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曾经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主导了延安时期以来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文艺走向，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诸多文艺理论家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同时，20世纪中国的文艺进程本身也好，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好，都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笔者近来对这一领域有所思考，愿意表达出来，就教于方家，切磋于同道。
毛泽东的鲁迅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同
首先，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视野需要拓展，思路需要贯通。比如说，要深入理解毛泽东以最热烈的语言最高度地评价鲁迅的深层原因，就需要将毛泽东与鲁迅的精神核心的相同和相似性，毛泽东与鲁迅对农民问题的深层认同，加以新的思考和开掘，而不能仅仅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鲁迅论。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鲁迅论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在几十年间，不断地予以论述和开拓：
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时，毛泽东将鲁迅确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者和代表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强大证明。毛泽东称赞他“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
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毛泽东强调革命和抗日需要文武两个方面，一支是朱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队伍。
在许多场合，毛泽东或者引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鼓励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或者借用“假洋鬼子”的形象，愤怒抨击那些打击压制普通民众革命积极性的权势人物。
60年代初期，毛泽东也曾书写鲁迅的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赠送给日本友人，寄托他对日本人民革命的期待。
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导批判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时，鲁迅对周扬等人的厌恶，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不屑，也成为他做出这一决断的重要因素。陈晋的《文人毛泽东》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世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①
直到其生命晚年的1975年，毛泽东与给他做白内障手术的唐由之医生讨论其名字的由来，吟诵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然后，又摸索着将这首诗抒写出来，签上名字，送给唐医生。
以上可以见出，鲁迅成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资源。同时，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有一种心灵的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对鲁迅诗歌中“千夫指”的阐释。1944年间，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整风，发了一批学习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年1月24日山东省文协给中央总学委打来电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泽东的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2月8日，毛泽东亲笔写了复电，其中说：“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是不适当的。”按一般典故来讲，千夫即大众，千夫所指的就是敌人。但毛泽东把千夫解为敌人。这说明毛泽东非常了解鲁迅作诗时的情况，鲁迅当时受到国民党御用文人、小报记者、文坛小丑的围攻，所以千夫是这些人。1931年3月6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千夫是敌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毛泽东对鲁迅著作有很深的研究，有特别深刻的理解。②
那么，毛泽东对鲁迅推崇备至的深刻原因何在呢？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农民问题思考和解答的相同。或许，正是因为在对待中国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鲁迅具有许多相同和相近之处，毛泽东才会说，我和他的心是相通的。
1934年初，在中央苏区，冯雪峰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③ 毛泽东说他和鲁迅的心相通，也是在这一场合所言。与此同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说其中有“山大王”气，毛泽东对这一评价欣然领受。这是否可以说，懂得中国的鲁迅也懂得毛泽东呢？
所谓懂得中国，就是懂得中国农民，懂得被压抑被排斥而失语的作为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主体的农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
其一，毛泽东和鲁迅都敏锐地注意到了，为数众多、流传甚广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缺席。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引者删节)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④
毛泽东从旧小说中发现农民的缺席，并非偶然巧合，鲁迅对这一点也有明确的表述：
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知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⑤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中，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的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⑥
如果说，毛泽东读旧小说的感悟是出于敏锐的直觉，鲁迅却是为了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授课，著述过《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非常深入，评价也更为理性化学术化的。鲁迅的文学选择，就是要为这沉默的灵魂造像，发出他们的呼声：“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希望竭力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其二，农民所承受的这种痛苦，还包括无以言说无法表达的痛苦。毛泽东曾经指出农民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痛苦，以及农民在革命运动中为自己争取文化权利的努力和斗争：“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⑧ 鲁迅同样看到了这一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由于文化权利的缺失，民众无法掌握方块字和文言文，“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⑨ 鲁迅愤怒地呼号，要唤起沉睡的人们，为打破这窒息灵魂的铁屋子决一死战！
为这些沉默的灵魂呐喊，为这些沉默的灵魂叹惋，为这些沉默的灵魂造像，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的重要贡献，是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人物系列：农民和知识分子。阿Q、闰土、祥林嫂、爱姑、九斤老太等，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批乡村人物形象而深入人心。这也正好回应了毛泽东当年的质疑——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为什么没有农民形象？
