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教育思想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学良幼时虽出身于封建武人家庭，但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耳闻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美英等西方人士和郭松龄等进步人士的影响，故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他本想当医生，但碍于父命，不得不做了军人。当时有人说，“练兵兴学”是当时中国的“两大要政”[1]。在二、三十年代，张学良虽以“练兵”为主，却又大力“兴学”。1925年6月，他（与郭松龄一道）创办了同泽中学；1928年3月创办了同泽女中；1928年8月，开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先后向东北大学捐款现洋180万元；另捐500万元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以每年年息72万元补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1929年初，开始在辽宁各县创办新民小学（计划创办73所，每所每年由张学良发给经常费2100元）。他还兴办了各种军事教育机关，等等。张学良如此热心教育主要出自他爱国爱乡之心，但与他对教育的远见卓识也大有关系。
教育系乎国本
在今天，各国当政者及世人，多已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但在六、七十年以前的中国，对此有正确认识者却为数寥寥。可年青的张学良即为少许慧眼卓识者之一。1924年冬，年仅23岁的张学良在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演中说：“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2]1926年春，他在北京对国闻社记者谈话时说，他“以为铁路破坏，实业不兴，所害尚小，独此关系国脉之青年教育，放任冷淡，一至于此，实大不了。”[3]是年底，他在答复京师中小学教育维持会的复函中说：“教育系乎国本，而尤以中小学为教育入德之基。”[4]1930年12月，他在天津对国立第二工学院的师生们说：“中国在今日与外人相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5]
当时，张学良认为国家要富强，要“赶上先进国家”，必须“积极谋建设”，而“建设第一需要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人才”[6]。他对葫芦岛航警学校的师生也说过，“欲求发达，端赖人才”[7]。访欧归国后，1934年2月，他在致东北大学师生的电报中说：“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方针”[8]，并且说，“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9]。可见，在张学良看来，无论是强国还是救国，都要靠大批的人才，而要有人才，非大力发展教育不可。因此，他不惜以重金办学。
培养实用人才 促成国家现代化
1928年底，东北实行易帜，从此，张学良主动放弃了他父亲张作霖长期坚持的武力争夺中央政权和争当国家首领的内战政策。张学良也反对学生立志做官或争做大人物。当时，留学欧美研习农业科学的专门人才，回国后大多“奔宦途作官”，不搞农业了，张学良对此颇不以为然。早在1926年11月，他即对南开大学东北同乡会的学生们说：“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不必学做大人物，须知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10]1928年9月，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讲道：“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11]
张学良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他所说的“适合现代潮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933年3月，张学良出国访欧前夕，他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他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弥邻邦野心”[12]。为此，他以高薪聘请专家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任教，并购用列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课本，学校还设有工厂、实践室等用于实习的场所，以便让学生切实掌握高新科技和文化知识，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专门人才。
保持人格 自律自强
张学良认为，应当从德、智、体、群、美五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张学良历来重视体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张学良所兴办的学校，在校园建筑、学生着装和学校风纪等方面大多蕴含着美学教育。群育，讲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今在看来，也是德育的一个方面。
将张学良1933年3月下野戒毒之前的表现与1934年初访欧归国之后的情形比较起来看，他从思想到身体，变化都很大，“前后判若两人”。正如他自己和别人所讲的，从前他“荒唐浪漫”，拖沓懒散，此后则洁身自津，勤奋刻苦。许多史料表明，归国后，他本人已下定决心为救国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曾多次用“跳火坑”、“死里求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3]之类的话来自勉，也以这些话来教导学生。1936年初，他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他对学生德育的要求更高更严了。他说，东北学生应该“根本彻底的觉悟”，为了收复东北，应先吃苦，先牺牲，“做无名英雄”。1936年3月，他对东大学生说：“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身上，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
如果把张学良思想大转折以前和以后联系起来看，他在德育方面强调的主要有以下数点：
第一，“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才是专心求学），“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15]因此，无论“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个人”都“必须保持人格”，要懂得“为公众利益即所以为个人利益”[16]的道理，“放大眼光”，“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17]。
第二，“一般学生，对于国家观念非常的热烈”，“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从前在校讥讽人（家）的话，现在他自己实行了。”[18]这种现象应在学校的德育中加以解决，使学生在学校时不要把复杂的社会看得太简单了，毕业后又能“打破恶劣环境”，保持学生时代的纯洁，“改造社会，勿被社会改造”[19]。
第三，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不可求役人，须要被役于人”[20]，就是说，不能只让他人为自己服务，而要尽量地为他人服务。特别要练习为“人群”和为社会服务。
