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的新资本主义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探求资本主义新精神，力主改造现在的资本主义，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时所具有的伦理。
稻盛和夫说，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当然，经营者追求利润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追求和利用利润。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赚钱成了唯一目的，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无节制的经营活动，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稻盛和夫以其博大的胸怀和使命感著书立说，意在唤醒人类的理性和智慧，阻止人类文明的崩溃。在《回归哲学》中，稻盛和夫阐述了他的“回归”思想主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倡导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平衡，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形成良性循环，即共生循环思想。其二，倡导道德、伦理回归，要注重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的教育，建立伦理的、道德的资本主义。其一笔者已有行文论及，其二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领域。
稻盛和夫在《回归哲学》中写道，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所提倡的以耶稣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勃兴时代，就存在过基于严格伦理观的资本主义。但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这种耶稣教式的严格的伦理观逐渐淡薄了，本来有利于社会的资本主义，最后变成了只是为了赚钱的资本主义。所以，可以考虑先“返回到其原点”，然后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比初期时更好的“新资本主义”。只是还原还不会有进步，从颓废的现在返回到原点，当然只是暂时恢复基本形态，然后要向“新资本主义”前进。[1](P19)稻盛和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令人思考的问题。那么，“原点”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通过返回“原点”的途径能否消除现在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呢？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被誉为经典名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原点”时期宗教伦理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韦伯认为：耶稣教蕴育着资本主义精神。而谋利、获取、尽可能多地赚钱，这种冲动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冲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贪得无厌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新教伦理所规范的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缓冲人类的不合理的冲动。”[2](P15)当然，资本主义与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不断获得新的利润。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不能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注定要消亡的。韦伯把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的精神归功于新教所唤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把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克尽职守的美德也归功于禁欲主义新教所倡导的伦理。新教徒崇尚进取和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认为把时间损失在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时，也是要受道德谴责的，不劳者不得食，如果一个能工作的人行乞，那就不仅犯了懒惰之罪，而且违背了新教徒的仁爱天责。
所谓的新教，是16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新教反对封建天主教会内的贪污、腐化，要求建立廉俭教会，主张灵魂得救要靠个人的虔诚信仰，不需教士的监督和干预。受新教影响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受天主教影响的南欧、东欧的资本主义则发展缓慢。新教伦理具有抑制世俗欲望冲动的一面，主张合理地追求利润，那种为了获利而获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然而，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西欧、北美地区，也是最先不受新教伦理约束的，贪婪地追求利润、无情地谋取财富。这种类似的现象在东方的日本也发生了，尽管在时间上要晚得多。
稻盛和夫在《回归哲学》中说，日本江户时代有着土农工商的阶级制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属于最低层的阶级。可是，江户中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说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话：经商并不是卑劣的行为，获取利润是很好的事，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商人获取利润和武士领取俸禄完全一样，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鼓励商人对商业行为要有信心，要进行高尚的商业竞争，正直地经商、堂堂正正地经商。这就是商人应当具有的伦理观，即商人之道。稻盛和夫认为，和欧洲以耶稣教伦理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初期资本主义一样，在江户时期，日本商业资本发生的时代，也有比现在更严格的伦理观。“但这种伦理现在已基本丧失了，不能不令人感到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在伦理方面的贫乏。”[3](P21)如果当时的资本主义精神一直延续下来，今天日本的泡沫经济、政界及金融领域的不正常事件就不会发生。那么，上述资本主义伦理变迁的现象如何解释呢。