其三，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的问题。历史证明，在中国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一心要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命运的毛泽东和鲁迅，都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辛亥革命，毛泽东投笔从戎，中断学业到新军里当战士，为时半年，鲁迅则是应邀担任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和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绍兴新政权的首领打过些交道。但是，对辛亥革命的热烈响应很快就转变为失望和沮丧。可贵的是，遭受心灵挫折之后，他们并没有一蹶不振，没有坠入颓唐，没有归于隐逸或者放纵，而是在深刻的反省和急需的寻找中积蓄力量，迎接未来的新的斗争。毛泽东和鲁迅对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分别进行不妥协的追问，并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唤起最广大的农民，在于阿Q、华老栓、闰土等的蒙昧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而且，正是从这最失败之处入手，毛泽东和鲁迅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为唤起民众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⑩ 经过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和洗礼，毛泽东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并且多次论述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11)
鲁迅呢，比毛泽东年长12岁，他的历史感遇更为深刻。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曾经率领学生上街欢庆“革命胜利”，但是他很快就和王金发的新政权当局发生中突；从1912年到北京的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又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亲历诸多时势更迭，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改造中国的希望。经过数年的沉默和蕴积，一旦遇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他就愤然命笔，再次奋勇前行。他自陈他的小说创作之意图，“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2) 所谓“病根”者，就是对中国农民的蒙昧状态的冷峻揭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他们觉悟起来，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处境而奋起抗争。他的《风波》、《阿Q正传》、《故乡》和《药》等，则是以深刻的人物形象揭示了这一命题。
其四，毛泽东对阿Q的理解，也是深得个中三昧的。毛泽东对冯雪峰说过，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在中央苏区的当地找不到书。(13)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有农民革命，阿Q就会有投身其中的可能性的。
毛泽东对阿Q的理解，是合乎鲁迅的本意的。20年代的文坛，就有人质疑愚昧如阿Q，是否也会有革命要求，是否会想做一个“革命党”。鲁迅在叙及西谛(即郑振铎)对这一问题的质询时，就明确表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14) 贫困窘迫到了极处，从生计问题到恋爱问题都无从解决，于是，只要有任何改变现实的可能，只要有任何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阿Q就不会放弃，尽管他对革命可能所知甚少，却在本能地企盼着这唯一可能改变自己卑微地位的天翻地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且充分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这种潜在的革命积极性——尽管说，在辛亥革命中，他们曾经无所作为，让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但是，毛泽东却运用充分的战略和策略，将这种潜在的革命积极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将其张扬得淋漓尽致，从而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命运。
毛泽东的鲁迅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也包括近年来引起学界争议的毛泽东与罗稷南谈鲁迅活着会怎样。不过，其核心所在，应该是我们上面的论述，这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否则，就无法深入领会，为什么毛泽东会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也难以深入理解鲁迅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了。
新民主主义文化：三分法还是四分法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和阐释，要结合具体语境，要尊重资料和考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既不应该为了突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创性而脱离特定的具体语境，一味地拔高之，也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一定要从其前期思想中发掘蛛丝马迹，使思维进入误区。在当下的研究中，这两种趋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比如说，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特征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前者的提出者是毛泽东，后者的提出者则是张闻天——当今就有着评价上的褒贬分歧。
1940年1月，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别的一些中共核心领导人物，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现出他们对边区文化建设的热切关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都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前者采用了三分法，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者则采用了四分法，比毛泽东所言多了民主的一条。这一差异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近年有的论者由此比较中批评毛泽东对民主性问题的忽视，并且联系到50年代以来毛泽东逐渐走向专权和对党内民主的忽略，认为渊源有自。(15) 这种说法听来有理，却有些郢书燕说的误解，是站在对晚年毛泽东的相关错误的思考的基点上，做事后的由果溯因的评说，忽略了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的复杂性，也忽略了本来不应该忽略的重要史料。
讨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有论者指出，这是毛泽东建国前理论水平最高的一篇文章。“如果把中国革命分为上篇和下篇的话，上篇是新民主主义，下篇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自然是上篇的纲领。由于是为边区文代会而作，所以其中一半是谈文化，但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领域的格外重视。”(16) 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也是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最为深入的研究论著。这篇宏观在握、高屋建瓴的讲话，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则是刊载于4月10日出版的《解放》第103期上。
依据有关资料，这次边区文代会于1月4日开幕，地点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大礼堂，参加会议者约四五百人，加上旁听者达七百余人。第一天的会议由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致开幕词，与毛泽东、张闻天同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明讲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的报告从5日起连续讲了3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定于首日进行演讲，因为在准备这个讲稿时罹疾生病，改为9日进行，毛泽东扶病做了这个至为重要的演讲。
在同一个会议上，时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两位主要人物的毛泽东和张闻天(还有另一位重要人物王明)，先后发表长篇讲话，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进行深入的阐发，这是很有意味的。毕竟，这是自从进入陕北地区以来，也可以说是自从创建红色根据地以来，在中共直接领导的地区首次举行文化界的大规模会议。不知是否巧合，还是为了相互照应，两篇煌煌大作都是分为十五个章节，如果按照后来中共中央的许多文件都采用的简称，也可以称作“十五条”。
