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新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改革开放时期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及形态分析
改革开放时期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至今。这一时期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事实上带有革命的意义。其核心是全面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对资源的调度，计划逐步退居二线或从属的地位。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的变化和农民对人民公社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使农村经济的生产力获得革命性解放，同时使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前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一般学术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处于全民所有制的计划体制之外，比较容易改的缘故。这种说法恐怕并不全面。客观地讲，是当时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比城市更严峻，或者说，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被农村经济死死地拖住。1958年以后，农产品的商品性供应，特别是粮食和棉花长期短缺。50年代我国粮食尚可出口，60年代以后年年进口，甚至不得不打破政策禁区直接从美国进口。70年代初、中期，顾不上极左的干扰，直接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引进成套化肥生产装置。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到底应该怎么搞，一直是党内重大而又敏感的话题。当时处于一线的各级政府部门总是感到农业不仅没有成为动力反而成了包袱。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贫苦，更不要说老、少、边、穷地区。这使当时从城里下去的知识青年感到迷感不解，难道这就是书本、报纸上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使当年老根据地的老革命们感到震动。全国解放几十年了，怎么老区还这么贫穷？1973年周恩来同志到延安视察曾为此流过泪。改革开放之初，一个调查组曾到延安地区调查，结论是延安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还不如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事件说明，农民已经因贫困问题被迫向人民公社制度提出挑战。
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农业问题是最突出，最明显的。农业既然是基础，农业问题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解决，其它所有问题都不好办。这就是当时决策人的基本认识。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农业问题引发出了改革这一大题目。而这一个大题目是农民群众首先提出来的。以后，又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比如，城市商业、工业甚至财税的承包制，首先是借鉴于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变通的说法，实际这里面涉及的问题要比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责任制”首先触及的是产权问题，即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一般认为，这主要解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问题，或者说，解决了一个“激励”问题。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也许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农民从对人民公社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彻底解脱出来，农民获得了自身支配的自由。只有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获得自身支配的自由，以后的市场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才成为可能。这个方面的变革是一种质变。
目前仍然有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当时生产队在管理上搞好“小段包工”，就不一定非要采用承包到户的办法。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看到“承包到户”质变的这一层关系。
粮食问题出现转机 1984年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应当是带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当年粮食的总产量突破了4亿吨，为40 750万吨，比1978 年净增了1亿吨。人均粮食占有也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已接近400公斤，比1978年人均净增80公斤以上。由于当年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全面过剩，市场粮价大幅度下降，不少地区市场价格已经低过了统购价。在当时统购统销政策尚未放开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大量全额收购。当年全部收购量达到14 169万吨，占总产量的近35%。其中净收购量，达9460.5万吨，是1978年净收购量的2.2倍。于是一场出乎预料的仓储危机出现了， 同时带来粮食部门亏损挂账的大幅度上升，总额突破了200多亿元。
1984年全国粮食生产的全面过剩导致推行了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动摇。动摇的基点是政府不可能再承诺收购全部余粮。这次粮食过剩与仓储危机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实际上标示了我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已经开始从短缺经济的泥潭中走了出来，在商品供给的总体上正从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方市场。农产品供给的率先解决，为在这之后开展起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宽松的环境。
