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思想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享有盛名的政治 学和国际政治学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几乎都是一经面世便倍受关注，其中包括《作为意 识形态的保守主义》(1957)、《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民主的危机》(197 5)、《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1981)、《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 1)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5)等。他的理论主要涉及政治学和国际政治 学领域，但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实际涉猎的范围非常广阔，通常还包括历史学、法律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国内外关于亨廷顿著作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相关的评论文章也是数不胜数。但梳理 之后发现，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针对他的某一本书做出评述，没有 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亨廷顿思想的整体把握和定位。而 且，由于缺乏整体概念，对亨廷顿思想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偏差和误区。本文希望为人们 认识亨廷顿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对亨廷顿各个时期理论观点的系统分析，本文认为，可以按照其关注焦点的变化 将亨廷顿的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60—70年代以《民主的危机》和《变动社会 中的政治秩序》为代表，强调权威和秩序下的民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政治： 不和谐的允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为代表，强调所谓民主下的霸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权威和秩序，还是 主张以军事霸权向世界输出民主，自始自终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反对共产主义 和集权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要理解亨廷顿思想的变化，最后还离不开解读他本人对保守 主义的理解。因此，本文首先需要考察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与理念。
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常说的新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里根总统 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推行的以哈耶克经济学说为指导的经济私有化和福利最小化的社会经 济政策。但考察美国的政治思潮我们就会发现，这在美国通常被称为“右翼运动”或传 统的“保守主义”，而大多数美国学者通常所说的新保守主义则是特指“右翼运动”或 “保守主义”阵营中专门以反对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张。(注： 把“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专门的势力而有别于“新右派”和保守主义研究的主要有： Robert Muccigrosso,Basic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2001);Sara Diamond,Road to Dominion:Right-wing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 Chip Berlet and Matthew Lyons,Right-wing Populism in America(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0);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等。)本文中的“新保守主义”基本上和美国大 多数学者保持一致，其间偶尔也联系到“新右派”。
简单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成为主导思潮的保守主义右翼运动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以及削减社会福利；文化和宗教上的传统主义及种族上的白 人至上主义；外交上的军事霸权和反共产主义。这样，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和反共产主 义就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三个支柱。(注：Sara Diamond,Road to Dominion,pp.5 —7.)准确地说，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并不是用来分析哈耶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 义，而是专指主张霸权外交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张。
反共产主义则是美国右翼运动和保守主义者的主旨，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利于加强美国 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地位，而且它还把右翼运动内部的分歧缝合起来：对精英分子来说 ，反共产主义就是保持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强经济自由主义；对大众而言，反共产主义 就是要尊重权威，遏制国内政治和文化日益分离和多元化的倾向。不难理解，经济上的 自由主义和文化的传统主义肯定是反对革命性的以集权主义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因此可 以认为，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冷战为保守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苏联的有力威 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与美国保守主义针锋相对，所以遏制苏联和击垮共产主义成 为保守主义的主要目标。二战结束以后的20年时间里，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和自由派知 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反对和遏制共产主义。
在急剧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从事反对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右 派势力，到70年代更加活跃。1976年，迈克尔·哈林顿创造了一个词“neoconservative”，用来形容自由偏右的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由此得名。但值得指 出的是，新保守主义从来不是一种社会运动，用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的话说，“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场运动是误解。它没有任何会议，没 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具体的计划目标，并且当两个新保守主义者见面时，他们之间的 争吵多于共识。”(注：Irving Kristol,Reflection of a Neoconservative(New York :Basic Book,1983),p.75.)由于没有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组织，他说，“我并不认 为真正有一个什么新保守主义的东西”。(注：转引自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Policy(1945—1994),pp.45—46.)
1979年，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把“国家安全”作为其竞选纲领的重点，主张对苏联采取 强硬政策。新保守主义者认定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是他们期望的领导人，于是，很多新保 守主义者脱离民主党而加入了共和党，加入“新右派”联盟，并在里根政府中获得一席 之地。《评论》的主编写道：里根的当选是保守主义自美国革命以来的最大胜利。(注 ：转引自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Policy(1945—1994),p.142.)
