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情报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性测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研究成果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现代科学是一种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智力活动，社会对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创新。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同样适合于社会科学。创新不仅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的源泉，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与本质特点，而简单的重复性研究则是科研资源的浪费。没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只能算作研究“成品”或研究“结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实质，但从目前我国科研的创新程度来看不容乐观。比如博士生的教育培养，所培养的博士要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骨干，其中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对整个科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代表着学科发展的研究前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是，从“选题与综述”、“成果的创新性”，以及“体现作者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及科研能力”等方面来考察论文的质量，并以此作为论文评价的主要指标。有文献[1]对首届参评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社会科学学位论文反映出的“选题意义”和“科研能力”两项指标评价最好；而表征创新性的“理论方法上的创新”与“创新性成果及效益”两项指标得分在低分数段比例最大，在高分数段比例最小。这明显说明创新性已成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显示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自主创新的不足。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试验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不应是纯思辨性的推理活动，它必须以客观材料为依据，在概括和总结反映社会现象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理论。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调查和了解与之有关的文献（包括网络资源），以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数据，并借鉴他人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以达到创新的目的。发现前人尚未发现的新材料，或对已有的材料从新的角度做出新的分析，或在某一领域里提出新理论、新的研究方法等等，都是有意义的创新。
构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体系，必须以创新性为起评点，也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合理地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以往的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中，创新程度也一直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如我国开展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选中，就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这里的“创新性”还是以学科专家的主观判断为依据的。除采用专家主观判断方法之外，还必须向自然科学取得借鉴，利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探索其他客观指标来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测评。
2 情报学与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测评
情报是指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是知识的激活，是运用一定的载体（文献），越过空间和时间传递给特定用户，解决科研、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所需要的特定知识和信息[2]。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而社会科学研究正是借助文献这一知识载体（包括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和研究报告等成果形式）进行信息交流与知识创造的，以各种调查考察数据等经验材料为客观依据的记录就是在文献中加以保存和传递的。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试验一样，图书情报学与人文社科研究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
国内外许多情报学家在科学评价与科学政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人所共知的是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他不仅创建了SCI等大型引文索引数据库为科学评价研究提供数据形式的经验素材，参与创建的引文分析法为科学评价研究提供了一种工具，做出了方法论的贡献，而且直接从事了科学评价问题的研究，例如，运用引文分析法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研究，以及在科技政策、科学伦理、科学交流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3]。
事实上，情报学对科学评价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测评。这些测评方法并非仅仅针对自然科学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测评也同样具有借鉴作用。比如：从文献计量学的核心定律“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可以科学解释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引文分析方法可以评价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创新价值；从情报检索可以实现论文内容的新颖性检索与文献查新服务。