1984年以后，我国的粮食供给总量和价格也时常出现波动，但这一时期所出现的问题已经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性短缺问题完全不同。比如1985年出现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幅调减，其中特别是沿海地区调减幅度更大，由此导致1985年减产，粮食调入省份增加，调出省份减少。但这恰恰是对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不合理的农业种植业结构和农业经济区域分工结构所做的合理调整。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实早在清朝中叶就曾成为缺粮区，即需大规模粮食的调入，同时输出大量经济作物，由此形成了与内地较大区域范围的区际商品交换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这类地区的粮食自给恰恰是商品经济关系的一种倒退。1984年以后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运行。对这一形势的判断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长期不肯承认。这使我们在如何转变观念，应付产品过剩或买方市场的问题上长期政策准备不足。这主要涉及到粮食的储备政策，粮食的进出口政策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这些人在观念上的一大错误在于单纯地用外国发达国家的食物消费水平和习惯来测度中国的粮食供给是否短缺。实际上，粮食的过剩与短缺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或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更是一个经济概念。解放前人均只有500斤粮食有可能过剩， 所谓谷贱伤农。50年代人均刚刚600斤粮食，我国年年出口粮食， 市面上各种食品供应非常丰富。六、七十年代人均占有粮食也在600斤左右， 1978年达到637斤，但年年进口，供应短缺。过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在特定的前提下成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剩与短缺经常交替出现，这是种正常的状态。但这与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短缺的现象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应当扭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持续短缺的心态，应树立起在价格的作用下，商品供给与需求波动的市场经济观念。当过剩时就预料到短缺，在短缺时就预料到过剩，从而在政策与措施上应付自如，减低成本、节约费用。
土地福利的个体化 承包到户的改革是成功的，但这种“均田式”的土地承包制度同时也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土地的均等承包是一种土地的福利供给。它的合理性在于农村过剩人口的生存费用，在国家和社会无力用其它经济剩余去支付时就只能用土地福利的方式支付。在人民公社时期，这种福利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解决，由此导致当时在分配上是按人、劳比例分配，也就是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承包到户是在把土地经营权个体化的同时把福利的支付也个体化了。因此，把按需分配的福利支付彻底与按劳分配分开，从而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以充分体现。
但土地福利的个体化仍然是一种以土地为依托的福利制度。它是以牺牲农业的产业化效益为代价的。依据国际上的经验，这种代价最终将通过农产品的价格方式体现出来。这在国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高价农业的模式。从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来看，已经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农业人口的面过大，这种高价农业的方式恐怕走不通。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农业，在总量的供给上一般问题不大。问题就在于福利性成本过高，由此而导致趋势性成本上涨。所以我国今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在农业上主要面临的将不是总量短缺的问题，而主要是价格的调控问题。大量的文章可能不是做在农业内部而是要做在农业外部。比如，如何更快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
人口与就业问题出现转机 1978年我国的总人口为9.6亿（96 25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亿（81 029万）人，占总人口的84.2%。 到目前为止，我国总人口已超过12亿，比1978年净增近3亿人。 其中农业人口净增1亿。据最新的统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30%， 也就是农村人口占70%，比1978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稳定不变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后有了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以年均0.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据建设部门新近统计，到1995年底， 我国设市城市已发展到640个，建制镇近1.7万个，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达3.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29%，比1978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起飞阶段，而且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随着城市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功能的日益完善，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 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 到1994年底，我国城市以仅占全国国土16.9%的面积和占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72.3%的工业产值和70.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容纳了全国43.7%的就业人口。
《工商时报》 1996.7.1
就农村人口的就业结构来看，比过去有了重大变化。在9 亿农民中，劳动力有4亿多。据粗略计算，到1996年乡镇企业吸纳了1.2亿劳动力，全国农村出外打工的劳动力在8000万左右。两项合计大约有2 亿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留在农业的2亿多劳动力实际只有1亿就足够了。由此得出农村目前过剩的劳动力还有1亿几千万左右， 按人口算在3亿左右。这个数字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过剩人口数量差不多。 这说明农村在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就业面的拓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剩的压力。同时由于就业质量的提高，农民的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增幅很大。仅以2亿非农村劳动力每人平均年收入3000 元计，工资总额就是6000亿元。这已经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的净增量超过农村。净增1.5 亿人口左右。这说明这个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同时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也增长很快，从1978年的年收入600元左右，到1995 年已达到5500元。
