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优势最大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优势论文,战略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活动遵循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
自“跨国公司之父”海默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以来，传统的贸易和投资理论一般都认为，跨国公司诸如技术转移这样的经营行为都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这是一种经典一元的合理性解释。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贸易与投资的战略性态势日趋明显，传统理论基于典型的单个企业的有关利润最大化的终极假定越来越难以解释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等经营行为的实际过程和机制；而基于系统、信息和博弈的优势分析的“战略贸易理论”和“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因此崛起。
比如，雷甘姆斯在1981年将博弈理论进行应用研究，率先建立起了技术转移的博弈模型。这一理论开辟了国际技术转移理论的新方向，揭示了技术输出方与技术引进方之间的技术竞争关系（注：张玉杰：《技术转移：理论·方法·战略》，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6页。）。而马克奇里结合邓宁的“OLI优势”和波特的“战略优势”思想，提出了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东道国）和战略优势的优势分析框架，用以探讨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许可证协议和包括国际合作安排(ICAS）在内的跨国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注：J.L.Mucchielli,"Strategic Advantages for European Firms",in B.Burgenmeier and J.L.Mucchielli(ed.),Multinationals and Europe 1992[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p.37-58.）。尤格勒斯在1995年建立了一个投资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了寡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并较好地解释了1973年由尼克布鲁克所发现的“寡占反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中“追随潮流”的现象（注：Reinhilde Veugelers,"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Vol.16,1995,pp.47-57.）。中国国内学者刘海云将技术优势分析与跨国公司内外环境条件的动态变化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技术优势变迁”理论（注：刘海云：《跨国公司经营优势变迁》，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8、208-246页。）。张译允等建立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合作博弈模型，提示了技术受让双方采取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注：张译允、朱程等：《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双方的合作博弈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显然，上述这些研究正在日益回应国际技术转移战略的现实态势。但是，国际技术转移理论的上述成果也存在重大欠缺。就是说，它没有明确提出优势最大化的理论新假设，而是圉于利润最大化的经典假设，并因此影响了用系统科学、博弈论或信息论进行战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彻底性，从而对国际技术转移活动中的不少现实问题难以做出解释和回答。
因此，笔者在此有意识地做出如下判断：包括技术转移活动在内，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是一种以追求优势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选择和进化整合的战略过程；而利润最大化则仅仅是这一优势最大化过程的外在表现，是优势最大化的“货币虚拟”，是“冰山一角”。乃至于实际经营活动中出现的亏损或让步，同样有其战略价值。比如通用汽车1995年在上海的合资项目中有关对华技术转移的让步曾被国际同行认为代价高昂，并被斥为“背叛”（注：[英]经济学家情报社：《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和输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而通用汽车恰恰从此在中国汽车市场建立了不同于先行者大众公司的战略优势。
于是，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作为“由外部组织网络所包容的内部差别化网络组织”（注：S.Ghoshal,C.A.Bartlett,"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Interorganization Net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5(4),1990,pp:603-625.）的现代跨国公司，是一种追求优势最大化的战略组织和发展机制，并在国际技术转移活动过程中遵循了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目标战略、组织战略和运作战略等有机联系的不同层面上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便对前述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二、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活动的目标战略分析
1.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竞争的基本优势是市场和技术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目标战略可以表现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基本的优势取向。由于海外研发是跨国公司通过FDI进行技术转移的集中表现，集中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基本优势问题，所以，海外研发是分析其基本优势的一个理想的视角。国内学者潘弈同志曾将跨国公司在华各省（台港澳除外）的研发机构数量与各省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电子通讯发展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的重要因素（相关系数大多在0.7以上）。