第四，“须自己要强”[21]。他经常引用《孟子》中的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只是叫骂列强欺侮中国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努力奋斗，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只是指责社会腐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正途”，“不腐化”，并设法消灭社会的腐败。
豁达开放 国家至上
张学良从最腐朽最落后的封建营垒里脱身，为实现国家统一转而归服国民政府，为维护民族独立进而联共抗日，终于成为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可以说，他的政治立场曲折多变而又跨度极大。其实，这与他的思想开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主政东北后，张学良虽反共，但只“取缔”实行暴动者，对“研究共产学说”者，却加以宽容。1929年秋，同泽中学十七、八个学生因秘密研习社会主义而遭逮捕，张学良闻讯后立即下令释放了他们。1930年11月，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讲演中公开说：“一般共产党徒均系良好之青年”，他们之加入共产党，是“现在一般军阀之行为”迫使的，他们没有别的“出路”[22]。1934年7月，正是张学良高唱法西斯主义、拥蒋反共最力之时，在对湖北军训学生的讲话中却说：“（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23]当时，他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竟这样教育学生，可见在思想深处，是把国家和民族置于党派和主义之上的。1936年4月，张学良曾对周恩来说过，他自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1990年6月，他的夫人赵一荻撰文说，张学良“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24]。从总体上说，此言诚不虚也。
正因为他思想上豁达开放，他所兴办的学校，特别是在东北大学，各种不同的学派和学说，才能兼容并蓄，互竞短长；政治色彩不同的专家学者，才能济济一堂，自由研讨。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开放性，显然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教育的繁荣。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为什么比较开放？正如1933年3月他下野时所言，他办东北大学，决不是为了结党营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爱国至诚，用心光明，自然无所畏惧。常言道，“无私才能无畏”，此其谓也。
张学良为国家民族建树了伟大的功勋，其主要方面，虽不在教育，但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他的贡献也是超乎寻常的。可惜，1936年初，当他有了巨大飞跃之后，军务、政务异常繁忙，很少有时间顾及学校教育；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身陷囹圄，不仅没法办教育，连公开讲话的自由也被长期剥夺了。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他有关教育的言论和业绩，大多属于1936年以前的。尽管如此，张学良的教育思想，确有他自己的特色，足资今日办学者借鉴。
注释：
[1] 这是南开大学创立者张伯苓先生讲的。转见张学良：《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讲话》，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699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1版。
[2] 张学良：《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说》，《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页。
[3] 张学良：《与国闻社记者谈时局》，《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24页。
[4] 张学良：《教育系乎国本——复京师中小学教育维持会函》，《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62页。
[5][6][15] 张学良：《在国立第二工学院的讲演》，《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396页，第395页。
[7] 张学良：《在葫芦岛航警学校轮机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255页。
[8] 张学良：《开学日致东大学生电》，《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672页。
[9] 张学良：《致东大代校长及三院长电》，《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673页。
[10] 张学良：《东三省非吾家私产——在南开东三省同乡会联欢会上的演说》，《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59页。
[11][17][18]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121页，第122页。
[12] 王振乾：《张学良时代的东北大学》，方正等人编：《张学良与东北军》，第29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1版。
[13] 见张学良1934、1935年驻节武汉时期的言论，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
[14][21]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的讲话》，《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952—953页。
[16] 张学良：《在南开大学之讲演》，《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393页。
[19] 张学良：《对毕业生之六大希望——在东北大学首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196页。
[20] 张学良：《青年会与人以择善而从之机会——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演说》，《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60页。
[22] 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86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说》，《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348页。
[23] 张学良：《对湖北暑期军训学生的讲话》，《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757页。
[24] 赵一获：《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6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