不过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与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很不成比例。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由0.57下降到今天的0.50，即仅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另一个方面看， 即职工工资收入折合成大米，收入和解放前、解放初期相比大致持平。以1995年城市职工年货币总收入5500元为例，平均每月收入为458元。按当年大米每斤1.5元零售价格计算，每月折大米为305.6斤。与1937年至1945 年普通职工的大米平均折合量358斤和解放初期1952 年的城市职工工资折合大米量371.6斤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但今天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316元，到1995年达到3892.9元，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的指数比为100:287.2， 即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87倍。
城市职工收入水平及相关指标
职工工资水平 大米销售 工资折合大米 恩格尔
年代/项目
年/元 百斤/元 月/斤 系数%
1861—1991(平均)
153.6
2.24 571.4
1937—1939(平均) 468
5.07 619.3
1950 400
9.76 341.5
1952 445
9.98 371.6
1957 624 10.58 491.5 56.84
1965 590 12.38 397.1 59.23
1978 644 14.22 377.458
19851148 14.26 670.9 52.25
19881853 14.30 1079.8 51.36
19955300150 305.6 49.99
粮食所占 城 乡
年代/项目 备注
消费额%
消费比
1861—1991(平均) 中等职工收入
1937—1939(平均) 产业工人收入
1950 1:2.4
19521:2.39
1957
22.761:2.59
196522.41:2.37
1978
12.95 1:2.9
19858.51 1:2.3
19886.85
1995 7.36
资料来源：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1983，1989，1994，1995，1996；
韩志荣等编著：《新中国农产品价格四十年》。
这里面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城市家庭的赡养系数自70年代开始有了明显的降低。解放前城市职工的赡养系数一般在4以上，1957年为3.29。1964年为3.4。70年代初已不足2.5。1978年为2.06。在此期间城市人口每人每月的全部收入20元多一点。即在1957年居民人平均21.13 元的基础上一直没有什么提高，实际还略有下降。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家庭的赡养系数有大幅度下降。1981年为1.77；1983年为1.71，1985年为1.81，1995年为1.73。从1981年到1983年当时城市职工工资收入调整尚不大的情况看，城市人口平均每月全部收入因赡养系数的变化而使每人增加了一倍以上，三年分别为41.7元、44.61元和47.74元。城市家庭赡养人口降低导致人均收入的增长，从统计上看有两个明显的原因。一是70年代以后家庭规模逐渐趋于小型化。这与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70年代以前城市家庭人口一般均偏高。第二个原因是解放以后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采取了低工资、广就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就业政策，所以家庭户均就业人口不断上升。1964年户均就业为1.56人，参照当时的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和当时不同地区家庭人口的就业水平，可以认为，家庭的双职工就业现象已占有很大比重。70年代中后期，城市家庭户均就业人数已达到2.22，双职工就业已成为家庭的普遍现象。80年代家庭的就业面更高达55%以上。这样用高就业的办法来抵消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导致抑制农村人口进城就业，而首先解决城市自身人口就业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见，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在导致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中，家庭就业人口的增高、赡养系数的降低这一因素所占比重很高。
职工家庭基本情况
项目/年份 单位
1957
1962
1963
1964
一、调查户数 户 400296200300
二、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人4.47
5.31
5.60
5.80
三、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人1.05
1.56
1.56
1.61
四、平均每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4.27
3.41
3.60
3.60
五、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收入 元
13.13 15.67 14.84 15.21
六、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平米
3.72 4.03
项目/年份 单位
1965
1977
1980
1981
一、调查户数 户 190372270270
二、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人5.34
4.49
4.49
4.38
三、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人1.70
2.07
2.16
2.21
四、平均每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3.14
2.41
2.08
1.98
五、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收入 元
17.57 21.12 36.62 33.76
六、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平米 5.23
5.06
5.62
项目/年份 单位
1982
1983
1984
一、调查户数 户 320320320
二、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人4.51
4.40
4.29
三、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人2.30
2.25
2.27
四、平均每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1.96
1.95
1.89
五、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收入 元