表1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各省社会经济变量的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注：潘弈：《跨国公司R&D机构中国区位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3年第2期。）
变量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经济发展 FDI Y=-4.576+1.148X0.743
人均GDP Y=-9.308+0.002X0.847
R&D经费占GDP比重Y=2.165+7.967X 0.573
地方政府科技拨款指数Y=4.178+3.882X 0.674
科技发展 万人科学家工程师数 Y=-4.754+0.030X0.732
专业技术人员指数Y=-3.404+12.655X
0.645
科研仪器设备指数Y=0.309+0.207X 0.875
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批准指数Y=3.901+0.571X 0.620
人均邮电业务量 Y=-5.589+0.032X0.882
万人因特网用户数Y=1.665+0.025X 0.773
电子通讯发展 百户居民家用电脑拥有量 Y=-6.687+1.544X0.871
百人固定电话数 Y=-10.312+1.498X
0.833
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Y=-6.243+1.944X0.861
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指数Y=-19.546+0.463X
0.490
根据上述数据进行再研究，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相应地高，意味着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经济发展水平”高也就对应“市场优势”。关于“电子通讯发展水平”，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电子通讯发展水平”高，既说明该地区通讯便利，也可以表明该地区电子通讯等相关产品有较大的市场潜力。考虑到大约七成以上的国际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集中于电子和计算机软件、电子通讯和Internet这两个行业（注：Jiatao Li&Jing Zhong,"Explaining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R&D Alliances in China"[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24,2003,pp:101-115.），因此东道国（中国）的“电子通讯发展水平”仍然可以视为“市场（产业）优势”之对应。最后，“科技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也就意味着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有较强研发实力的科研人员。这也可以从国际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和科研水平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加以印证（注：陶裕春等：《跨国公司R&D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师》2002年第11期。）（见表2）。因而，这主要与“技术（人才）优势”相对应。
表2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中国的主要分布（截止2002年6月）单位：个
城市
上海北京 广东 江苏 合计
（广州、深圳）（南京、苏州）
研发机构数 75 402218155
因此，在跨国公司大举开展海外研发投资的过程中，争夺东道国的市场和人才是最重要的考虑。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积极主动地取得“市场（行业）优势”和“技术（人才）优势”，充分有效地掌握最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和技术资源这两个技术竞争的“龙头凤尾”，机动灵活地调控技术创新和转移的持续能力和全面优势。所以，其实质是左右供求关系，让“鹦鹉”当家作主。
2.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目标战略及其体系能够反映出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国际技术转移领域，跨国公司往往采用“技术换市场”或“技术换技术”这两种目标模式，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技术换利润”模式。这显然体现的是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其中，“技术换市场”的模式较多适用于面向发展中国家或技术劣势方的技术转移；而“技术换技术”的模式较多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或某一具体技术优势的双方之间的技术转移，在长期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于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
作为技术输出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目标模式具体表现以下三种模式：“技术换利润”、“技术换市场”，和“技术换技术”。前者首先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适应于竞争性弱、优势稳定而显著、容易获得短期利益的合理性环境，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两者服务于“优势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适应于竞争性较强、优势不稳定不显著、可以获得远期利益或动态利益的战略性环境，需要进行风险——绩效分析。据此，跨国公司会根据其基本目标战略的选择和具体战略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对其技术转移的具体的目标模式进行优化选择和进化整合，从而形成技术转移的目标体系。这样，同一行业不同的跨国公司面向同一个东道国时，会表现出个同的技术转移的目标模式，并在竞争中更迭，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也因此进一步得到反映。
3.案例分析：跨国汽车集团对华技术转移活动的目标模式的演进
(1)以日本丰田为代表的“技术换利润”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汽车产业的主流技术主要属于日本。出于对中国出现汽车市场“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谨慎估计，以丰田为代表的许多日本汽车厂商没有积极回应中国政府提出引进卡车生产技术的政策和邀请。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的研究，“客观地说，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汽车制造商们所关注的是将生产设备转移到美国或欧洲以规避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丰田公司从那时一直到90年代早期通过向中国出口汽车而获利多多”（注：[英]经济学家情报社：《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和输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25页。）。显然，当时初出茅庐的日本汽车厂商尽管在全球汽车市场一鸣惊人，但是其技术转移的目标模式基本上是单一合理性的“利润最大化”。它们面向欧美进行设备转让，面向中国则进行商品输出，实施“技术换利润”的技术转移目标模式。
