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自由之辨：美国外交传统哲学的两重性
——“美国外交传统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万里洪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中美双边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美国对华外交转变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2018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签署40周年，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美关系走向，2018年11月，南开大学“美国外交传统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注] 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世界史“双一流”学科相关机构联合组织，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商务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美国外交传统与中美关系走向”的主题，从多个方面就相关议题展开了积极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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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文化、族裔视野下国内因素与美国外交
性别、文化、族裔问题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密不可分，其在政治生活层面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人们常把美国比喻为人种的“大熔炉”，诚然美国的人口构成十分多元，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种族和民族的移民群体。历史上，美国也在18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美利坚民族。然而，仔细考察美国的族群情况后会发现，美国国内的美利坚民族仍更多是一种“大拼盘式”的族群组合，距离真正的民族融合还较为遥远。严格说来，美国国内的各族群正处在由相互独立向融合为一的一个过渡阶段。
回溯历史，美利坚民族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美国近代的美利坚民族概念来自于与英国、法国之间的冲突性对抗，并在一系列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的对抗博弈中，不断强化了自身的独特政治认同。复旦大学刘璐瑶博士认为，历史上《杰伊条约》在美国国内引发的政治争论对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与此同时，超越族群的性别问题也深刻地改变着美国的国内政治。浙江大学张杨教授认为，冷战背景下出于对抗需求的东西方阵营对女性解放的倡导，客观上促进了亚洲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反过来也对美国的女性主义本身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民权运动一起壮大，女性运动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运行模式，女性主义的思想影响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 1988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妇女与国际关系”研讨会及会后在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冬季号上刊载的相关研讨会文章，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女性国际关系学派的肇始。 中，可以窥见其关注重点转向人权、环保等“低政治”领域，促使非传统安全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重视。可见，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思潮也影响着美国的利益判断与外交取向。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可间接传导至美国对外政策，双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其中，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是国内的法规法律政策因素。日本国立大阪教育大学马晓华副教授认为，美国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对其东亚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也极大地制约着其对华裔的移民政策。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其法律既与政府相互配合又相互掣肘，影响颇为广泛而不可忽视。第二是国内的新闻舆论思想因素。南开大学王薇老师认为，《纽约时报》自1970年以来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信息中制造与散布着“中国环境威胁论”，美国国内媒体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制造了舆论声势。“新闻自由”是被写入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的重要条款与精神，美国新闻传媒业发达的背后是其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第三是国内的族群团体游说因素。安徽师范大学曹升生副教授认为，美国亚美尼亚裔团体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对美国相关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也成为高加索地区国际局势的一大重要变量。第四是国内的经济产业形势因素。一方面，辽宁大学唐彦林教授认为，近年来经济不平等、移民及新媒体等因素在美国国内社会的影响扩大，也是影响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济南大学刘凤环老师认为，美国社会强大的消费文化成为其走向世界领导地位的一大推手，其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下塑造的消费软实力为国际社会的“美国化”提供了助力。此外，复旦大学张家铭博士认为，美国经济战略演变与其产业变迁的过程密切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及国际产业转移对美国的亚太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美国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
地缘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战略三角”[注] “战略三角”政治理论较早由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提出，用于描述和分析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者之间战略博弈与互动的模式，其中，枢纽国家处于主导地位。 变化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国际格局中的权力结构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第一，“中-美-苏”战略三角。山西大学宋晓芹教授认为，朝鲜战争结束后的朝鲜政治会议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而未能按期召开，中美苏之间在此会议后的分歧与斗争是战略三角博弈的客观反映。安徽师范大学周军副教授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与对华政策之间呈现出摇摆状态，也是战略三角博弈的动态体现。江苏大学师嘉林认为，中美之间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科技交流合作是双赢的，中美两国领导人运用智慧、抓住机遇地推动两国关系走向了深度合作，中方走向了“四个现代化”、美国获得了反苏“盟友”。合肥工业大学王建进一步分析，认为从冷战期间美苏中战略三角的国际格局演变可以看出，“两超多强”格局将激化中美对抗，并且建议中方仍应韬光养晦、专心发展。第二，“美-陆-台”战略三角。中共中央党校林晓光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有效的斗争，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中可以看出彼此之间斗争的复杂性，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热点。