期间的状态进行监督，在日常的课堂学习时，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玩手机、睡觉、思想开小差等等行为。虽然学生在教室里，但是他们的状态并不是在学习，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学习内容上。因此虽然人在教室，并没有起到学习效果，浪费了时间。利用Deep Learning的人脸识别系统，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时时监督，学生的眼睛是否盯着黑板，是否有低头、伏案、左顾右盼等行为。发现这些不当行为，及时予以提醒纠正，有效的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5]26，新时代呼唤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平面转，还是向下转？“环”怎么转？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固定的平面转来转去，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二是螺旋式的向下转，这就是庄子的“德又下衰”(《缮性》)的理论，文明越向前进化，道德就越向后退化。怎么解决？庄子以为只有后退到“至德之世”。但是，人类不愿意后退，也不会后退，因此，庄子的办法，就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三是螺旋式的向上转，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螺旋形地向上发展的。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用董仲舒的办法，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用庄子的办法，后退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断地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5]21。我们要坚定地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朝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而庄子所憧憬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至德之世”才能真正实现。
湖北华贵销售的产品以藕带为主、其他莲藕制品及水生蔬菜为辅，目前藕带销售占比为80%。因藕带为加工制品，存放时间较长，线上销售量变化不大，不受季节因素影响，线上年推广投入费用约为300万；线下销售量受节日因素影响，在年底需求量较大。公司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原材料采集成本、物流成本以及推广成本，加上目前企业还没有专项物流，完全依靠与各大物流公司合作完成，年物流成本约为360万。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文化。
“和”，是贯串《庄子》全书的主题，“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齐物论》之“齐”，就是“和”的意思，要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自其异者而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观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也，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如果从“差异”(即儒家“别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那么，即使如同“肝胆”这样最亲近的事物，也会变得像吴地和楚地一样相差遥远。如果从“同一”(即墨家“兼爱”)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也就完全一致而没有差别。庄子说，我既不像儒家那样，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壁垒森严，也不像墨家那样，完全否认差别，搞绝对平均主义，我主张“和”，“游心乎德之和”。
“据我所知，尾砂库治理工程的泄洪能力、调洪库容设计，依据的是川黔两省百年降水最高记录，最高洪锋设计的，这雨就算下到明天，降水量也冲不上410。”
但是，沿用庄子的理念建立的大汉王朝为什么又抛弃了庄子，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因为《庄子》是用于解决炎黄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个矛盾消除了，《庄子》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更主要的，庄子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至德之世”，而刘邦则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创建的大汉王朝是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政权，与庄子的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把代表黄族，也就是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移植过来，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思想工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圆”文化，或者“环”文化，《庄子》有时说“圆”，大多时候说“环”。
(一)庄子的哲学思想“无有”，是“无”与“有”的浑沌。庄子认为宇宙就是对立物和合共生的浑沌，一个具体的生命也是浑沌。庄子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浑沌氏之术”(《应帝王》《天地》)。
汉高祖刘邦找出了炎黄民族最大的公约数，划出了炎黄民族最大的同心圆，这就是他创立的汉民族和汉文化，实现了炎黄民族的大融和，最终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两千年多年的历史证明，他创建的中央集权的国体，对于维护我们民族的团结，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72，了解了中国古代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
怎么样实现炎黄民族的大融和呢？庄子提出的办法有二：“养中”“约分”。所谓“养中”(《人间世》)，就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在“善”与“恶”，也就是炎黄这样对立的民族之间，找到那根居中的“督”脉，找到对立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然后“柴立其中央”(《达生》)，“处乎材(炎族)与不材(黄族)之间”(《山木》)。所谓“约分”，就是将双方的对立面缩小。“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秋水》)，得道圣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能把对立的方面缩小到极至。“约分”与“养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的方面缩小，共同的方面自然就会彰显出来，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找出对立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划出对立双方最大的同心圆。
(二)解决炎黄民族之间的矛盾只有“和同”。炎族和黄族之间的矛盾，是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五千余年的民族矛盾。中国先秦社会不同于西方，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受制于而且从属于炎黄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发展历程。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先秦历史，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庄子》一书就是为了解决炎黄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作的，《庄子》是炎黄民族大融和的千古绝唱。