(2)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技术换市场”模式
然而，深受日本汽车厂商挤迫的欧美汽车厂商，却看到了日本厂商所忽视的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通往东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在美国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澳洲市场不断失势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70年代末就重新制定了发展战略：“寻找机会尽早进入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市场”，“重新夺回在亚洲失去的市场”。1984年10月，中德合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德国大众视上海大众为“长期内有重大机遇的市场的早期根据地”，并输出了在帕萨特基础上改进的既成熟又新颖的桑塔纳技术（注：穆荣平：《德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案例研究》，《科研管理》1997年第6期。）。1991年德国大众又与中国合资组建了一汽大众，输出了A等车型捷达，从而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尽管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也出现了一汽大众的巨大亏损，1995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华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占有了60%的市场份额。可以说，德国大众在1995年之前最初十年的对华汽车技术转移活动遵循了“优势最大化”战略下“技术换市场”的目标模式。
(3)美国通用汽车开创“技术换技术”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汽车厂商重整旗鼓返回全球增长最快的东南亚汽车市场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是日本汽车的天下，而中国日益开放的汽车市场就成为美国厂商进入东南亚汽车市场的“北方门户”。为了从欧洲同行手中夺回战略优势主动权以及将谨慎而保守的日本厂商拒之门外，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厂商在争夺中国汽车市场时遵循了优势最大化原则。但是，大众公司的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和寡占地位是通用汽车面临的直接挑战，既然通用汽车不打算以跟风者的面目出现，那么，它就会在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征程中走得更远，并因此开创了“技术换技术”的模式。
1995年10月中美合资上海通用签约并在1998建成，通用汽车拥有50%的股份。通用汽车承诺，在提供别克变体轿车等整车技术的同时，还通过其麾下的有关子公司向上海通用等合资企业转让广泛的零部件技术、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并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了5个技术培训机构。尽管深受国际同行百般斥责，实际上通用汽车的对华技术转移活动比人们料想的要深入得多。它通过上汽集团这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采用合资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在上海、烟台、柳州和沈阳建立了更多的合资企业，输出了别克系列、雪佛兰、凯迪拉克等品牌车型的汽车生产技术，并和上海交大、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合作建立了“泛亚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至2004年，尽管已经占取19%的市场份额（注：宫广军：《上海、一汽大众价格下调通用大众在华争夺升级》，[EB/OC],http://www,suba,com.cn2004年6月17日，引自《国际金融报》。），通用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墨斐仍然毫不含糊地表示：“通用汽车在中国有别于其他跨国公司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绝非短期套利，而是与合作伙伴一起共谋长线发展”。为此，在2004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中，墨斐提出了新项目发展计划，涉及汽车核心设计研发设施新建、新产品规划、汽车金融服务技术开发等多项领域，投资总额超过30亿美元（注：董小荣：《大众福特奔驰丰田通用国际巨头布局中国谁更急》，[EB/OC],http://www.sina.com.cn，引自《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6月16日。）。
因此，通用汽车在对华技术转移过程中，在强化“技术换市场”目标模式的同时开创了“技术换技术”的目标模式，凸现了跨国汽车集团对华技术转移的“优势最大化”战略。
三、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活动的组织战略分析
1.“技术换市场”目标下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的内部化倾向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组织战略模式是其目标战略的集中体现。在“技术换市场”目标下，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表现为FDI组织方式，具体是指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并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化倾向。
1995～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明，2002年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中，外资企业比例高达64.89%，是1993年2.85倍；而合资经营企业比例下降为30.38%，是1993年的46.94%，不足一半。从1993-2002年的10年，在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U”字型恢复性增长态势中，外资企业比例大幅攀升，而合资经营企业比例迅速下降，1997年起前者首次超过后者，并已经保持到2002年。因此通过FDI实现的对华技术转移呈现明显的内部化倾向。这也是传统的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理论能够解释的。