厦门大学储斌博士认为，“美-陆-台”的“共处型战略三角”(收益相同)中，新时期美国台海政策新动向即为促使三角关系转变成使美国具有自身更大收益的“罗曼蒂克型战略三角(一国收益最大)”[注] “罗曼蒂克型战略三角”是4种政治战略三角模式之一，其指主导国家与两个侧翼国家皆为友好关系、其余两个侧翼国家之间为敌对关系，那么，主导国家为最大受益者。 。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政府在外交战略上打出了“印太战略”的旗号。2017年以来，“印太战略”在美国外交上是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至于这一战略的现实状况究竟如何，不同专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战略初成”说。中国社科院孙西辉助理研究员认为，2018年美国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正在制定“印太战略”细则，以及多名美国政府高官前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这一战略进行阐释，可见特朗普“印太战略”在理念与政策层面已经成形，涉及多个方面，将在一定时期内给中国带来巨大战略压力。第二种，“流于概念”说。中国社科院孟庆龙研究员认为，美印两国对“印太战略”的各自解读不同，美国想借此战略拉拢印度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印度主要想提高自身国际战略地位同时促进地区经贸合作，而从印度历史战略传统来看，其甘当美国制华“先头兵”的可能性不大，总之，“印太战略”概念距离形成战略甚至政策都仍相距甚远。第三种，“尚在建构”说。中共中央党校陈积敏副研究员认为，从美国政府的政策性报告、政要高官的政治演讲来看，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印太战略”基本框架尚处在建构中，是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大调整性继承，具有较明显的中国指向，不过虽有政策推出但实施力度并不强，同时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地区大国博弈等多方因素，其战略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作为外交战略政策的执行者与参与者，相关的政治人物有时也体现出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海南师范大学陆宏谋老师认为，在二战后美国对苏联政策迅速调整的过程中，共和党领导人范登堡的政治活动就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王道博士认为，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对美国“遏制政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普遍主义思维[注] 普遍主义英文为“universalism”，又译普世主义，是西方哲学流派的一支，在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具有广泛影响。 成为战后美国政府重要的外交理念。同时，甚至一些调研报告等观点和思想也曾偶然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一定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邓峰教授指出，美国驻东京大使馆1975年对金日成访问中国事件评估的电文，对之后的美国对朝政策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是复杂而曲折的，双方长期保持了务实性的合作，但背后也有持续性的战略博弈甚至对抗。可以说，中美关系历史的一大主题就是合作与冲突，双边关系也是在合作与冲突中走向前进。因而，历史上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呈现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的混合交织特征。辽宁大学邱建群副教授指出，美国总统威尔逊当初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背后涉及多层因素，个人阅历让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市场价值与发展潜力，家庭经历让其以“救世主”心态相信亟待“拯救”中国，胸中成见让其恐惧中国的“革命”危及美国在华利益，最终选择支持袁世凯变政体、行帝制，在自由主义的面纱背后其政策实质是“威尔逊主义”。西南大学王勇副教授认为，“中国战时生产局”是二战期间的中美经济技术合作，其实为美国亚洲战略下的在华产物，对中国战时生产和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翟韬老师补充道，1942-1972年美国对“中美友谊”的宣传话语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中美关系神话”[注] 文中翟韬采用了王立新教授对“中美关系神话”的概括性总结，指出“依据该神话，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主权的保护者和现代化事业的指导者；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世性；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和制度，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并因此对美国的善行满怀感激”。 是美国政府对华交往中一以贯之的政策，满足其将中国视为美国理想试验田的认知心理，通过这些对华公共外交影响中国的政府和民众。
不难发现，国家利益观念就是美国外交思维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想内核。美国的外交向来服从其战略需求，而背后始终如一的是其国家利益。内蒙古民族大学刘勃然副教授认为，诞生于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不断发展与推进，但国家利益仍是其基本属性，且呈现出明显的“网络扩张”战略轨迹。南开大学徐振伟副教授补充道，21世纪初加强的美国生物国防计划虽是应对国家公共安全风险问题的产物，但其政策的最终目标和行为实质也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商务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安佰生研究员进一步指出，二战后美国的外贸政策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其背后的主线就是维护美国自身国家利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外贸政策方面美国向来不考虑他国的国家利益与接受程度。
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外交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同前几届美国政府风格迥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其许多外交政策为国际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治局势有着密切联系：一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因素。辽宁大学唐彦林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在贫富差距、移民差异及新媒体兴起等因素影响下，美国国内政治出现“极化”特征，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党派对立走向意识形态化，使美国对外政策出现可以脱离普通民众的操作空间、走向激进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尚芾萱博士补充道，美国政治“极化”影响了参众两院、政府国会的关系，促使对外政策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走向“极端化”。二是美国国内的选举选票因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腾建群研究员指出，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的背景仍是大国地缘政治的竞争，结合特朗普的竞选表态来看，美国政府确实希望在朝核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在解除制裁、承诺不使用武力等方面政策妥协的可能性较低。三是美国国内的“反建制”思潮因素。中国社科院孙西辉助理研究员强调，由于制造业衰落等社会问题让美国民众对社会的传统精英层有着强烈不满，“反建制”思潮弥漫在美国社会普通百姓的心里，希望重新改造国家的内政外交。四是美国国内的外交传统因素。济南大学刘雨辰副教授补充道，考察特朗普在外交场合的多次对外政策讲话可以发现，“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其“美国优先”的思路有着深厚的外交传统渊源，从美国历史上来看共和党政府外交更偏好于对抗性的现实主义。
