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卢梭政治形象的争议及研究新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新路论文,试论论文,形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卢梭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他的形象一直是 模糊不清的。在中国，卢梭作为“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鼓吹者的革命家形象已 经深入人心[1]；在西方，卢梭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地位没有人怀疑，但对他的评价却充 满争议。这是为什么?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卢梭的多重政治形象
围绕着卢梭的政治属性问题进行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热点。西方学者总结说“在卢梭的 政治理论中，围绕着卢梭是‘自由主义者——威权主义者’或‘强力——自由(
force-freedom)’这个背反问题的讨论，作为集中的争议点，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2 ]。贡斯当作为稍后于卢梭时代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就认为：“卢梭失察于这个事实：他 的错误使得他的《社会契约论》，如此经常地被援引为同情自由，但实际上是各种暴政 的最可怕的支持。”[3]与此同时，托马斯·希尔·格林却认为：卢梭是哲学理想主义 的先驱，他的理论很好地阐明了政治义务的原则[4]。希波来提·泰恩也认为卢梭是“ 民主同意”原则的奠基者，他的政治理论是反映了该原则精神的学说。“卢梭的(其他 有关政治学说的)篇章都是社会契约必要的结果”[5]。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世纪关于 卢梭思想的争论已经反映了对卢梭政治形象定位的相反的立场，这一争论体现为对卢梭 政治理论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评估。
到了20世纪，这种关于卢梭政治理论性质评判的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还朝深入的方向 发展。不过主题转换成了：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个人权利在公意中处于什么位置。换 言之，卢梭是个人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的支持者?这个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查普曼 认为卢梭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个人自治(原则)是理解卢梭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关 键”[6]。狄瓦瑟支持相近的看法，他说：“公意理论确立了对个人权利的保证，而不 是什么牺牲。”[7]和这一态度截然相反的判断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出于对纳粹暴行 的反思，卢梭的政治属性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19世纪贡斯当的判断得到了进一步 诠释，属于这种解释方向的极重要的代表是塔尔蒙。他认为：“卢梭的主权是外化的公 意。……该概念和大众主权者的原则结合……卢梭唤醒了极权主义民主。”[8]巴克支 持此说，他认为：“在卢梭的‘基层民主’中，个人可能是‘一千个暴君之一，而不是 奴隶的整体’，因为‘利维坦就是利维坦，即便当他是协作的’。”[9]这种看法在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得到了回应。出于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的反思 ，朱学勤认为卢梭是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暴行的精神源头，在卢梭的道德王国里，个人 没有生存空间[10](p.79)。
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如此看当然不是朱学勤首倡。虽然朱学勤的研究接续了塔 尔蒙这条线——反思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暴行，但他更直接的传承应来自伯克。在卢梭去 世仅仅十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伯克表达了他对卢梭的看法：“国民议会劝告 青年学习道德上的大胆实验者。尽人皆知在他们的领袖之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他们 的领袖是他们中最象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象卢梭。……然而，卢梭要么是一位道 德家，要么什么都不是。……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他们身上，他们希望树立为主要品 性的特殊的恶劣品性，是迄今为止最昭著的。”[11]伯克由此开创了一个在政治思想史 上把卢梭和极权主义暴行联系起来的传统。贡斯当对卢梭的判断也是肇源于伯克开创的 这个英国式自由传统[12]。
由伯克开创，贡斯当、塔尔蒙等继承的对卢梭政治形象的这个判断在当代影响极大， 但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弹。琼·麦克唐纳认为卢梭不是极权主义的先行者，而是保守主义 的倡导者，她说：“恰是这个观念——人们可以‘被调适’去接受一个信仰体，以及( 他们的)行动是方便于他们的统治者的——和卢梭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13]法国研 究者R.A.雷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和权威》一文中，否定了以塔尔蒙为代表的认为 《社会契约论》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推进了极权主义事业的观点，系统论证了塔尔蒙所提 供的论据属于对卢梭的误读[14]。据此，可以窥见卢梭政治思想研究的复杂性及其论争 的长期性。这种状态同卢梭论述问题的广泛深刻性和文字表达的复杂性有关。正如盖· H·道奇所说：“一方面，他(卢梭)著作中的片段(可以)被用在这些地方，他反对暴政 、压迫、强力以及不公正，他赞同自由、平等和法律(治理)；然而，另一方面，极其不 同的片段可被用来暗指他是权威主义者，如果不是极权主义者的话。”[15]这段话很重 要的地方在于，它客观地提出，在卢梭的著作中，卢梭赞同平等、自由和法治的基调是 明确的，而其同情威权主义的只是“暗指”，即，可能有这种解释路向；其次，它说明 了卢梭之所以直到20世纪仍然呈现出多重政治形象，和解读卢梭著作的某种偏向有关， 即没有整体地解读他的著述。
二、卢梭的自我剖析