2.“技术换技术”目标下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的外部化倾向
遵循“技术换技术”的战略目标，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研发投入大幅度增长，海外研发组织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对外技术转移活动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所以，海外研发组织模式的形式和发展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变迁的集中体现。
国际上有许多学者对跨国公司的R&D国际化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比如，Kuemmerle将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分为技术增长型和技术利用型（注：Kuemmerte W.,"Building Effective R&D Capabilities Abroad"[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7(3-4),pp.61-67.）；Klaus Brockoff将技术创新与转移的国际化组织归纳为星型或中心－边缘型、多区域能力中心和全球互连型（注：Klaus Brockoff,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Berlin[M],Heidelberg:Springer-Verlag,1998,p.61.）；Gassmann和Zedtwitz将跨国公司的国际研发组织分为民族中心模式、地理中心模式、多中心分散模式、轴心模式和整合研发网络模式，并提出了外部导向、建立监测站、对国外研究开发单位授权、将分散化的研究开发地点一体化和重新集中化这5方面的一体化R&D网络趋势（注：Oliver Gassmann & Maximilian von Zedtwitz,"New Concepts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D organization"[J],Research Policy,1999,28,pp.231-250.）。
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组织呈现独立研发中心和研发联盟比翼齐飞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外部化倾向。据MERIT/UNCTAD的数据资料，从1980～1996年，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共订立了8254个技术合作协议，平均每年达成的技术协议数量从80年代初期的年均不足300个上升到90年代中期年均600个以上。国外Safioleas等学者的研究表明，1982～199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新材料、信息和生物等关键技术领域缔结的技术R&D联盟多达4500多个；全球信息技术领域在1984～1994年间从182个猛增到4034个（注：Stratos Safioleas,Strategic Allia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dortoral dissertation[M],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8,pp.1-5.）。目前，世界最大的159家跨国公司中，90%以上的公司已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厂商、大学和研究机构结成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比如，西门子与中国的波导公司合作开发手机；莲花公司与中国的TCL合作开发INTERNET业务；惠普、GM、拜耳和GE等跨国公司纷纷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研发联盟等（注：孙遇春、徐培华：《著名跨国公司在华竞争战略》，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9、55页。）。
根据中国香港学者Jiatao Li等最新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联盟在数量方面迅速上升的同时又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1995～2000年成立的276家研发联盟中，研发合作机构由39%增加到59%，研发合资机构由61%下降为41%。有关的解释认为：研发联盟的组织形式取决于跨国公司采用什么样的目标导向，是研究导向型还是开发导向型；同时，与研发合资机构相比，研发合作机构组织依赖程度要小，进入和退出更加灵活。尽管并未进一步探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基本目标战略（即“利润最大化”还是“优势最大化”）对技术转移的组织战略的影响，但这一研究深入地揭示了国际R&D组织的外部化倾向。
所以，在“技术换技术”目标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的外部化倾向，不仅表现为人们所看到的独立研发机构比重下降而研发联盟比例迅速上升，更表现为研发联盟的结构性变化：合作型比例攀升，而合资型比例下降。
3.组织模式中并存内部化与外部化倾向反映出组织战略的“优势最大化”取向
当前，国内外的许多论著对跨国公司中并存的内部化与外部化倾向还缺乏关注和研究。既有的研究也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各唱各的调，缺少有机联系的观点，这种状况在国内的论文或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以“利润最大化”为假设的传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国际技术转移的FDI组织方式的内部化，但显然难以解释国际技术转移的FDI组织方式的内部化和R&D组织方式的外部化并存的现象。而以往的战略研究也都没有明确地从“优势最大化”的基本战略视角分析以研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技术转移组织的模式变迁问题，难以很好地解释国际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中内部化与外部化并存的现象。实际上，国际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是内部化与外部化，是研究导向型还是开发导向型，其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利润最大化”还是“优势最大化”。
首先，研究导向型实际上取决于R&D周期性规律并反映“优势最大化”目标。导致研发合作机构增长的研究导向型目标（即以基础研究为主导），其本身与企业研发的周期性特点有关。工业性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周期性地交替成为企业研究的主流。对此，美国《技术评论》主编布德瑞在《企业研究院》(Engines of Tomorrow)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根据杜邦公司经理人1996年的考察发现上述周期一般为17年；而20世纪90年代末基础研究至少在通信、电子以及电脑行业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Jiatao Li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在华276家国际研发机构中，电子和计算机软件、电子通讯和Internet这两个行业相关的机构有201家，占到了总数的72.8%。）。正如该书所揭示的——“优秀的基础研究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而新的商业机会又会产生更优秀的基础研究”（注：[美]罗伯特·布瑞德：《企业研究院》，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1页。）；因此，这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良性循环实际上了反映了其背后的“优势最大化”问题，并决定了国际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的转换和选择。