由于是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合流，我们看到老的保守主义坚持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 而新保守主义则在捍卫罗斯福“新政”的同时主张扩大国防预算，从而出现了看上去相 互矛盾的诉求。但是，无论是老的保守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反共产主 义立场则是一致的，反共产主义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
回顾了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历程，我们发现，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以纽约为基地、从自由 派阵营中脱离出来的以犹太人为主导的、追求强硬的对苏联政策的一群知识分子。新保 守主义是因为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失望而产生的一种“说服方式”和“思想模式”，这种 思想模式崇尚资本主义和传统制度，崇尚自由市场和“保守的福利国家”。其代表人物 既有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也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李普塞特以及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注：Robert Muccigrosso,Basic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105.)由于他们主要是在大学以外的机构中工作、大部分保守主义者主 要以追求政治影响为目的，而不是学术和知识；他们更关注影响公共政策的争论和精英 决策过程，而不是象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出版更多的学术著作。由于“政治正确”的限制 ，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工作在大学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如亨廷顿，与在大学外的新保守 主义者的激烈言辞相比，言辞模糊但观点明确。
在观察世界的方法上，新保守主义者既不是完全的凯南和摩根索式的现实主义，也不 是完全的威尔逊式的国际自由主义，而是综合性的国际政治理论观，在强调权力的同时 强调权力的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性。他们赞成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加强军备，但是加强 军备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他们赞成在全球推广民主和自由，但是民主和自由必须 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保障自己的安全为前提。正如罗斯所说：“新保守主义者把世界看 作是一个相互冲突的体系，但是国家不但要为自己的安全而竞争，还在为终极的意识形 态目的而竞争。”(注：Gideon Rose,“Present Luanghter or Utopian Bliss?”,National Interest,No.58,winter 1999/2000.)
综观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是在与自由主义竞争中逐渐取得主 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既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保守主义自身的发展与 修正。虽然两者侧重点不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有所区别，但是不难看出无论是自由主 义的民主党执政还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执政，两者都相互矛盾但又相互妥协，尤其是在 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反共产主义”作为其国家利益的目标是使自由主义和保 守主义意志一致的粘合剂，特别是在精英群体里。
秩序与权威：亨廷顿的民主发展观
权威之下的民主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狂热的时代。 在东方，中国出现了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西欧的各个政府因社会经济超负载 而软弱无力；美国的各种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情绪如火如荼，造就了一个激情、反叛的时 代。面对社会局势的失控和价值观念的错位，不少学者忧心忡忡，开始深入探究社会混 乱的原因。有的学者从政府政策失当下手，有的则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亨廷顿等人在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民主的危机》一书中， 对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新保守主义者中颇有代表性。
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民主精神复兴运动。大众对已建立 的政治、社会、经济机构的权威进行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并控制了这些机构。(注 ：(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P·亨廷顿，(日)绵贯让治著：《民主的危机— 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马殿军，黄素娟，邓梅译)，求实出版 社，1989年，第54页。)民主的活力固然增强了，但民主的混乱也加剧了。现存权威制 度受到全面挑战，政党体制逐渐衰败，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与信赖日趋衰落。一方面，随 着政府活动的膨胀，预算赤字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为争取高薪而开展的罢工此起彼伏 ；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努力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 前节节后缩，在应付国内事务方面一筹莫展的政府转向外交领域，国际性冲突因此而增 多。
亨廷顿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民主过剩而引起的。他说，“美国民主政府的脆弱主要不 是外部威胁所引起的，尽管外部威胁确实存在；也不是由于内部的左倾或右倾的颠覆引 起的，尽管这两种可能性也都存在；而是由于民主本身在教育水平高、积极性高和参与 能力强的社会中的内在动态引起的。”(注：(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P·亨 廷顿，(日)绵贯让治著：《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 》(马殿军，黄素娟，邓梅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01—102页。)亨廷顿对这一 看法进行了严密论证：首先，民主只不过是形成权威的一种方法而非普遍适用的唯一方 法，专业知识、阅历和特殊才能有时在某些领域应优先于民主的原则而成为权威的来源 。第二，民主也要适度。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人和集团在政治参与方面 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原因之一。一旦政治要 求超过了制度的功能承载，将产生民主的混乱，导致政府权威的下降，最终危害政治安 定。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
亨廷顿在此书中所提出的，正是权力与自由、权威与民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问 题，这是关于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惯性主题，也是争论了几百年的难解之题。早在独立 战争期间，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与杰斐逊为首的民主派就在新政府的结构形式上 产生了严重分歧，开始了民主与权威的争论。(注：参见《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 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页。)在美国的民主框架中，这两者的平衡，在体制结构 上是靠两党制维持着，在意识形态上则是靠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张力来维持。(注： 顾昕：《民主的危机》代译后记，第185页。)
