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和人文的整合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现代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文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批判、改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当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何解答这个课题？是站在纯粹实证科学的立场客观地描述现存的事物和似乎外在于人的必然，还是从人道主义的善良愿望出发主观地否弃导致人的异化和奴役状态的私有制？这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厘清这个问题而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批判性整合的，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生成之路。
打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既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非人道性和科学上的不彻底性，也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具有浓厚空想性质的种种“共产主义”人文思潮。
立足于工业社会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把“劳动”提升为“唯一原则”，揭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也正是在“国民经济学”的这个最大的理论成果中，包含着这门学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依据劳动又反对劳动、依据人又反对人的二律背反。因此马克思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3页。）固然， 国民经济学理论上的矛盾，就其根源来说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矛盾。但是，“国民经济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在于：它采取了无批判地对待这些矛盾的态度。使无批判的实证成为有倾向的辩护，国民经济学家们自以为秉守了“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但他们对事实的无批判的实证态度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将他们囿于维护“资本”而非维护“劳动”的资产阶级人文立场。可见，当研究者面对的不是天然自在的自然现象而是充满“人为”矛盾和价值冲突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以自然科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是不行的，那样就会把暂时的表面的社会现象当成永恒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本质。因此，社会科学家要真正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就不能借口“价值中立”拒斥任何人文立场——事实上这也是办不到的，而必须采取与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价值观，站在创造并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一边，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说，这是人们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的人文保障。
马克思正是站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无产阶级一边，以“实证的批判”或“批判性的实证”方法研究私有制社会的。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的确要从经验事实出发，但不管这个经验事实具有如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都不能视为只能予以认可的当然前提，而必须把它当作有待展开的起点和需要批判地加以说明的对象；科学研究是要由经验事实的表象深入到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本质性矛盾，揭示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最终达到说明经验事实的历史暂时性以及它将为走向现实的新的可能所否定所取代的理论目的。实证的批判或批判的实证，使研究对象获得了合乎科学之“求真”和人文之“求善”的解释与理解。
对于早就流行于欧洲社会中的种种“共产主义”学说和思潮，马克思在感情上在价值祈向上一向是认同的，因为它们寄寓着人类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美好愿望，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人文理想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对它们又保持着审慎的理性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和思潮毕竟未经过严格的理论论证。通过对私有制社会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现有形式”是空想的、粗陋的，要使“共产主义”的真精神得到拯救并具有可行性，就必须否定其空想性和粗陋性，将其整合到人类历史的逻辑之中。而“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显然，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尚未达到充分的自觉、在实践上尚不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之前，必须要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甚至“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而这也就是历史上业已出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总是带有空想的、粗陋的、平均的性质的原因。这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体现的人文理想也缺少对现实真正的批判态度和历史态度。可以说，为马克思所称道的“这种共产主义”，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即体现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又体现着一种新的人文观，质言之，这是一种扬弃了超历史地亦即抽象地对待问题的传统科学和传统人文并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整合在一起的人文科学观或社会科学观。而这种崭新的人文科学观或社会科学观，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学说的萌生。
二
马克思对传统科学和人文的批判与扬弃，与他对旧哲学的批判与扬弃是相互联系、互为中介的。马克思对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批判与扬弃，先是围绕“现有”与“应有”的问题，继之是围绕“自然界”与“人”的问题展开的。而“现有”与“应有”、“自然界”与“人”这两个问题，又都是科学和人文或拟科学的哲学和拟人文的哲学所分别观照、认取的。
青年马克思最早所接受的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说，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拟人文价值的“应然”哲学，因为它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并褒“应有”而贬“现有”，从而指向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正是这种哲学帮助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确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价值观，并促使马克思在大学时代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克思越是自觉地以这种应然哲学剖析现实，越感到它的主观任性和软弱无力，而黑格尔哲学则最大限度地将“应有”与“现有”在理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于是，马克思进而选择了黑格尔哲学。而当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社会问题，却发现，本属“普遍”、“必然”的东西却被漠视和破坏，本属“特殊”、“偶然”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善”的东西仍然是无力的应有和遥远的理想，“恶”的东西却是强而有力、近在眼前的事实，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现象不能不使马克思做出深刻的反思。在离开《莱茵报》前夕，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必须注意那些客观的社会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为自己的理论活动提出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的新的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论原则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已经确立起从具体现实出发而非从抽象观念出发的实质上的唯物主义态度，说明马克思已经明确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它的现实的矛盾及其运动；批判并非以外在的先验观念为尺度裁剪现实，强迫现实与之适应，而是执行现实自身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促使它由“旧世界”的现实转变为它本身“应有”的“新世界”的现实。