美国的全球外交战略布局，长期保持了依美国实力与地位而实施动态调整的传统，美国外交战略是对美国国内与国际格局综合考量下的互动结果。首先，美国外交战略与其它大国的战略存在着互动关系。济南大学李霞教授指出，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多伴随战争，而英美两国之间实现的“和平交接”是缘于各自“战略倾向”类型的互动结果。其次，美国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共同形成其互动的外交整体，有时可以互相转化。中国社科院邢伟助理研究员举例讲道，美国的水外交已有较为成型的全球战略，通过水外交又得以持续深度地介入东南亚与南亚的地区相关事务。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些清晰化的内容框架，有学者称其为“特朗普主义”。中国社科院孙西辉助理研究员认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外交包含：政治外交(关注“朝核”问题、签署《台湾旅游法》、打造“价值观联盟”[注] “价值观”联盟即指前文的美-印-日-澳4国联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多个场合表态推动美国、印度、日本与澳大利亚4个国家价值观相似的有关合作，国内也有学者称该联盟为美印日澳“四边机制”“菱形联盟”等。 )、经贸投资(增加亚太地区“援助”、提高钢铝关税争夺、对华挥舞“贸易大棒”等)、军事防务(鼓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加强美国军力建设与地区盟国防务合作等)、教育科技(炒作中国“锐实力”和抹黑中国情报威胁等)。济南大学刘雨辰副教授概括道，特朗普政府外交实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外交上，强调民族主义、反对全球主义；经济上，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军事上，主张强军主义、反对军事收缩主义；制度上，偏好单边主义、反对制度主义。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外交为：经济领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安全领域，奉行“杰克逊民族主义”；民主领域，有限度地“维护既有民主的成功”；国际领域，全球治理上实行单边主义。
重庆市綦江区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集大农村、大山区、大矿区于一体，是全市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非重点区县之一。近年来，綦江区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市委要求，将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围绕“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聚焦“六个着力”，扎实推动全区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有脱贫村25个，贫困户、脱贫户6999户20261人，其中贫困户2047户5551人。2018年以来，全区累计脱贫1058户2461人，返贫率控制在0.5%以内。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贸易合作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双边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而国际金融体系日益成为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上海师范大学刘子奎教授认为，出口控制是美国实施冷战战略的一个工具，成为其实现地缘政治战略诉求、固化经济对峙的有效手段。济南社科院王征研究员分析道，美国建立了一套金融制裁的国内支撑体系，金融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在国际社会实践中的一项特权。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发现，中美金融关系证券投资方面的历史轨迹显示出，中国在美证券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演变呈现一定的关联性。
分析：“和声的歌剧”显然行不通。作者使用opera意在形容宾客们高亢兴奋的歌声，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翻译了。
胶质瘢痕抑制了神经元轴突的再生，但是，抑制胶质瘢痕形成是否就能促进神经元轴突的生长？一些专家[14]利用转基因技术清除SCI后活化的AS，结果却发生严重的脱髓鞘反应、继发性损伤，以及少突胶质细胞死亡。分析原因可能是SCI初期，损伤局部发生过度的炎症反应，并产生大量毒性氨基酸、自由基和氮氧化物等，继而出现继发性神经损伤。这一阶段胶质瘢痕对维持内环境稳定、隔离损伤刺激及调节炎症反应均发挥关键作用，但之后却成为神经修复的障碍。因此，能否找到合适的干预时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胶质瘢痕的有利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要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外交的最大特点即是单边主义，其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着深刻影响，国际格局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郭振家副教授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单边主义外交行为，损害了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互信，给当前国际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也可能正是国际新秩序重大调整的开端。山西财经大学宋静副教授也指出，国际规范是美国制度性霸权组成的一部分，美国自20世纪罗斯福新政后逐渐形成了一套道义性的多边规范，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使现有国际规范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作为冷战后国际社会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在整个国际局势和力量分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国际秩序正受到美国各种“退群”外交的影响，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着一次国际体系的大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
法律移植严禁“拿来主义”，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植根于该国特殊的人口、政治、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障的需要、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需要，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指导思想，至关重要。在学习欧盟、日本、美国的过程中不适宜“一刀切”，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有所扬弃。
四、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
更多的时候，外交政策受到外交战略的影响和支配，美国外交政策也是其战略思维与认知传统的产物。其中，美国外交思维的传统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海权论思想。渤海大学温荣刚副教授认为，二战后美国海军基于“大陆海权论”的海权战略调整，对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新海洋战略和全球安全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是自由主义思想。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指出，自由国际主义是自威尔逊总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民主化浪潮、大国合作机制、全球化进程等多个方面受挫，而特朗普上台后即实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促使其对华政策逐渐由制衡向遏制的方向迈进。第三是现实主义思想。以美国对其盟国进行核开发的态度为例，美国针对不同对象国拥有不同态度，甚至对同一对象国在不同时期也持有不同态度。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指出，从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韩国秘密核开发的强硬应对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全球防扩散体系政策建构不是取决于他国与美国的关系紧密程度，而是由其对美国核心利益产生的影响所决定。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教授补充道，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二战后法国核试验的外交政策态度，因从可能削弱美国霸权及促使国际社会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等多方面考虑后，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由“援助”向“限制”转化。