权威之下的秩序。自由与秩序、权威和民主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已建立起相当完善 的民主制度的美国，还存在于刚刚独立不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民主的危机》 系统地阐述了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民主观，那么《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难以抉 择》则全面反映了他的新保守主义发展观。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一大批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独立，并在 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下启动了各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但直到60年代，除 了个别国家和地区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困与落后，反而陷入了普遍 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如此动荡?如何使一个国家在政治稳定中协调发展，取得现代化的 成功呢?从60年代起，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 政治发展理论(注：其中的代表理论有阿尔蒙德的正统现代化论、约瑟夫·古斯菲尔德( Joseph Gusfield)和艾森施塔德(S.N.Einstadt)的现代化修正论。)，从而形成了政治 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亨廷顿是这一领域的突出代表，其《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 被公认为是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经典之作。
亨廷顿在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 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但这些变 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同时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缓慢，结果必然产 生政治动荡和骚乱。因此，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 会和经济变革。这些动乱频发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如食品、文化、教育、财富 、健康和效率，“然而，在这些短缺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 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的、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注：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 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8页。)因此，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混 乱，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
由于《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主要是把政治稳定当作分析对象，1975年亨廷 顿和琼·纳尔逊又合著出版了《难以抉择》，顺延上书的逻辑，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作为 主要因变量的政治参与。通过对哥伦比亚、肯尼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四个国家政治参 与模式的比较，他发现，政治参与的水平、形式和基础的长期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意外后果或副产品。但参与水平在短期内的突然波动，却通常是精英行为的直接产物 。个人只有在群体提供支持和引导的时候，才能够得以参与。所以，精英的抉择以及他 们对参与和其他目标的态度，是决定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性质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我们注意到，在危机尖锐、社会动荡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针对美国国内民主制度的 衰败，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新生民主制度的混乱，亨廷顿强调的重点都是秩序和权威。
亨廷顿关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见解和看法在新保守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在 自由问题上，亨廷顿继承了传统的保守主义的主张消极自由基础上的“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注：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 11—212页。)
由此可见，亨廷顿关于民主危机的理论并不是截然孤立的，而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集 中体现，是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优越性的捍卫和守护。理解亨廷顿的民主思想，也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新保守主义的认识。
从权威的秩序到民主的霸权
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治的混乱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衰退使亨廷顿更加关注 权威与秩序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稳定、苏联的衰退以及“第三次 民主化浪潮”的到来，使亨廷顿开始思索如何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此依次而又系统 地提出了美国信念、“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
美国信念。早在博士答辩时，他就已开始思考一个宏大的课题：美国民主思想和政治 体制的关系。如何解释美国政治中周而复始的一致和矛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他终于 在1981年出版了《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一书，试图给出答案。这本书可以说深刻 揭示了美国政治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使命感和美国例外论，也全 面反映了亨廷顿以军事霸权向世界推广民主制度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研究亨廷顿思想 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由于国内尚无中文译本，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值得我们 特别关注。
在亨廷顿看来，研究美国政治基本特征的传统范式大致可分为三类：自美国独立至二 战之前，联邦党人的“激进理论”(Progressive Theory)是美国史学的主流观点，核心 是强调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后被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新左派史学 家所继承。第二种范式是战后以托克威尔为代表的“和谐理论”(Consensus Theory)， 与之恰好相反，认为美国的阶级冲突从未像欧洲一样尖锐，广大中产阶级的和谐是美国 政治的主流。第三种范式“多元理论”(Pluralist Theory)，则认为美国政治的核心是 大量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注：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isity Press,1981),pp.5—10.)