与之相关联的是，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水涨船高，有诸位中共核心人物参与的思想理论建设渐入佳境。进入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经历了抗战爆发前后紧张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应对战场剧烈变化的紧迫时日之后，毛泽东等人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体系，对文化问题(包括文学艺术问题)的思考，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之一。毛泽东和张闻天演讲顺序或许因为偶然原因作了调整，不过，两者也自有其并非偶然因素能够颠倒的逻辑：前者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关联性上着眼，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景下考察和阐述文化的命题；后者是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诸多关节点一一展开，阐述其渊源和发展，描述其特征和内涵。也可以说，毛泽东讲话的逻辑终点，正是张闻天讲话的逻辑起点。把毛泽东的十五条和张闻天着重分析的十五个问题加以整体观照，就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大作的上下篇，是各有侧重又互相呼应，互相发明互相补充的。
《新民主主义论》十五个部分中，前三分之二的章节谈的是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思想，在后三分之一的章节中，谈论的是与张闻天的报告相重合的文化问题。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规定了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中，“民族的”与帝国主义文化(包括全盘西化主张)相对立，“科学的”与封建主义文化(包括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立，“大众的”也就是民主的，与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对立。
张闻天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四个特征：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分法和四分法两者的差异，在于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性。是将其单独立项，还是认为在“大众的”的界定中就应当包含了“民主的”。说毛泽东在40年代初期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忽略民主的价值，表现出擅权的倾向，恐怕有些先入为主，背离基本的事实。最基本的界限就是，4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其政治地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不过是偏居一隅，是相当弱势的政治势力，为了能够赢取民意，获得理解和同情，在批判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同时，不能不尽力地做出民主性的示范，比如在边区政府组织法中实行“三三制”；在国统区，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共做了大量争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等等。毛泽东在那篇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拥护的《论联合政府》中对民主政治的论述，更是不遗余力，“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毛泽东这个报告的主题词，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陈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构成其主旋律而反复呈现，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显示“两个中国之命运”时最重要的政治诉求：
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上面这段话，以句号、问号分为几个句子，而“民主”一词就在其中出现了五次。在同一报告中，毛泽东几次讲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却仍然采用的是三分法。可以说，毛泽东的确是把新文化的民主性属性归入“大众的”之中的。
还有，查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完整地提出新文化应采用“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大口号。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篇演讲，都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的。193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召开陕甘宁边区文代会的有关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在同日的会议上，艾思奇在作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时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17)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并且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应该说，毛泽东和张闻天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互相补充的，不可能完全重合，也不应该完全重合。研读这两篇论著，可以说，毛泽东是作破题文章，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讲到文化，在点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就戛然而止，把具体的阐释留给张闻天加以详尽论证。(18)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容回避，不过，却要进行更为具体的深入探讨为好。
“平民文学”与“党八股”：被夸张的和被遮蔽的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要结合具体语境，要尊重资料和考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既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一定要从其前期思想中发掘蛛丝马迹，使思维进入误区；也不应该为了突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创性而脱离特定的具体语境，一味地拔高之，忽略历史过程的延续和传承问题，遗漏了毛泽东的一些命题和论述产生时的渊源和借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突出、高度地评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却有意地回避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氛围。在当下的研究中，这两种趋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有的论著中，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端，上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毛泽东的言论，这样写道：
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是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诗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这种创造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他早在1919年7月就提出“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创刊宣言》，载《湘江评论》1919年创刊号)这一文学革命的主张……(19)
这样，就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萌生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表明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独到的判断、深刻的思考。但是，只要是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学史常识，就可以明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源自陈独秀，而并非他个人自出机杼的独创。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新文学运动的序幕。作为对胡适“文学改良论”的响应，陈独秀在同年2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毛泽东和他的同代人，可以说是在《新青年》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唤起觉悟、走向革命的。追述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进步的青年团体时，毛泽东自己非常坦率地表述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20) 在30年代，毛泽东还把陈独秀称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从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到毛泽东所言“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要回避这一内在联系呢？何况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是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诗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这种创造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论断之下，连句子都没有分断，一气呵成地论述毛泽东的文学主张的创造性，就更容易产生误读。