可以说，贯穿整个冷战始终的美国一大外交战略即是核战略[注] 据郭媛的梳理，将其大致分为6个时期 ：(1)1945～1953年，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2)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3)1961～1969年，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4)1969～1981年，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5)1981～1991，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6)20世纪90年代后，全面调整时期。 ，背后是国际关系威慑理论[注] 威慑理论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大意指靠使对方意识到结果危险或收益小于支出而选择不做出某种行为，其在东西方都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与行为实践，在冷战中得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使用，至于其效果是否有益于国际和平，评价不一。 的运用，核战略也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的一大体现。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认为，美国采取“预防性战争”对付苏联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是基于多种原因的，但并不是主要基于美国学者所赞扬的自由民主等理念，相反是基于国际局势中行为的“收益-支出”考量，美国这种先发性进攻的思想也未曾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
目前来看，美-印-日-澳联盟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南开大学韩召颖教授指出，美国将“印太”战略已写入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对美-印-日-澳“菱形同盟”表现出巨大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邢伟认为，美-印-日-澳合作是美国加强印太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各方企图利用东南亚地区作为抗衡牵制中国的前哨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肖欢副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印太”一词来源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色彩，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美印日澳4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正逐渐呈网络化趋势，对南海安全的影响日趋显著，将进一步刺激地区内周边国家的更多军事力量投入。济南大学刘雨辰认为，美-印-日-澳合作主要的针对目标为中国，相关合作既涉及军事合作、也包含经济合作，如相关国家出资1.13亿美元成立“印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中美关系的前景与走向，目前形势尚未明朗。南开大学韩召颖教授认为，从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发表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来看，美国的大战略具有一定的特征，国际格局、国内政治及总统个性都对大战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中美间竞争可能日趋激烈化与常态化。中原工学院杨庆龙老师认为，当前美国公众的对华好感度与中美关系重要性不成正比，这是由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清华大学寿慧生研究员认为，当今中美之间冲突所引发的振荡在现有全球治理的框架内仍可以解决，中方可进一步落实合作共赢理念以促使国际市场竞争更具可持续性。济南大学刘雨辰副教授补充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是美国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外交总体趋于强硬竞争，中方适宜采取复合型策略应对。
在当前数学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教学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使得教学内容过于枯燥。长期下去，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兴趣，还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而将教学进行生活化，主要就是将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让学生能够在生活中感知数学所具有的现实性。
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为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需从历史中找寻可靠的答案线索，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二者不可割裂，彼此可以更好地协同发展，真正贡献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成果。
五、结语
美国外交传统哲学素来具有两个两重性：一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重性，既注重“绝对利益”又不忘“相对利益”；二是外交战略与外交手段的两重性，既强调“大战略”也注重“小手段”。因此，中方既需要在战略上思考与应对，也务必在战术上摸索与处理，努力让中美关系继续沿着既有的“合作-冲突”共存模式走下去，在模式内解决争议问题。
目前，国内的政治学科、国际关系学科中不少学者已着手研究“和平转移”问题，然而历史学科的相关研究则较为稀少，相关历史案例中的经验和教训亟待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当今国际体系迎来了新的权力转移，中美关系难免要面临一个激烈动荡的冲突期，如何跨过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同时考验着中美两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
在认识论上来讲，中美关系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定就会发生，但守成国家或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权力冲突困境，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崛起困境的规律客观上确实存在，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其表现形式、来临时间完全可以改变。崛起困境中，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则可以减缓冲突的烈度和到来的时间，甚至得以“软处理”让冲突并不会真正“爆发”；如果相关国家步入恶性互动，那么则会加速冲突的到来和增强冲突爆发的烈度。
在方法论上来说，需要仔细研究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之路，其中的重要课题即是新老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尤其最近的英美两大国权力之间实现的“和平转移”历史案例。一方面，可以补充一下国际社会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知识认知，修正国际社会中“崛起国家必然挑衅守成国家”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真正为崛起国家成功顺利完成权力转移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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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万里洪，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1-0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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