亨廷顿认为，这三种范式各有利弊，但都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完全忽略 了政治理念和道德因素的作用。个人、阶级和集团的行为方式不仅由其利益所决定，也 是由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美国缺乏欧洲式的意识形态冲突，但 却充满更多的道德激情。正如托克威尔所看到的，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实现自由、 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的历史。
他认为，美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相同。其他国家的凝聚力来自其人口的相同 血缘标识、民族认同感、历史文化传统或宗教信仰等等，而这些要素在美国几乎不存在 或十分微弱。美国组成一个国家的缘由十分特殊(由一场革命促成)，其凝聚力主要来自 一种宗教性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即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和个人主义。这 些理念并不像欧洲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那样界限分明，而是相互交 融成为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
“美国信念”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感。这与欧洲政 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左派和右派都赞成强大的政府，而在美国，左派和 右派都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如果说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话，那么六十年代 的新左派则抛弃了意识形态而举起了道德主义的大旗。这种信念激情用一种无法企及的 标准去要求政府和社会，因此迟早会消退而被无为而治的保守主义所取代。
尽管美国普遍认同民主的基本理念，但这并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稳定和有效运作。实 际上，在亨廷顿看来，这种凝聚力是十分脆弱的。因为美国人把这种一致认可的理念当 作评判现实制度的外在标准，每隔一、两代人便会发现它们的政治制度大大偏离了它们 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周期性出现的鸿沟导致美国爆发周期性的政治和 社会危机，因此试图使政治现实与政治理念相吻合的努力正是美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来源 。如果说欧洲的分歧是理念与理念之间的矛盾，那么在美国则是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同一种“美国信念”既是国家统一和认同感的来源，也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为防止这种结局发生，亨廷顿认为美国必须把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 以此来保持这种价值观的至尊地位并彰显其优越性，从而使美国社会永远保持它特殊的 凝聚力。而要保持民主价值观在全世界的地位，美国必须将其军事力量用来干涉其他国 家的内政，使其自由化、民主化。因为“自由在美国的健康发展与自由在其他社会的健 康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自由在世界的未来与美国力量的未来有密切的关联”。 (注：ibid,pp.256—257.)至此，亨廷顿完成了他关于用武力推进世界民主的新保守主 义思想论证。
民主浪潮的扩展。亨廷顿的这一理论推出后对美国政界、学术界，甚至通过媒体的宣 传也对普通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里根政府以来的外交政策直接反映着这种新保守 主义的主张。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民众自主意识的增长，战后新建的政权 逐步稳固以后，到70年代中期，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已经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了民主 化。这股浪潮在70年代末波及拉美，南美的军人政权纷纷由民选的文官政府所代替。到 80年代中期，民主化扩展到亚洲，80年代末，连苏联和东欧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一夜之 间变了颜色。90年代，民主化大潮席卷非洲，几乎整个非洲都走向了多党格局。
亨廷顿再次敏锐地抓住了世界形势。1991年，他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 化浪潮》一书，重点考察了20世纪晚期(1974—1990)，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制度 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对现代世界的民主化运动这一宏大主题提出了分析框架。
对于“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解释说：“一次民主化浪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发生 的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成批的转变。”除了完成这种转变的国家外，“它还包括 政治体系的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尽管这个进程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注：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p.15.)按他的说法，民主化过程是经过三次浪潮实现的。 每一次浪潮都有一批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时，就出现反民主的 回潮，一些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又摆回到非民主的道路上，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民主化 浪潮。民主化潮流在经历了两起两落的徘徊之后，到20世纪晚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能量，掀起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1974年到1990年的15年中，民主化潮 流横扫南欧，席卷拉美，波及亚洲，摧毁了苏联政权，从而形成一波全球性的民主化浪 潮。到90年代初，尽管还有阻力和挫折，但民主运动已经成为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 利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学者，亨廷顿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研究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正如 他在《第三波》前言中所写，“我以前在对政治变化进行研究的专著《变动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一书中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稳定问题。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建立政治 秩序是一件好事……本书则集中探讨民主化的问题。我之所以写作它是因为我认为民主 本身是一件好事。并且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它对于个人自由、国内稳定、国际 和平和美利坚合众国都具有积极的影响。”(注：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p.3.)
《第三波》只不过是对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理论性总结，“第三波”以后的美国对外 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冷战的结束使得反共产主义不再是联结右翼运动不同派别的黏合 剂，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分化，失去敌人的传统的保守主义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自由 主义和保守主义似乎开始联合。
亨廷顿认为，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新保守主义者主张运用美国的霸权在世界上推广美 国的理想。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主要表现在如何实现美国的梦想和理想上。自 由主义者希望利用美国的霸权去市场和私有企业，而新保守主义者则偏重在推广民主和 选举；自由主义者把美国的霸权当作全球社会工作者，而新保守主义者则强调美国的世 界警察的作用。但是，在美国外交的总体定位上，二者是一致的，即都是国际主义者， 都主张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使命。(注：Samuel 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National Interest,Winter 1999/2000,p.33.)