35.82 37.09 42.17
六、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平米
5.95
6.82
6.83
江西省城市抽样调查队：《江西省职工家庭调查及市场物价》统计资料（1950—1984）
这件事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及城市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以降低就业质量来支撑高就业政策的严重问题。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严重地影响着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大、中型国有企业正在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一调整中碰到的最头疼的事就是下岗职工怎么办的问题。由于双职工就业成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硬约束，因此要么不敢调，要么下岗后必须考虑再就业的问题。这已成了政府在改革中的一大难点。
一般来说家庭就业人口的增加，随之赡养系数的下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其内在含义是，经济越发展，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则家庭间接服务于生产的功能越弱。相反，则家庭服务于生产的功能越强。我们经常习惯于把传统农业经济时期的农户作为一个生产性的经济单位看待。其经验性的道理在于，大家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农业的收获是与家庭的各种服务完全分不开的。从一个完整的概念来说，农户经济除了直接的生产劳动以外，同时必须包括家庭的全面服务，或者说是非直接的生产劳动，否则这种经济形态是不成立的。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大数量人口过剩的国家，居民家庭间接服务于一线生产劳动的功能也非常强，或者说非常必要。这种必要的经济合理性在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功能的变动，应当以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不是相反。
但以我国过去的就业实践来看，广就业是一个行政和理想化的过程。其后果是，家庭服务功能的人为弱化，导致职工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上普遍的“双肩挑”。内外双重压力使得职工在班上忙着家里的，在家里想着班上的，顾了孩子顾不了大人，顾了大人顾不了孩子。每天起早贪黑上班下班，忙忙禄禄，不必要地增加公共交通负担，社会服务负担，而家庭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更致命的是“双肩挑”大大地影响了处于黄金成材年龄阶段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材速率，使他们成材的年龄大大推后，甚至中途被淘汰或夭折。许多已经拼命成材的知识分子，也往往因内外压力过大而早逝早病，或者丧失了年龄上的优势。事实上这大大损害了整个民族的素质。另一方面，处于童年、少年时期的孩子也因得不到及时、有水平的家庭教育而令父母一筹莫展。人们常常讲分工合作的效果绝不是“1 +1＝2”，但人们似乎遗忘了分工合作的另外一面的效果也绝不是“2 －1＝1”。这就是经济活动中的辩证法。在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门类。过去我们人为地支解，甚至在观念上对这种劳动歧视，使我们自身在诸多方面受到巨大损失，对社会生产力、工作效率、经济效益的破坏是巨大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不能超越阶段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家庭组织与功能的结构性转换，也是不能超越阶段的。
工业布局、城市化与战略经济区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积累水平。在基本建设，特别是重、化工业项目的投资上投入巨大。据测算，这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在5000亿元左右，其中仅大小三线建设的投入就在4000亿元多。
这种抽东补西的投资战略，对带动内地的工业发展及推进城市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形成我国的国防军工能力起到了明显作用。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则会发现在这一时期的投资战略或工业化战略显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方针性的重大问题。
所谓方针性的重大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采用杀鸡取卵的办法，还是多给母鸡米吃多下蛋的办法。毛泽东对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是看到了。他在《论十大关系》第二节“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明确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人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但遗憾的是在1956年以后，一系列的反右倾运动，使得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未很好地贯彻执行。从统计上看，工业性的固定资产，1952年沿海为107.1亿元，内地为41.7亿元。沿海为内地的2.6倍。到1978年，沿海为1400.5亿元，内地为1792.9亿元。内地超过沿海，是沿海工业固定资产的1.28倍。但从工业总产值上来看， 1952 年沿海为238.1亿元，内地为105.2亿元。到1978年，沿海为2575.3亿元，内地为1655.5亿元，沿海仍为内地的1.56倍。就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效益上来看，均以重工业企业比较， 全国平均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1978年为17.96元。沿海11个地区平均为28.02元，其中上海高达52.02元，天津31.38元。内地17个地区为10.84元，前者为后者的2.58倍。其中，三线投资重点地区的四川为10.7元，贵州5.22元，陕西8.27元，内蒙仅为3.9元。
1953—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总额用于空间转移支付数额为214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的5.9%， 其中西部地区由于空间转移支付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净流入为1452亿元，占其同期国民收入总额的23%，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71%。从1952年—1978年，国家从东部拿去的国民收入占整个东部国民收入的10%，占东部积累额的48%。然而由于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同，在西部增加一个单位投资，使整个西部经济增长0.1， 在中部增加一个单位投资，使中部经济增长0.2， 在东部增加一个单位投资可以使整个东部经济增长0.8，这就说明，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 投资损失了1／3效率，向西部投资损失了将近1／2的效率。