“应有”与“现有”被统一为现实的人对现实的内在批判活动，这一思想的现实取向势必要求哲学的现实取向。而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哲学符合这一要求。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首先被费尔巴哈提出的唯物主义人本学原则，并受到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情感、异化、对象性关系的很大启发，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费尔巴哈哲学已不完全是在它的本来意义上存在，而是被马克思根据时代需要给予“理解”和“阐释”因而赋予了新的性质的存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哲学由于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生产实践关系，因而未能真正理解人与人基于生产实践的经济关系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费尔巴哈由于突出了“感性的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优越地位，因而高出了历史上的那些把“人”归结为“自然物质”的“唯物主义”。高出那些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与之相比，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使“科学”具有了“人文”的意蕴。
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原则进一步研究、思考人类现实生活问题，马克思意识到，只是把目光聚焦于政治上是不够的，经济是比政治更深层也更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的领域，因而马克思进一步将哲学与经济科学联合起来。这一联合立刻使马克思注意到人对自然界的生产劳动关系亦即实践关系的无比重要性。人和自然界正是通过人的生产劳动而实现双向对象化、实现双向扬弃的。这一双向对象化、双向扬弃的过程及其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生成及其历史性运动：“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31、127页。）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31、127页。）。 社会历史是人的真正的现实，是人对自然界的根源性与超越性、人在世界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人之于自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分化之地和统一之所。因此，“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对立面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31、 127页。）。这样，一种从主客体双向视角亦即实践的视界观照、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并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归结为人的革命实践的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便诞生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这样，“现有”与“应有”、“自然界”与“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终于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中得到了正确解决，拟科学的哲学与拟人文的哲学也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中以科学和人文双重思维向度统一的形式被整合。
三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或实践的人为核心的总体性哲学学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意蕴，因而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都曾被人们视为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些称谓往往是对马克思哲学某种属性、某种职能、某一要义或某一层面的揭示，虽有不同的侧重，但并不一定截然对立、互不兼容。当然，这种不同的称谓尽管是见仁见智，却并非可以等量齐观，似乎在意义上不分轩轾。实际上，这些称谓都有其产生和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历史地看，它们既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不同深度或不同侧面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某种社会需要、他们亟待解决的某种历史任务以及他们的历史能动性和历史局限性。例如，在前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哲学被广泛地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模式，且“辩证唯物主义”只是关于自然宇宙及其运动的学说，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失去了哲学的超越意义，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证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就与当时人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会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的空想粗陋和僵化教条分不开。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则与当今时代的变革性实践及其自觉性、主体性的提升和实践的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一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尽管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已经得到多方面的显现，它的理论内涵已经得到多方面的开掘，然而，现实的实践仍将不断地把她思想中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位，启迪人们的思维，引导人们前进。
就当前来说，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重大分歧所在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主义诠释和人文主义诠释。依据科学主义诠释，马克思哲学是“物本”哲学，是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依照人文主义诠释，马克思哲学是“人本”哲学，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解放的学问。前者的思维向度是客体性的，在理论上聚焦于对现实的解释，要回答的是世界的“实然”问题；后者的思维向度是主体性的，在理论上聚焦于对现实的改造，要回答的是人的“应然”问题。这两种诠释，在西方、在中国都不乏其人。然而，以笔者之见，这却是两种片面的诠释，它们各自只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侧面。
根据本文在上面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特征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人学亦是实践世界观，是关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学问，亦是“应如何”、“能如何”的学问。所以实践唯物主义既要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解释”，也要致力于对世界的“改造”。因而，实践唯物主义既具科学真理性，又具人文价值性；而其思维向度，则是对科学的客体性或客观性思维向度和人文的主体性或主观性思维向度的扬弃与整合。
四
对马克思哲学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关键在于，要搞清楚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哲学与科学与人文的联系和区别究竟何在？拟科学的哲学或拟人文的哲学是否合乎哲学的本性？第二，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究竟具有何种性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人类自身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与“应当”能否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实现内在统一？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哲学与科学、与人文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从神话脱胎出来之后，哲学、科学和人文也是互相依存、彼此渗透的。哲学可以分化，分别走向科学和与科学相互对峙的人文，而科学和人文的互动与会通又能够生成为哲学。但是，哲学既然是哲学，就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科学或人文，科学和人文各自及其简单相加也不等于哲学。那么，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求实，说明事实、消解神秘。其方法则是主客二分，即主体站在客体之外，尽可能地摒弃主体的主观情感、信仰，在价值上保持中立，从而达到对对象客观的观察、实验以及归纳、抽象，最终获得客观知识。科学的典范是自然科学，唯有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研究可以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也唯有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人文则不同。人文的目的是求善求美，昭示人生意义，提升人的境界。其方法是天人合一，即人以生存论的态度将天地与自己相融合，尽可能地开掘自我的情感、意志和信仰并将其投射于整个世界，从而达到对人的生命的觉解和享有，体验、感受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人文的典范是伦理学、美学甚至可以说是将伦理学、美学涵摄于自身的宗教，因为唯有这样的宗教对人自身和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觉解可以达到超越世俗的高度，使人的境界具有最强的精神性和最大的普遍性。