卢梭对自己一生的关注点有过明确的说明：“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 ；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 ‘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 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 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16](p.504)这段话非常重要。它首先说明，把卢梭 当作政治思想家来理解是最切合卢梭原意的；其次，他关心政府问题的目的不是政府本 身，落脚点是关心什么样的政府能造成“最好的人民”，“人”是卢梭最关切的核心问 题。因此，只关心对学界公认的卢梭的“政治著作”的解读是极其不够的，因为这些著 作恰好侧重在政府制度层面，而不是“人”；容易被忽略的是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它 的重要性在于它暗示对卢梭著作的解读不应该是注经式的，而应当整体性地领会卢梭著 作所反映的精神。
卢梭的所有自传是帮助解读其思想的极可靠的文本[17]。在《忏悔录》里，卢梭在《 爱弥尔》出版之后说：“最有能力评价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 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6](p.712)可见他对《爱弥尔》特别 重视，而该书的主要内容则是怎样培养新的公民。同样，《新爱洛伊丝》也决不仅是一 部“绝妙的小说”[18]，它也属于卢梭体现其政治关怀的重要文本。卢梭在论述该小说 的构思及内容时是这么评价的：“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 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 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16] (pp.542～543)由此可见，《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尔》是出于一脉相承的思路。因此 ，欲看清卢梭政治思想的全貌，不可以将这两书排除在外。卢梭本人对他各种著作所表 达的共同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而且几乎令 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助理司铎所表白的完全一 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尔》里 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莉》(即《新爱洛伊丝》——笔者注)里就有了。”[16](p .507)到晚年，卢梭更明确地对自己的著作总结道：“(它们)有一个大的原则。”[19]( p.287)
卢梭的这些原话，清楚地表明，他的主要著作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体现出的鲜明主题 是围绕着公民的培养来考虑政府的性质以及社会协调——也就是政治秩序——如何可能 。换言之，卢梭的政治思想是系统的，他不应该具有时人和后人理解的多面政治形象。 那么进一步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卢梭对其政治思想的系统性是不是有一种自觉的体认呢 ?
在写《忏悔录》时，他就清楚地说过自己的文笔所具有的特色：“我的文笔自然而多 变，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历史的一 部分。”[16](附录)他所说的虽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回忆录，但事实上，由于卢梭是一 个自学成材的思想家，而且情感丰富，所以他的所有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 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连贯性，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有某种连续性，以前的思想感 情可以影响以后的思想感情，所以要很正确地评价后者，必需理解前者。”[16](p.219 )他在晚年更清楚地说：“我们应做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信仰；而除了与我 们基本的自然需要有关的事物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根据我一贯坚持的这 个原则，我经常长时间地探索我生命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以便指导我一生的工作。 而我很快就不再为自己处世的无能而痛苦，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在世上追求这个目的。我 ……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后从没完全抛弃的原则和格言。”“趁为时尚早，让我自己全 力去探索我自己的哲学，以便今后余生尚能遵循一条确定不移的处世准则。……我要把 我的种种见解、我的种种原则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让我在余生成为我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心要做的那种人。”[20](pp.25,27,29)
这些话是卢梭心灵平静以后的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卢梭写作时语言上有着 某种不协调，情感上也跌宕起伏，但他毕生的活动及其思想有其一贯的原则，甚至上升 为一种信仰，而卢梭对这一点一直是高度自觉的。
三、20世纪重估卢梭的尝试
尽管卢梭对自己思想的系统性很清楚，但自他的时代起，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 理解；相反，由于他的百科全书派盟友对他的攻击，对他的误解被广泛接受。这种误解 最著名的当数伏尔泰。当卢梭沿着得到他的朋友们赞赏的《论科学与艺术》的思路完成 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热心地将后者寄给伏尔泰审阅时，却得到了令他震 惊的回答：“我已经收到了您反人类的新书。我很感谢。您将会得到这些人的欢心，您 告诉他们一些您不会纠正的简单的事实。……还从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被试图用来把我们 变成动物。当读了您的书以后，我简直渴望自己四足爬行。”[21](pp.191～192)狄德 罗最懂卢梭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出来为卢梭辩护[16](p.484)。连卢梭的贫贱之交狄德 罗都这样，这是为什么?卡西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狄德罗的全部运思都圈定在 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他的所有念头都与此种秩序密切相关。……他的工作只有在 巴黎沙龙的氛围中才能成功”[22](p.9)。而卢梭不适合这个氛围，因为他自己选择的 是观察家的姿态[23]。从此，卢梭被他的朋友们孤立了；而他选取的姿态，又决定了他 无可避免地成为那个时代欧洲社会的边缘人士。卢梭决定写他的自传以期获得人们的理 解，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反抗形式弄巧成拙[16](p.499)。在几经抗争失败之后，卢梭 说“我终于感到我的一切努力全归于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惟一可 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20](p.2)。他对他的时代绝望 了，然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教优秀的一代在更好地考 察这一代对我的评断、更好地考察这一代对我的所作所为时，将不难看清我的本来面目 。”[20](p.5)