其次，研究导向型中的相关性研究其实反映了“优势最大化”目标下组织模式的战略选择。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而言，香港学者Jiatao Li等人所分析出来的与研究导向型正相关的变量有：OPEN（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NUMBER（联盟合作伙伴的数量），UNIV（当地合作伙伴是大学），CD（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程度）；而BJSH（北京和上海），GOVT（当地合作伙伴是政府机构），FIRSTRD（在中国的第一笔研发投资），JV（研发合资机构）则与研究导向型联盟不显著相关。上述正相关变量实际上具体反映了跨国公司R&D国际化中的技术转移优势的战略要素。所以，这一研究本质所揭示的是：“优势最大化”战略下“技术换技术”的目标模式将导致组织模式的外部化。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当代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之所以会呈现出内部化和外部化之间存在动态平衡的战略态势，根本在于跨国公司是一个追求优势最大化的战略组织。在华研发合资机构和研发合作机构在总体数量都迅速增加的同时，其结构关系上表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正是反映了在跨国公司对外技术转移活动所遵循的是“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原则，并以此调整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而合作型比例攀升与合资型比例下降，则表明了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组织模式也具有外部化的倾向，从而表现出内部化和外部化之间存在动态平衡的战略要求和态势。
四、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活动的运作战略分析
1.以FDI方式实施技术转移的比重迅速上升
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1)的统计表明：在1998～2000年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合同金额中，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比重较大，在40～70%之间，因此对华技术转移仍然以设备输出为主；但成套设备输出比例下降明显，而关键设备输出比例起伏较大，并因此导致设备输出的比例总体上明显下降，从1998年的68%左右减少至2000年的57%左右。同时，尽管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比重起伏都较大，但通过直接投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输出技术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尤其是2000年直接投资的比重是1998年的5.93倍。
2.大幅度提高技术含量并纷纷建立在华研发机构
根据《中国WTO报告2003》的研究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不仅涉及单纯简单的技术投入，而且注重高新技术的投入；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中60%以上是采用近3年的技术；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企业约占一半，申请的专利数约占2/3（注：马宇：《中国WTO报告2003》，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这种大幅度的技术转移行为突出表现为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
根据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在《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暨《2003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发布会上透露：作为对华技术转移的新形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400家。而上海的统计显示：截至2003年12月底，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达到106家，其中全球性研发中心约20家。香港科技大学有关学者的研究则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大量增长的同时，其中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联盟迅速上升，1995年新增18家，1998年新增48家，而2000年新增94家，其总数达到276家。
五、结论和展望
基于以上系统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优势最大化假设可以得到初步验证，并在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到之处。我们因此也发现：在优势最大化战略下，跨国公司的对华技术转移活动日益表现出一套完备而协调的发展机制，并贯穿于“技术换市场”或“技术换技术”的目标模式、内部化和外部化有机结合的组织模式以及相应的运作模式之中，从而主动有效地适应了对华技术转移的竞争活动日益激烈的战略格局。
这一切足以让我们确信这样一个思想：“在目前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达到如此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怎样发展比怎样形成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当代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行为的研究而言，笔者相信也不外乎如此，应当更关注“发展机制”而非“存在机制”的问题。
为此，我们有必要运用系统科学、博弈论或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思想探讨“利润最大化”与“优势最大化”、“技术换市场”与“技术换技术”的博弈和选择问题，以便进一步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优势最大化假设做出理论上论证和检验。这应当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