哲学又不同。哲学试图对宇宙人生从根本上、总体上作出合理的解释与把握，它既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摒弃一切越自然超人的神秘性，对世界做出真实而明了的解释，又力求按照人的“本性”和愿望造就世界，让世界到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赋予世界以合目的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哲学实质上是人努力整合自身与世界、内在固有的尺度和外部事物的尺度这一价值取向在意识最高层次上的反映、表现，也可以说是这一价值取向在意识最高层次上的反思、追究。因而，哲学的方法既不是单纯的主客二分，也不是单纯的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分化整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而这一辩证方法不过是人通过对象性活动而自我生成、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的表征和升华。正是凭借这一方法，哲学成为“爱智慧”亦即热爱、追求智慧的学问。智慧与知识有关但不等于实证知识，智慧与意义有关但也不等于人的自我感受。智慧是渗透着人生意义即人文价值的知识和贯注着客观知识即科学理性的意义，因而是渗透着人情的事理和贯注着事理的人情，是人类肯定和发展自身的根本大法，是能够照亮宇宙人生的理性之光、情感之光。哲学爱智慧，因而也就是热爱、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生活。
然而，哲学在未找到自己特有的方法亦即未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特有的本性之前，它却经常地徘徊在科学和人文之间或者像罗素所说的那样踟蹰于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之间，或者借助科学方法而成为拟科学的哲学，或者借助人文方法而成为拟人文的哲学。历史上，当自然科学在认知和实践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使人类不仅能够窥破自然的奥秘而且能开发利用自然的无尽能量时，人们往往对自然科学陷入迷信，似乎没有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自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哲学于是也起而效法，于是，拟科学的哲学如自然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便出现了。实际上，这应当说是哲学变异的形态，尽管在这一变异之中，哲学既有退步也有进步。当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其实也是哲学师法自然科学方法的结果。而当人文使一个冷冰冰的物理世界赋予人性的光辉，使人类不仅在心灵上得到提升净化在精神上得到充实安顿并且和谐了人际关系乃至天人关系时，人们又往往对人文陷入膜拜，似乎只有人文才能使人类及其世界得到拯救，人文才是人类最需要甚至是唯一需要的学问，哲学于是也加入人文的行列，拟人文的哲学如所谓诗化哲学、宗教哲学便产生了。这同样是哲学在形态上的变异，虽然这也是哲学借以开辟前进道路的手段。当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也同样是哲学师法人文方法的结果。
历史已经证明，拟科学的哲学或科学主义哲学将把世上的一切都化约为“物”，从而取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拟人文的哲学或人文主义哲学则将把一切都归结为“灵”，否定人类及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这两类哲学虽然至今仍然存在，但都不能代表哲学的理念和未来。因为它们都未能够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关联起来，找到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并使人自身得到解放和自由的途径。而这恰恰又是因为这两类哲学都不了解人的实践存在和社会存在。这就需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在根本性质上说是实践的。人和人的世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而相互创生的。以实践为基础，人和周围世界相互创生、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因而人成为世界性的人，世界成为人性的世界。所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世界的人格表现；世界就是世界的人，就是人的非人格表现。因而实践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的哲学，也是关于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之“本”已不再是相互外在的“人本”或“物本”，“物”已经被扬弃于“人”自身亦即“实践的人”自身，“人”则外化于、显身于作为“物”而存在的感性世界，“人”和“物”已经在实践中被高度地统一起来了，“人”和“物”之间的共存共荣的根本关系在人的实践中敞开，所以马克思才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相应地把“人”视为自然的有机的“大脑”，从而实践地指向人和自然世界共同的和谐的发展。因而我们说，马克思以“实践”为主题的哲学，不仅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通过人的实践，使人物俱昌、世界繁荣，是马克思哲学真正的“最高纲领”。当然，马克思哲学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在现实性上，马克思没有忽视“人”与“物”的矛盾，就其矛盾方面来说，马克思是主张在“为我”即“为人”的价值取向上来处理“人”和“物”的关系的。而实践的主体和实践的直接目的既然都是“人”，那么，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哲学是“实践人学”。但在作这样的理解时，我们亦不可无视“人”与“物”根本上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就人类社会而言，人类社会发展既然以人的实践为基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然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铁的必然性”，而是以人的需要、能力和有目的的行为为条件因而表征着人肯定和发展自身的价值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可见，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是“实然”的存在，又是“应然”的过程，是“是”与“应当”的统一。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思想。人的命运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命定，也不取决于人的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需要人自己加以认识、努力实现，而又能够为人自己所认识并给予实现的可能性。人的命运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空间，要实现最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的那种可能性，就需要人在实践中加以选择并为之奋斗。所以我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所谓的“决定论”或“非决定论”，而是实践选择论。
弄清楚以上两个前提性问题，我们就能够正确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有主题和丰富意蕴了。
我们生活的时代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既有很大的不同，又不无相通和一致之处。当今时代，人类生活实践越来越突出了协调和统一的性质亦即长期分化乃至对立的各方面的整合性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和互补、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会通兼容，都是其十分显著的体现。笔者认为，从人类文化活动的角度看，所有这些整合的要害问题依然是科学和人文、真理与价值的整合。当然，“整合”决非折中调和一锅煮，而是经过斗争的统一，并且在统一体内部的各因素各方面之间往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哲学在原则上早已提出并解答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并未逸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洞见和人的解放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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