再比如，毛泽东的另一篇名文《反对党八股》，文风泼辣，文笔生动，其中许多论述，都让人过目难忘。它抨击的是一种僵化而教条的文体，本身却可以看做是一篇生动活泼的杂文范例，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在文字风格上，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或者多种新的体例，包括他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写的许多新闻稿、社论和评论在内，都是可以垂范后来、影响深远的。但是，在讲述中共中央领袖人物对“党八股”的批判时，无论如何，不应该忽略张闻天对“党八股”的批判。这不但是因为，张闻天是较早(如果不是最早的话)提出批判“党八股”的，而且，张闻天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呆板文风的批判，和他对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同样是非常犀利、非常雄辩的。
1932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接连发表两篇反左倾路线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同样署名为歌特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21)。后者也可以称作是批判“党八股”的檄文，其主旨在于检讨中共党内宣传鼓动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问题，其出发点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同样是立足于争取广大群众、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文章在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的种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表现时，用了“党八股”这个概念，并详细分析了它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这在中共的历史上大约是第一次将文风问题与思想路线结合在一起进行清算。时值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在莫斯科担任“红色教授”数年而归国不久的张闻天，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也发表过一批具有错误倾向的文章；但是，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张闻天却能脱出左倾思潮的局限性，在整体的思想偏畸中，表现出思想的敏锐和眼光的独到，个中因由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所批判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指与那种过分依靠文字化的宣传形式相依傍的，内容上呆板的教条化的宣传腔调，张闻天敏锐地将其概括为“党八股”、“十八套”，它严重地脱离现实，脱离工人群众的斗争需要，一味地唱高调，结果是无法取得工人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相反地把工人群众推开很远。
张闻天的批评是非常及时的。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30年代初期，先后发生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民族危机日渐加剧，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日渐昭彰，抗日救亡运动日渐深入人心。形势的转换，唤起更广大的民众的时代需要，使得争取公开方式的合法斗争，具有了迫切性和可能性。张闻天的分析，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一批判，和十年后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异曲同工，他们批判的都是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由于思想的僵化、思路的呆板导致文风的模式化和高蹈化。可以说，张闻天对“党八股”、“十八套”的批判，是开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先河。对此忽略不计，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难以对毛泽东对“党八股”的批判，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唐诗观和李杜论：内在理路的梳理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首先需要的是资料的梳理，具体语境的把握，然后才可能进行理论的概括和升华。按理说，时至今日，有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史料已经非常繁浩，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叙述了许多次，但是，因为对史料和语境问题的忽略所导致的偏颇，仍然时有发生，造成不应该有的缺憾。
就以毛泽东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而言，通常的说法都是，毛泽东扬李抑杜，推重李白而排斥杜甫。这样说，当然有相当的根据。毛泽东的浪漫豪放的诗性，天马行空的气概，睥睨一切的目光，都和李白的精神气质有某种暗合。但是，毛泽东的性格并非那么单一，他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还有着非常务实、非常深入生活的一面，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担任最高领袖日理万机的岁月，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和以身作则，都是有很多例证的。毛泽东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随时间地点环境而变化的观点，用来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若干命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同一文艺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语境下，毛泽东做出的评价也各自不同。细考毛泽东对唐代诗人的评价，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都是存在的。这从有关毛泽东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多次论述中可以见出。譬如说，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立场。”这是就两位诗人不同的社会立场而言，非常关注他们的特定身份和气质。在别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杜甫的诗称作“政治诗”，又说过“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不甚喜爱。”这话是讲给陪同他游览杜甫草堂的几位省委书记听的，在那样的场合，讲政治，是顺理成章。在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到处“放卫星”、大炼钢铁的时期，毛泽东明确地说：
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22)
这和当年的冒进狂热情绪相一致，将艺术上的幻想和浪漫精神混淆于现实中的狂思乱想，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云云，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诸多褒贬，有语境的不同，有参照物的不同。与李白相比，毛泽东批评杜甫；与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则会批评李白。毛泽东对李白的批评，是为秦始皇打抱不平，语气非常尖锐：“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23)
毛泽东评价李白，还有自相矛盾的情形。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取舍了。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评点《蜀道难》说：“此篇有些意思，为李隆基而作，非为章仇兼琼也。”(24) 对《蜀道难》的解释，历来就有多种说法，俞平伯先生就持此论。毛泽东这里认可的为李隆基而作，就是其中之一，是说李白写作《蜀道难》，用意是以蜀道的艰险劝止唐明皇逃亡四川，留在陕西境内组织对安禄山叛军的有效抵抗。这里当然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到毛泽东晚年，他对给他读书的芦荻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毛泽东的后一论断，显然更合乎我们的阅读感受，诗歌特有的单纯明丽，更让我们感到惊叹。这也更合乎历史真实——唐代已有的资料，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编定于安史之乱之前，收入该书的《蜀道难》也不可能有安史之乱的背景。晚年的毛泽东，其心境渐渐澄明，可以不被古人欺，直指问题的核心，不但对《蜀道难》做出准确的评价，对另一位他喜爱的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也作如是观。毛泽东同芦荻谈到李商隐的《锦瑟》，芦荻说，对这首诗，历来解说甚多：有说是写锦瑟之为乐器的乐音特点的，有说是写对女子的爱恋的，有说是悼亡的，有说是自况、自伤的，还有说是诗人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等等，请教主席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作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惆怅。”(25) 毛泽东曾经否认过“诗无达诂”的说法，这其中或许表明言者当年的心高气盛，中原之鹿可逐，九州之鼎可问，何况区区一两首古诗乎？到得人生晚景，去而复返，难得糊涂，这样的心态，对于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诗歌的解读，应该是更为适宜吧。