尽管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有趋同的方向，但是亨廷顿所做的细致的划分为我们认识 冷战以后新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在外交中的作用提供了指南。由于新保守主义者把美 国的霸权当作推广人权和民主的世界警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追求“美国 治下的和平”，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都是属于 新保守主义的主导内容。并非巧合的是，无论是主张“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沃尔福威茨 ，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论证“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和“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本人，都是 新保守主义大本营《国家利益》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另外，美国外交需要合法性，而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就是意识形态，就象杜鲁门主义所 鼓吹的“保护自由地区自由的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一样。如果是赤裸裸的军事霸权 ，其外交必然要遇到巨大阻力，就象第二次海湾战争一样。而意识形态上所论证的“文 明的冲突”事实上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诠释。
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文明与霸权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才能理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美国军事霸权之间的关系。
文明冲突论。1993年，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1995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的主要论点在他1993年及以后发表的多篇文章已先后作了 阐释，引起学术界甚至是政界的极大争论。
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 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 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 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却都在重新肯定它们自身的文化价值。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 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断层线冲突是间断性的、无休止的，只能暂时中止而难以 永久结束。他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 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 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
正如《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所指出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继20世纪40年代凯 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 。事实上，从文明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并不是亨廷顿的首创，但像亨廷顿这样用文明替代 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范式，并引起学术界如此反响，还是首次。 比如，在国内，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质疑和批判甚多。
我们认为，要破解“文明的冲突”，决不能孤零零地就《文明的冲突》而论“文明的 冲突”，不仅应该象王缉思教授那样基于亨廷顿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论述而讨论“ 文明的冲突”(注：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还应更进一步看到美国流行的政治思潮和其中的 政治哲学与美国外交政策形成及外交政策走向的关系，从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既定的 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文明冲突论的渊源。
从政治思潮上看，“文明的冲突”与第二个冷战时期即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盛行的新 保守主义的“反共产主义”一脉相传。如前文所述，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 特指对外政策上反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是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右翼运动中的一种 。新右翼运动的理论在经济上就是最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宗教传统，种族 上的白人至上，政治上的权威与秩序，外交上即新保守主义的反共产主义。
显然，亨廷顿并不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历史的终结”，而仅仅是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 的普世化的开端。谁是美国式民主的障碍和敌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说的明白 ，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或许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亨廷顿不便直接指出伊斯 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就是独裁和专制，但是“文明的冲突”的蕴涵是很清楚的。另外，作 为西方文明的敌人的儒家文明显然不是指具有浓厚儒家传统的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 ，只能是中国。事实上，新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设计清楚地体现了“文明的冲突”。众 所周知，在“9·11”前夕，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点已经是遏制中国，“9·11”迫使 美国转而开始改造“伊斯兰文明”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亨廷顿确实是新时代的“X” 先生凯南。难怪，当世界上的学者以不同的视野对文明冲突论莫衷一是时，却博得美国 战略家们的喝彩，并已经影响了美国的大战略。新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证了亨廷顿的 判断：不是“文明的冲突”，还能是什么?
亨廷顿的“即时即地的哲学”
2000年，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沃尔福威茨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总结冷 战经验，提出美国外交的政策模型，即民主的至上性、遏制的有效性、盟友的成功性和 原则的重要性。(注：Paul Wolfowitz,“Remember the Future”,National Interest,No.59,Spring 2000.)这些观点正是贯穿亨廷顿一生著述的典型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即 美国应该以世界警察的角色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无论是民主的危机还是文明的 冲突，所表达的都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必须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存续而战斗。
亨廷顿不同时期的著作恰恰反映了新保守主义的三项核心内容：
第一，极度崇尚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作用。新保守派的优先目标就是增加军费，以 美国超强军事力量的“大棒”为后盾来改造世界。这一点，亨廷顿完全赞成，他在书中 毫不掩饰他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现实主义理论的推崇。在《第三波》中，他就曾以“ 民主的马基雅维里”自称。