孔子也讲“和”，但与庄子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贵族)对小人(奴隶)说：你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奴婢吧，我天经地义做你的主子，我们可以和和气气相处，但是尊卑贵贱的地位不能相同。所以，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礼”是讲尊卑贵贱的，比起用专政的方法来维护，不如用“和”的方法好，但是，“和”，也不能为和而和，必须合乎“礼”的制约。“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和”是用来维系“礼”的手段，离开了“礼”来讲“和”，孔子则以为没有什么意义。而“小人”则不是这样，奴隶小人追求的目标，首先就是地位的平等，离开了这一点，“和”也就没有了意义。而庄子既不同于“君子”，也不同于“小人”，庄子主张“和同”，既“和”又“同”。这个意思在《德充符》说得很明白，申徒嘉与子产争辩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子产，儒家的代表，讲“和而不同”；申徒嘉，庄子的代表，讲“和而同”，所以，申徒嘉批评子产说：“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我和你游于心灵上的和谐平等，但是你却在形体上计较我们之间的形残形全，地位上计较我们之间的尊卑贵贱，不能和我平等相处，这不是你的过错吗？
汉代以后，中国真正地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时代，阶级社会的矛盾，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所谓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所有制替代另一种所有制，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革命，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替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要用公有制替代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说到底就是做了一件事，即所有制的变革，将私人所有制变为国家和集体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阶级的基础。
庄子“外化”而“内不化”的思想，对于我们加强自身修养，保持政治定力，极有启发，“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无论世界风云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国内外各种奇谈怪论如何花样百出，纷至沓来，我们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4]327。又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208一旦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内化”，就会蜕化变质。我们要认真吸取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的教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能变，共产党人的本色不能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6]25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就是构建一个既能够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又能够兼顾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6]148；二是将公有制经济下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6]149。一句话，就是借鉴资本主义科学合理的部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原本对立的两种制度，就不再水火不相容，而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不再是冰炭不同器，而可以公平竞争，和合共存。
这个思想，与庄子“序”的理念高度吻合。庄子的社会理想是“至德之世”，怎样实现呢？庄子原来的想法是，“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即用“无为”之术管理天下，反对孔子以“仁义”治天下。但是后来，庄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提出了“序”的理念，“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天道》)。这个“序”，就是吸取了儒家及诸子的学说。庄子提出这个“序”，强调两点:(一)“先明天”，从“在宥天下”，即“至德之世”的理想出发，经由儒家和诸子的“治天下”，而后达到“大平，治之至也”，也就是“至德之世”。儒家和诸子“治天下”之术，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过渡，“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天运》)，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忘初心”。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容许和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但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最终目标不是后退到私有制，而是要消灭私有制。(二)“人在方内，心游方外”，即人置身在“仁义礼智”的现实世界里，但是心游于“至德之世”，这是庄子在《大宗师》提出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现在处在“市场经济”的现实环境里，但思想不能被市场所左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交易”，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促成市场交易的公平正义，但自身不能参与“交易”，一旦参与“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种种腐败现象就会发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到底，就是限制权力，不让其参与交易。
航空交通技术的高度发达，因特网的出现，使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越来紧密，那个国与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孤立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98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同”理念，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既是古老东方智慧的今世展现，也是中国人民对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深重民族灾难的当代觉醒”[1]201，“展现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全球化历史节点上的浴火重生”[1]206，是为世界人民找出的最大的公约数，划出的最大的同心圆。
如果说，以前我们向西方文化学习，补上了西方“斗争”文化这一课，完成了新民主义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则是向西方人补上我们中华民族“和同”文化这一课，这是引领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柔”文化。
最后，本文存在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改进：第一，使用跨越时间更长的面板数据得到的两步估计值更加稳健，但由于数据局限，目前无法实施；第二，其他因素，如预期、相对收入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整个分布上的变化如何，以及中国其他群体，如农村居民、城市移民、老年人等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后得到的结论又有何异同，需要更深一步地研究。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柔”有活力有生机，“刚”则僵化死亡。老子还以水为喻，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但孔子却赞美刚强，瞧不起柔弱，“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是因为，柔弱胜刚强，是弱者对强者的制胜之道，老子代表炎族，是弱者；孔子代表黄族，是强者。立场不同，策略迥异。
