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及其实施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当代论文,条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的概念与反贫困政策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然而，探讨发达国家的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政策仍然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回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挑战；在实践上对不发达国家制订反贫困政策，尤其是制订反城市贫困与反阶层性贫困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贫困具有多种类型，静态地观察，各国的贫困类型及相应的反贫困模式各不相同；动态地观察，各国之间贫困类型的演进有一定的历史重合性，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困情形可能是另一个国家贫困历史的重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贫困类型的差异性，更增加了各国之间贫困的动态相似性。因此，研究、比较各个国家反贫困的政策内容，政策运行环境及政策实施效果，有助于不发达国家及时根据贫困类型的变化调整反贫困政策，以提高反贫困政策的针对性。
一、富裕中的贫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概念与贫困状况
贫困被认为是指物质短缺这种经济状况，这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多属于绝对贫困，或称生存贫困，即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状况；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它是根据低收入者与社会其他成员收入的差距或与一定的消费物品的相对关系来定义的，其定义贫困的方法是，先确定一条贫困线，凡是低于贫困线标准的居民和家庭即划入贫困者行列。
贫困线的确定方法有两种：一种以家庭食物消费支出为基础，如美国在确定贫困标准时，首先开出一个家庭在某一特定时期维持其最低生活需要的食物消费清单，然后把农业部计算出的这一时期消费这些食品所需的支出费用乘以3得出贫困线（可见这一贫困线标准显然高于不发达国家根据维持最低生存需要而确定的贫困标准）。用食物支出费用乘以3确定贫困线的依据是，根据恩格尔定理，越是贫穷的家庭，其家庭支出中食物消费所占的比例越高，而据观察，在美国，贫穷家庭一般把收入的大约1／3用于食物消费。确定贫困线的另一种方法，是把贫困线规定为占非贫困家庭收入的某个百分比，例如占中等家庭收入的50%，这样就人为地把社会居民的某一比例划入贫困者的行列。可见后一种方法更接近相对贫困的定义。[①]在美国，1982年贫困线为年收入9862美元，低于这一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5%。[②]
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由两大部分所组成：一部分是退出劳动者行列的所谓社会脆弱群体，包括收入来源较少且不稳定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另一部分是劳动者队伍中的失业者和低收入就业者，其中低收入就业者往往包括以下人口组群：一是从事体力劳动或低技术工作的劳动者，二是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三是在经济不景气或受经济波动冲击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四是在经济落后地区或偏僻农村地区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五是普通的外国移民劳动者。此外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存在种族歧视，有色人种劳动者在同等条件下往往从事的工种较差或获得的报酬较低等。可见，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具有明显的阶层性特点。
二、收入援助——发达国家的主要反贫困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历史，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济贫法，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大致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或称收入援助方案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反贫困措施。在本世纪60年代，美国曾掀起一个所谓“向贫困宣战”行动，其主要措施包括为贫困者创造经济机会，努力消除经济机会竞争歧视等，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社会贫困的减少是“用社会福利支出而不是增加机会和提高工资来制止贫困，这些项目中最大的一项是食品券和医疗补助”。[③]可见，社会福利政策已构成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反贫困政策。
社会福利方案又称收入援助方案或转移支付方案，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实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它发端于19世纪末，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不多，范围较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福利制度迅速发展，项目日益增多。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残废保险等，按规定，交纳有关社会保险金者才能享受。第二，福利补贴，不论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公民都可享受，它又包括：一是带有普遍性的公共福利补贴，如西欧某些国家实行的公费医疗，中小学生在校免费午餐等；二是只给予一部分贫困者（包括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失业者）和贫困家庭的带有救济性的补贴，如食品券方案，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医疗补助、住房补助等。第三，公共教育，包括普通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业余教育等。[④]西方社会福利政策中虽然只有一部分是专门针对穷人及其家庭实施的，但贫困者可以广泛地从福利方案中，特别是从上述第二三类福利支出中受惠。因而，收入援助方案事实上构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反贫困措施。西方一些学者指出：“转让性开支从来不被认为是解决贫困根本原因的办法，但事实上，社会保险的增长和收入试验支付（所谓的福利扩张）已成为贫困下降的主要因素。”[⑤]
福利政策的反贫困作用，是通过缩小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实现的。福利制度一方面通过累进所得税减少了高收入者的收入，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直接缓解了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的分配中，雇员报酬（包括工薪、社会福利）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营业收入和资产收入（包括利润、利息、地租）所占比重相对下降，据有的资料介绍，在美国，前者所占比重从1969年的50%上升为1983年的75%，后者从50%下降为25%；在日本，前者所占比重从1956年的50.7%上升为1985年的68.9%；前西德，前者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60.4%上升为1980年的72.2%。[⑥]当然，“雇员”的成分既包括一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也包括一部分年薪很高、充当资产经营者的经理阶层，其中很多人同时是持有股票的股东，但据估计，这部分人的工薪收入总额在雇员工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大。[⑦]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无疑有益于普通劳动大众贫困状况的缓解。
当然，收入援助并非单纯的“打富济贫”，在福利费用来源中，虽然财产所得税和利润所得税占很大比重（据介绍，战后发达国家私人企业利润的1／3～1／2通过税收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⑧]），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劳动者自己承担的。例如，社会保险税一般是由工人和企业主共同承担的，由社会保险税以外的国家财政资金开支的福利支出，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各种间接税，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由工人交纳的。可以说，福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在业工人工资的一部分，来保障失业工人及其家庭的生存，用工人自己在业时的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来保障自己失去工资收入时的生存，如果把社会全体劳动者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社会福利就是社会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然而不可否认，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毕竟可以形成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贫困者对生存资料和部分发展资料的消费需要，通过福利制度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确实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福利国家”论者所鼓吹的“收入均等化”性质。
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收入援助政策的实施条件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和能够实行收入援助政策，使得劳动者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有所提高，劳动大众的贫困状况普遍得到明显缓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欧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最早通过国家保险立法的是德国，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明确提出“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手段是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要求”[⑨]（事实上这并不是“唯一手段”，颁布解散工人组织的“非常法”是另一手段）。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较晚，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工人运动不发达。应该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工会力量的增强，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既使得工人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地位上升，也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力，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工党执政期间建立的。