李罗力唐杰扬修友：“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工商时报》1996.8.5
多年来在政府和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普遍认识，认为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布局存在着沿海与内地畸轻畸重的不合理现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国后我们的工业投资大量投向中、西部地区，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恐怕应当重新评价。
工业投资是否均衡，不是一个空间均衡的概念。工业投资遵循资本利润规律。从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般均是首先形成某几个区位优越的经济战略区和经济增长“制高点”，以形成扩散的势能。就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看，形成商品输出能力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制高点，而后形成资本输出能力，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制高点。第三步可能是形成高科技尖端产品、高智能人力资本输出的第三制高点。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我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废除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民族经济正在形成自己替代外来品的商品输出能力，也就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制高点。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一制高点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已见峰顶。特别是上海和天津，正需要更上一层楼的努力。
解放前后，中国的上海已是具有国际经济意义的大工商业城市，在亚洲可与东京齐名，香港还远不能与上海相比。天津也是亚洲，特别在东亚是有名的工商业城市，更是中国北方的一大经济中心。当时韩国的汉城还远在后面。
由于我们在工业建设投资上的失误，到1978年以前，上海、天津都衰落了。直到80年代末，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工厂，设备是清朝末年或民国年间购置的，还在出产一些最初级的、低技术的、高劳动密集的日用品。由于沿海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制高点，于是全国的产业结构就难以形成有序的层次。相反，中、西部地区在当时倒是上了一些比沿海要先进的工业项目和设备，但并没有形成全国意义上的经济制高点，反而倒使全国的产业层次更平滑了。这种所谓的工业均衡布局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麻烦。今天人们抱怨的工业生产“平面竞争”，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源于过去的均衡布局。
工业布局上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中、西部的大规模工业项目投资，相当一部分是与城市相脱离的，是采取了平地另起炉灶的办法，导致这些企业必须自办社会，甚至企业自建城市。这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决策人对工业与城市之间的内在关系还不十分清楚。
就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来说，城市恰恰主要是工业生产方式在聚落上的社会表现。工业生产一般来说必须依托于城市。因为这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服务业规模效益，强化竞争优势与能力的基本手段和方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是工业经济的社会表现形式。单纯地认为企业只有靠近原料产地才是成本最低的，恰恰是没有看到城市在节约成本上的基本功能，没有理解城市本身就是一大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的引入把企业推向竞争的市场，同时也把各级政府推向竞争的市场。由于各地在技术力量上相对均衡，于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在同一水平层次上的竞争。在项目上，只要赚钱、创收、增税，你上我也上，你能我也能，你争我也争，你搞我也搞。于是争资金、抢项目、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对外竞销压价，对内封锁市场，直到今天仍屡禁不止。
国家计委通过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汇总分析发现，各地所定支柱产业的重叠度较高，而且产业内部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
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调查统计，全国30个省市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机械25个，电子24个，石化23个，建筑和建材19 个， 冶金15个，轻纺11个，食品8个，医药7个。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业发展计划的趋同。
“地区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经济参考》 1996.10.9
在地区产业结构方面，趋同化更加严重。据测算，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1989年达0.9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22个， 占省、市、自治区总数的75.9%，比1981年增加了6.9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9%。有的地区不管条件是否具备，为了实现本届政策的“政绩”，为了填补本地区的“空白”，硬把汽车、冶金、石化列为“支柱产业”，哪怕简单重复，哪怕质量低下，哪怕形不成规模，哪怕要背上上亿元到上百亿元的财政包袱，也要大力发展。这种趋同化产业结构使我们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发展经济的路子。
“结构调整——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关键”《经济日报》1996.12.4
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形成一个梯度分明的产业结构层次。谁驾辕，谁拉套，谁赶车的位置不清楚，谁也不服谁，都想成为中心，都想成为“高精尖”。上海，人们都说是“龙头”。但事实上距离设想中能带动长江，辐射内地的龙头作用还相距很远。解放初期，上海已经形成了我国第一位的经济战略区，但由于我们投资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使其成为稳定的商品输出经济制高点。当这一优势丧失以后，今天的上海，包括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台湾海峡地区，要想成为“龙头”，就必须跳过单纯的商品输出阶段，直接进入商品与资本并重的输出阶段。要达到这一层次，沿海只有加快发展自己。显然，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经济区结构矛盾，需要我们继续花很大力气才能调整过来。