庄子承袭老子的“柔”，以“柔”为“道”的特性：“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齐物论》)，所谓“葆光”，就是“为”而不露痕迹，“不知其所由来”，把自己的光芒隐藏起来，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思。在《说剑》篇里，庄子论中国剑术的要诀是：“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后发制人”之术，就是以柔克刚之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秋水》篇，庄子以风为喻，提出弱者的制胜之道，“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踩踏)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飞)大屋者，唯我能也。’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风，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弱者，处于失败的地位，“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但风最终“折大木，蜚大屋”，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以众小不胜为大胜。
我们经常听到的经典名言是：“积小胜为大胜”。但是，庄子却提出另一条制胜之道：“以众小不胜为大胜”。最有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刘项之争。项羽“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但最后自刎乌江，项王之众小胜反而积为大不胜。反观刘邦，虽然屡战屡败，却在失败中一步步变被动为主动，逐步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终于在垓下一举全歼强敌，霸有天下。怎样才能“以众小不胜为大胜”呢？庄子曰：“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这句话非常重要，“众小不胜”转化为“大胜”的关键，要求人们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不计较一时一地，一兵一卒的得失。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有过极其精辟形象的论述，他说：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就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所以，“以众小不胜为大胜”者，非大战略家不可以为之。
积小胜为大胜，以众小不胜为大胜，这两手策略是前人为我们总结出来的弱者与强者周旋的制胜之道。我们现在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绝非轻而易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切实解决具体难题，一步一个脚印，方可积小胜为大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所说：“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1]164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重“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不惧怕一时一事的失利和挫折，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有时甚至必须有必不可少的失利和挫折，既要理直气壮地维护我们的主权和尊严，但又切不可逞匹夫之勇，图一时之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
当然，我们不能只有“柔”，我们肯定老庄的“柔”，也不能否定孔子的“刚”，《周易·鼎·象》：“玉铉在上，刚柔节也。”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制胜之宝。不过，“刚”用起来比较简单，“柔”用起来比较复杂，更需要启动我们的智慧，所以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近年来，医疗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了医疗机械设备的发展角度，尤其是一次性医疗器械，在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成本和生态环保角度来看，非一次性医疗器械有较大的使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清洗流程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对器械清洗质量和消毒灭菌效果进行强化具有重要意义[5]。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是“愚”文化。
老子以自己为“愚”，“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二十章)，因此，他主张使民“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十五章)庄子称圣人为“愚”，“众人役役，置其滑涽；圣人愚芚，以隶相尊”(《齐物论》)。
(二)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前瞻性。“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2]15这个西欧在中世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解决，天地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神创造的。在天地出现之前，有一个没有天地的时期，天地万物即“有”，是由“无”化为“无有”，再由“无有”化生出来的。
老子、庄子为什么提倡“愚朴”？这是因为“道”的本性就是“朴”。“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二章)，“道”有很多名字，诸如常、无，不同的名字表示不同的特性，又“名‘朴’”，还有一个名字“朴”，“朴”是“道”的本质特性。庄子也是这么说的，“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庄子认为朴素是人类初生时代具有的本性，是人类最高尚的美德，只要看一看初生的婴儿就知道，“儿子……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庚桑楚》)，婴儿不论行动还是静处，纯是自然无心而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与老庄尚愚不同，孔子尚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智”指什么？“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所谓“知(智)”，就是致力于使百姓趋向义，敬奉鬼神而又远离鬼神；所谓“仁”，就是遇到艰苦的事情走在别人前头，遇到有所获取的事情走在别人后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孔子说“仁，爱人”，但不是爱所有的人，而是爱“仁者”。哪是“仁者”，哪是“不仁者”？要凭借“智”从众人中分辩。舜选用“仁者”皋陶，“不仁者”就远远地避开了；商汤选用了“仁者”伊尹，“不仁者”也远远地躲开了。所以，孔子又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乡里自然以仁者为美，如果不能选择有仁者的乡里居住，怎能说有“知”？
从上述看出，孔子总是把“智”与“仁”、“义”并提，“智”的作用是“务民之义”；是“知人”，分辩哪是“仁者”，哪是“不仁者”。一句话，“知者利仁”(《里仁》)，有“智”的人知道怎样做才有利于“仁”。如果说孔子的理论“仁”是纲，“义”“礼”是目，那么“智”，就是具体灵活地运用“仁”“义”“礼”的智慧。“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仁”是坚定不移的，好比山一样；“智”是灵活多变的，好比水一样。
对孔子的“仁”“智”，老子和庄子持否定的态度。
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老子主要是从治国的角度对孔子的“仁”“智”进行了批判。庄子对孔子的批判，比老子更其尖锐，“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