2.1 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与创新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而文献实质上是一种载体意义上的知识。知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不是一个无结构的组合体，而更像一些分子量不同的知识单元有机的组合。每个知识单元所包含的知识量可以大也可以小，任何一个定理或理论体系都是由若干知识单元的排列组合。科学家智能的大小，就表现在他重组知识单元的能力。一项有价值含量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多个知识单元的结晶。当科学家工作时，他要把这些单元从原有的结构中提取出来，进行重组。重组的结果就标志着知识晶体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研究文献的实质性增长（笔者理解为阶梯形指数增长）[4]。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所揭示的文献数量上的指数增长规律，实际上暗含着文献的质量反比率与文献的实质性增长规律。
在文献计量学理论中存在着质量反比率，就是指越是高质量的创新性论文，其在全部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情报学家勒希尔按照他的标准这样给科学论文划质量等级：假如出现了100万份论文或文献，其中有意义的文献只有3万多份，重要的文献只有1千多份左右，非常重要的只有32份，而头等重要的只会有14份。这是一个反比率，其中重要文献的数量是文献总数的平方根[5]。在评价内容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评价可以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哲学上说，“量”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等级、程度、规模、范围的规定性。与量相联系的范畴是“质”，“质”是一事物作为确定的存在而与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性。任何一种特定的质，都要求有一定的量与之相适应，只有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决定事物质的数量界限，才能精确地、深刻地认识质。所以，测评学术成果，必须准确把握质量与数量之间的关系。
从文献的微观层面上看，成果的字数多并不能说明其质量就高，学术研究最追求的是质而不是量。所谓学术评价的质，情报学意义上应当理解为知识量（或信息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本质都是理论与观点的不断扬弃，即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旧理论不断被新的理论替代和包容，从而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环节向绝对真理不断逼近。这一科研与科学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科学文献的产生，所以也是科学文献的实质性增长或者说是知识的结晶过程。具有创新意义的科学文献增长属于文献的实质性增长，其与科学知识量的增长一般来说是同步的。
创新是学术活动的灵魂，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论著，其基本特点就是“有新的内容，创造新的知识”，而新内容、新知识的多少是用“知识单元”（或“信息量”）来计算的。如果文章、书籍低水平地重复前人的成果，没有创意，那么这种工作至多只具有整理的价值，不能算作科研成果，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为科学增加“知识单元”（或“信息量”）。学术成果所含的“信息量”，关键是看有无带独创性的新概念、新命题产生，它们的字数可能较少，但“信息量”却很大；四平八稳的平庸论著，字数再多，“信息量”也很小[6]。
2.2 引文分析法与成果创新性测度
引证数量分析是否可以作为测量成果质量与创新价值的有效方法，当然取决于如何定义质量。美国科学学专家科尔认为，定义质量的方法有两种[7]：一种是用一套绝对的标准评价科学论文的质量，认为那些把科学真理具体表现与揭示出来，并使我们更加了解事实真相的研究论文是高质量论文（一组特别的论文可能是昙花一现或者被暂时忽视，如果使用绝对的定义，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无法认识这些成果的质量，因为使用这一定义时，必须有足够长的历史回顾，只有用回溯的方法才能测量出论文质量）。还有一种使质量概念化的方法是采用与绝对定义相反的社会定义。这一定义的依据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由社会决定。现在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将来也许不正确，即使有符合绝对标准的科学发现与理论，也是极少数。从长远观点看，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会在某个基本方面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证伪的过程。
所以，定义一个人的论文或研究成果的质量高是指其在某一时段内被不同的价值评价主体认为是有用的。若成果被引用，说明学术同行认为它是有用的；若成果被发表、被转载或者获奖，说明本领域专家认为它是有用的；若成果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说明政府认为它是有用的；若成果被广泛传播，说明社会公众认为它是有用的。其中成果被引用，是最普遍的一种学术现象，论文引证数量也是目前最常用的测量成果质量的有效方法。但这并不说明引证数高的论著就优于引证数少的，因为作者对论著的引用具有复杂的引文动机与引文行为，引文分析方法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引证数不是对成果的绝对质量的测量，而是一种能满足要求的测量研究成果质量的方法，是以社会定义作根据的。