对经济区结构的调整，首先要由中央政府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确定有全国意义、甚至有全球意义的经济战略区。就我国目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已经成形并可以成为国家经济战略区的地区有三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此外还有几个潜在的并可以较快成形的经济战略区。不过这三个经济战略区尽管在发达程度上与内地已经拉开差距，但还没有形成足以带动内地经济增长，与内地形成产业分工态势的经济制高点。因此，对这三个经济战略区中央应当从全局发展的战略角度给予高度关注，由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千万不要再犯建国初期功亏一篑的错误。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应稳定在东部沿海地区。
流动人口与游工经济 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面临的问题。历史证明没有人口的流动，则人类文明、社会生产力水平就永远得不到进步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定居与流动又是一种辩证的交替关系。人类历史上有过游牧时期，也有过游农时期，但这均是某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水平尚不够成熟的表现。近代工业经济兴起以后，出现了人类历史空前的一次人口大流动。这一次大流动是一次人口的集聚型流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不象以前是一种人口的扩散型流动。这种大流动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游工现象或游工经济。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看，这是当时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尚不成熟的早期现象。
就我国目前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情况来看，有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据各有关方面的统计，到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超过八千万，其中跨省流动的人口占的一半，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左右。这种流动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其流动的性质来看，与工业化早期的游工现象类似，属于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从现象上看，也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突发性、高速度。“民工潮”就是这一特点的形象概括。这一特点从根源上说与计划经济时期对城市化的长期压抑，特别是劳动者没有流动自由直接相关。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水平有很大的滞后，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目前我国广泛存在这种大规模游工现象也是城市后化滞后的突出表现之一。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绝对剩余人口构成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大量的农民工流动主要并不是因为农业及家庭经济的破产所致。相反，这些农民的身后都有一块福利性的“口粮田”，也就是说这些农民工的流动风险并不很高。赚到钱更好，赚不到钱回家种地。这并不直接威胁到生存问题。同时，据有关专家的统计研究，劳动力是否出门，与家庭经营的规模大小及劳动力的多少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家庭劳动力如有绝对剩余的话，那么出外打工的就多，相反则少。劳动力的绝对剩余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该人口在家庭劳动的收益尚不及他在家庭中的消费更高。因此，这部分人口外出本身就是家庭的收益。
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则说明目前的游工经济主要是由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支撑的，而不是建立在工业与农业对短缺的劳动力竞争上面的。
由此可以引伸出我国流动人口的第三大特点：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会趋于“收敛”。如果向城市流动对农村定居起到的是一种补充和强化的作用，则这种流动就可能长期化。从工业化的历史上看，流动趋于定居的过程并不很长，而且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其经济上的解释无疑在于流动的成本于城于乡都偏高。不过这一特点也为我们更从容地应付“民工潮”冲击的强度提供了时间和余地。但应当及早明确的是，管理的政策方向应当是从人口的流动性管理向定居性管理转变。比如，允许建移民区，即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口的流动问题。据调查，流动人口大多属于农村中家境中等及中等偏上生活水平的家庭，他们进城打工但并不倾向定居。而处于贫困线上的农户多因各种原因被死死捆在土地上难以脱身。这部分人口如能在政府的引导下进入城市定居，不仅其生活质量会显著提高，而且国家可以就近扶贫、集中扶贫，其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这部分人进城会显著压低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工资成本的降低也会导致城市第三产业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城市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会显著加大消费的梯度，从而使商品的再消费有了市场，循环趋于良性、快速、高效。
另外，贫困人口目前所居住的地区大多是一些深山区，基本上不宜种植业的发展。但为了人口的生存又不得不大量开垦土地。这实际上是用长远的生态成本支付短期的经济收益。在这种地区大量投入扶贫资金不仅边际效益差，而且不可能持久，甚至投资的负面效应更大。据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专家研究及有关方面的报导，我国泥石流、滑坡灾害已进入大规模爆发高峰期。目前我国泥石流沟有1万多条， 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监测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成灾面积、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频率是50年代的10多倍。近10多年来，每年成灾上万起，死亡数百人，损失10多亿元。这类明显是用生态成本支付收益的地区，用移民的办法减低人口密度，应当是扶贫的方向，而向城市移民正是为此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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