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把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变异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矛盾性。贝尔的这一重要研究始于韦伯和桑巴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方面宣扬了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同时对奢华懒惰的风气严加惩戒。贝尔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发的阶段便潜伏着“禁欲主义伦理”与“贪婪攫取性的矛盾”。“贝尔把这两方面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并研究和追索它们演变的轨迹。”[3](P13)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种力量纠缠难分，相互制约。禁欲主义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性格，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育了他们的冒险精神，雄心勃勃挺进新疆域。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新教伦理抑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禁欲主义强调精神价值观，摈弃肉体享受，提倡节俭和忘我，严格遵守苛刻的纪律。为了完成使命，为了克制自我和征服他人，就要动员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力量。清教徒生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聚敛财富，他们从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中往往无所得，只不过为了证明自己得到拯救。稻盛和夫所说的“原点”，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时期。后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另一面，经济冲动力所驱使的贪婪攫取性脱离了宗教道德伦理的规范，贪婪的私欲便象脱了缰的野马无所约束了。贝尔说，当新教伦理被资本主义抛弃之后，剩下的便是贪欲、享乐了。贪婪攫取则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性。令人深思的是，在20世纪末期，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的儒教伦理主张仁义、诚信，新中国更是倡导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然而资本主义阴暗面的种种现象，在中国的现今社会也纷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这种怪现象，也许归根结底源于人性的多重性。在古代中国，关于人性就有人之初“性善说”、“性恶说”、“白板说”。人性是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差异。历史上某个时期的道德形态，比如清教徒的伦理观，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能否完全再现呢。稻盛和夫也曾经说过，以前支撑宗教信奉者价值观的是宗教信仰，现在宗教的影响力衰微了，强大的基督教在欧美已大大衰退，日本已有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冠婚葬祭的仪式。宗教已没有力量重建伦理观，所以我们不能再依靠宗教。
稻盛和夫之所以主张先返回“原点”，意在重建资本主义伦理。他对现在商业道德的危机深感担忧，批评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只顾赚钱而不考虑社会效益。稻盛和夫经常对学习他经营之道的青年企业家说，企业追求利润决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追求利润，如何运用利润，仅仅为了一己私利的企业终将被社会所淘汰。稻盛和夫把“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作贡献”作为公司的经营理念；把“与社会和谐共存，与世界和谐共存，与自然和谐共存”作为公司的经营思想。稻盛和夫在决定建立日本第二电讯电话公司前，自己不断反思“动机是否善”、“有没有私心”。在确认参与电讯行业，有利于打破国营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电讯事业的局面，并能使广大民众得到快捷、低价通讯的实惠，便毅然做出决断，现在第二电讯电话公司已进入世界500强大企业的行列。稻盛和夫的公司还投资生产环保产品，如太阳能汽车设备等，为保护地球环境作贡献。稻盛和夫还十分热心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1984年，他从自己的私人财产中拿出200亿日元，设立稻盛财团，并以这笔基金创立了“京都奖”，1997年，又捐献出210亿日元，做为“京教奖”的运营基金。“京都奖”是国际性大奖，一年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从基础科学、尖端技术、社会科学与艺术三大领域中评选出3位当年对社会最有贡献的人加以奖励，其金额为每人5000万日元，现在“京都奖”在世界科学文化界的声誉已越来越高。稻盛和夫以自己实践活动在实现自己的经营理念。
同时，稻盛和夫呼吁大企业要实行自律。他在《新日本·新经营》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主张。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原理为基础，但是，要正当地发挥这个原理，每个经济主体特别是大企业须要适当地控制自己。“某些大企业及企业集团，在达到超级化和垄断化时，其力量在特定条件下，足以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4](P55)他们往往只为了本集团利益决定经营方向，而不考虑大众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超级化和垄断化是决不受欢迎的。还有些超级大企业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毫无节制地向新领域扩张，在市场中排挤中小企业，这势必造成巨树之下众草难生的局面。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不能自恃力量强大而与大众利益及社会的发展方向相悖，要善于和社会和谐共存。
稻盛和夫认为，企业应从封闭走向开放，对社会公开信息，公正经营。企业必须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确保透明度，以便使企业的经营为社会所明了。不至于被滥用于谋取部分人的利益；不至于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企业要把经营财务状况定期向社会公布，这被称作分段信息公开展示。在欧美，这种作法作为保护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手段，已普遍形成制度并规定下来。这对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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