科学的发展是不断证伪的过程，批评性的引证比没有引证更能说明成果的创新性。科学的发展模式既不是“中国套箱”式的归纳主义累积观，也不绝对是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而是这两种观点的综合，即认识的发展是向真理的逼近，是知识的增长。如果一项毫无价值的作品被认为很重要而受到广泛的批评，这是不可能的；只有高质量的论著才可能引起学界重视，从而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如果一篇论文出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足以引起经常性的批评，那么这篇论文虽然有错误，也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论文的质量与重要性不一定就由它的正确性来决定。科学史上伟大人物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对的”或错误的。一项科学发现如果没有一个“有效果的错误”，就不会积累许多的引证。假定一篇论文实际上得到多达25次的“批评性”引证，就可以认为这篇引起广泛批评的论文在事实上也刺激了其他人的研究工作[7]。虽然这篇论文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却是重要的，因为该文的错误很可能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暂时为常规科学所不容的生长点。
从宏观角度来看，以文献计量单元为基础的知识计量及成果创新性评价，主要是通过文献信息流的分布规律（如文献量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文献主题分布（如词频统计分析、内容分析、结构分析、关联分析等）和引文分析（如被引量和被引率等），用文献的数量与质量来间接反映文献中知识量和创新程度。但如果从微观角度来看，由于文献量与知识量并不等同，文献计量单元与知识计量单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计量单位，所以很难用文献量来准确反映知识量与创新价值。文献的价值主要在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上，无法用文献本身的价值来准确衡量文献中知识的综合价值与创新性。因为文献是有形的，文献的价值可以通过被使用次数（如被借阅次数、被访问次数、被引用次数等）及被传播范围（如发行量、再版与印刷次数）等文献计量指标较为准确地评价，而知识是无形的，价值是多元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作用的结果也是综合性的，目前还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指标对知识量和知识的价值进行直接计量与评价。尽管如此，文献计量与评价、科学计量与评价同知识计量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的。目前还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来对文献中的知识进行计量与评价，文献计量方法特别是引文分析法是目前较为有效的用来评价文献中的知识量与创新知识价值的方法之一[8]。
2.3 新颖性检索与成果创新性认证
情报检索是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文本检索会议(TREC)是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情报学会议之一。2003年及2004年的文本检索会议(TREC)专题就是“新颖性(Novelty Track)”检索。新颖性专题是在2002年的TREC上引入的，相关性与新颖性检索也是去年才引进的新任务。
其主要步骤如下：首先给定一个主题和一个排好序的相关文献集，这些文献被分割成不同的句子；其次，需要返回那些既与主题相关又比我们之前所见过的句子更为新颖的语句。这个任务模拟了一个应用，即用户提取一个文档集，系统标注那些新的、与主题相关的信息。在新颖性任务中，参与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识别相关的语句，其实也就是对一段文字的检索。语句检索与文本检索不同，因为前者需要处理的文本比较少，此外，识别一个相关的语句应该包含检查那些包围它的所有语句的内容。我们指定句子作为检索单元是为了通过大量的段落检索方法来标准化我们的任务，同时也使得未来的评估更加简便。第二个问题是识别那些包含新信息的相关语句。对于“新”这个字，其操作上的含义是先前没有在某项主题的文本集中出现过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允许系统设想用户最关心的是在特定的文本集中发现新的信息，而且因为其背景知识的存在，用户对于看到他已经知道的信息是比较包容的。既然每一个语句都可以增添到用户的知识库中，只有当后来的语句包含新信息，它们才会被检索。所以新颖性检索也具有过滤的功能[9]。
与科技文献相比，基础理论或社会科学文献的新颖性检索可能要更为复杂一些。从理论上讲，基于事件的主题比基于观点的主题更加容易。但如果系统获得了更完备的相关信息，那么情况就恰恰相反：所有系统在观点主题上的表现都比在事件主题上的表现更好。对于基础理论文献或社会科学文献，系统在识别观点主题中的相关语句上是比较低效的，但是，如果系统知道了哪些语句是相关的，那么它们在观点主题上的表现将比在事件主题上的表现更好[10]。
文献检索与成果查新将会成为学术论文撰写与发表、课题申报与结项以及出版著作选题必经的首要环节。我国在科技成果评奖时，往往以科技查新中心为依托，先做一个科技成果查新的工作，以此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以及论文撰写时的文献普查与新颖性检索还没有成为我国文科学者的研究习惯。所以，借鉴科技成果查新，充分重视并利用图书情报机构的情报检索功能与优势，建立与完善社会科学查新的机构保障体系，将是情报学知识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性测评应该而且能够做出的重要贡献。
3 结论
许多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表明，情报学对科研评价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测评。这些测评方法并非仅仅针对自然科学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适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一有效测评方法时，必须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与科研规律加以合理改造，切不可机械照搬。
此外，人文社科成果的新颖性测评体系还需要一系列其他的规范、标准与制度，如：基本参考文献制度、入围承认制度、观点数据库、知识谱系等学术制度及相关技术等方面的相互配合[11]。基本参考文献就是将通过了学术价值与创新性确认的成果（比如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等），作为指定参考文献（或者默认作者已阅读的文献）汇集成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其观点和观点名称分别加入和标注到观点数据库与数字学术版图上。目前观点数据库的建立已有一些积累，但还缺乏规范与完善，建议规定论文摘要的格式，写成若干观点（论点）模块，便于加入数据库和引用。这些学术信息规范化的工作不仅可以提高科研效率与科研方式，使学术竞争成为在学术版图上的攻城略地；同时也可以改变学术评价的手段与方法。既可通过定量方法间接测评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又可以为查找与遴选学科专家提供数据基础与客观依据，从而使专家直接评价成果趋于科学化与可操作化。
收稿日期：200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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