不巧的是，卢梭去世后，他的名字又和法国大革命联系了起来。出于对大革命所出现 的恐怖局面的后怕，加上现代英美宪政民主所处的强势位置，伯克对卢梭的评论几乎使 他万劫不复。然而，随着这种思路进行的“卢梭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近乎荒唐的状态之 后，西方学者发现：“差不多将近两百年来，卢梭哲学的问题困扰了它的诠释者。在这 么多试图处理这个问题的批评家中，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但是长期以来最被忽视的一 个——是卢梭自己。”[24](p.3)于是，重估卢梭的尝试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17](第一 、二部分)。
四、一个新的研究路向
回到卢梭著作的文本来研究卢梭的思想是20世纪的一个明确的转向，这个转向证明卢 梭思想所具有的一贯性。但是在认可了卢梭思想一贯性或统一性的前提下，对卢梭政治 思想本身的诠释并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特别是和卢梭自己的看法相比，还有相当 的距离。只回到卢梭著作的文本来探索卢梭思想的统一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这 个基础上推进对卢梭自身政治思想的诠释，这是探讨卢梭的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思想的 影响的必经途径。
现在，从哪个角度来诠释卢梭的政治思想，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的看法 是仍然要从卢梭的著作中去进一步发现。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卢梭明确地说：“我 必需要求读者把公共经济和最高权力也区分开来。前者我们称之为政府，是我要研究的 主题；后者我称之为主权。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有立法权，在某些情况下约束着国家本 身，而前者只有执行权，只对个人有约束力。”卢梭这里把政府作为他研究的主题，是 因为它可以对个人施加直接的影响，而这对一个国家内部而言，是最为复杂的。同时， 立法权是基础，但它的性质则更为抽象。这点卢梭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的：“个别地 看，政治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人体的有机的、有生命的团体。主权代表头；法律与 习俗代表脑，即，神经的根源和意志、理解力、感觉的所在地；……公民是身体和四肢 ，它使机器能够生存、行动并且工作起来。”[25](p.4)那么，公民和主权、法律是什 么关系呢?正是通过这一比喻，卢梭政治思想中极具争议的公意问题凸显出来。
理解个人在公意中的位置就成为卢梭研究政府问题的关键。按卢梭的说法，“公意… …是法律的根源。它为国家的全体成员，就各成员间的关系及各成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制定法规，说明什么事情是合理的，什么事情是不合理的。”[25](p.5)卢梭不可能把 公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哲学问题真正说清楚，他只是努力地想把这一问题论述 得能为人们接受。因此分析的结论是：最普遍的意志往往也就是最公正的意志，而人民 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意见[25](P.6)。的确，对公正这个问题的探讨，最后诉诸信 念或许是最不坏的选择。
大致描述了公意的性质之后，就可以处理个人和公意的关系这个问题了。卢梭的目标 是清晰的，他要求的是公民在公意中“使人们服从而又感到自主……人人都服从，却没 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这显然是个奇迹——也是为 后人质疑的，但卢梭坚定地说：“这些奇迹都是法律创造的。人们之有正义与自由应该 完全归功于法律。”[25](pp.8,9)卢梭这么信任法律，那是因为他论述问题是有整体性 思考的，因为他的法律是公意、因而也是正义的反映，它不是教条，而是活的正义的精 神。
至此，法律如何贯彻又成为了必需解决的问题。卢梭指出的方向是：“光叫人民为善 是不够的，必须教人民做到这点。”[25](p.15)据此，培养公民问题就成为卢梭研究政 府问题的核心。卢梭对此是非常清醒的，他说：“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 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 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培养公民并 非一日之功，打算培养公民，就一定要从儿童时代教育起来。”[25](p.21)
我们可以说，习惯上被认为属于政治著作的非小说的卢梭作品，集中讨论的就是上述 关于公意以及个人与公意之关系的问题。现代卢梭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正是据此把卢梭被 当成了政治哲学家，在现代精细的学术解剖刀下，卢梭遍体鳞伤。但卢梭本人显然没有 止步于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卢梭没有把自己当成哲学家，他自认为只是“真理的朋 友”[26](p.124)。这个姿态是合乎他的写作特点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联系到卢梭 说的“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 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它昭示卢梭对《爱弥尔》和 《新爱洛伊丝》这两部著作的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说卢梭非小说的政治著作只是 解决了上层建筑问题，即，什么制度体系是适合公民生活的；那么在后两部书中，卢梭 要具体展示的则是：按卢梭的意见培养公民是如何能够达成公意，并能和设定的政治制 度相适应而且能够适应的问题。对后一点的注意，联系到对西方重估卢梭的考察，笔者 判断这在政治思想界还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而不了解这点，对卢梭政治属性的争议就 不可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方向。为了更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顺着卢梭自己的意见，接 着重估卢梭的路向，笔者认为：从卢梭的公民观着手，才是理解卢梭政治思想系统性的 入口。对该论题的探讨，则需要另撰文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