说到杜甫，毛泽东有贬有褒。毛泽东觉得《兵车行》过于悲苦，说杜诗缺少浪漫气，可是，毛泽东也有明确称赞杜甫的时候。他夸奖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张旭观舞剑而草书大进，“不是至理名言吗？”毛泽东于春雨中游览杜甫草堂，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毛泽东称赞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功。”毛泽东引用杜甫的《前出塞诗》，阐述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26) 在毛泽东手书的古典诗词中，也有杜甫的《登岳阳楼》等一些篇什。
但是，这些不同场合下的即兴之言，是否就能代表毛泽东的唐诗观呢？
毛泽东对杜甫的赞赏，还有一个明证。在现在能够看到的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作，写于1966年夏天的《七律·有所思》中，就化用了杜甫的诗句，并且作为诗题。
杜甫的原作是《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旧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毛泽东的《七律·有所思》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无法证实，毛泽东写自己的《有所思》时，杜甫的这首诗就放在他的案头。但是，这一推测是具有很大可能性的。从两者的情思来讲，诗人都是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写自己的诗作，都是在动荡的时代里，远离政治中心，而又牵挂着京城的风云的。客居蜀中的杜甫，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京城长安的政治动向，关心着尚在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进程，比较先前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和眼前的战乱如麻，世事转蓬，新贵登场，旧恨未平，鱼龙寂寞，秋意阑珊，乃有“不胜悲”之叹息。毛泽东呢，刚刚做出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修订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工作座谈会纪要》，掀起了旨在打倒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批判“三家村”的浪潮，授意并遥控着在北京召开的清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神都有事”，此之谓也。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毛泽东此时所在的杭州，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所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正是毛泽东上街看到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和红色旗帜的感叹。然而，这一史无前例的狂潮，将向何处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都未必心中有数，都要及时反应和做出调整。即便是十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展现了它的全部过程和重大后果，毛泽东仍然无法断定，应该如何评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席卷全国、为时甚久的政治运动之成败得失，何况是在狂澜初起之际呢？杜甫诗云，“故国平居有所思”，虽然自己的生活现状有所安定和寄托，但是，这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诗人却思虑不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毛泽东的“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依照上下文，本来应该是毛泽东自己凭阑静听夜雨潇潇，有所思虑，思虑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及其走向，在这里，“故国人民有所思”，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倒装句，仿照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思故国，思人民吧。
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记载了毛泽东赴苏期间在列车上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讨论中国文学的谈话，行程漫漫，对话从容，毛泽东的论述也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显得慎重和严谨：
杜甫……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李白，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27)
应该说，这是超出个人性格喜好之外，从文学史角度对李杜做出的高度评价，也是最慎重最全面的评价。在这样严正而热烈的评价被披露之后，毛泽东那些评说李杜的只言片语，恐怕就要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以考察了吧。
其实，毛泽东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一切都要看具体的时间环境而变化，依照阅读欣赏者的心境而变化，“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瑟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候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28) 明乎此，对于毛泽东的唐诗观和所谓的扬李抑杜说，就会有新的理解。
注释：
①(16)陈晋《文人毛泽东》第576页、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毛泽东、鲁迅——现代中国人民的骄傲〉——访吴正裕》，《说不尽的毛泽东》(下)第5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13)参见余广人《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百年潮》2001年第9期。
④斯诺《西行漫记》第122—123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⑤《〈总退却〉序》。
⑥《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⑦⑨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⑧⑩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
(12)鲁迅《〈自选集〉自序》。
(14)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15)参见侯且岸《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学习时报》2004年3月25日。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参见沙健孙《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9)李准、丁振海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正文第3页。
(2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9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1)原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1期，1932年11月18日。现编入《张闻天文集》第1卷。
(22)(25)(26)(28)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23)(24)曲一曰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第188页、182页。
(27)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绮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上书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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