其次，实行福利政策，缓解大众贫困也是缓和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保证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扩大海外殖民地，使本国充当世界工厂，来解决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结果，不仅两败俱伤，而且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改变了掠夺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策略，变老殖民主义为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有限度地提高本国大众的生活水平，以扩大国内的市场容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行福利政策就是解决所谓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需要。
第三，福利政策的实施，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完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即转向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维持经济增长。如果贫困人口过多，其贫困状况得不到改善，将妨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为剥削率的无限提高规定了一个上限。因此，改善贫困人口的状况，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按照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报酬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应该带来劳动生产要素报酬的提高。
第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大大提高，实行福利制度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需要。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生产力要素发生了诸多质变，主要有：一，劳动工具智能化，传统的生产工具机器由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工作系统组成，现在增加了第四部分——自动控制系统；二，劳动对象人工化，劳动对象按其是否被加工过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自然形态存在，一类经过人的劳动加工过，而科技越发展，以自然形式存在的劳动对象所占比重越小；三，体力劳动脑力化，工人阶级知识化，劳动阶层中产化，由于劳动工具智能化，现代化生产大量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熟练工人，而是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复杂劳动者，所谓的白领阶层日益增多，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进入直接生产过程，与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工人直接结合，其中特别是技术人员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而熟练工人又接近于技术人员，这样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再生产费用，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公共教育、医疗制度的实施，满足了这种需要。
第五，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向发达国家倾斜，使得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聚集了巨额财富，具备了实施社会福利制度的财力。如何看待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如何认识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科学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认为，要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在当代世界，直接侵犯落后国家领土和行政主权、赤裸裸地进行暴力掠夺的老殖民主义基本上已不存在，然而发达国家仍然能够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合理或不合理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掠夺巨额财富，进而有可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提高本国大众的生活水平，收买工人运动使之处于低潮。如果说19世纪英国资本家收买了少数工人贵族，那么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富裕到如此程度——他们力图收买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国际间财富从南向北转移，使得垄断资产阶级在财富积累得到加速的同时，使工人阶级的贫困积累得到减速，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在这里遇到了抵消趋势。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掠夺发展中国家：
其一，巨额的债务利息掠夺。到8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达13200亿美元，相当于其商品劳务出口收入的170%，到了外汇收入入不敷债的地步。外债负担较重的拉美国家80年代末外债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57%，仅1982年到80年代末共支付利息就达2000多亿美元，巴西一国每年支付利息100亿美元左右。[⑩]
其二，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巨额利润。“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超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然而从后者获得的利润率却更高。如1957～1977年20年间，美国向英、加拿大的直接投资约1117亿美元，超过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和（767亿美元），而从后者获得利润138亿美元，从前者仅获得94亿美元。[11]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高，因而获得的利润率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低，故利润率高。这也是国际分工不平等的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是水平分工，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分工。
其三，通过国际交换转移走大量财富。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展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力推进器，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其生产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名符其实地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有利地位，通过世界市场，商品的国民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抽象劳动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劳动，由于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强度不同，发达国家的劳动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加倍的劳动支出，从而会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形成更多的价值。如果把国际平均劳动视为简单劳动，发达国家的劳动表现为复杂劳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则表现为较少的国际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形成较少的价值，这样在国际交换中，即使进行等价交换，发达国家仍然以较少的劳动取得发展中国家较多的劳动，这正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深刻根源之一。
不仅如此，国际垄断资本还以垄断低价购买初级产品，以垄断高价出售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获取垄断利润。“二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进行工业化，改组国民经济结构。为了交换先进技术与设备，只有出口初级产品，或以外债形式支付工业制成品，而外债偿付仍然主要依靠出口初级产品。这样，竞争与供求规律的作用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资本，能够以垄断低价取得初级产品，以垄断高价出售工业制成品，这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另一深刻根源，也是世界市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成的深刻根源。结果，在国际交换中，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总是以较多的国内劳动换取较少的国外劳动，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向北流动，这是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部分原因。
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经济联系掠夺巨额财富，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加速财富积累的同时，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积累得到延缓，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见，发达国家贫困化的缓解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国际社会贫困化程度的加深为代价的。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自愿不自愿地必然会卷入世界经济联系中，面对这种形势，发展中国家应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行动，以避害趋利，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
注释：
[①][⑤][美]道格拉斯·格林沃尔德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493、493页。
[②][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250页。
[③][美]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经济学》，财政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58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福利国家制度”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74页。
[⑥][⑧]池元吉：《试析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十大变化》，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6页。
[⑦]参见杨才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国民收入所得比重普遍提高及其原因》，载《东方论坛》（青岛）1995年第2期，第77页。
[⑨]P·A·克勒等编：《1881—1981，社会保险的演进》，第31页。
[⑩]陶文达主编：《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65～266页。
[11]转引自孟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与发展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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