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夏代)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商代)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周代)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经黄帝、尧、舜及夏、商二朝，道德不断地堕落，社会不断地撕裂，以至于周代以来，“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所以，“仁义”的出现，不是人类道德的进步，而是人类道德的堕落。“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伤害)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骈拇》)仁义礼乐的最大后果就是使人类丧失了原有的天然愚朴的本性。“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胠箧》)仁义礼知，只是诸侯盗取国家政权的遮羞布，它是社会撕裂、贵贱对立、社会动荡的根源。
孔子以“仁智”为道德的最高标准，而老庄以“愚朴”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深入分析这场辩论，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3、适期播种，播种密度不要过大。应在气温稳定通过6℃时播种，不要盲目抢早。从理论上讲，播种密度以300 g/m2为宜。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农民为了节省农膜等生产成本，以及考虑到出苗率、使用插秧机等原因，往往会加大播量，即便如此，播种量也绝对不能超过500 g/m。
(一)我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老庄批判孔子，具有正义性。诚如庄子所说：“夫尧畜畜然仁，……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徐无鬼》)儒家“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秋水》)，“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孔子的“仁知”，说到底是维护黄族对炎族或者说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所以，老庄站在炎族或者奴隶的立场对其所作的批判是正义的。然而，我们如果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老庄的道德观带有很强的空想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人类早已从生民时代进入了有差别有等级的社会，这是历史的进步。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仁义礼知的出现，是道德的进步，不是道德的衰落。虽然在黄族统治式微，奴隶制行将崩溃的时候，孔子宣扬仁义礼知，旨在复辟西周奴隶盛世的社会体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它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对于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还是有其合理性，汉王朝尊奉儒学，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汉儒否定了老庄“愚朴”的人格，“仁知”的道德观也就失去前进的动力。孔子的道德观，不仅从来没有保证任何一个王朝长盛不衰，而且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衰微而式微，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就启示我们，对于道德的建设必须把理想的人格和现实的人格结合起来。没有理想的人格，人的道德就会堕落，没有现实的人格，理想的人格就会成为空谈。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要求每一个公民自觉遵守国家的法令制度，守住道德的底线，同时又要大力倡导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风格，让人们有理想有追求，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99。因此，对于孔子和老庄的道德思想，我们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对于我们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节文字，可以说是《论语》全书的总纲，一部《论语》翻来复去，无非四个字：“克己复礼”。何谓“克已”？《庄子·渔父》篇有一段解释：“孔子伏轼而叹，曰：‘甚矣，由(仲由，即子路)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由此可知，孔子的“克己”，旨在通过礼仪的熏陶，欲人去除“朴鄙之心”，而化为“有知之心”。
而庄子则相反，《徐无鬼》末尾有一句话：“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回归人的纯朴本性，回归再回归，没有穷尽，因循古人治世之道，永远不会磨灭。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庄子》全书的总纲。一部《庄子》翻来复去，无非四个字：“反己循古”。庄子所说的“反己”，就是去除人的“有知之心”，回归为“素朴”的无知之心；庄子所说的“古”，不是指西周，而是指远古“至德之世”，这是庄子所开出的济世良方。
在众多报道中，德国友人关于画家另一段评价，我甚为欣赏。他们指出：“画家笔下的人物表现了中国北方人民的勤劳和质朴、豪爽和真诚，它是植根在那块土地上的画家，每张作品都散发着北方人的性格气质，以及黑色土地的芬香。雄浑的气势又与结实细腻的深入刻画相结合，具有一种德国近年来少见的特有风格和深邃的功力，表现了画家的敏锐观察力。一代了不起的表现人的艺术大师，正在成长和成熟起来！”这段话道出了我的心声。
由此，我们受到启发，道德建设总是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理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因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抽象的普世价值固然寄寓了人类美好的愿望，但在阶级社会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要警惕借‘普世价值’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行为”[6]76。不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竞争的背后是道德价值观的竞争。只有以根植于自己文化的道德价值观作精神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有绵绵不绝的血脉和根深蒂固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在道德价值观方面赢得对西方社会的竞争优势，国家治理体系的竞争就丧失了精神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1]73
(三)孔子的道德修养由愚而知，老庄的道德修养由知而愚，二者看似互相对立，实则是可以统一的。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这对于我们如何处世很有启发。
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多么复杂，但归结起来，无非两条，加法与减法，《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指孔子儒学，由愚而知，用的是加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不断地给生命增加负荷，施加压力，艰难地行驶在人生的旅途之中，这是儒家的生活理念。“为道日损”，指老庄道学，由知而愚，用的是减法，所谓“丧我”(《齐物论》)、“心斋”(《人间世》)、“坐忘”(《大宗师》)，说穿了，就是如何替心灵减负，“损”去“心知”，排除世俗欲念对于心灵的干扰。心灵没有了任何负荷和挂累，就可以体悟生命的本质，回复生命的纯真。
儒家的加法，老庄的减法，是古人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的加法，是一种民族的担当精神，“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我们民族历经无数磨难，之所以薪火相传，绵绵不息，是因为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危难关头，勇于担当，舍生忘死，救亡图存。现在，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更要敢于担当，勇挑重担。习近平总书记说：“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5]17同时，我们还要学会老庄的减法，面对个人的名誉地位进退得失，要“损之又损之”(《知北游》)，淡泊待之，不要让名利钱色玷污了我们圣洁的心灵。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1]223也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学会用减法。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是“济世”文化。