第二，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主张建立美国的“全球性仁慈霸权”，实现“ 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如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中所阐述的，新保守主义强调意识形态 对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作用，认为输出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 根本利益，这样做既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又能够使那些经 过美国模式改造的国家最大程度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第三，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反共一直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也是新保 守主义区别于其他右翼的标志。亨廷顿在学界和政府的经历一直都是在设计如何对付共 产主义。冷战时期，他与布热津斯基合著《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冷战结束以后， 他构建了《文明的冲突》，给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找到新的敌人，为新保守主义适 时地从反对共产主义转向反对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导向。
但是，如何理解亨廷顿从强调秩序与权威到鼓吹民主下的霸权?这就需要考察亨廷顿本 人对保守主义的理解。
亨廷顿1957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他至今还经常提及的文章《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是当代社会中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列 的三种主要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如果说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是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有 限政府、法治、自由和私产不受侵犯；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府主导、经济平等、重要产 业国有、政府保障穷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福利等，那么，保守主义则很难这样概括。
亨廷顿认为，学术界对保守主义内涵的界定一直颇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种理论。首 先，贵族理论(Aristocratic Theory)将保守主义界定为单一的历史运动，即封建贵族 阶级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则是贵族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可避免的和 封建制度、等级制度、土地收益、中世纪、贵族等词联系起来，必然和中产阶级、重商 主义、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相对立。这种概念在批评新保守主义的评论家中尤其盛 行。按照这种理论，在美国中产阶级中推广保守主义的努力必然要遭到失败。
其次，自治理论(Autonomous Theory)认为，保守主义并不必然和某个群体相联，其出 现也并不必然和某种社会力量相关。保守主义是相对独立的意识体系，由正义、秩序、 平衡等普世的概念来界定。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有这样的价值信念不取决于其社会联系， 而是其个人能力。因此，保守主义只是个人智力和意愿的问题，可以来自各个阶级和职 业。这种理论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者中比较盛行，表明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不仅可遇可求 ，而且在任何历史环境中都是最好的政治哲学。
第三，情形理论(Situational Theory)认为，保守主义出现在某一特定但反复出现的 社会条件下，即现存制度受到严重威胁时，既有制度的支持者就用保守主义作为抵御变 革的意识形态。因此，保守主义就是被用来证明既存的社会秩序，以抵抗外来的任何威 胁。它的目的并不是实现某一特定的理想社会，而是捍卫秩序，限制变革的总的态度。 当然，保守主义也会支持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改变，以防止更激进的变革。可以说， 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但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既不是 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激进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存在对根本制度的重 大威胁，保守主义就是可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三种理论只是在保守主义和历史进程的关系上持不同意见。贵族理 论将保守主义界定为特定社会的特定阶级；自治理论认为保守主义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出 现；情形理论认为当挑战出现时，即会有保守主义，但三者都认同柏克作为保守主义鼻 祖，都同意柏克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保守主义基本原则，如人的宗教性、社 会连续性、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人的不平等性、社会优于个人、社会的不完善性及渐进 理性主义的审慎原则等。
亨廷顿在详尽分析了贵族理论和自治理论的历史缺陷后，指出情形理论更符合实际。 重大的政治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运动只是在现存秩序面临严重威胁时才应运而生，当这 种需求消失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就消退了。因此，保守主义并不反映永久的集团利益， 它的存在是以集团间的关系为基础，而非集团本身。因为这种关系是短暂的，所以保守 主义思想是间断的、孤立的、反复的。亨廷顿把它叫做“即时即地的哲学”(positional philosophy)。这就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本 身没有传统；追溯历史的保守主义，本身没有历史。(注：Samuel Huntington,“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1,No.2,1957,pp.468—469.)
既然它只是对特定威胁的一种反应，在某个时期和情况下，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就可能 是另一个时期的反对者。如19世纪以亚当·斯密、边沁、密尔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 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求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政府对经济采取放任主义的不干涉 原则，当时的保守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则强调集体、国家、宗教的作用，要求限 制个人自由和对经济实行一定的干预。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新政”时期， 自由主义的原则发生了变化，所谓自由主义要求变成了加强政府权力，提倡凯恩斯的经 济理论，主张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而相对于这种新的中央集权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自 由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反而被称为保守主义。因此，保守主义、自由主 义不能严格划分，二者相对而言，有时甚至互补、互变。
因此，美国所称的保守主义意义已发生了变化，所谓“保守”，实际上就是“保守” 于建国时期，尤其是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 相对于民主的自由主义而言一种自由主义的保守形式。亨廷顿将之命名为“教条的保守 主义”(doctrinal conservatism)。(注：Samuel 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1999/2000,p.33.)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在于促进工商业 、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和最小政府。它在历史上是和资产阶级有产者的利益相联系，而 与贫困者的利益相对立。在欧洲这种观点被称作自由主义，而在美国，教条保守主义却 突出表现在汉密尔顿的政治主张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中。
明白了亨廷顿的“即时即地的”哲学观，很自然地理解了他为什么从强调权威秩序到 鼓吹民主的霸权。其实，无论是权威也好，秩序也罢，还是美国信念式的民主，说到底 都是亨廷顿本人所说的“教条的保守主义”，或者说是新保守主义。这应该是对亨廷顿 思想脉络的基本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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