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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妈，我对您说：我读了您写的《孩子，我对你说》之后，心里着实难受了几分钟，因为我得赶着写作业就没有时间难受了。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确实三五成群围在一块偷偷骂您是日本侵略者，用大人们那世俗之心占领了属于我们的童稚无邪的天地，将十多岁的我们压迫成小老头儿。我恨您把我们这些孩子与分数画等号，只欠将我们的两只眼睛挖出来当零用，把一张嘴割下来当一横组成100分。 等我们的一双眼睛给逼坏了，戴上眼镜时，您认为又增加了100分。 您的话叫我们明白了当父母确实不易。我们知道您很累、很苦，以现行生活标准计算，最少得从牙缝里省出11万元人民币，才能把我们从呱呱落地供到大学毕业。虽然如此，您并不全了解我们，更不了解社会。我们也有很多话一直不敢说。既然您先掏了心里话，我们也就无所顾忌了。
亲爱的老爸老妈，有时我们甚至很羡慕那些失学的孩子，您想，一个人在孩提时代没有时间玩耍，那真正是奴隶时代的事。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蛮不讲理。似乎我们一落地，两眼天生就是书虫子，脑壳就应该是分篓子。
最亲近的老爸老妈，自背起书包那天起，我们整日闷在题目的苦海里，像无目标的带鱼，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修正我们的思维，重新组装我们的脑壳，直到灵活的脑壳固化成死板的电路板为止。数学刁钻，语文古怪，我们的脑壳刁钻古怪都要占全。全省七校《’99高考语文模拟试题》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学校明文规定‘不准穿背心和短裤进入校内’。”您曾说在您那个时候的书本上，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句子被确定为病句，没病找病。我们的脑袋都搅痛了也没找出毛病来。考完后，答案下来了，说是这个句子有歧义。我们还是不明白，问老师歧义在哪里？老师说：出题的意思是，不能同时穿背心和短裤进入学校内，如果单独穿背心或短裤就可进入学校。我说这题很像“脑筋急转弯”。其实这题的标准答案也有毛病，能够单独穿背心，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进学校了？
体贴人的老爸老妈，您总该知道有个大作家王蒙吧，他是个说实话的人。据1999年6月1日《羊城晚报》载，他有意识地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考卷，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近日他到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竞赛”评选活动时，将其上初中的孙子的试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给在座的北大、复旦等7所高校中文系教授，请他们加标点。 诸位教授议论了半天也没得出“标准答案”来。他们坦言，几乎所有人都辅导不了自己上小学或中学的孩子。他们告诉孩子的答案经常被老师判错，他们指导的作文往往得不了高分。爸妈，我能拿70分您还骂人，其实我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大作家和教授了。
讲道理的老爸老妈，您总是骂我们书越读越蠢，连1+1等于几都不懂。其实您错了，当您提问1+1等于几时，我们首先想到是否有陷阱，任何问题到我们这就复杂起来。不信您来看一道全国性试题：“一点风都没有，太阳光很坚定地射着，那小街道里闷热得像蒸笼一般。”题目并列了类似的句子四个，问没有语病的是哪一句。我们选来选去当然不会选这一句。这句话连主语都没有，怎会没有语病呢？考毕，我们又都错了。答案说，四个句子中，唯独这一句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理解，“太阳光很坚定地射着”，“坚定”二字就不那么顺口。再说，“射”着什么也没说明白呀！老师也弄不明白，只是告诉我们：记住答案是重要的，高考时有同样的题照标准套就成了。还有一道更叫人弄不懂的题，是《卖花生·怀古》的小令，原文是“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提问中设出了ABCD四句，问不恰当的是哪一项？我们都没选择B。因为B恰恰正确地反映了小令的内容：“小令从秦末写到汉末，从群雄纷争到戍边征战，目的在于揭示秦汉两代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小令中的“将军”是指东汉名将班超，他在西域边塞戍边三十余载，年老思归，曾上疏回京。这一解释跟小令的意思没有出入的。结果，错了。像这样的题，还是简单的。面对这种题，答案为什么是对的，老师也说不出多少道理来，这种题本身就不讲理。我们每天做着这样的难题、偏题、怪题，对学习能够有兴趣吗？您说大学之后是金銮殿，可眼前是火焰山，看到书就发抖，见到题就头晕。我们想看电视、看卡通、看小说。谁理解我们？我们有话不敢说，一说就成了反动派，轻者遭骂，重者挨打。