传统的说法，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其实不然。儒家讲入世也讲出世，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同样，道家也并不一味讲出世。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当了一辈子的官，晚年“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一个“隐士”。至于庄子，他主张“游世”，“逍遥游”就是游乎“无何有之乡”，即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他的《人间世》，则是用“心斋”“养中”“坐忘”“支离”的方法间与世俗人间。庄子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外物》)只有至德之人才能游于世俗而不回避世俗，因顺世俗而又不丧失自己愚朴的天性。庄子也说“隐”，但他的“隐”与儒家的“隐”不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缮性》)。圣人“德隐”，身不隐，圣人就在你面前，但你不知道他是圣人；而儒家的“隐”，是身隐而德不隐，身在山林江湖而心系朝廷。
所以，“入世”“出世”之说，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济世，入世固然是为了济世，出世也是为了济世，“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深根宁极而待”(《庄子·缮性》)也。
济世，是先秦所有哲学家共有的追求。《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政治主张，并且四处奔波。墨子针对“靡于万物，晖于数度”的社会弊端提出“尚同”“尚贤”“节用”“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不(与夏禹)异，不与先王同”(《庄子·天下》)，背周道而用夏政。老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出“无为而治”，实现“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而庄子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所有这些主张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弊病在于社会撕裂，尊卑贵贱等级森严，以至于“人与人相食”(《庚桑楚》《徐无鬼》)，因此，提出回归“至德之世”的政治主张。因为只有“至德之世”，才能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缮性》)，今世所有的社会矛盾，才会迎刃而解。
3.3 暴露源种类及防护对策 本研究发现，本院血源性职业暴露急诊医务人员暴露源种类以乙型肝炎最为多见，占比38.66%；且有24.37%暴露源种类不明，而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均存在。这也进一步提示，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应重视血源性职业暴露，避免继发性感染等严重事件发生。另外，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临床职业暴露均存在漏报现象，部分发生血源性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未向上级报告，而未接受及时的预防措施，可造成重大不良事件[15]。故医院院感科应积极组织全院各科室行职业暴露相关培训，指导医务人员在发生职业暴露后及时上报，并施行相应应急处理，减少职业暴露后感染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济世文化，但是这个传统，后来受佛教的影响转向了。中国的文人由“济世”转为“救己”，于是出现三教鼎足的局面，佛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佛”，道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仙”，儒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圣”，宋之朱熹、明之王阳明在当时影响巨大，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成“圣”之路径不同。
明末清初，随着封建王室的衰微，外敌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于是济世文化开始兴起，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当时文化人的代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了救亡图存，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矢志不渝，前赴后继，舍生取义，奋斗牺牲，与殖民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但是，诚如毛泽东所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3]796所以，真正高举“济世文化”这个优良传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制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富国强国的新长征，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定地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编，何毅亭主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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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zi and Its Realistic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XIE Lifan1, ZHU Yonghua2
(1.Shuangfeng No.1 Middle School of Hunan Province, Shuangfeng 417700, China; 2.Hunan Daily Press,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 ： The thoughts presented in Zhuangzi are profound and unique with insightful philosophy. In this paper,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zi are summarized into six aspects: Tao culture, Yuan culture, He culture, Rou culture, Yu culture and Jishi culture. Zhuangzi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ushed it to a new height. The culture in Zhuangzi is of great realistic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in intensively studying and ful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thoughts lik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ioneering the diplomatic initiatives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reinforc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fortifying the ideal and conviction of communism”, etc.
Key words ：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era; new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12(2019)03—0033—10
收稿日期： 2019-02-20
作者简介： 谢立凡，男，湖南省双峰县第一中学退休高级语文教师。朱永华，男，《湖南日报》主任记者，优秀评论员，《晨风团队》骨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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