老爸老妈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非常孤立的，您跟老师伙起来往死胡同里逼我们。偌大的国家，真正理解我们的人少的可怜。我们等待了十二年，才在十多亿人中找一位为我们说话的人。1999年5月5日《羊城晚报》有篇文章，题目是《我感到生命窒息》。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研究了1998年语文高考试卷后写的。教授说：“读完试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标准化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觉到生命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这是大学教授说的，不是我们这样的毛头毛脑的高中生。名教授看了考卷都有了这种感觉，我们这支队伍中的弱者被考卷逼得跳楼、吃老鼠药也不是怪事。
我的老爸老妈，我们自学前班、小学、初中到高中，十好几年，您就在无奈中逼着我们争名次，说是人家孩子能办到的，为什么我们办不到？用类比法来比学习成绩，根本不考虑每个人的特点。老师们也蛮不讲理地卡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试题，教我们钻牛角尖，我的聪明之处就是将那看似正确的题打把叉。家长敌视我们，老师敌视我们，只有钱教授为我们说了一句公道话。当我们看到钱教授这篇文章，都发了疯地读，只半天时间，全校的学生都能背了下来。写作文不能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标准答案将我们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识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象、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新八股。我们为了对得起无私奉献的爹娘，为了让老师满意，为了给学校争光，为了使自己能抬起头来，我们就用自己的应试办法——瞎编。我们的心硬、情薄。只有假话才能使我们过关入大学，说假话已成为我们的职业性格。
在这方面，上一届的考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去年的高考试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为了合乎作文标准，感动阅卷者拿高分，于是试卷中出现了大量的“父母双亡”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仅安徽一个省约有20%的考生都将父母给弄死了。不瞒您说，这已是父母们第三次死亡了：小学升初中死过一次，初中升高中死过一次，高中考大学又死一次，好像阅卷者最欣赏祖国的花朵少爹没娘，只有少爹没娘的孩子才是培养的对象。凭良心说，爹娘吃苦受累下血本培养我们非常不容易，我们应该祝您长寿。结果，为了那万能的分，我们不得不让您在考卷里死去。当然，如果今年仍然给我们出这个题目，无论您对我们多好，我们也得忍心让您死去。您不死，感动不了阅卷者，我们就拿不到高分。在分与父母生命二者中，我们当然选择分，分使我们心肠变硬。钱教授说的好，我们在“科学主义”的极端卡卡下，“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繁琐哲学，一方面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教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
老爸老妈啊，每次我回到家最烦谈学习。在课堂上，老师总是说，读到高三，我们长胖了就不正常，每晚十二点钟前睡觉也不正常。××同学就是瘦了一身肉，每晚一两点钟才睡，考取了北大、清华……。自上高中，我们取消了体育课、音乐课，当然也不会有图画课。课间我们一旦活跃一点，上课时老师便批评我们只能读成教，似乎成教是三等公民的圈圈。我们明白成教毕业就是失业，所以硬着头皮拼命地挤普高这个独木桥，我们宁肯将桥挤垮了，也不能从水中游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学习，我们能不烦？我最近身体瘦的特快，每晚做恶梦，您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就打断我的腿，所以每晚上都梦到我的腿被打断了。老爸老妈，现在的学生心理空间并不总是蔚蓝，在成长的路上，岂止洒过眼泪，我们好苦好累呀！请别把分数看得太重好吗？您总是强调可怜天下父母心，有谁来可怜孩子的心？我们自上学起就在苦咸的题海里折腾。您没听说过，9－4＝5这样的题在小学我们曾经一次写过78 遍（1999.5.30《羊城晚报》），我们的脑壳已经被累扁了！
爸妈，我对您说，您看人的标准就像我们的题那样不正常，只要成绩好就是个好学生、好人。如果成绩差，捡个钱包交给老师还被怀疑是偷来的。家长和老师经常问，你和谁在一起玩？如果跟自己比较接近的对象学习差了点，都会说是那个学生带坏了。成绩好人就好，成绩差人就坏。上学不是件美事，成绩好的同学也没说读书是种享受，实质都是为了找饭碗。有些考入大学的人，抽烟、打牌、偷盗、少数的还犯罪，跟落榜者比，又有多少益处？您张口就怪我们学习不认真，其实，我们还怪您没本事。高三刚开学时，人家有办法的家长就将自己子女的户口弄到北京、上海和边远城市，一下子就降低了录取分数线一百多分。人家有钱的，花上四万多元就可买到一个入学指标，轻轻松松入大学，据您说，我们住的房子也只值两万多元，卖了房子也凑不足这个数。我讨厌书，也得拼命读书，当哪一天您发现我的两眼变直了，甭再做什么检查，那就是被逼傻了。我们有时很希望自己被逼傻，那倒省了事，可拼了十多年书，除了眼睛成了半瞎子，还是没有傻，没傻就还得拼。
我们手懒、身软、嘴慢、情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只要明白大学毕业能赚钱，钱能买楼、能买车就已经差不多了。老爸老妈，我对您说……